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户口调查结果可靠吗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户口和人口的区别以及户口的准确性，那么，中国历代留下的那么多的户口资料，到底可靠不可靠呢？
有这样一个事例。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有个叫朱克简的官员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题为《停造无益之黄册事》，要求停止继续编造黄册[2]。明朝花了大功夫编造黄册，直到最后一朝总共攒下了一百七十万本，几千吨重。为什么朱克简此时提出要求停止编造黄册呢。因为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黄册，结果查到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时已经有人在预先编造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了。实际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就已经灭亡了，大概这个官员想省点事，想着如果十年之后自己还在这个位置上，那干脆一次性就把十年之后的数据也编好。这样的黄册还有什么用呢？这还是被发现的情况，也就说明必然存在着大量看起来每十年一次劳师动众编造的黄册，其中很多数字都是根本未经过调查的估算之作，这样的黄册的确没有再编下去的必要。不过既然已经留下那么多资料，再说也找不到其他资料，如果知道了黄册本身的弊病所在，知道了哪些数据比较可靠，哪些不可靠，那么黄册还是有用的。
为什么历来的户口数基本上靠不住？原因就在于一般情况下，集中到皇帝那里的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有隐瞒的，而且是层层隐瞒，甚至以隐瞒为主。
那么有没有虚报的呢？倒是也有，只不过是个别情况，比如皇帝好大喜功，下面人就有可能虚报。有时皇帝会表彰地方户口增加得快，那么有的官员也会虚报人口。虚报的目的绝大多数是官员个人为了快速晋升，要冒功才虚报，但在更多数情况下都是隐瞒的和少报的。
大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少报人口的一定是贪官，但其实清官也会少报。明清时期有些官员在离任时，百姓会送万民伞来歌颂他，立去思碑来表达思念，甚至公然写上他帮地方隐瞒了多少户口，作为他在百姓心中的政绩。贪官隐瞒户口是为个人牟利，比如某地明明是2万人，报成19 000人，剩下1000人的赋税就可以收入自己腰包了，这个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清官也要隐瞒呢？答案是他要帮地方减轻负担，比如明明户口2万，清官只上报18 000人，相当于减少了摊派的定额，也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我们知道明朝和清朝的地方官需要异地就职，不能在本地当官，至少也要去离家乡五百里外的地方上任，就任后语言不通的情况比比皆是。再说科举出身的人根本不具备行政能力和经验，很难处理诉讼案件、管理财政，这都需要依靠师爷的帮助。一般一个县里至少有两房师爷，一房管刑名，一房管钱粮。最主要的是钱粮师爷，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县里究竟有多少户口师爷自己清清楚楚，但他并不会把真实数据全部上报。师爷有三本账，第一本账是给自己看的，这类资料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对中国人口研究会有极大的帮助，因为误差非常小；第二本账是给上司，也就是给县官看的，这一类账本上的人口数字已经比师爷自留的那一份减掉了一点，这样做或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为将来征收赋税留有一定的余地，或是一些清廉的师爷为百姓减少摊派；第三本账就是供县官上报的账，在这份账本中师爷又要帮地方官隐瞒一点。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历代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户口数字，第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制度问题。因为确切的户口数字就意味着相对比较高的赋税与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朱元璋晚期第二次、第三次修黄册时，对调查户口的要求已经从派军队去逐户调查转为“务求不亏原额”了。调查的本身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能下降，原先的赋税额度不能亏损。既然这样的话，地方官员何必再挨家挨户辛苦调查呢？只要让这个数字较上一次略有增加就可以了。因此，当修黄册的官员预计自己十年后还会在这个位置上时，就会预先编造好来减少工作量，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心理。可以说户口制度上已经出现了随时预编数字这样制度性的弊病。
第二个原因就是存在不可避免的误差。中央集权制度表面上要求全国行政统一，实际上在这样辽阔的疆域中，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地方却没有自主权。比如上级政府规定某月某日黄册全部汇总，某地万一出现暴雨导致交通中断，不按时上交又要遭处罚的话，就会出现不等基层上报，直接编造一个数字以完成任务的情况。又比如说，中国是季风性气候，自古以来旱涝灾害比较多，副热带高气压或西伯利亚冷空气稍有波动就会带来明显的气候异常，比如梅雨季节雨带就会时而停留在江淮地区，时而转移到北方。在灾情报告中，多数地方官会夸大受灾的人数，以便获得较多的赈济，如果完全如实上报，就享受不到更多的赈济。总而言之，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却又有着形式上的统一要求，需要按照统一的制度来行政，结果反映在户口上往往就是产生各种误差。
那么有没有大致准确的户口数呢？只能说很难见到。一是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时间上的空白，有几个阶段处于大分裂状态。比如十六国时期或五代十国时期，很多地方政权地域狭窄，彼此割裂，无法做到统一管理，在这样的年份中就无法得到全国的户口数，即使有这样的数据也没能保存下来。除了上述的割据时期，在之前的夏商周时期更是无法统计。
二是长期存在空间上的空白。历朝历代都是根据行政区划，通过行政官员去调查户口的，直到清朝末年才开始通过警察调查户口。很多地方长期以来是没有设立行政区的。比如新疆，在西汉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设立都护府，而都护府并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只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监护性质单位，控制力强的时候西域各国还会上报户口，但还有很多时候是无法得到当地人口数据的。唐朝时期在边疆广泛设立羁縻都督府、羁縻州，这些地区归属唐朝，但唐朝基本没有进行行政管理，并没有在那里统计户口。到了元朝，元政府开始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土司管理制度，比如说今天的湖北恩施，在元明时期就是地方土著首领自治，外人需要得到批准方可进入。直到清朝，这里才开始设府置县。清朝以前，历代中央政府没有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户口调查，也就缺乏真正的全国性的户口数据，这就是空间上的空白。
三是调查对象的空白。除了存在大量居住在深山或边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很大一批没有重新进入户籍的流民。每次人口迁移都有大量脱离户籍的流民，但最终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重新进入户籍。比如湖广填四川，移民在到达四川后重新被分配土地，并依法被官方重新登记，进入户籍。但在此之前，流民大多不能进入户籍。还有一些特殊的对象，比如清朝的八旗需要自行登记在八旗户籍中，并非登记在正式户籍中。与此相似的还有明朝的宗室也不计入正常户籍，而是有自己专门的登记册。另外很多朝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军籍与民籍是分开的，且不能改变，明朝甚至出现过军籍身份的人冒充民籍，考中进士并做了大官的事例，但皇帝还是不同意正式改掉他的军籍。此外，像僧道、奴婢、贱民等特殊身份，还有东南沿海船上的疍民，都是不进入户籍统计的。
汉朝以降，每次全国性的调查都有几千万人的规模，技术性误差本身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这些错误产生后是无法纠正的。即使我们已经动员了700万人，且技术良好，但实际也还是有一定误差率的，只不过我们今天的误差比较小，而历史上的调查误差一般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因为记录户口的原始档案太多，反而不易保管。当时的朝代凡是没有经过整理，正式进入史料的户籍资料，大部分在当代就已经散佚了。
那么今天的我们可否根据现有的户籍资料进行人口研究呢？只要条件充分，基本还是可以的。一般来说，户口数字本身比较完整正确时，我们可以根据户籍登记的对象占总人口的比例，来推算出大致的人口总数。比如西汉时期，赋税对象覆盖了大比例的总人口，七岁以上的男孩、女孩都需要计算进去，这种可调查对象占总数比例高的情况，所计算的人数就比较接近总人口数。但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估计到个位数。表面看起来越精确，往往距离实际会越远。
在研究人口的过程中能够说比较有把握的，是确立上限和下限，比如至少已经有多少人，至多不超过多少人。这样的估计表面看起来不是很精确，其实恰恰比较符合实际。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谨慎的态度呢？因为影响到人口增长变化的因素太多，也太复杂，对于那些时间、空间以及调查对象的空白我们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在估算时的风险也很大。因此，我们对直接和间接影响人口变化的这些因素要做综合性的研究，并借助一些现代的人口学模型及相应的推算方法，这样才有可能复原出比较准确的人口总数和其他若干的分类数。但同样的道理，分得越细，往往也越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