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孔子何以复杂？

有人说孔子并不复杂，认为阅读《论语》，去掉他圣人的光环，他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确切地说，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复杂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是矛盾的，平时说的和掌权时做的不一样。比如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就是矛盾的。他的目的是霸业，他的手段是仁、是恕，但他知道仁、恕这一套谁也不会听，所以掌握权力后，他的做法却是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shān）除异己是不行的。而他对管仲的称道，为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有人认为，孔子不光言行不一，言论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他把中庸挂在嘴边，“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也一再强调“有教无类”，却又说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类的话，既偏颇，又刻薄，等等。

孔子的复杂主要是源于对他的造神运动。两类人不遗余力地把他推向神坛，一类是读书人，一类是掌权者。有人指出，孔子由人变神的过程，从他死后便开始了，至东汉初而登峰造极，时间长达五百年。大概地说，那五百年间，孔子形象凡四变：由子贡作俑，使孔子由普通贤人一变而为超级贤人；由孟轲发端，荀况定型，使孔子从贤人再变为圣人，凌驾于世俗王侯之上而在人间不得势的圣人；由董仲舒首倡，西汉今文博士们应和，使孔子从不得志的圣人，三变为接受天启、为汉制法的“素王”；由王莽赞助在先，刘秀提倡于后，使孔子从奉天命为汉朝预做一部法典的“素王”，四变为传达一切天意的通天教主。

其实，真正改变孔子命运的是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是孔子和儒家的一个转折点，政治权力的介入，直接导致了儒家学说的经典化和神圣化。孔子当年删订和创作的六本书成了“六经”。由于汉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直接把学问与做官捆绑在一起，使得天下学士趋之若鹜，纷纷加入这支以受业习经、传经、注经、解经为志业的文化大军，而儒生们既是为了投桃报李，也是为了对自身职业的美化，顺势而为，进一步推动经学的神圣化。

在把儒家经典神圣化的同时，对孔子的造神运动也持续不断。谶纬神学红极一时，此学进一步把儒家经典加以神化，甚至认为孔子就是神。《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是其母与黑帝交媾而生的，把儒家的经典说成是“陈天人之际，述天地之心，记异考符，与天地同气，为万姓求福于皇天”的神书。《孝经·右契》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以汉代人普遍地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汉朝制作的，是一王之法，作《春秋》的孔子是圣人，又是素王。顾颉刚则一语道破：“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以维持皇帝的位子。”

汉武帝为什么要选择儒家呢？因为儒家最适合皇家的政治需要。秦始皇迷信权力，以严刑峻法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武帝不想重蹈覆辙，想用一套话语术，黏合统治者和百姓之间裂痕，把“我”是“我”、“你”是“你”的这种对立关系，变成“我们”，而儒家的说辞正好符合这个要求。范文澜说：“士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者过着庶民的生活，还能看到民间的疾苦，懂得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而“孔子学说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

“独尊儒术”是历史上统治集团与儒家文化群体的一次最大的交易。交易的结果是，首先，儒家文化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群体参与到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取得了文化的护卫，帝国的专制制度得以巩固。其次，政治参与文化的塑造，儒家文化越来越成为为政治集团服务的工具。正是皇帝和儒生们的合力，最终把孔子推上了“大成至圣先师”的位置。

司马迁描绘过孔子的长相，说他“生而首上圩顶”。就是头顶四周高，中部有凹陷，又身高九尺六寸，应该说是一个长相奇伟的人。但他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正常人。

今天他仍在被人学习，被人尊重，也被人批评。但愿不再被人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