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杜甫

杜甫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他越来越乏力了，寒气交织着湿气，江水漶漫啊；他越来越恍惚了，时日将尽，音书渐绝。他的世界小到只剩下一条船，他的惆怅大到漫过整个帝国的黄昏。

冬天深了，时日将尽。

——题记

一

离开的想法早萌生了，只是一拖再拖。去往何处？这个问题又开始困扰杜甫。到了五十五岁，他仍未洞悉天命，仍未将家安定下来，仍像不断迁徙的候鸟流离于异乡天空之下，焦虑和沮丧似必然降临的夜色，一再侵袭他。

唐大历元年（766）春天，杜甫带着一家人乘船自云安来到夔州。起先，他们只有临时住所，要么在朋友家借住，要么在旅馆留宿。入夜，身上盖着破旧发黑的棉絮，白日里，一家人穿着破衣破鞋，很是羞于见人。春末，杜甫一家搬到白帝城西北乡下。此地距夔州城颇有一段路，离大江也颇有一段路，居民用的水都是靠竹管从山上引来的泉水。

为了生计，杜甫不断进城，他要去担任一些临时的幕僚，完成一些零散的文字工作，赚取一点养家糊口的钱。他也试图凭借一己之力，在屋后开垦出几块荒地，种上蔬菜，但大历元年夏天，夔州大旱，蔬菜死了大半，直等到秋天，菜园也未见丝毫起色。他播下莴苣种子，大旱后挤挤挨挨蹿出来的却是满园野苋。好在养了一笼鸡，那一年，他养鸡的手气还不错，鸡长得很壮实，这多少令并不熟稔于农事的诗人感到安慰，也多少为这营养不良的一家子提供了些许荤菜。

随后，杜甫为自己谋得了一份差事——担任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幕僚。经过都督应允，杜甫可以暂住在西阁的几间房舍里，但毕竟是官方房子，他的家人便继续留在郊外。大历元年冬天，杜甫又病倒了，日渐严重的消渴症（糖尿病）和疟疾缠绕着他。

由于都督柏茂琳的慷慨相助，杜甫得以买下租赁的房舍。那是一座老房子，宽敞向阳，南面紧挨着一个小花园，北面是片果园，长着大片柑橘林。他又在东屯租了一些稻田，还置办了一所视野不错、能够眺望大江的房子。

时间的脚步走到了大历二年（767）春天，生活似乎渐渐安定下来了。杜甫成了一个“有产者”，他指挥农夫、仆役，整理栅栏、耕地、除草、灌溉、采摘……偶尔还能去夔州城中参加一些文友的聚会，不过已很少喝酒了。有一回，他醉酒骑马，从马上摔了下来，不得不被杜夫人勒令戒酒。可气又可笑的是，几个朋友竟拎着酒来看望摔伤后卧病在床的老杜，见到酒，杜甫的力气似乎转眼间回来了，强撑着从床上下来，似乎忘却了身体的不适和夫人的呵斥，又喝开了。

尽管在夔州的生活渐渐有了几抹亮色，但杜甫知道夔州不是故乡，不是他叶落归根的地方。潜意识里，他认定自己是必须要离开这里的。

他想过带家人去淮南定居，还托一位前往扬州的胡商打听当地的米价。这一打听，令他望而却步了，便在夔州又挨过去两个年头。可这地方，绝非外乡人的乐土。夔州城居于长江瞿塘峡口，山高谷深，地气冷湿，寒风刀割般凛冽，不是中原的老骨头扛得下来的。病痛伴随衰老接踵而至，五十余岁的杜甫不可阻挡地进入了晚年。连年的颠沛用旧了身体，骨骼僵硬得生出锈迹。眼睛花了，看花看树，均模糊成一团。牙齿脱落大半，咀嚼食物变得困难。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自行采集的草药，好比节节败退的小卒，挡不住压境的大军。

岂止蓬乱雪白的须发，岂止疏松的骨骼，岂止经年未愈的肺病，岂止如影随形的咳嗽……衰老是全方位的，铺天盖地，它卸掉人的勇气与斗志，瓦解人的理想与欲望，令梦境都变得反复。这一年，在偶尔可拾的梦的残片里，杜甫不断见到儿时的自己在姑母家前院攀爬一棵枣树，树上枣子累垂可爱，每回爬上去，伸出胳膊要够到时，都会倏然失手，摔向一个深渊。有生之年还能回到洛阳，看看儿时扑蝶于其间的小院，看看那棵枣树吗？念头一次一次触及这件事，又很快消散在一个未知的空洞里。

大历二年夏天，弟弟杜观来夔州看望杜甫，他们应该聊到回归长安和故乡的计划。与弟弟的相见，勾起了杜甫返乡的情绪。他时常会想起自己三十岁那年在洛阳和偃师中间的首阳山下开辟的几间窑洞，那里的泥土格外质朴，乡情格外绵厚。那也是埋葬他的远祖、名将杜预和祖父、大诗人杜审言的地方。

下半年，弟弟杜观的不知第多少封信辗转捎到杜甫手中，他挪到草屋门前，借着下午的天光，想将字看清晰些。弟弟在信里再次提及让兄长出峡，由夔州顺江而下，或许日后可回长安和洛阳。这些信以及信里提及的地方，制造出一丁点温暖的期许，促使杜甫下了决心。

杜甫将位于夔州的四十亩果园赠给南卿兄。送出这片经营了一年多的果园，他的挂碍并不多，只期望果树林在自己离开后年年开出花，结出新果。

大历三年（768）正月中旬，杜甫择了一个宜出行的日子。天阴，灰云如铅，风自高崖间横切过来。于白帝城放船，那种木帆船，实在不大。一根桅杆竖立船尾，用来升挂布帆，船身部分设舱体，可容纳七八人，恰好载得动一家子。这条船或许是杜甫在夔州置办的，毕竟这两年，他很是受到都督柏茂琳顾念，赠给他果树林，还让他租得一些公田，足可维持生计。他一直想着以那点有限的积蓄置办一条船。对于船，杜甫有着天然的感情。据说旅居蜀地那几年，他在浣花溪畔也置办过一条船，可惜那条船残破到不能用了。他这一生，二十岁乘船离开洛阳，漫游吴越间，坐着船穿过钱塘江，坐着船到达越州天姥山下。随后，又无数次乘船远行，江河与舟楫构成他生命里的另一片版图。船是远行者的白马，亦是漂泊者的陆地，是困厄里的人最后一丁点念想。杜甫喜欢船，船联结着出发与到达，联结着远方与故乡。

行李少得可怜。这些年，岁月像一个筛子，筛去了一切物质的念想，筛去了一切生活的积余，到头空空如也。也不允许更多行头占用船上空间，毕竟那样小的一只船，空间得留给人。

一家人的日常衣物，一箱书，半麻袋草药，一点碎银子，差不多是全部行李，再加一张小几案，叫乌皮几，从成都带到夔州，外面裹着一层乌羔皮。平常坐榻上，竖起来用作靠背；一旦横放，就成了一张小桌子。这小几案上覆的羊皮已磨去光泽，他一直舍不得扔，经年的辗转下，随身的旧物寥寥无几，这张乌皮几算难得的旧物件了。实用，又令人遥想起成都的旧光景。

杜甫替艄公解开缆绳，回头望向云雾深处的白帝城，长长吁出一口气。

一段新旅途开始了，他不知道会有怎样一番命运等在前头。水路渺茫，别人或许能看到明天的事，或者看到下个月的事，他只能看到生活这一刻，咫尺外都不敢预计。

二

船出瞿塘峡，布帆升起。一路风疾猿啸，小船穿过高耸欲倾的巫峡，穿过惨淡的浓云。出峡的水路，惊险无比。船儿有时被送上浪尖，顷刻又从浪尖跌下；有时眼看撞上险滩巨石，又陡然峰回路转。船上人在江水平静处还能端坐，在疾风恶浪里，只好趴在舱中。几箱书打湿了，一些家什也浸了水，一家人惊恐而失措。

这一程曲折的旅途上，杜甫就着舟中一点微弱的烛火，写就《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以四百二十字回望来路，那些羁旅与漂泊，那些苦难与挣扎，那些忧愤和慈悲，都重新回到纸上。风平水静的傍晚，他站在船头，望着北飞的大雁，心头的悲怆油然升起。他有时也幻想，如果成为鹭鸟，还乡的路途岂非便捷许多？

其时的江陵，水陆交汇，通达四方。关内人民逃往西蜀，中原人民投奔江湘，都得过此地。安史之乱后，江陵发展成为长江沿岸一座重要城市，有南都之称。出峡后，杜甫的船到了江陵，就在江陵停留下来。杜甫和家人想着先做一段休整，再启程北返长安，实在不行的话就顺江东下，去往青年时代漫游过的江东。杜甫也想再等等兄弟们的消息，想着可以细细规划相关事宜。

人生实在难以预计，抵达江陵不久，是年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兵变，六百里商於之地绵延出一片战火。八月，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再度告急。四起的烽烟阻隔了向北的回乡路。而他向往中的江东，既联系不上姑母（据说此时姑母在江东避难），又未能等来兄弟的消息，先前写信给他的弟弟，也杳无音信了。

只好在江陵暂歇下来，凭借一点诗名，四处寻找活路。他想到担任荆南节度使的卫伯玉就在此地任职，旅居夔州时，他曾写诗颂扬过此人。他想到堂弟杜位也在节度使官署中担任行军司马。他想他总归能找到些许倚傍的，为了活下去，为了糊口，他并不吝啬一点可怜的面皮。时至今日，他的面皮早已被羞辱磨出了茧子。但这些人都没能给杜甫提供太多实质性帮扶。生活总归是自己的，贫穷无法像诗句那样分送给别人。

他伛偻着腰，扶杖而行，步履蹒跚，走不了太远的路。想雇轿子，又供不起这笔花销。他一家一家去拜访脑海中竭力搜寻出的熟人和权贵，觍着老脸，敲开那些高墙下的红门。经常地，并不能见到想拜访的人，不是门口守卫不放行，就是仆人出来回复主人不在家。一天碰壁，第二日，又起身出门，生计系在发丝般细微的人情上，好比微弱的烛火，命运哈一口气就能吹灭它。他写下“饥藉（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诗句，这是生活真切的写照。

大历三年余下的春天，一直到那年初秋，杜甫都在江陵辗转。离乱之中，也有些许幸运和安慰，在江陵，杜甫遇到老友郑审，还遇到老友李之芳，李之芳已高升为礼部尚书。老友重逢，是乱世里鲜有的惊喜，在四月的月圆之夜举杯畅饮，杜甫已忘了戒酒的誓言，这是他羁旅中最欢畅的时刻。

那年仲秋，杜甫计划前往岳州，再转向东北去到沔州，然后改道汉水，往襄阳。但这是一趟短暂的行程，大概也是因为北方形势突变，北行的路走不通了。这中间杜甫突然闻听李之芳离世的噩耗，他辗转赶回江陵，送李尚书最后一程。

因为吐蕃的入侵，帝国北方再次进入战备状态，到处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一切影响着诗人的行程。其间，杜甫一家遭遇了一些困境，可能遇到了盗贼与兵匪，损失了一些财物，本就困厄的日子益发雪上加霜了。

他们决定前往江陵下辖的公安县，那里一位叫卫钧的朋友向漂泊中的诗人一家发出了邀请。

一家人再次登船出发。深秋，小船在长江上行进，霜凋碧树，秋声萧瑟，不多久便到了公安。卫钧并非朝廷命官，他是官僚体系外的另一种人。在艰难的时世里，他愿意向这个身上已没有任何职位的落拓诗人张开双臂，多半因为欣赏杜甫的人品和作品。这种接纳是不带功利不求回报的。杜甫一家子客居在卫钧家里，一住数月，也足见卫钧的情义很是真诚。

他写诗给郑审，这是少数可以倾诉自身境遇的朋友：“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即便这样艰难的时日，他的文字里依然遍布着别人的苦难。渔民、农人、小贩，逃难的孤儿寡母，那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那些无声无息的卑微的生命都来到诗句里。他写下万里悲秋的老病与颠沛，也以无限热切与慈悲的诗行丈量人间的苦痛。

可在公安，借居的生活未安定下来，兵变又起。他的小船、他的家只好再次漂泊起来。他设想过的前往江州庐山的计划也中断了。这一回，他们于慌乱中逃到了洞庭湖边的岳阳。在岳阳过了不多时日，杜甫想起昔日好友韦之晋正在衡州担任刺史，这是他搜肠刮肚想到的人。总算找到了方向，杜甫决定带家人投靠韦之晋。

船离开洞庭湖，继续沿江南下，去往衡州，他心里浮动着一线渺茫的希望。等船靠了岸，脚踏到地上，这点渺茫的希望似乎渐渐放大了些。“找到韦之晋，至少可以让一家子有个落脚处吧？”这是他心里的小算盘。

船停在衡州江边，老妻、儿子去江边人家寻觅食物。杜甫拄着拐杖，一路询问，来到衡州官署。他向衙门前的卫兵打听刺史的去向。费了一番周折，问了几个人，才有个心肠和善的士兵告知这个破衣蔽体、满头白发的老者：“韦大人调任了。”

一路寻来的那点希望，被现实的风一口气儿吹熄了。他没有想到，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到潭州不久，就于那年四月去世。他要寻的人，想依靠的人，竟在不久前生死远隔了。

他们刚下船，脚刚站到衡州土地上，就失了方向。在衡州勉强撑了数月，待到大历四年（769）夏天，杜甫的船又开动了。衡州没有熟人，没有可住下来的房子，他思量许久，还是决定离开，重新前往潭州。

此后，杜甫的余生只能依傍这条船了。

夏末，杜甫的船泊在潭州城外。天气稍好些的日子，他就到近郊江边野地采些药草，放到渔市摆药摊，他想凭借卖药的收入维持生计。择一处背风的地儿，就在一溜鱼摊尽头，放下麻袋，支起一面小而破败的布旗，算作卖药行医的招牌。这也是他连年逃难中，所剩无几的自救方式。老迈的杜甫，满头白发的杜甫，斜倚在颓唐的夕阳里，像江边一丛枯瘦的白菊。他偶尔会想起自己是大唐帝国拿过国家俸禄的官员，年轻时有过一腔“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现在他“跻身”于一群引车卖浆者的行列，他们是渔民，打猎的，织布的，养蚕的……但他们又有一个与杜甫相同的命运：都是在艰难时世中挣命的人。

鱼腥弥漫着，人们来去仓促，至傍晚时分迅速散尽，只留江水不知疲倦地拍打堤岸。长日将尽，囊中依然羞涩，挣得几个零碎的铜子儿，还不够一家人晚上买粥喝。照例，他要扶着拐杖，在江边站一会儿，看江水浩荡，看江上的云聚拢又散开。他慢慢地踱回船上，船舱里已堆着一堆野菜了，这是老妻的功劳。

有一回，一个叫苏涣的人来船上拜会杜甫，并拿出自己的诗作读给杜甫听。小小船舱中响起了诗的声音，这是久违的声音。连年漂泊里，已很少有人特意拿着自己的诗呈给杜甫看，这是这两年里，杜甫难得遇到的一位知音。苏涣时常来鱼市的小摊前和杜甫聊诗，杜甫也常常到他的茅屋里畅谈。这是珍贵的时刻，诗歌就像暗淡时日里的一点光亮，让生命的冷和暗退后了一尺。

由夏到冬，由冬而春。时间行进到大历五年（770）三月，潭州城已鼓荡起春风的裙裾，枯树醒来，换上新衣，捧出明艳的花。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每一种生命都获得了春天的感召，都醒来，抖擞起精神。杜甫在潭州城内重逢了一位故人——乐师李龟年。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某个显贵的晚宴。那晚，坐于末桌的杜甫，听到了李龟年的歌声。那是儿时的耳朵浸润过的歌声，是四十年间未能听闻的旧曲。歌声裹挟着滚滚往事而来，刹那间将他带回稻米流脂的开元盛世。

杜甫忍不住老泪纵横，他的周边，那些自中原流落此地的士大夫，都在歌声里落下泪来。像世间所有好物般脆弱和令人感伤，李龟年的歌声，大约也是四十年前的盛世遗留下来的稀缺的馈赠了。

杜甫未能想见，生命的暮年还能有幸聆听来自洛阳的歌声。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老朽的生命已无法拥抱盛开的春天。在每一片明媚背面，他都想起破碎的河山，他的悲怆，连春天都无法稀释一二。

三

大历五年的春天注定是不平静的，四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潭州城内喊杀声震天，一场兵变风暴席卷潭州。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杜甫与家人再次踏上逃难路。

“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这是杜甫写的《逃难》诗。

辗转无望中，杜甫收到舅父崔伟的信，崔伟在郴州担任录事参军，信中提及让他带上家人到郴州避兵灾。

去郴州的船经过衡州，进入耒阳境内，竟赶上连日暴雨，大水困住江上过往舟楫，困住来往商旅，杜甫的船躲到郴江岸边的方田驿中。老天爷像被谁触怒了，不断向人间撒气，古驿荒村，水势浩浩荡荡。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驿站深黑的角落，车马不闻，唯有雨声敲打瓦檐，敲打着不眠不休的荒凉和烦闷。

雨困住了船，困住了脚步，困住了流逝的时间。从白天挨到夜晚，从夜晚挨到白天，躲避于驿站中的灾民无处觅食，饥肠辘辘。无休无止的饥饿，撤退了又再次进攻，不断侵袭着诗人的胃，带来死亡的威胁。“这是生命末路的光景吗？老天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置我们一家人于死地？”杜甫拄着竹杖，向着大雨如注的苍穹发问。水四处奔突，江水在他脚边翻卷着波涛，横无际涯。整整五天四夜，一家人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填饱饥肠的食物。饥饿的折磨，让时日变得漫长而残忍。

第五天，耒阳的聂县令得到杜甫受困方田驿的消息，即刻派人送去牛肉酒水，外加一封慰问书信。聂县令这一举动，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了不起的温情之举，是苍凉人世对绝境里的诗人的温暖一瞥。杜甫感念他的恩情，吃了酒食，当即于驿站写下一首向县令致谢的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他想着要当面将这首诗呈给聂县令，但他们终究未能见上面，谢意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纸上。

那场大水，改变了杜甫的行程，他们重新回到船里，依然无法南下郴州。当然，在主观的情感上，杜甫也不愿意南下，他的心是向着北方的。柳宗元曾写过“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在情感上，唐人都是不愿在这样流离的境遇中选择南下的。

杜甫心里再次生出一点期盼，想着何不干脆沿汉水北上呢？船就掉转了头，折回往潭州的方向。但他隐隐感觉到，或许走不出湖南了，他有还乡的心，却无力穿越遥迢的还乡路了。

从夏到秋，从秋到冬，船哪，只是漂浮在湘江上。生活就像水上的浮萍，无法在岸上扎根了。长期的水上生活，令杜甫的风痹病越来越严重。耳鸣、手颤、糖尿病、牙齿脱落……身体的痼疾和家国的愁绪交缠在一起，像海浪侵蚀泥沙堆积的堤岸，一次一次侵袭他。

船在湘江上行着，青天在上，水在下。冬天深了，时日将尽。一家只剩下几口人，儿子宗武、老妻、还有他。另一个儿子流落异乡；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夭折，他只在最后的诗中道出来，当下锥心的痛是无法即刻进入文字的；其余的孩子未见记载，或许已饿死于逃难路上。米已越来越难见到了，终日以藜羮为食。那只蜀地带来的乌皮几“皮开肉绽”，只好用草绳层层缠起来。这个小几，仿佛衰败的人事，再经不起抖搂了。

四

一个冬天的夜晚，船泊在江岸，舷窗外没有风，冷月落进江心。杜甫抬起头，遥遥望向天边的月轮。江水在无声流逝，就像悄然不语的一生，多么漫长又多么短暂。恍惚中，杜甫仿佛坐到了一个舞台下，月光做的帘幕打开，往日清晰地显现出来。

一个男孩自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的古巷中跑了出来，那是四岁的杜甫。母亲早逝，年幼的杜甫寄养在二姑母家，二姑母温良有爱，为杜甫撑起了一段晴朗的童年。洛阳是大唐帝国底蕴深厚的城市，父亲让杜甫待在这里，也为了他能接受好的教育。童年的杜甫，七岁已会吟诗，九岁习虞世南字，每日临帖，书法上也大有长进。姑母视杜甫为己出，一回，姑母的儿子和杜甫一道染上了严重的传染病，姑母忧心忡忡地照料这对兄弟，她在从小失去母爱的侄儿身上倾注了更多心血，以至于侄儿幸运地躲过了疫病，亲生儿子却夭折了。姑母家院中有一棵枣树，枣子成熟季，这个天真淘气的少年天天上树摘枣吃。这个夜晚，二姑母再次出现在杜甫的视线里，脸上挂着恬静的笑，恍如许多年前站在巷子口迎接儿时的他回家一样。

舞台上布景变幻，一轴青绿打开，一派明丽的江南山水跃然眼前，那是他二十岁远游时的场景。青年离开书斋，乘船东下，前往吴越。他在船上迎接喷薄而出的朝阳，又目送落日沉入浩荡的江水；他走到苏州，拜访吴王阖闾墓；他伫立于长洲苑旁，满池荷花正盛开，红焰如火；他渡过钱塘江，来到明镜般的鉴湖畔，这是越王勾践的故里，是大禹治水的地方；他乘船一直抵达曹娥江上游剡溪，停泊在李太白流连忘返的天姥山下，那时，他还未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偶像。

这一段远游持续了四年，江南以潋滟的水光和山色荡涤着青年的心魂。

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赶回洛阳，他要去成就人生第一“要事”。这一年，由于皇帝在东都洛阳办公，原定长安举行的进士试改到了洛阳。凭借着少年的盛名，杜甫向所在州县争取到了举荐入京考试的资格。这是唐朝科举选人的惯例，参加京城进士考的士子一般通过两条路径选出，一是由中央、地方各类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到尚书省，这类考生叫“生徒”；另一类就是杜甫这种由地方州县官府举荐的考生，叫“乡贡”，这一资格的获得也并不容易，要经过县、州等各级考试。

年轻的杜甫自比文采如屈原、贾谊、曹植，自然没太将这场考试放在眼里，甚至没有遵循举子们赶考的普遍规矩：持久地在长安、洛阳达官显贵间交际，投上行卷，以期在进士试中获得赏识和举荐机会。

生活哪儿有一帆风顺的？人生第一场进士考试，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落榜了。这件事自然给了他一点苦涩滋味，但心中还不至于沮丧，毕竟他还活在一个安定富庶的时代，生活也没有显现出丝毫困难的迹象。

一不做，二不休，杜甫再次开启了远游计划，他认为读万卷书这件事已践行多年，而今迫切要去做的就是行万里路。这一次，他去往齐鲁大地，也是他父亲任职的地方，其时他父亲杜闲正在兖州担任司马。这里与明丽的江南截然不同，给杜甫的心以一种古朴浑厚的洗礼。他着轻裘，骑骏马，在春日邯郸的丛台上放歌，在冬天青州以西的青丘游猎。他登临泰山，一览天下之小。年轻的杜甫并不那么热衷写诗，他更大的兴致还在当一个游侠和射手。

回忆中的自由像月光下的风，吹到老迈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那飞一般的光辉岁月又在这个冬夜重临心头。

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六年，开元二十九年（741），父亲杜闲病故，杜甫回到洛阳。

记忆的书页继续翻转，翻到了三十三岁那一页，天宝三载（744），杜甫永不会忘记，他遇到了炫目的天才李白，以及另一位辉耀唐代文学史的大诗人高适。杜甫先与李白一道渡过黄河，到王屋山拜见道士华盖君，到达后，发现修炼“长生不老”之术的华盖君死去了。随后，高适加入了他们。三个人在梁宋和齐鲁一带晃荡，他们在旷野里呼鹰猎兔，在天地间迎风逐鹿，在酒楼里痛饮狂歌。

记忆再次闪过。天宝五载（746），三十五岁的杜甫进入长安，自二十四岁那场科举考试后，“英雄入彀”的愿望再次变得强烈，随着年岁增长，建功立业的抱负日益急迫了。既然科举路没走通，是不是还有其他路可走呢？杜甫还真等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天宝六载（747），玄宗皇帝于美酒和歌舞的间歇，想到要向士人展示浩荡的恩典，诏告全国增开“恩科”，搜求“天下士有一艺者”，为那些富有真才实学，而又没能通过常规科举试的士子打开一条特殊通道，这是常规科考外特别增设的一次国考。闻听这一消息，正在长安的杜甫自然满怀期待第一时间报了名，他想着自己的功业成败在此一举了，甚至将这场考试看作走向仕途的唯一出路。

天真的士子们没有料到，主持这场考试的人是宰相李林甫。此人一向痛恨文人、艺术家，认定民间生长起来的人不识礼度，让其跻身仕途会扰乱“正统官场”，便竭力阻止这些民间人才上升。随即，这场举国响应，吸引各地数千人参加的隆恩广开的选拔试，很快沦为历史的笑柄，最后，以不可思议的荒诞收尾：录取人数为零。这意味着应试的每个人都未能进入李林甫法眼，他禀告皇帝，“野无遗贤”。言下之意是臣等按照陛下旨意进行了人才选拔，只是很遗憾，这些混迹江湖的人着实辜负了陛下期望，没一个具备真才实学。大唐帝国最伟大的诗人就这样遭遇了一个小人的私心，宰相的傲慢、偏见与阴谋几乎掐灭了杜甫心中那个伟大的抱负。

他在长安困守着，卑微又无望。做门客，做幕僚，为自己挣一口粮食，挣一点生存下去的资本。一年又一年，他一直在焦灼地寻找着进入朝廷的机会，企望谋得哪怕一个草芥大小的官职。到了天宝十载（751）正月，正值玄宗皇帝祭祀大典，杜甫敏锐地觉察到这或许是一个机会，于是一口气在延恩匦（唐时一种中央机构从民间采纳意见的信箱）中投入了三篇献给皇帝的赋。那些找不到出路的日子，杜甫时常会想起司马相如，想起他曾以一篇《子虚赋》拨动皇帝的心扉，由此叩开了命运沉重的大门。令人想不到的是，三篇赋竟真的引起了玄宗皇帝的赞赏，这是杜甫在长安的高光时刻。皇帝命宰相李林甫考察这位热情关注着国事的诗人。又是李林甫？可以想见这事又如电光一闪，便再无下文了。也不能怪皇帝，毕竟他的热情只能维持三分钟，对一般的人事都会过眼即忘，皇帝心里装着太多“紧要事”，还有那么多妃子、舞蹈、美酒等着他欣赏和品鉴。一个小小文人写下的文字，得到了圣上的批示，已经很能说明皇帝“求贤若渴”的殷切之心了。

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再向延恩匦投了两篇赋。那段时间他开始频频出手，向京城的相关权贵投诗，这个举动也叫“行卷”，也是唐朝文人仕进路上的必然程序。起先，行卷是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概率和争取更好名次采取的自荐策略。唐代进士考试录取结果并不完全依据考生的分数决定，甚至可以脱离考试本身预先确定录取名单。另外，当时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及与主试官关系密切者，皆可推荐人才，影响考试结果，这种行为被称为“通榜”。这样一来，赢得主考官或相关有能量的官员青睐变得无比重要。考生们以极工整的书法将自己的诗文誊录下来，做成精美的辑录，呈给朝中权贵。之后，此举被渴望功名的文人们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他们自我推荐的方式。

无奈中，杜甫只得期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引起权贵们的注意，将诗文当作敲门砖，敲开一扇通往官场的门。杜甫诗作中，有一首诗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一首典型的行卷之作。不妨看看其中几句：“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歘然欲求伸。”这些诗句若换成现代散文笔法会是这样的：整整十三年了，我骑着瘦驴四处奔走。寄居于长安逼仄的角落里，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挨过一个又一个旧年，徒劳地迎来新的春天。常常地，天蒙蒙亮就出门，赶到达官贵人府前，趁他们未上班，期望抽空见我一面。傍晚时分，候在朝廷衙门边，等到老爷们下班骑着高头大马出来，我赶紧追上去，希求能和他们说上几句话。每天吃着残羹冷炙，处处令人心生悲哀。当今皇上求贤若渴，不久前还在到处甄选人才，我满腹的志向忽然想要得以伸展。

眼下，他在长安已经待到了第十年，一年又一年，他翘首祈盼着，他不辞劳苦地奔走着，那段时间，拮据的诗人开始“卖药都市”，每天都要迎接人们的白眼和唾弃，他像乞丐一样在帝国的首都忍饥挨饿。大概是那些行卷的诗歌和文章打动了哪个官员，让他动了恻隐之心。天宝十四载（755），羁旅长安的第十个年头，杜甫终于等来一个小如芝麻的官职：河西尉。尽管这个卑微的职位来之不易，经过反复思量，杜甫却拒绝了。他太清楚县尉这种职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对自己是了解的，这类治安捕盗的差使，令他望而生畏。这些年东奔西走，让他见识了太多恶狠狠的小官吏，他做不了这种阿谀奉承、欺下瞒上的小官。他的抗拒竟然起了一点小作用，朝廷改任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掌管门禁钥匙。

就在杜甫上任没多久，安史之乱爆发了。安禄山的大军击碎了一场盛世的迷梦。最坏的日子都在后头呢。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杜甫在离乱里回家省亲，才知道小儿子已被活活饿死。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四起的狼烟，沿着小路逃出长安，追随唐肃宗来到中央政府临时驻地凤翔。尽管双脚已踏入了乱世，杜甫心里“忠君”的执念并未有任何动摇，他在诗中描画了来到凤翔的自己，“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我们无从得知他是不是有机会近距离面见天子，但这副落魄相确乎肉眼可见。

五月，杜甫被朝廷任命为左拾遗，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谏官，不过拥有向皇帝提意见的权利。就是因了这个危险的权利，杜甫的左拾遗还没做到一个月就出状况了，因为房琯被肃宗皇帝罢相，杜甫向皇帝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令肃宗皇帝对他心生了反感。若不是新任宰相张镐出来说了话，或许杜甫连性命都没了。那年闰八月，皇帝索性给了杜甫一个长假，让他回乡探亲去了。这个连官服都置办不起的落魄的小拾遗，顶着满头白发，走在难民的队伍里。

至德二载十月，肃宗皇帝回驾首都长安。十一月，杜甫携带家眷，举家到了长安，仍担任尴尬的左拾遗，这份差使一直持续至乾元元年（758）六月，肃宗皇帝贬杜甫为华州司功参军，让他管理当地的祭祀、学校、考试等文教工作。

这显然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这样的小职位不仅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且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都极折磨人。杜甫写过一首诗《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吐槽整日为堆积如山的公文所迫，心里烦躁发狂的情景，诗中说：天气酷热，食欲全无。还在为夜晚宿舍里的蝎子发愁，苍蝇也成群结队飞舞着。束紧腰带穿着齐整的厚衣服快要将人逼疯了，案头文件却又火急火燎地亟待处理。此刻，多想逃到郊外，赤脚踏在冰上就好了。

于是，索性放弃掉这鸡肋一般的官职。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家由华州到了秦州，随后又投奔了同谷。杜甫不会忘记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自己穿着粗布短衣，踩着半尺厚的雪，扛着锄头上山挖黄精的情形。

为了生计，考虑到中原民不聊生，西蜀一带却因为天然的地理屏障，还保持着相对的安定，大概百姓的生存境况也会好一些。那年冬天，杜甫毅然决定不避路途险恶，翻越蜀道到成都去。行程一个月左右，他到达了成都。在城西筑草堂为家。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尽管是异乡的远客，但恍惚间仿佛在浣花溪畔重新拥抱了和平宁静的生活。

只是成都的生活依然不能赐给诗人一个祥和的晚年。时代的动乱，像大地震之后的余震，这个走着下坡路的帝国，已经没有能力平息民间四起的乱象。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于宝应元年（762）兵变，成都几成危城，杜甫只好离开浣花溪畔，避乱梓州、阆州等地。

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告别了成都草堂，于大历元年春天来到夔州……

一生多么漫长，恍如无穷的长江水；可在回忆里，又那么短暂，短暂得就像这个冬夜，像那一阵自江边吹过去的风，转瞬间已永不再来了。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他越来越乏力了，寒气交织着湿气，江水漶漫啊；他越来越恍惚了，时日将尽，音书渐绝。“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的世界很小，小到连腿都伸不开了，小到只剩这立锥之地了。他的惆怅很大，大到漫过整个帝国的黄昏。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

船在湘江上走着，青天在上，水在下。冬天深了，时日将尽。

他写下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杜甫的笔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一生的艰难和困厄都定格在他的诗里，他的心挂念着受难的人，挂念着干戈难平的中原，挂念着与他一样在大唐微弱的喘息里挣命的无望的生灵。

770年冬，杜甫死在船上。

他一生的远行始于船，终于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