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子何以成名？

钱穆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他之前，有二千五百年的文化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在他之后，又有二千五百年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文化理想的建立，孔子影响最深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

孔子一生，早年从教，中年从政，晚年整理文化典籍，而从教贯穿始终。有人称他是政治家、教育家和学问大家，这些称谓都不为过。但是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名垂青史呢？

是他的政治事业吗？应该说，在所有事业中，政治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三月无君，则皇皇（皇通“惶”）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则是对他的真实写照。他也很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严格地说，他从政时间很短。51岁出任中都宰，52岁以礼官身份陪同鲁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晤，54岁以大司寇的身份率领军队“隳（huī）三都”，55岁离开鲁国，开始长达13年的“周游列国”。如果以在鲁国任职时间算，只有4年，如果都算，前后17年，但能被称道的政治作为，也只是通过“隳三都”的行动，打击鲁国贵族，维护国君的地位，但这次行动失败了。而在卫、陈、曹、宋、蔡、郑、楚等国，他并没有得到重用，政治上无所建树。因此，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在当时或之后一段时间，都影响甚微。

是他的教育事业吗？孔子无疑是成功的教育家。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曾对学生子夏说过这样的话，“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也就是说，他的学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君子儒，一种是小人儒。什么是小人儒？刘起釪（yú）说，孔子所办的私学，相当于一个丧葬职业学校，培训大批从事丧礼的专业人员。周礼很多，而丧礼无论对贵族还是老百姓都是必需的，而且特别烦琐，需要专业人员来操办。小人儒，大概就是这类人，而君子儒是他用心培养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俱佳，能与他一起实践政治理想的人。但孔子死后，这些人就分裂了，分成了八派，而为实践政治理想而奋斗的少之又少。

是他的学术事业吗？孔子68岁回到鲁国，一直到去世，专心从事研究。政治理想的实践失败了，他想留下文字，使这种理想得以流传。一是修《诗》《书》，二是订《礼》《乐》，三是作《易》和《春秋》。尽管这六本书到了汉代被奉为《六经》，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却掺杂太强的政治功利。如《诗经》，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只剩下305篇，他自己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如《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例如，他把晋文公传见周天子，写成“天王狩于河阳”，尊奉王室，贬损乱臣贼子。梁启超说，如果《春秋》算史书，那么孔子则是拙劣的史家。

既然上述三项事业都不能使他名垂青史，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永垂不朽的人物，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传颂或谈论？一般认为，是他的思想，他是作为思想家而被人长久地记取。当然，作为思想家也不是没有争议的。黑格尔说，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黑格尔讲得没错，但他不了解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受众，不了解他们心中对政治理想的憧憬、对实现理想的路径和个人该如何作为，而这些孔子都替他们说出来了。

首先，说出了人们心中的理想政治。最高理想是“大同”社会，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初级理想则是“小康社会”，“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中国不是宗教社会，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所以中国人对“天国”“来世”没有什么期待，他们憧憬的是美好的现世社会，因此这种淑世理想就变成了信仰，矢志不渝，世代相传。

其次，提供了淑世理想的实现路径。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毕生的事业，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礼崩的原因，是“德”的缺失，所以他用一个全新的核心概念来诠释“礼”，这个概念就是“仁”。

“仁”究竟是什么含义，孔子本人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论语》中论及“仁”的俯拾皆是，但都是就事论事，说哪些具体事情符合“仁”或者不符合“仁”，而在回答樊迟时说，就是“爱人”。如何爱人？“忠恕而已矣。”何为忠？“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行得通。何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对仁的论述非常独到，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个体的亲情出发，直指人心。由此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家庭到社会，从而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例如他说，“孝悌（tì），仁之本”，为此，“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样讲述，礼就不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变得有血有肉。他说，丧礼和祭礼是非常重要的，叫作“慎终”（慎重送别死去的父母）和“追远”（追怀自己的祖先）。“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样礼就不是在别人强迫下做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体亲亲的真实情感。

以“仁”释“礼”的意义在于，把整体的社会外在规范（“礼”）转化为个体的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仁”），进而设计发展人格和修身治国的方案，从而为维护周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提供了切实可循的路径。在孔子看来，有了“仁”这个基础，“礼”就可以得到维护。“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恢复“礼”的基本要求，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社会就会重新恢复秩序，通往小康和大同社会的大道就清晰可见了。

最后，坦陈了读书人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实践“仁”，恢复“礼”，靠谁去带头去实行呢？当然是靠君子。《论语》中多次谈及君子，孔子把君子作为读书人追求的理想人格，并鼓励学生努力成为君子。“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怎样才能成为君子？他说，一要“修己以敬”，二要“修己以安人”，三要“修己以安百姓”，又说君子有四道，“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可见，孔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和责任担当意识，从而成为读书人与政治不解之缘的源头。尽管他仕途不顺，但他的政治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也一直激励着后来的读书人。“隳三都”，非超人的政治勇气，不可能去一搏；在外十三年，“颠沛流离，游说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非坚定的政治意志和顽强的毅力，绝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