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命运的戏法

“公元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时七分。浙东甬城大学园区图书馆一楼一张长桌上，一个略显疲惫的男人，在银灰色笔记本电脑上敲下书稿最后一个字。

“随后他站起身，抑制着内心的狂喜，任由电脑和手边的书置于原地，走到了图书馆连廊上。那里排放着一长列深棕色单人沙发，面西的幕墙镶嵌着一长溜透明玻璃。他任意找了一张沙发，把自己扔进去，将腿伸开，人往后仰，脑袋抵在沙发背托上，像一根紧绷的弹簧彻底松弛了。阳光倾泻下来，如明亮的瀑布，一种巨大的释然包裹着这个男人，他心里百感交集，想欢呼雀跃，又想大哭一场。图书馆的连廊上很安静，没有脚步响，也没有人语声，只有左手边隔着三四个位置，有个女生趴在沙发上打盹儿，右手隔两个位置，一个男青年戴着一副白色耳机出神。

“没有人知道，此刻，有个人写完了一部他自认为这几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他的内心像大海一样涌动着喜悦的潮水，没有人知道。”

这是我在图书馆走廊上顺手记下的一段实录，描述了自己写完这部书稿时的样子。我不知道别的人写完书稿最后一个字是怎样的情状。汉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完成了熔铸毕生心血的《史记》，可曾一声欢呼？清康熙三年（1664），张岱完成鸿篇巨制《石匮书》，可曾一阵狂喜？而顾炎武，尽二十多年心力埋头著述，合上《肇域志》书稿那一刻，又是怎样一番情状？吴承恩呢？蒲松龄呢？还有吴敬梓呢？

想到他们，并非是拿他们自比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写作者在自认为大功告成的时刻，心脏一定会有不同于平常的节律和回响。

我在图书馆午后的长廊上坐了许久，在初冬暖阳的抚慰下，心绪渐渐平复下来。仿佛一千里远路终于走完，总算抵达了目的地一般。

二百八十六天的长途旅行，到今天结束了。

尽管本书算不上一个大部头巨制，但我在它身上倾注的心血历历可见。这一年，如果你走进我的办公室，首先会见到一张圆桌，圆桌旁摆着三把椅子，圆桌本是当茶几用的，上面却堆满了书。由于我背后的几个柜子、办公室进门左手边的书架、我的写字台都挤满了书，新来的书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只好向着圆桌进发。那里堆放了厚厚几摞历史类的书籍，这些书两三个月换一批，占据这张圆桌近一年时间。

这是写作的样子。有朋友说，一个作家在序言里交代自己写作的样子，交代写作有多辛苦多专注，是不专业的表现。我只好拿司马迁的事反驳她，人家太史公也吐槽自己的写作很辛苦，也向好朋友任少卿告白写作的伟大意图，我这么说几句咋了？不过再想想，她的话还是对的，哪一部优秀作品的完成不辛苦呢？哪一部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场心血和智慧的角力呢？除非你打定主意只是充个数，打定主意借写作赚点虚荣，这是另一码事。

人们习惯将目光和敬意投注给胜利者，这是一个崇尚成功的时代，我却将目光和敬意投给了失败者。确实，读者们打开这部书，一下子就会发现，尽管书中涉及的时间线很长，从唐到宋到元，再到明，最后止于清，书中牵涉的人物也各有特质，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翻天覆地的命运。但这些人会站在一起，绝非偶然。

经过一段时间的斟酌和考量，我在这部书里写了十三个人。这其实是一个很笨的办法，毕竟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大书，如果按照当下经济实惠的操作模式，我应该写十三部书。我却偏偏固执地将他们放在一起，让十三个人像十三颗恒星一样，处于同一个历史的夜空。我为什么执意这样做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些生命的共性。首先他们都是读书人，其次他们都想通过一条正统的路径实现抱负，这条路就是科举考试。自隋大业元年（605）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令废除，科举经历了一千三百年，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机制，它的存在得以实现儒家倡导的“精英治国”理想，它是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方式，也是中国古代一千多年来，衡量家族成就和个体成功的最重要标识。

不过无一例外，我书写的这十三个人，没有一个得偿所愿真正到达科举的彼岸，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后来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璀璨功业的人，都是可怜的落榜者，无论是杜甫、李贺、温庭筠、姜夔、王冕，还是金圣叹、顾炎武、蒲松龄、吴敬梓，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是他们不够出色吗？是他们不够勤奋吗？是他们不了解科举之道吗？我想答案不是单一的。科举考试不是简单地完成一个应试流程。它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更像是一个命运的微积分。纳博科夫评价《包法利夫人》的这句话同样适合评价科举。科举的成败，更像是中国式命运在古老土地上和广阔人心里的推演。

这部书以杜甫开篇、吴敬梓作结，这里面有着奇妙的生命运行逻辑。他们每个人互不相干，生命的小舟却又在一个相似的巨大旋涡中沉浮起落。

当这一切成为过往，我们置身事外，再隔着久远的时光回看这件事，才显得那样淡然，甚至认为在这些人一生功业的天平上，根本不需要一个“进士”的砝码。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也才会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一场又一场的科举失败，究竟是毁灭了他们，还是成就了他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无比清晰，每个读者都明了，正是“入仕无门”，才成就了这些原本处在低处的生命，迫使他们走向另外的道路，也迫使他们开掘出生命的宝藏。设若杜甫在仕途上一路通达，做到副宰相或者宰相之类的高官，整日深陷于权力斗争，他还能够写出那些痛彻肺腑、振聋发聩的诗句吗？设若顾炎武官运亨通，整日坐在明亮的衙门里琢磨着如何给上司献上一份过年大礼，三百多年后我们在图书馆里还能读到《日知录》吗？设若蒲松龄青年时代就考取了功名，并且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他还会对神神鬼鬼的事痴迷不化，进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吗？

谁说命运的责难不是奖赏呢？

这确实是一部关于“失败”的书。写了那么多种失败后，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人生大抵终究是充满困厄和苦痛的。我想这种感觉不仅我有，这部书里的每个人都有，如果将他们从久远的历史中请出来，坐成一排，再做一个采访，问每个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觉得人生是苦的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才苦？”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回答：“人生一直是苦的。”这么说来，这也是一部关于苦难的书。

不过书写失败或者苦难不是我的本意，失败和苦难本身没有意义，既不值得特别宣扬，也不值得特别美化。只有一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面对失败和苦难时一个人做出的选择。在离乱、痛苦、反复的挫败之后，一个生命的选择才值得格外被关注和书写。我不相信，我们会在风和日丽的春天的会客厅见到一个人的风骨，那时候你看到每个人脸上都透出富有涵养的神采，好比我们在平静的港湾中，并不能看出谁是征服大海的水手。可在乱世，在反复捶打和无尽绝望中，人作为人的高贵显现出来，人作为人的坚韧与博大显现出来。这是一部写满了落魄的书。不过落魄仅仅只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只是一种持久的考验，它的前方是人类永不停息的求索，是人性在暗夜里闪现的光亮。也正是这些伟大的痛苦，才建构了伟大的人的精神殿堂。

由此我想起杜甫。生命最后两年，杜甫流落在湘江流域，以一艘小船为家，他的心却记挂着受难的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份古道热肠，无疑是一个读书人对世界的热忱和关切，这也是杜甫的诗最后被誉为“诗史”的重要原因。我也想起张岱，他出生在那样富庶、风雅的读书世家，他的少年到青年时代度过了一段钟鸣鼎食、绮丽奢靡的岁月。可他中年之后大明王朝分崩离析，整个国家陷入战争的绝境中，张家几代人穷尽心血累积的田产、庄园、金银、藏书、字画……一夜间尽数被侵占、剥夺、劫掠。张岱无家可归，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六月，携一子一奴一箩筐书籍，逃往深山避难，过上终日劳作的生活。张岱身边诸多师友选择以死殉国，张岱不止一次想过死亡，又不止一次打消了作无谓牺牲的念头，他铁了心要给这个灭亡的时代留下“魂魄”，他要写一部明史。在最贫穷、最绝望的岁月里，张岱笔耕不辍，带着他的书稿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一个地方。最终，以三十余年心力成就了三百万字的历史巨制《石匮书》。

我们时常会探讨什么是人性的高贵，什么是贵族精神，我想张岱以自己的选择给出了一个范式：真正的高贵，就是面对大时代的劫难，面对国破家亡的打击，面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危机，一个人仍能静下来，保持精神独立，并创造出不朽的价值。

写下这部书的另一个意义，是特别想以这些激扬的生命作为范本，告诉当下的年轻人：人生的路并非主流认定的那一条，生命还有更多可能，即便你看似置身绝境，生命也还有一个未知的剧本。主流与世俗认定的成功，或许会令你一时荣耀与满足，灵魂认定要走的那条路，却有可能让你被时间和时间里的后来者永久地记住。

最后，我要说一些感谢的话。我比较浅薄，也没有什么大局观，首先要感谢的人是徐海蛟。我感谢自己，在心绪起落如此大的一年里，仍然没日没夜地秉持着一个信念，完成了一场文字的长途跋涉。我感谢自己，在全单位同事都离开办公室后，不管夜晚以何种形式降临，仍然安心地继续与这些古人为伴。我感谢自己，这一年里为这部书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日、吹牛、会友、旅行……感谢自己为这部书做出的全部让渡。我感谢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胆，医生不止一次告诫我它的内里充满了结石，并且它恶作剧般地发作过两回，让我痛得彻夜难眠，不过之后，它渐渐平复下来，以极大的耐性等待我完成这场漫长的旅行。

我感谢甬城的鄞州书城，在这家书店三楼的一隅，一张小麦色长桌旁有个靠窗的位置，很多个夜晚，我都坐在那个位置写作，以至于书城好多工作人员认识我，常常地，我会得到一杯免费的热咖啡，或者一杯牛奶。有一个细心的小伙子，还会在送上咖啡时，给我切一碟精致的水果。不仅仅因为咖啡和牛奶的缘故，还因为在那个孔雀蓝的墙角，有一股书的气息围绕我，灯光是暖色的，耳边总循环着那支熟悉的肖邦的钢琴曲，我的心容易安静下来，像一件在旅行箱里被揉皱的旧衬衣，被细心的女孩熨烫得温暖又服帖。同样的，另一个地方，也很能让我安静下来，也是我经常“光顾”的，那是位于城市南面大学城的大学园区图书馆，那里没有音乐，只有一些专心读书的人散落周围，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到了傍晚，就在那里的小食堂吃一个简单的快餐，用完快餐从小食堂走出来，有时会遇见很好的晚霞。我感谢大学园区图书馆，它还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丰厚的库存，这是一个写历史的作家的后盾。

感谢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感谢他们做出的考察和研究，感谢他们写下的有关中国科举的书籍，感谢他们写下的那么多传记，让我得以接近十三个生命的起点和来处，得以窥见他们日常里的种种。

感谢办公室写字台右侧的台灯，那一束小小的光，令我在大楼空空荡荡的夜里觉得安心，也让我在下雨天心里仍然留有一抹晴朗。

感谢苹果笔记本电脑，她总是情绪稳定。酷暑的一天，我手一抖将一杯热水洒在她的键盘上，她却没有崩溃，没有抹去我之前完成的半部书稿，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悲剧，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感谢向我约稿的碎碎老师，感谢我的责编熊丰老师。

最末的一句感谢要送给你，我亲爱的读者！我知道你正准备打开一本有意思的书，你是有眼光的读者。

202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