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没满六岁那年，就开始了学习生涯，一直到了五十岁，但愿自己能保持学习到有生之年。我农历十月出生，入学是在公历9月，所以入学时，还有两个月才满六岁。那时真好，没有什么入学年龄限制，只要能从1数到100，不论几岁都可以去报名，否则十岁都不让你上学。
虽然70后一代，出生年代赶上了物质匮乏的尾巴，但受惠于后来社会每个变革时期的红利，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始终认为这一代是享受了社会红利的一代。1977年9月，教育部在BJ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余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的招生，并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科技积极分子，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又胜利召开，宣布科学春天的到来。这一切制度上的准备，为70后们打开了自由学习的大门，教育渗透到了乡村，让乡村教育真正纳入并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
我国封建社会历程较长，到了晚期，地方社会围绕鼎盛时期的科举制度形成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绅阶级，在“皇权不下县”的权力格局之下，士绅和宗族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治理者，在他们的强力支持之下，以私塾、义学为代表的传统乡村教育形式开始出现。这种教育意义重大，但覆盖人群极其有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教育进入村庄不过百年，它的变迁象征着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尝试革新。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却遭到以私塾为代表旧学的剧烈反抗，以失败告终。教育真正下乡，唯有现代义务教育进入乡村，才真正打开了乡村教育的局面，经历过十年浩劫洗礼的乡村教育，正是在70后一代出生后，又逐步开始步入正常轨道。
就在唐家老院子的集体晒坝边，有一所乡村小学，他就是我的启蒙学校。学校利用集体大生产时期的保管室改建，全石条砌成的房屋，是全村最坚固的建筑。石墙坚固，但由于石条与石条之间间隙过大，不论冬夏，四面漏风。正是这些缝隙，承载了我们读书时最大的乐趣，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眼睛贴在墙上，透过石头缝看世界。有些迟到的学生不敢进教室，就在教室外的石头缝里看黑板、听课，大部分时候墙内墙外两双眼睛透过石缝就可以玩上整节课的时间。
启蒙老师姓罗，是罗家院子的人，罗老师是个身材魁梧，形容端正的中年人，小时候觉得有文化的人就该是这样子。我们这所小学就只有一个班，五年一个轮回，错过就得等下一个五年，所以我们班的年龄差距正负五岁。我们学校覆盖一个大队五个小队，按院子计，就有唐家老院子、王家老院子、罗家老院子、伍家老院子、庄河沟。也就是说，如果你小时候不是因为穷人乍富可以迁出了我们六大队，那么方圆三公里范围内的围绕自己年龄上下五岁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整个小学过程，没有任何关于上课听课的记忆，只记得一两个场景，除下课站在晒坝向低矮水田中比赛扔石块，看谁扔得远，惹得整个院子都在骂之外，就只剩下在教室里睡觉的场景。那时教室里没有什么桌椅板凳，课桌是长长的石条，凳子由各家各户自带，什么造型都有！记忆里就没有上课的场景，只记得每天都睡在当成课桌的石条下面，整整睡了三四年。
可能睡得太投入，老师实在看不下去，决定让我不要在老院子上学了。罗老师说，大家都说你以后长大了要接你老头的班，反正都要当工人，你还是去你老头上班的那个区（镇）去上学吧，我这里教不了你。这话是对我妈说的，当时我妈就哭了，一边哭就一边找竹条，看样子就要挨打，幸亏我眼尖，知道要挨揍，早跑出八条田埂去了。不知道爸妈怎么商量的，最终我还是来到乐渡区（相当现在镇一级行政区划）小学上学了。
按照我们唐家老院子给我定性就是一个“门槛猴”，意思是走不出家门，走出去就是怂货，这定性基本是对的。对一个睡了三年的小学生，加上“门槛猴”的本性，到一个陌生地方来上学，简直就是人生噩梦，加剧了我的厌学情绪。小学四年级到了区小学后，我就背负沉重的“三重大山”，这些大山比西行取经的孙猴子背负的五指山还要重，毕竟人家是灵猴转世，我只是一个普通“门槛猴”。
第一重大山就是纯粹农村孩子到了区（镇）小学，应该算是第一代农村进城的孩子吧，怯生生、眼巴巴望着这个陌生异乡（其实离家就30公里不到），极其不适应。当时小孩最港火的行为就是一分钱卖一根卤鸭脖子或者鸭肠，叼在嘴里一边走一边啃，太让人羡慕了，完全没见过这么新潮的行为，还有街上可以一分钱看一下午的小人书、连环画，种种新奇的东西，让我第一次自卑起来。内心的自卑，外在表现就是极度自尊或者叛逆；
第二重大山就是村小学睡了三年的学习基础，基本是跟不上现在班上的学习节奏。如果说在村小学听课像坐飞机，那么在区小学听课就像坐火箭，直上九重云霄；
第三重大山，才是不可承受之重。我的第三重大山就是，供销社的宿舍楼刚好与小学教室都是二楼，二者之间隔着一排低矮的瓦房，站在父亲宿舍阳台正好与我们教室隔窗相望。这简直要了老命，由于前两座大山的原因，我在班上属于老少边穷的三不管人群，自卑在孩子身上的外化表现就是：爱捣乱、爱讲话、专做讨人厌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就没在自己座位上好好上过一节课，每天一上课就因各种原因，被老师请上讲台旁边的墙边站着，人家都叫我“壁虎”。老师们估计都知道我家阳台正对教室窗台，他们每天都叫我站在正对我家阳台的窗台边，等待我爸在阳台边的检阅。
父亲的耐性真是好，尽管这样也没对我动过手，换作同时期的其他父亲，肯定早就把我打个半死了。虽然不动手，好脸色肯定是不会有的，只要他沉下脸，威慑度还是挺高的。
父亲一辈子均无多言语，谨小慎微，爱看书，爱记事，属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一类，关心时事，甚至国家、省、市的关键人物的生辰和主要经历均能牢记于心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但这当兵的经历被我妈嘴上“鄙视”了一辈子，甚至父亲就不能提自己当过兵的事，不然我妈当即一句我们都听熟透了的老话：“你当个啥子兵，枪都没有找到过！”，父亲也从不反驳。父亲不爱说话，也因为底气不足，当兵期间确实没怎么摸过枪。
父亲1940年生人，18岁当兵，正值1958年，那时国家各项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着，一派时不我待的景象，父亲入伍的部队驻地是WH市现在的东湖旅游区附近，驻扎在一个叫卓刀泉的地方，负责机场的守卫。当时地方缺少各类专业人才，很多部队年轻人一退役就直接转入专业院校学习，父亲一退役就进入了江津财贸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员学完就奔赴国家需要的各行各业，父亲就进入了供销社。
一干就是一辈子，“唐会计”，是父亲主要的职业标签。在我记忆中，父亲在我们县范围内的中和、乐渡、石垭等地工作过，我读书时他刚好在乐渡供销社。估计我在这里读书的这一年，也是父亲最难熬的一年吧，天天看着视为掌中宝的儿子被学校当垃圾一样扔在讲台边罚站，以我现在为人父的心境来看，可能心如刀绞，心如死灰，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父亲很少骂人，也不动手，一般处理原则就是“给你一个眼神，自己去体会”，但以我当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脾性，应该也没体会出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