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岭南妇女的剽悍形象

秦汉以后，随着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加强，各类文献对岭南女性的记载也多了起来。但早期文献记载的岭南女性多以强悍的形象出现，尤其在政治军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冼夫人。

一般认为，冼夫人生活在南朝及隋朝。但史籍记载秦汉时岭南就有冼氏传说。[22]从现存史料看，秦汉的冼氏妇人和南朝及隋的冼夫人家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冼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冼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遍霸岭表，冼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佗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佗竟不能折。扙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冼姓，多其枝流也。[23]

上述史料为宋人《太平广记》抄录唐代刘恂《岭表录异》，秦汉时这位令赵佗“不能折”的冼氏也是高州人，并成为岭南冼姓之祖。明末屈大均对冼夫人的描述大概参考了《太平广记》，认为她“保障高凉，有威德。其知名又在侧、贰之先，故论越女之贤者，以冼氏为首。”[24]之后对冼氏的记载似乎都照抄《太平广记》，如范端昂《粤中见闻》卷19《冼夫人》[25]、康熙年间浙江嘉善人钱以垲的《岭海见闻》等。钱以垲在康熙三十六年曾任茂名知县，他在记载二冼氏后感慨：“二冼均女子耳，其勇略才识、保障功业皆同，而一则以功名显，庙食百世不绝；一则湮没而名不传，岂非赵佗伪号而陈、隋、唐皆正统欤？然则人之所托有幸不幸也。”[26]

钱以垲关于秦汉冼氏未能名传千古所做的原因推测是否属实，现已无从确知，但这位冼氏与冼夫人及冼氏家族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却是事实。冼氏后裔冼宝干在清末编修《岭南冼氏宗谱》中认为，冼氏之先为沈子国的沈汭，与赵佗同乡，随赵佗领谪卒50万人戍守岭南，遂成冼姓入粤之始祖。但沈汭之事未见于文献。学者王瑞兴对道光《广东通志》否定《太平寰宇记》的做法提出了另类的思考，所谓“身长七尺，乳长二尺余”，反映古越族的体格与汉人有些不同，只不过转述者或记录者有意夸大或存有种族偏见而已。秦汉冼氏与赵佗的交往说明，远在秦汉之际，冼氏已据有高凉，且根基深厚，传到南朝冼夫人时，势力已由大陆跨及海外；冼氏与赵佗的谈话显示，冼氏是接受汉族文化较早、知识水平较高的南越土著，而且与汉人之间已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秦末汉初，赵佗据南越称王，应是以取得南越诸部落首领的密切合作为基础的，高凉冼氏当是大力拥护和支持他的一个。”[27]虽然“乳长”之说怪诞不足信，但不应全盘否定。他推测是秦戍卒沈汭到高凉后与当地土著女首领联姻，入赘于越族俚人，并与冼氏一起拜见老乡赵佗。自此，高凉从女系氏族社会转为男系氏族社会，而冼氏也成为越人中最先确立的姓氏，成为高凉俚人的首领。[28]

岭南与中原沟通并缔结婚姻最早在秦代。秦始皇派数十万大军征服岭南，随后即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应南海尉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之请，将中原未嫁女或丧夫女“万五千人”发往岭南，与留守士兵组成家庭，繁衍后代。据此推测，有部分士兵娶越女为妻。[29]这应是岭南女性与中原人建立关系之始。有了秦代戍卒与越女缔结婚姻的先河，又有龙母故事中包含越汉联姻的暗示，人们对这种沟通形式有了认同。异族通婚不仅可解决士卒婚配问题，更可以沟通感情、密切民族关系。为了巩固统治，最大限度地拉拢本地人，南越赵氏也与当地土著联姻，以稳固政权。南越王婴齐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成为末代南越王。南越国丞相吕嘉三朝为相，“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30]吕嘉在南越的势力相当庞大，其子均娶南越宗室之女为妻，女儿也全嫁给赵氏子，甚至还与远离番禺的苍梧王联姻。

南朝至隋时出现的冼夫人，被正史记载在案，且被中原王朝册封为谯国夫人，为王朝维护岭南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唐代官修《隋书》卷80对冼夫人记载颇详细：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

冯家本是北燕后裔，从冯融的祖父冯业起三代羁留于岭南并担任守牧，因外乡羁旅，号令不行。冼夫人嫁给冯宝后，鼎力支持冯家对岭南的掌控，成为岭南地区最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南朝灭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冼夫人为圣母，保境安民。后来她率众归附于隋，平定多起叛乱，被封为谯国夫人，朝廷又命她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节制诸部落及六州兵马，岭南地区得以稳定，她因此受封赐临振县为汤沐邑，食一千五百户。隋文帝仁寿初年，冼夫人去世，朝廷封赠谥号“诚敬夫人”。[31]冼夫人的事迹在《隋书》之后，又被《太平广记》《广东新语》《粤中记闻》及广东地方志等屡屡记载[32]。

从上述史料记载的冼夫人传记来看，她的兄长冼挺为南梁州刺史，被封为汉官，也就是说冼氏家族与汉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接触。岭南的教育全面开始虽然较晚，但汉代岭南广信县已出现著名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而番禺一带也出现杨孚《异物志》、王范《交广春秋》等著作。可见，汉文化已在岭南有所发展，并开始影响诸如冼氏等岭南大族。[33]冼夫人嫁入冯家后，接受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估计会更多，所以后人认为她“解环质佩，善读阃外春秋”[34]，成了受儒家文化滋养下的岭南土著女性。

冼夫人去世后，冯家由于和唐王朝的矛盾，遭到唐朝的打击，家族势力开始衰落，唐代最后一位留名史册的冯氏后人是高力士。唐代魏征等编纂的《隋书》为冼夫人立传，宋以后，冼夫人由土著女首领变成了庇佑一方的神明，成为汉化与归附的象征。尽管高州是冯冼家族的据点，是冼夫人信仰的源头，宋代高州却没有受到王朝的特别关注。而在同时代，因为海南和雷州地处沿海、贸易繁荣，海南儋州宁济庙（冼太庙）受到了敕封。明代随着征讨广西大藤峡瑶乱，高州地位变得重要，此时冼夫人与冯宝故事又成为敬宗收族最有力的工具，祖先和神明合而为一。[35]经过后人的附会与宣传，冼夫人从现实中存在过的“岭南圣母”，转变成一位身兼多种职能、有求必应的女神。在经过了国家主导、官方推广、士民接受并改造、国家的再认可和继续推广，冼夫人由人被形塑成了神，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互动创造模式。

岭南女性在政治军事中的表现，尚有不少被文献记录下来，如汉代岭南九郡之一交阯郡人徵侧、徵贰姐妹。交阯即今越南北部部分地区，秦时属象郡，后属南越国。东汉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发动叛乱。“徵侧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次年四月，“斩徵侧、徵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36]徵侧的形象是“甚雄勇”，能率兵打仗，且自立为王，说明她也是智勇双全的女性，与赵佗时的冼氏形象一致。明末清初，屈大均对徵侧的评价很高：“古女子僭号为王，华戎皆所未有，可异也。”[37]

三国吴时，九真郡军安县又出现一位赵氏女。晋代刘欣期说：“赵妪者，九真军安县女子也。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攻郡，常着金蹋踪屐，战退辄张帷幕，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刺史吴郡陆胤平之。”[38]此赵妪与秦汉冼妇颇类似，亦“乳长”，赵氏在儒家士人眼中远比冼氏出格，“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就使她不同于儒家女性贞节的面相。她“着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39]，更显得剽悍异常。清代钱以垲对赵妪的记载较为详细，说她勇敢善战，年长不嫁，“入山招集亡命数千人，攻掠城邑，其锋不可犯，真女中盗跖也。常着金蹋踶出战。退，张帷幕，骁悍少年数十人列侍左右，军令森然。后安南校尉陆胤结以恩信而招纳之，郡邑始平。”[40]钱的话中贬责的成分较少，多的是对事实的记载，但屈大均却直接表示了对赵妪的轻视和对正统的赞誉：“（赵妪）此亦女贼之雄，然不足道。惟二冼氏及虞夫人、宁国夫人，可称女中豪杰云。”[41]

虽然在屈大均眼中，赵妪永远都是一个雄霸一方却脱不了贼寇本色的女性，但他却改变不了赵妪对后世的影响。赵妪日常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穿“金蹋踶”，她的这种习惯可能引发了后来岭南男女皆喜穿木屐的传统：

吴时粤有赵妪，常着金蹋踶，或着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今粤中婢媵，多着红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凉时，散足着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制拖皮为雅。或以抱木为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韧，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刳之为屐，轻薄而耎，是曰潮屐。或以黄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湿，尤宜屐。其良贱至异其制以别之。新会尚朱漆屐，东莞尚花绣屐，以轻为贵。史称邯郸女子，跕屣蹑利屣。利者，轻也。广州男子轻薄者，多长裙散屐，人贱之，呼为裙屐少年。[42]

按照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要求来衡量，赵妪是一群不服官府管辖的、放荡的野蛮盗贼的女性首领，她身上拥有的一切特质都会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她的穿着打扮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只会避之唯恐不及。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她脚着木屐的习惯在岭南广为流传，甚至还演变出多种风格和花样的木屐。这说明赵妪在当时当地已经受到了民众的尊重，因此其衣装打扮才能流传后世，以至于下至婢媵，上至士大夫都对此进行效仿。

赵妪以下，粤西高州地区接着就出现雄踞一方的冼夫人，但冼夫人的选择和结局与赵妪不同。冼夫人身逢乱世，处在朝代交替的关口，而且隋是统一王朝，因此她投陈与投隋的决定对将岭南划入中原王朝版图有着重要意义，成为岭南稳定的基础。赵妪所处时代却是三国争雄时吴的统治之下，吴后来被晋统一，赵妪占山为王不会威胁整个王朝的安定团结，她的投诚被收编也无法影响到整个岭南，最多就是“郡邑始平”。这样的影响力自然不能和冼夫人相提并论，但她的存在仍然成为岭南女性充满雄霸之气的强有力证明。清代刘斯枢辑《程赋统会》卷18《外译》中的“俚”记载，居住在苍梧、玉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的俚人，“自古及今”，“不用王法”，“惟知贪利”。俚人妇女“不知蚕绩，惟事庖厨。若作乱，则男妇皆能军矣”。

从地域上看，上述岭南女性故事几乎都发生在今天广东西部地区。事实上，此类女性故事在唐代后还不时出现在岭南的其他区域。唐末黄巢进军岭南，攻破西衡州，英德妇人虞氏的丈夫为西衡州寨将，与黄巢军队交战而死。虞氏继承丈夫的遗志，身披甲胄，率领乡兵迎战黄巢军队，最后也战死沙场。据说，虞氏战死后，“乡人徐志道辈立祠祀之，号寨将夫人祠。其后叛兵猺寇为乱，祷之辄应。或见虞衣红率兵而来，贼辄惊溃，其英灵盖不可泯云。”[43]南宋嘉定年间，朝廷敕封虞氏为正顺夫人，“夫人生能摧黄巢之锋，殁能制峒蛮之寇，封为正顺夫人。立祠香垆峡中。”[44]清人范端昂对虞氏的记载增加了更多的神异色彩，甚至附会虞氏拖枪上马交战的枪痕，说直到清代“今麻寨径中有点拖枪痕”。民间社会除不断附会她穿朱衣率兵御贼的传说外，将虞氏神化为“旱涝疾疫，祈祷必应”的地方神祇。所以才引起宋嘉定十五年朝廷敕封她：“生能抗黄巢之锋，殁能制峒寇之暴，况雨旸致祈，复利泽之随，著特封为显佑夫人。后加封正顺夫人。”[45]在范氏笔下，南宋政府册封虞氏的具体年份有了，册封的原因和名号也多了。从显佑夫人到正顺夫人，意义上的变化更加明显。所谓“显佑”应是显灵保佑之意，“正顺”暗含着对国家正统的臣服与顺从。从显灵保佑民众到对国家的恭敬顺从，虞氏完全成为被国家肯定其意义和存在的地方女性神祇。至今仍在粤北北江流域民间社会盛行的曹主娘娘信仰，就是历代祭奠虞氏变化的结果。[46]

民间社会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多在英雄死后将其塑造为神灵形象，潮州人尊奉的“双忠公”，是唐安史之乱时以“忠义”著名的张巡、许远，两人在睢阳之战中立下大功，最后殉国而死。[47]而虞夫人的形象与张巡、许远相类似，她与黄巢殊死搏斗，就是为保全家乡，也是为了保证王朝权力在地方的行使。但同样“酣战而亡”的虞氏之夫却没有得到张巡、许远的待遇，相反身为女性的虞氏不仅被演化出众多神异传说、成为后人祭祀的神灵，还得到国家的公开敕封，被纳入官方祀典。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女性在岭南社会所处的地位。

无独有偶，五代时，雷州也有妇人被民众推为主帅，以御强寇，据万历《雷州府志》卷11《秩祀志》中的“宁国夫人庙”记载：“五代间，声教不暨，以强凌弱。郡有一女子或云姓李，勇敢强力，众咸信服，相与筑城御寇，女子为之帅。南汉归顺，余党剽掠，皆为女子所败，一方赖之。及殁，众号为宁国夫人，立庙祀焉。”李氏因稳定地方有功，被民“众号宁国夫人，立庙祀焉”[48]。梁廷枏则记载李氏为海康人，“勇敢有谋略，远近皆信服。后主时荒乱无政，民间孤弱者率为势家凌暴，无可申诉。谋共推李为帅，使保卫之。及宋师来讨，以后主入汴时，远州将士尚多握兵未服，四出剽劫。李统所部击之，皆败走各散。一方赖以安，称之曰李夫人。及卒，立祠，岁时奉祀不绝。”[49]看得出宁国夫人是民间私下封号。另有东安李漆妻詹氏，丁亥年，[50]李漆集兵勤王，以总兵官战殁。“詹氏代领其众，攻复泷东、西州县，以功得参将，未几病卒。自二冼氏至詹，粤人以为五女将云。”[51]

上述二位冼氏、虞氏、李氏、詹氏等女性由于在政治军事上的超然地位，被粤人尊称为“五女将”，范端昂将此归于粤地之风俗，“吾粤扆山襟海，素饶雄霸之气，妇女亦多知兵。自二冼以至虞、李、詹，皆勇略绝伦，称为粤中五女将云。”[52]这五位女性有四位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地区，一位在广东北部地区，应该说在岭南地区有相当的地域代表性。

其实，五代时广东还流传有武婆的故事。但关于武婆的活动地则有兴宁、英德两说。[53]兴宁说最早见诸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武婆城，在兴宁西二里，可容千人。当五代扰攘，寇盗猖獗，而武婆者，乃能纠合村落之众屯堡自卫，故基犹存。妇人女子能为烈丈夫事，闾巷流传数百载，名不泯没。”[54]此后记载虽多同于此，但对武婆也说法不一，一说为武姓老妪，正德《兴宁县志》卷2《故迹》记载，武婆故城在城西河外里许，五代时县妪武氏团合村民筑城自卫，故名亦称武婆寨。以后历代方志几乎多沿其说；一说是五位寡妇，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广东四》记载，武婆故城在兴宁县西五里竹山下，五代之季，四方云扰，“有五寡妇者富而才，纠合村落筑城自卫，因名”。清代梁廷枏的《南汉书》卷14《女子传》记载：“武婆，齐昌府人，居府之西二里。有智略，为乡里所推服。值干戈扰攘……远近深以为患，共就武商之。武因纠合近村，敛资出丁，就其地筑一城。……（贼）不复敢犯，时号其城曰武婆城。”齐昌府设于南汉，兼辖兴宁县。武婆城筑于942年，城址不可考，仅知在县西五里范围内。[55]但从武婆号令众人出财力建城看，她在当地很有号召力。

宋元之际，粤东地区还流传有许夫人率兵勤王的故事，但许夫人为何许人，历史上一直有不同说法，有说为宋宰相张世杰妻，有说她是潮州畲族妇人。但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卷第30《人物志十三·列女》开篇即记载许夫人，并对上述说法给予辨析，认为许夫人为大埔人，“吾埔妇女相传受宋帝昺封世代为孺人，得加银笄，盖由夫人之故。故夫人当为邑人”。宋代景炎元年，蒲寿庚叛，宋帝昺趋潮州，“张世杰遣人招纳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户应命”。景炎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寿庚于泉州，夫人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寿庚闭城自守。后因寿庚暗中贿赂畲军中士卒，“得间道求救于索多”，索多派兵救援，元军占据上风，并进攻宋帝所泊之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当地人建许夫人庙而祀之。明督学魏校毁各属淫祠，夫人祠亦遭波及。但不管怎么说，宋元之际，在保卫宋朝抗击元朝的战争中，有一位女性在粤东地区十分活跃，应是不争的事实。

岭南社会的这些女将、女首领故事，直到宋元时代还存在。宋绍兴年间，琼山黎人王日存之母黄氏抚谕诸峒，对付动乱，[56]因功被朝廷封为宜人，“以为三十六峒都统领”。淳熙八年黄氏卒，其女王氏袭职，后世称王二娘，“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57]嘉定九年王氏卒，其女吴氏又承袭职位。后人评论黄氏说：“凡三世效忠，更在石砫土司秦良玉之前矣。”[58]贺喜在谈到她们几人职位承袭时指出，“虽然黎峒各有首领，但是像三十六峒三代女首领这样的土官豪族又有别于一般的村峒首领，她们对于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有控制权和统摄权，称得上是群雄之首。官府不仅倚赖她们安靖地方，甚至连政令下达都需要借助这些财雄势大的土官。”[59]从三代均传职于女来看，时琼州应该是女性握有政治话语权的社会。元末琼州的蔡九娘系千户蔡克宪之女，有姿色，“谙书字，年十一丧父，择配不嫁，越三十，智谋勇略过于男子。值元末寇乱，统父兵保境。乡人赖之。”[60]明代士大夫为之作传，并专门强调她“谙书字”，以此显示她深受汉文化影响。但她打破儒家文化倡导的女性长大嫁人生子的常规，统率父兵保卫家乡，最后为保护一寨百姓的生存而牺牲。

当然，中国历史上早期或偏远地区的女性军事主帅始终不乏其人，内中包含着勇武成分在内，“女子从事战争实践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在当时社会意识中勇武精神曾经体现出主导作用的倾向，也说明了当时妇女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居于较其他时代相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女子经历军事生活往往是一种被迫发生的社会行为，又每每被看作社会疾苦的表象之一，但是从社会史考察的角度看，对于妇女社会作用的实现，也应当肯定其值得重视的特殊的意义”。[61]岭南历史上的女统帅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较大，这可能和当地的社会结构以及岭南所处的偏远地理位置有关。所以尽管战争最终都以中原王朝对岭南的军事征服而告终，但中原王朝对岭南文化上的征服却步履维艰。直到宋代，岭南在中原来访士人眼中仍蛮风犹存，这些外来士人带着异样眼光观察、记载岭南女性尚武的生存状态。随着王朝对岭南控制的加强，之后的士大夫努力按照儒家文化来塑造岭南女性的理想形象。蔡九娘的死虽未必能终结岭南女性雄霸之气的传统，但明代以后的史籍已很少记载这类女性了。这一局面的出现，要么是史料撰写者的有意忽略，要么是在儒家文化渗入下，女性开始按王朝提倡的形象来改变自己。因而岭南在明代以后的列女数量持续上升。

岭南女性在政治空间中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冼夫人、李氏、武婆等女首领在地方政局变动中给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其实，五代十国时期，位于岭南的南汉政权也出现了一批左右政局的女性，并最终加速了南汉政权的灭亡。南汉时期，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的大小政务决策，几乎都有女性参与，元代脱脱等修的《宋史》卷481《列传第二百四十》记载：“（刘）委政宦官龚澄枢及才人卢琼仙，每详览可否，皆琼仙指之。日与宫人、波斯女等游戏。内官陈延寿引女巫樊胡入宫，言玉皇遣樊胡命为太子皇帝，乃于宫中施帷幄，罗列珍玩，设玉皇坐。樊胡远游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祸福，令再拜听命。……宫中妇人皆具冠带，领外事。”清代钱以垲对此记载更为形象，他说：“（刘）乃与宫婢、波斯女等淫戏后宫，不复出视事。……国事皆决于（樊）胡子，卢琼仙、龚澄枢等争附之。”[62]从这些记载来看，南汉政局已经被一批女性所左右。

据后世考证，卢琼仙是南汉中宗时宫人，受宠于中宗刘晟，与另一位女侍中黄琼芝均为南海人。[63]乾和八年，两人一起被封为女侍中（一作女学士），“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宗室勋旧，诛戮殆尽，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内专恣，帝不复省”。[64]刘继位，又封卢琼仙为才人，“复以朝政决于琼仙，凡后主详览可否，皆琼仙指之。琼仙与女巫樊胡子、宦官龚澄枢等，内外为奸，朝臣备位而已。”[65]卢琼仙能迷惑两帝，因她不仅“体轻盈，肌肤雪白”[66]，而且还颇有才华。明代陈继儒说她“歌舞妍姣，书伎绝伦”[67]。屈大均说她“能诗。同时有苏才人者，亦能诗。南汉宫中称大家，刘龚宠之。至时，有女学士十余人，琼仙其一也，与苏皆南海人云”[68]。由于卢琼仙自身的条件加上女巫樊胡子的鼓吹，刘对其信之不疑，事无大小，全由她做决定，“每详览章奏，以琼仙言为可否，不复有所增减。琼仙遂结内官龚澄枢、陈延寿，专握朝柄。”[69]因卢和龚、陈等把持朝政，刘已成为摆设，后人感慨：“金柱银衣俨玉壶，采珠更置媚川都。寺人竞进才人宠，只合萧闲作大夫。”[70]

南汉后期皇帝的淫乱昏庸成为最终亡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屈大均在感叹卢琼仙等女性拥有卓越才华时，又认为她们是结纳宦官、掌控朝政的红颜祸水，他说：

生不能以其诗传，死而乃为人写其妖媚之句，才女精灵历数百年而不灭，亦可异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嗜素馨而传，苏才人以宫中称大家而传。复有女学士十余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内太师李托之女，长曰贵妃，次曰美人，及李丽姬、宫媪、梁莺真之流，夫岂不能吟咏者耶？是皆刘女官，尝兼师傅令仆之名目者也。卢琼仙与龚澄枢尤相比，以亡国。[71]

梁廷枏在撰《南汉史》时也曾感慨：“琼仙、琼芝自中宗时久干外政，至后主而大恣狐威，党朋阉竖因之。李托二女鱼贯而前，媚猪妖邪，日倍游辇。以禁廷为宣淫之地，以宫婢为娼妓之流，污玷如斯，不亡何待？”[72]

南汉宫中女性对儒家学说已有较好的了解，她们和岭南早期女性影响政局的形式不同，之前女性多以氏族首领的身份雄踞一方，而南汉则同时出现女性统兵和在朝堂掌控政权两种形式。处于庙堂上的女性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她们立身朝堂，成为“女学士”，一改民间女性身上所具有的雄浑之气，利用女性所拥有的美貌与心计，笼络了作为最高掌权者的南汉帝王，通过他们来发号命令，最终扰乱了南汉政权的运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