自序

中国当代史是从194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有史无学，真正成为学术领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由此肇兴。经过30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一个硕果累累的新领域。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一件值得书写的盛事，也理当成为引发国人重新反思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的一件大事，更意味着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提出了如何才能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历史学，如何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作用的时代课题。

1991年，关前、刘建凡提出重视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并论及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这是医学界最早提倡开展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论文，医史学界由此开始致力于当代史研究，新中国的中医药发展演变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研究的重点，鸿篇巨制相继问世。王致谱、蔡景峰《中国中医药50年（1949—1999）》（1999）对当代中医政策的影响论述甚详，并分述中医药机构建设、基础理论、临床研究和中药学发展。孟庆云《中国中医药50年（1949—1999）》（1999）则将论题扩展至中医药立法、高等教育、出版事业、国际交流等方面，力求呈现当代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全貌。上述成果也反映在随后出版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2000）、《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2009）和《当代中国的医药事业》（2009）中，这3部政府组织编撰的著作全面回顾了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对许多重要史实的叙述和评价更加平允。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学者投身其中，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日益繁盛。晚近出版的《中国中医药学科史》（2014）从学科建制角度论述了当代中医药学科的发展；《百年中医史》（2015）将中医置于百余年来政治、社会、文化剧烈变化的背景上，分前后30年两个历史阶段回顾了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轨迹。但限于不同时期的客观环境，部分历史阶段仅是基本条目和史实的胪列，许多问题点到即止或未触及。

国外的研究开展的较早。Ralph C.Croizier（1968）长期关注中医学的当代变迁，论及中医学与科学的冲突、民族主义及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等。David M.Lampton（1977）借助中国大陆出版物和访谈资料，分析中国政治场域的冲突和中国卫生政策产生、变化的机制，值得参考。Kim Taylor（2005）描述了中医从20世纪初居于边缘地位的医疗实践，如何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医疗保健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

新的研究方法引入和历史学者的参与，使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以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2006）、李洪河《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视野的历史经验研究》（2016）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专著的涌现，产生巨大反响。这也印证了学术发展规律：具体的实证研究只有与系统的宏观研究相结合，才能相互促进，形成整体史形态。新的方法、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为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可能。

目前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仍集中在1950年代，许多研究已大大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科学化”方针成为近年研究的焦点。李洪河（2011）对中共卫生工作中“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和实际效果作了深入探讨。张红兰（2011）、田刚（2011）论及“中医科学化”的不同侧面。邱悦（2013）、张树剑（2014）、杨峰等（2014）探析邱茂良、朱琏、马继兴在针灸“科学化”进程中的作为，1954年前后“中医科学化”方针的荣枯及相关个体的遭际。Kim Taylor（2005）考察了1945～1963年中医药的政治属性、演变特点，并重点研究了针灸“科学化”进程中的学者及其探索。

与这一时期“中医科学化”相关的“中医进修”“西医学习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论题也成为研究热点。王文娟等（2004）回顾了北京市各历史时期的中医进修；张效霞、王振国（2005）探讨了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的转折和历史背景；毕小丽（2006）分析了中医进修成因、实效和影响。孟譞、张大庆（2008）对北京医学院开办的五年制中医进修班进行了深入研究。刘迪成（2016）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牛痘接种大多由进修过的中医业者承担。王振瑞《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2002）及赵含森、游捷《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2005）对“中西医结合”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黄永秋（2006）、姚斯晋（2014）先后涉足该论题。《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1998）汇集首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的亲身经历，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陈士奎（2004）、戴恩来、罗再琼（2012）及郭云良等（2013）从不同侧面述及这段历史。实际上，“西医学习中医”客观上加速了中医“科学化”进程，与这一进程相伴的政治化使该问题被长期误读，相关研究仍需深化。

蒋熙德（Volker Scheid）（2002）和雷祥麟（2014）讨论了当代中国传统医学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及当前样态的复合性质。余新忠、王沛珊（2017）认为晚清至今中医循科学化、专业化路径实现了现代转型，但其内核已不复“传统”样貌。赖立里（2017）认为传统医学当代转型源自中医业者的“科学化”焦虑。《中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中医为例》（2017）收录廖育群等学者的论文，论及社会环境变迁及中医教育、中医理论体系的现代转型，发人深省。Kim Taylor（2005）则分析了“传统中医”向现代“中医”的概念演变。

中医教育在传统医学当代转型中起了特殊作用。长期从事中医教育管理的刘振民、崔文志（1998）最早反思当代中医教育的经验教训，陈莲舫（2002）、严世芸（2013）也曾作深刻反思。田静（2013）以中医教育的转变为例，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探讨了当代中医西化问题；吴丹彤（2014）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医教育当代转型的历史，颇有参考价值。刘宁等（2008）提供了中医业者反思的个案。中医学现代转型的核心是理论体系的科学化。张效霞、王振国（2006）注意到统编教材在脏腑学说改造中的作用，《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2006）和《脏腑真原》（2010）是上述问题深入研究的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当代中医史研究仍集中在1950年代，尚未开展对1949～1966年中国政治、文化环境重塑中医学的学术样式、观念形态和技术体系的系统研究，尚未将这一时期传统医学演进特点与此后各历史时期作对比分析，亟待加以深入研究。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尤其是更多历史学家的关注，有望揭示更为清晰、完整的中医“科学化”转型的图景，深化对当代中国医学史、中医药历史的整体认知。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现代民族国家医疗卫生建设与传统医学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政治因素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的走向和样式，“中医科学化”是其事实上的基本取向和内在驱动力。1949～1966年奠定了当代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行业演进的基本框架，完成了其合法性建构和中医学术体系的“科学化”转型，并纳入国家体制。此后中医药事业的成就和问题的根源均可溯至这一时期。认真总结1949～1966年传统医学“科学化”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析中医学“科学化”取向形成和延续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回顾和评价传统医学“科学化”的后果和实际影响，厘清历史真相，解决理论上悬而未决及尚未触及的问题，消除对于当代传统医学历史和学术体系许多问题的长期误读，为传统医学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事实确凿、逻辑清晰的理论成果，充实和完善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中医学当代史表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世纪之交转进当代中医史领域，是此前十余年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延续，最初数年乏善可陈；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逐渐有了些微的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医学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在此背景上的中医药行业和中医药学术演进历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实际上，除了我们对身处其中的制度和文化的亲历感，几乎所有的历史内涵，诸如中医药行业和中医药学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间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的关联与相互影响，都可以用既往的研究方法来揭示。破除了最初“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迷思，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包括当代中医药历史研究一样可以按照历史研究的理路正常进行，包括客观性、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都不致因为我们身处这个时代而发生严重的偏离。实际上，正如我们所亲见的那样，国内外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和优秀成果日渐增多，学术氛围更加宽松，为更加深入地开展当代中国医学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书是个人研究计划中已完成的部分论文，主要分为政策变迁与中医药、中药材短缺与中药整理、疾病与社会史探索、当代中医抗疫史管窥、当代中医教育史反思五个部分。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主，综合运用跨学科视角和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探寻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力求完整呈现中医药事业和行业在新中国背景上的多重历史面向。

政策变迁与中医药部分的3篇论文，意在明确：1949年并非区隔党的中医政策连续性的分水岭，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直奉行延安确立的“中医科学化”方针；中国共产党对医药卫生工作的持续关注和深度介入，对新中国卫生工作中“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形成和此后中医政策调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药材短缺曾是连续数年影响中医临床和中成药生产的历史事件，并促进了新中国背景上中药材产供销管理模式的探索，由此形成的中药材产供销体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20世纪是中、外科学界重新认识中药的世纪，由此产生的“中药整理”问题在1949年前后一直存在争论，并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药研究与利用。实际上，在现代西方学术体系引入中国的背景上，中药的科学价值从未被怀疑过，中药研究领域也是全面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最早的领域之一。从民国时期出现的“废医存药”观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为深入的中药知识生产中的科学规训和“中药西制”，都证实了上述观点。药品下乡中的中药品种几乎全部是“中药西制”的产物。

疾病与社会史研究是新世纪引人注目的领域，论及当代者也在逐渐增多。子宫脱垂系列是分析社会政治环境与疾病产生、诊疗之间关系的初步尝试。这种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长达20余年的疾病诊疗史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疗卫生工作实际情况不无帮助，其社会史内涵仍有待加强。枯痔疗法演进的历史，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政策转变的一个独特侧面，从中可以体味政治力量介入传统医学领域的方式和影响；中西医结合综合快速疗法则是同类问题的另一种典型。

疫病史是疾病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类型，这类疾病严重的传染性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医疗卫生现代性的试金石，因而也是中外学者着墨最多的领域。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人民政府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人员为防控传染病付出巨大努力，并收到明显成效。除了最先得到控制的天花外，呼吸道传染病一直困扰着中、西医务人员，包括流行性感冒、麻疹、白喉、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直到各种疫苗问世，流行高峰才得以削平。其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2次流行高峰引人侧目，是因为这2次流行高峰正好出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社会变迁和动荡与疫情防控直接关联，这是难得的、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问题。白喉的防治则与同时出现的“土方草药”热产生了密切关联，采风和献方运动中涌现的大量治疗白喉的草药也吸引了药学家们，这一时期广泛开展的植物药研究，为十年后的“中草药运动”提供了可能。最早的中药资源普查也是在此背景上进行的。

当代中医教育是民国时期中医教育探索的延续，但又具有新的特点，即人民政府的明确支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废止中医”的回潮，究竟建立怎样的中医高等教育体系，业界起初并没有共识，甚至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最早的中医教材是给医学院校编修的《中医学概论》，反映的就是这种窘境。政治力量的深度介入，给中医的当代存续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也造成中医教育指导思想的摇摆。中医统编教材的编写实现了中医核心理论的重构，“科学化”取向也深深嵌入其中；“五老上书”的深层忧虑来自他们体悟到的中医学渐已丧失本真，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并非办学初衷所希望的“高级中医师”。同样的忧虑一直存在。一方面，不得不依凭学校这种西式机构和相应制度以提高中医行业地位；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上以何种面目和内容实施教育教学才能存续中医理论的本真，一直众说纷纭，而实际运行的中医教育及其实际效果确乎难说与办学初衷一致。最初在“中医科学化”语境下开展的“中医进修”意在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同时解决繁重的预防防疫任务所必需的人力资源问题；中医政策调整后提出并推动中医温课，则是重新评估中医业界实际状况后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再提“中医科学化”，一些地方中医温课的内容也从起初的重温中医经典，演变成后来逐步添加现代医学课程，业者心态及其对时代要求的认知值得玩味。“专科重点制”问题是一段历史公案，现在看来是非判然，置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背景上，还原历史事实，仍不失其研究价值。

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值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之际，笔者有幸受教于邓铁涛教授、黄吉棠教授和周敬平教授，开始接触中国医学史专业。邓铁涛、黄吉棠两先生已作古，师恩则永留我心。那些年，带着导师的亲笔介绍信游学京、沪、蓉、宁，拜访李经纬教授、甄志亚教授、傅维康教授、郭成圩教授、陈道瑾教授、林乾良教授等医史学界前辈学者，获益匪浅。犹记傅维康教授当年特地带我到江宁路的家中，亲手给我做猪扒，授以治学之道；郭成圩教授在我盘缠告罄时施以援手，1988年夏天才得以顺利返乡；甄志亚教授一直勉励我辈安贫乐道，潜心治学；李经纬教授与家师邓铁涛教授一生厚谊深交，对我嘉惠良多。这些前辈的教诲和关爱没齿不忘，并将继续激励我前行。毕业后，领师命参与《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中医部分的撰写，结合新见资料，完成了对近代中医论争及革新部分的撰写任务；《中国医学通史》出版十余年后，李经纬教授雄心不减当年，发愿重修这部巨著，我与李老门下张瑞贤、王振瑞两位师兄再续前缘，一同参与《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的修订工作。

感谢《中华医史杂志》王振瑞、牛亚华两位主编，没有他（她）们的鼎力支持，拙作中的若干篇什便无由问世，他（她）们的道德勇气和学术良知一直是鼓励我前行的动力。主持《中国科技史杂志》期间，廖育群教授对中医献方等问题给予许多具体的指导，也让我对他的道德文章更加钦仰。梁永宣博士既是我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的同行，也曾是我任职图书馆时的同行，她为我创造和提供了许多机会和便利；王振国校长是颇具齐鲁风范的学界领袖，一直倾力扶助和关照我，令我感佩和铭记；上海中医文献馆杨悦亚主编、南京中医药大学文庠教授、沈劼主任都在我重新起步阶段给予有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感谢殷平善教授数十年来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沈承玲主任、韩析霖编辑的无私帮助！感谢刘鹏、刘迪成、罗菲、肖雄、师为人、李佳琪、陈红梅在拙作整理过程中的细致工作！

感谢瑞贤兄百忙中赐序！

李　剑

2022年6月13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