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60年代中期，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写道：“20世纪开端时，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处于顶点，似乎没有任何国家能与欧洲的武器和商业优势相抗衡。60年之后，欧洲的支配地位却只有痕迹可寻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剧烈的大逆转发生得如此迅速。”亚非各族人民地位的改变“是新时代到来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巴勒克拉夫并不怀疑，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对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仍处于欧洲战争和问题的支配之中——如果在更长的视野下加以书写，那么，“没有任何其他主题比针对西方的反叛更重要”。[1]本书的论点是，当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在这种更长的视野下书写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任何其他主题比东亚的经济复兴更重要了。针对西方的反叛为非西方世界各族人民获得社会和经济权力创造了政治条件。东亚的经济复兴则是这种获权过程已经开始的第一个也是最清晰的标志。

我们谈论复兴，因为，用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话说，“东亚过去曾是一个强大的地区，处于世界发展前沿至少有两千年之久，后来，一直到16世纪、17世纪或甚至18世纪，才陷入了相对短暂但刻骨铭心的衰落”。[2]复兴是通过东亚国家/地区先后出现而又相互联系的经济“奇迹”滚雪球过程产生的，它起步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日本，1970年代和1980年代滚动到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由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商业扩张最活跃的中心而达到高峰。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率先用滚雪球过程描述东亚的崛起，根据他的说法，“中国奇迹尽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它对世界……特别是邻国的冲击无疑将是……最突出的”。[3]类似地，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宣称：

如果过去几十年（亚洲崛起）得以持续，那么，它将终结欧洲及其庞大的北美分支两百年来的全球支配地位。日本只不过是亚洲未来的一个预兆。事实证明，对改变世界来说，这个国家太小并且内向。继日本之后的国家——首先是中国——将证明它们既不小也不内向……欧洲是全球经济的过去，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现在，而中国支配的亚洲则是全球经济的未来。这个未来似乎注定到来。重要的问题是它到来的速度和顺畅程度。[4]

沃尔夫预见的亚洲未来可能不像他暗示的那样不可避免。但即使他的所言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东亚的复兴也表明，亚当·斯密关于在西方征服者和非西方被征服者之间的力量将逐步拉平的预测有可能最终成真。与后来的卡尔·马克思一样，斯密认为，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经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通路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不过，在这些事件对人类最终有什么好处的问题上，他远不如马克思乐观。

它们的后果已经很明显了，但这些发现之后只不过经历了两三个世纪，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要看到它们的全部后果是不可能的。人的智慧还不能预见这些事件带给人类怎样的利益或怎样的不幸。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把世界相距最远的部分联结起来，他们能够缓解彼此的匮乏，增加彼此的愉悦，激励彼此的产业，其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但是，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两地的原住民来说，这些事件有可能产生的全部商业利益完全让它们带来的灾难抵消了……这些发现出现的时候，力量优势刚好如此明显地位于欧洲人一边，以致他们能在这些偏远的国家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从此以后，也许这些国家的原住民有可能变强，或者欧洲人有可能变弱，世界所有不同角落的居民有可能最终拥有同等的勇气和力量，从而激发出相互畏惧，以至于足以震慑独立国家的非正义行为，使各国都能尊重彼此的权利。[5]

在《国富论》出版后几乎两个世纪里，不但欧洲人没有变弱，非欧洲国家的人也没有变强，而且，欧洲人和其在北美的后代的“力量优势”还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非欧洲世界“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了。事实上，在斯密写这本书的时候，东亚的“衰落”还没有开始。相反，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引人注目的太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是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们的一个灵感来源。其中，莱布尼茨（Leibniz）、伏尔泰（Voltaire）和魁奈（Quesnay）等人“期待从中国寻找到精神的指教、制度发展的引导以及支持他们倡导的各种事业的证据，从开明专制、能人治国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6]与欧洲国家形成最强烈对照的是中华帝国的规模和人口。在魁奈笔下，中华帝国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后者在单一主权下统一起来的话”。这个概括引起了斯密的共鸣，他说，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7]

在随后半个世纪，欧洲军事力量的大跃进破坏了中国的这种正面形象。欧洲商人和冒险家早就强调说，一个由文人—乡绅阶级统治的帝国在军事上是脆弱的，同时他们苦苦抱怨自己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官僚和文化缺陷。这些指控和抱怨滋长了对中国的非常负面的看法，把它看做官僚主义压迫下的军事虚弱的帝国。到1836年，即在英国发动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三年之前，发表于广州的一篇匿名文章的作者凶神恶煞般地宣称，“目前，或许社会文明和进步恒久不变的标准只是各国从‘杀人艺术’中获得的本领，为了彼此毁灭而采用和完善的各种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各国学会运用它们的技巧”。接下来他把清帝国海军贬斥为“荒唐的滑稽剧”，认为陈旧的大炮和难以驾驭的军队使中国“在陆地上毫无招架之力”，并把这些弱点看做整个中国社会存在根本性缺陷的症状。迈克尔·阿达司（Michael Adas）在报告这些观点的时候还补充说，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性“形成了欧洲人评估非欧洲民族总体优劣的标准，这对中国人是个凶兆，因为他们已经远远落在逼近其南大门的那些好斗的‘野蛮人’后面了”[8]。

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一个世纪，东亚的衰落变成了彭慕兰（Ken Pomeranz）所说的“大分流”。[9]直到那时世界两大地区的生活水平还大致相当，但此后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命运开始急剧分岔，欧洲迅速上升到了自己力量的巅峰，而东亚则同样迅速地跌落到了自己的低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日本成了一个遭受军事占领的“半主权”国家；而该地区大多数其他国家或者仍在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或者正在面临冷战造成的四分五裂。正如在其他地区一样，在东亚也没有迹象表明斯密的论点将很快成为现实，即全球经济中交换的扩大和深化在欧洲和非欧洲人之间起到了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针对西方的反叛。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原来的主权国家重新建立起来，数十个新兴主权国家也成立了。但是，在非殖民地化的同时，西方暴力机器也形成了，其规模和潜在破坏性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0]

形势似乎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开始发生变化，强大的美国军事机器未能迫使越南人民按冷战的划分接受永久性分裂。在美国决定撤出越南后不久，保罗·赛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Labini）在纪念《国富论》出版两百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斯密预见的那个时刻是否终于到来了，即“世界所有不同角落的居民……最终拥有同等的勇气和力量，从而激发出相互畏惧，以至于足以震慑独立国家的非正义行为，使各国都能尊重彼此的权利”。[11]经济形势似乎也有利于那些后来组成了第三世界的国家。[12]世界对它们的资源需求很大，对它们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也有很大需求。资本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以及第二世界）国家的流动显著增加；第三世界国家的迅速工业化破坏了制造业活动集中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的原有局面；第三世界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联合起来，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18年之后重读赛洛斯-拉比尼的文章，我注意到，指望（或害怕）世界各民族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获益机会很快会均等化的任何想法都是不成熟的。1980年代，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市场竞争升级导致对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的资金供应突然枯竭，引发了这些国家产品的世界需求出现巨大萎缩。贸易条件重新变得有利于第一世界，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就像1970年代变得对它不利之时一样。苏联帝国在全球经济日益动荡中迷失了方向，涣散了组织，同时受到军备竞赛再次升级的重压，它解体了。这样，不再有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对抗，代之而起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与前第二世界国家竞争，以便获得第一世界的市场和资源。与此同时，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不无成功地声称自己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全球“垄断”权，由此培育了一种信仰，即它们的军事优势不但空前强大，而且在实践中完全不可撼动。[13]

不过，我也注意到，这种反弹并没有把力量关系恢复到1970年之前的状况。因为苏联力量的消减伴随着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所说的东亚“资本主义群岛”的兴盛。[14]日本是迄今为止这个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在其他岛屿中，最重要的是城市国家新加坡、香港地区、军事要塞台湾地区以及半民族国家韩国。用传统标准衡量，这些国家/地区没有一个是强大的。香港甚至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三个较大的国家/地区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不仅在军事保护上，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它们的能源和食品供应及其制造业产品的盈利性销售上都完全依附于美国。然而，作为世界新的“加工车间”和“钱柜子”，这个群岛的集体经济实力迫使资本主义力量的传统中心——西欧和北美——对它们本国/地区的产业、经济以及生活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和重组。[15]

我曾经指出，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分岔在资本主义编年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可以朝三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可以利用它们的军事优势从新兴东亚资本主义中心榨取“保护费”。如果这种图谋得以实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打算这样做，或如果这样做了但没有成功，那么，假以时日，东亚就有可能成为亚当·斯密预见的那种世界市场社会的中心。但也有可能，分岔将导致无休止的世界性混乱。我曾借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指出，在窒息（或沐恩）于西方中心的全球帝国或东亚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的地狱（或天堂）之前，人类“很可能在伴随冷战世界秩序消失而来的暴力升级的恐惧（或荣光）中化为灰烬”。[16]

写下这些看法13年之后，趋势和事件大大改变了这些后果变成现实的概率。世界范围的暴力进一步升级了，我们在第三篇将说明，布什政府信奉“美国新世纪计划”，用它来回应2001年的“9·11”事件，这主要是为了实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该计划在伊拉克试验场上惨遭失败虽然没有彻底消除西方中心的全球帝国得以实现的机会，但大大降低了这种可能性。无休止的世界性混乱的可能性或许增加了。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东亚中心的世界市场社会形成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个更光明的前景部分来自于伊拉克冒险对美国这个世界大国的灾难性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前景的存在是由于中国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

中国崛起的意义极其重大。中国不像日本或台湾地区，它不是美国的附庸，中国也不是香港那样的城市特区或者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尽管它的军事力量不能与美国相比，其制造业增长仍然依赖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但美国财富和力量对进口廉价中国商品的依赖以及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依赖如果说不是更大的话，那也同样很大。更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带动东亚和其他地区商业和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

本书提出的总论题是，“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失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如果结合起来看，已经使斯密的预见比《国富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即在世界各种文明更平等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社会。本书分为四篇，其中一篇着重进行理论探讨，其他三篇主要为经验研究。

第一篇各章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从考察亚当·斯密经济发展理论最新发现的意义开始，理解彭慕兰的“大分流”。随后我要重新构建斯密的理论，把它与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进行比较。我在第一篇中的主要论点是：第一，斯密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鼓吹者，也不是其理论家；第二，他关于作为规则工具的市场理论对理解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有用，例如以从属地位被纳入全球化欧洲国家体系之前的中国，以及它在21世纪完全不同的国内和世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再次形成的那种市场经济。

第二篇各章运用第一篇中探讨延伸的斯密观点追踪全球动荡的轨迹，它发生在美国信奉“美国新世纪计划”和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并为之创造了条件。我把动荡的起源追踪到资本的过度积累，其全球环境是由20世纪上半叶针对西方的反叛和其他革命性剧变形成的。结果是，美国霸权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发生了第一次深刻危机，我把它叫做美国霸权的“信号危机”。美国在1980年代对这场危机所做的反应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加紧资本竞争，并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进行了重大升级。尽管这种反应使美国政治经济命运的复兴超过了其推动者最美好的预期，但它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即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动荡，并使美国的国民财富和力量越来越依赖于外国投资者和政府的储蓄、资本和信用。

第三篇分析布什政府利用“美国新世纪计划”来回应美国早先政策所带来的这些始料未及的后果。在分析这个计划的彻底破产之后，我用第一篇中发展起来并在第二篇详细阐述和延伸的斯密观点重新审视该计划的实施和失败。我要指出，伊拉克冒险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早期对越南战争的判断，即西方的军事优势已经达到了极限，表现出即将破裂的强烈倾向。而且，对越南和伊拉克的判断似乎能相互补充。越南战败促使美国把中国拉回到世界政治中以便遏制军事失败带来的政治损害，而伊拉克战争彻底失败的后果很可能让中国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

第四篇专门讨论中国崛起的动力。美国试图把中国经济扩张的魔鬼重新放回到美国支配的瓶子中，但它这样做面临很多困难，在指出这一点之后，我想强调，试图根据欧洲国家体系以往的经验预知中国相对于美国、其邻国以及整个世界将如何行动为什么是根本错误的。首先，西方体系的全球扩张已经改变了它的运转方式，使它以往的大部分经验不再有助于理解当前的转化。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国家体系这一历史遗产的相关性降低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早期体系的相关性则提高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新亚洲时代——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将是这两种遗产相互交融的载体。

结论部分总结为什么美国企图阻挡南方国家获权的结果适得其反的原因。它们加速了我称之为美国霸权的“垂死危机”，并且为建立斯密预见的那种文明共同体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出现远不是确定无疑的。西方的支配地位也许还能以比以往更精巧的方式再生，并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暴力升级和无休止的世界性混乱仍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或失序最终将变成现实，主要有赖于人口稠密的南方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能不能为自己和世界开辟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即它比导致西方致富的那条道路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环境上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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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ffrey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1967），pp.153-4.

[2] Gilbert Rozman，The East Asian Region：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6.

[3] Terutomo Ozawa，“Pax Americana-Led Macro-Clustering and Flying-Geese-Style Catch-Up in East Asia：Mechanisms of Regionalized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3（2003），p.700，强调之处是原文中的。“滚雪球”这个比喻首先见于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apan as a Recycler of Market and Industry，” Business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5，2（1993），pp.30-1。

[4] “Asia Is Awakening，” 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22，2003.

[5]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 vols（London，Methuen，1961），vol.II，p.141，强调之处是后加的。

[6] Michael Adas，Machines as Measure of Men：Science，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79；另见Ho-fung Hung，“Orientalist Knowledge and Social Theories：China and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East-West Differences from 1600 to 1900，” Sociological Theory，21，3（2003）。

[7] FrancËois Quesnay，“From Despotism in China，” in F.Schurmann and O.Schell，eds，Imperial China（New York，Vintage，1969），p.115；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II，p.202.

[8] Adas，Machines as Measure of Men，pp.89-93，124-5，185-6.另见Geoffrey Parker，“Taking Up the Gun，” MHQ：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1，4（1989），pp.98-9。

[9]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后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半永久性海外军事基地网络，用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话说，“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和平时期如此长久地把本国军队部署在如此众多的其他主权国家领土上”。Stephen Krasner，“A Trade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1988），p.21.

[11] Paolo Sylos-Labini，“Competition：The Product Markets，” in T.Wilson and A.S.Skinner，eds，The Market and the State：Essays in Honor of Adam Smi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230-2.

[12] 1950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是对西方的反叛和世界冷战秩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历史上的非西方国家几乎完全归入第三世界；而历史上的西方则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最繁荣的部分（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加上日本成为第一世界，不那么繁荣的部分（苏联和东欧）成为第二世界，余下的部分（拉丁美洲）则加入非西方成为第三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第二世界的消失，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说法就与时代不符了，它们分别被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取代。在本书中，这些用词将根据上下文而定。

[13]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London，Verso，1994），pp.21-2.

[14] Bruce Cuming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acific Rim，” in R.A.Palat，ed.，Pacific-A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yste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93），pp.25-6.

[15]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p.22.

[16]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pp.354-6，借用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4），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