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原子的严厉抑制

1945年8月6日上午，白宫发布了一份足以改变世界的新闻稿。这份新闻稿以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伟大的科学项目存在的事实及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公之于世：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武器摧毁了日本广岛。新闻稿中称：“这枚原子弹体现人类驾驭了宇宙的基本力量。”而在此之前，从美国制造核武器的初衷，到真正着手制造、测试并部署核武器的过程，一直都是最高机密。从原则上来讲，泄密者可能会被处以死刑。

核武器一直是核心机密，美国原子弹也是秘密问世的。从科学家开始研究其可能性的那一刻起到大规模研发的过程，美国一直在极力阻止相关信息的传播，所有新的研究成果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这种控制欲源于恐惧。对于第一批研究美国原子弹的科学家来说，他们所惧怕的是可怕的敌人——纳粹德国——会利用这些信息制造核武器。后来，这种恐惧转变为担忧，官员们担心过早地将这种新型武器公之于众会削弱其对日本人的震慑作用，并对项目本身的成功造成潜在威胁。虽然这种保密工作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之下的各种忧惧，但此后的形势演变造成了新的恐惧，保密工作也在因时而变，因为新的敌人正不断地出现。不管是一些小麻烦（如外交困局），还是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如全球热核战争），都让美国感到恐惧，正是这种分散的、多样化的恐惧激起了美国的控制欲。

然而从一开始，各方对核保密的立场就是互相矛盾的。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已习惯于执行保密制度，时时保持警惕。有些人出于恐惧心理，支持完全保密；有些人觉得，即使曾经有必要保密，但一直保密会令人感到窒息。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人们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与忧思。

原子弹是科学和工业结合的产物，但其基本原理在战争爆发前就已被科学家所熟知。如果任何国家、任何实验室的任何科学家都能成功地复制或发现某个现象，它怎么能实质性地变成国家机密呢？一名士兵构思出的军事计划能无限期地保密，但是物理、化学学科中可验证的原理可以吗？

许多科学家和决策者进一步质疑是否应该对科学研究保密，以及这样做是否会对安全产生反作用。原子弹不仅是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也是几十年来科学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和全球合作的结果。许多在保密制度下工作的科学家认为，该制度遏制了科学的发展。如果让保密成为一种规范，科学还会繁荣发展，甚至科学还能存续吗？到底怎样做才对国家安全更有好处，是保守秘密，还是尽可能快速、公开地推进科学研究？

核科学造就了核武器，也带来了廉价、丰富的清洁能源，以及其他造福大众的用途。人们对原子能技术应用于军事的恐惧，是否会压倒以核科技造福民生的希望？保密，一直是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未来应该长期如此吗？白宫在核爆广岛的新闻稿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上述几个问题，却故意不予回答。新闻稿中还特别指出，“向全世界隐瞒科学知识从来都不是美国科学家的习惯，也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相关工作的信息都会被公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动荡的国际局势要求对原子弹的制造技术继续保密，至少在短期内应当如此。白宫在新闻稿中解释说，为了保护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免受“突然毁灭的威胁”，将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审慎的研究”。

与原子弹相关的全面科学保密工作是全新且非同寻常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信奉科学和民主的美国而言，核保密是一个陌生事物，它与上述两者的兼容性备受争议。但催生了原子弹的国际局势，以及原子弹本身，似乎都在要求延长保密期，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风险。这种核保密状态“不断演进且丝毫未见松懈”，并延续至今。

蓦然回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70多年，苏联解体距今已30多年，核武器、核保密和核恐惧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若非如此，世界又会怎样？这一切让人细思极恐。

本书讲述了美国的核保密制度的历史，时间跨度从原子弹最初被认为具有实现可能性的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上半叶的今天。本书记录的故事涉及一群身份各异的人——科学家、管理者、军人、政治家、律师、法官、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大众。他们都深受同一个问题的困扰：核信息是否应当被视为需要管控的对象，以及有多少经过讨论的结果、精心实施的政策和干预，塑造了美国延续至今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本书中，这一反复出现的新奇主题令人感到紧张。原子弹可能是在保密中诞生的，但这种保密的正当性一直备受争议。

人们对科学与保密之间关系的关注，常常伴随着对民主与保密之间关系的担忧。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将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启蒙思想奉为圭臬。这些理想虽从未被视为绝对法则，但它们又在事实上具备法律、政治和话语力量。这意味着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核保密的一方势力兴盛，但其影响力也并非无限扩张，即使是在全球核武器不断发展，核威胁愈演愈烈，几乎已经造成人类生存风险的情况下。

同时，核政策和保密制度改革一直与民主愿景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研发核武器及创立保密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政客阻碍推行公众审议的举动称为“对原子的严厉抑制”，这对于了解核秘密的人来说既是奖赏，也是负担。许多赞同奥本海默的人认为，这种保密制度从根本上扭曲了美国政策制定的基础，让美国民众对不断变化的美国国内和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这很危险。

在上述这些充满张力的对立关系中，既有保持科学理想与坚守核保密之间的对立，也有要求核信息公开与严守核安全性之间的对立，正是这些对立关系使美国的核保密演进历程变得不可预测，有时甚至怪异得匪夷所思。这里给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第三章中将详细讨论）：美国可能是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公布原子弹技术发展史的国家，公布时间仅在第一次使用原子弹后的几天。这样做既是为了提升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话语权，也是为了进一步保护机密。以简明而直白的语言，将之前用暗语和严格限制知情人员等方式重重保密的“曼哈顿计划”用一份文件公布出来，这本身就很奇怪，此后没有其他国家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该项目的最高科学、军事和政治代表都认可该文件的实际效力，并在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长崎的几天后就亲自游说总统将其公之于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子，说明保密和解密不仅是相匹配的，亦可服务于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机构目标。

本书重点关注那些以实现核保密为目标的人和机构，他们试图实现“永保核机密的理想”（让一些人知道秘密，同时确保其他人不知道），关注他们辗转腾挪的现实语境，以及现实语境对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影响，也关注那些发起挑战、批评和试图改革、否定或颠覆前者努力的人。这是一部关于创造核保密制度与抵制核保密制度的历史，因为这两者从来都相伴而行。这也是一部核信息公开与封禁的历史，正如书中所示，这两种举措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不是一个关于支持核保密或核解密中的哪一方最终赢得胜利的故事。相反，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场场混乱的战争，其中没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也没有英雄或恶棍。那些试图创造新的保密制度的人，也同时关注着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和民主社会的呼声。在那些旨在实现核保密的机构中，关于保密的性质、目的和手段的深刻辩论经常发生，对核保密制度进行改革几乎是自它创建以来一成不变的目标。而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之外，是庞大的、不可压制的美国民众，他们曾经相信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信息是出于善意的，但在20世纪之后，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在持续走低。

美国特殊的国情也值得一提。美国科学家和决策者在核保密方面的矛盾远超其他国家。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似乎并未面临美国社会那么深刻的矛盾，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似乎更能容忍核保密。美国一直很难在自身的各种理想之间找到平衡，而且一直无法勾勒出这种平衡的具体形态。核保密可能已经在美国根深蒂固，但这种做法始终令人深感不适或留有遗憾。

核保密并非指某个单一的目标、做法或机构。英语中的“秘密”（secret）一词来自拉丁文sēcrētus，意为切割、拆散、分离。知识是短暂存续的、非物质的，除非人们以某种物理的方式使它展现于这个世界，比如把知识变成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东西、写在纸上的东西，或应用于某种物质技术。当然，知识还有其他存在方式。保密则是一种将特定知识与世界分隔开来的愿望。要想将这种愿望变成现实，就涉及非常真实的社会分隔的行为，例如，允许某些人打开某些特定的门，但不能打开其他门。有时，这种分隔行为非常简单粗暴，以过去的文本处理方式为例，在过去，想要隐藏信息的文档管理者会用一把剃须刀将文本中的秘密裁剪剔除（今天人们用软件操作）。

核保密源于一种恐惧，实现核保密的愿望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随着时光流逝，保密的动机和理由发生了变化，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保密的做法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负责阐述这些动机和执行这些做法的机构与相关单位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核保密工作本质上不具备单一性或整体性，但我们可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将其视为各种思想、活动和组织的聚合体。为了使核保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相关机构需要在认知层面大规模实施刻意的分隔行为，以达到使一些人了解实情，同时确保其他人不知情的目的。

美国的核保密制度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末，发展至今经历了数次演变。本书的每一章都探讨了以下关键问题：核保密制度是如何被构想出来的？它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并受到挑战的？我们可以将美国的核保密历史粗略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核保密的诞生、冷战时期核保密制度的巩固，以及始于冷战后期并延续至今的对该制度的各种挑战。

第一部分（第1～3章）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核保密的起源。这种保密最初是由一小群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核物理学家发起的一场非正式的“自我审查”运动。他们担心，公开发表核裂变这一新现象的任何研究结果，都会引发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随着核武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对其兴趣也有所提升，这种非正式的内部检查升级为更严格的做法，但仍主要由科研人员管理。在战争时期，范内瓦·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这两位强有力的科学家创建了名为“科学家负责制”的保密制度，逐渐发展出围绕核武器的各种保密措施。当这项工作交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负责，并发展成为“曼哈顿计划”时，相关工作内容成倍地扩展，该项目已俨然发展成为一个虚拟帝国。控制几十万员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当美国人计划在战争中使用他们的新武器时，这些科学、军事和美国政府管理人员，还要审慎地思考如何在宣传时不造成保密违规，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

第二部分（第4～6章）探讨了战时保密制度，保密从一个被认为是权宜之计的制度转变为某种永久性的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不断的关于“保密问题”的辩论中，一个新的制度出现了，其核心是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和“限制性数据”。后者是一个新颖且涵盖范围异常广泛的法律类别，只适用于核机密。这一初创的保密制度强调要持续改革并保持思想开放，但这些努力在20世纪40年代末因为三个可怕的冲击而消失殆尽：苏联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氢弹大讨论和“苏联核间谍”案的曝光。这些事件加大了原子弹的神秘性，同时凸显了美国在核领域的脆弱性。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两极化的保密制度。冷战体制下，在不适当的情况下泄露原子弹秘密可能会面临死刑的极端后果；但如果原子弹信息被认为是安全的（也许是有利可图的），那它就应该尽可能地被广泛传播。

第三部分（第7～9章）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新冷战思维在核保密方面遇到的种种麻烦。其中许多问题是由它自身造成的：冷战时期的核保密制度体现了限制和披露的两个极端，该做法从根本上基于一种可疑的主张，即它所管理的技术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为安全和危险两类，而核科技天生就具有双重用途。20世纪70年代，这些固有的冲突因强大的反保密政治的兴起而被激化，它激励着社会各界人士——从核武器设计者到大学生和积极的反战人士——尝试全部或局部废除这个保密制度。冷战的结束只带来了片刻的喘息，受困于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和源自国际各类变化造成的恐惧，美国改革保密制度的初步尝试遭受了挫折。

我是一名专业的历史学家，这意味着我主要使用档案资料来开展研究，你可以通过扫描本书最后的二维码来找到我引用的文章和书目。有时会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写出尚未完全解密的东西的历史，更进一步说，你怎么能写出关于秘密本身的历史呢？你是否需要获得相关密级授权才能正确地进行相关研究？难道核保密的真实历史在不危及美国自身和全球安全的情况下就应该公之于众吗？即使你能写出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内容，但缺失了那么多事实，同时可能包含谬误和遗漏，你的书又有什么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许多关于美国核武器历史的信息至今仍是秘密，但有相当数量的信息已经解密。造成核保密问题成为众矢之的的那股力量也促成了某种机制，并导致大量信息最终被公之于世。很多与核武器本身无关而与核武器管理有关的文档，就是这样被公布的。因此，正如本书参考的大量文章书目所证明的，大量的信息其实是关于保密制度是如何酝酿、实施以及进行内部讨论的。就连核武器的相关解密信息也超出了大多数人所知晓的范围，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解密的过程（有些源自官方信息，有些不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历史学家理查德·休利特在几十年前指出的，保密制度实际上使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搜集工作变得更容易。因为它要求相关部门保存那些文件，不得抛弃、丢失或将其作为纪念品拿走，否则须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会让人们看到那些文件。

关于美国核保密史，我们的知识中仍然存在着空白和缺漏，而且将永远存在。档案信息不可能讲述完整的故事，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同时，并不是所有记录下来的事情都是完整的、真实无误的。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有时会与历史的参与者展开讨论，以补充自己的研究。尽管这些讨论也有其自身不足，比如糟糕的记忆、陈年积怨；而且，生者与死者相比更具有话语权。空白和缺漏总是存在的，即使是以前没有被归类为保密的历史档案也是如此。在一度保密的文档中，有时句子中会突然出现一段空白，有的是标记为“已删除”，有的则不做标记。这是保密审查人员的工作。对需要“消毒”的文档，要删除一切他们认为可能会影响安全的信息，他们必须遵循的指南已经确立了这些规则（这些指南的演进历史也构成了核保密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指南均是在“曼哈顿计划”实施之后制定的）。有时，我会根据《信息自由法案》赋予的法律权利来申请获取尚未归入档案的文件，但该法律只允许保密审查人员进行内部检视，而不得对外公布信息。同时，该法案不允许某些人接触仍被美国政府视为应保密的信息，并且美国国会赋予美国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哪些信息仍处于保密状态。

利用删改严重的档案记录来书写历史固然存在局限性，但我从未寻求或渴望获得官方的密级授权许可。这无疑会在故事中留下诸多空白，但也让我既可以分享自己的发现，又不受到惩罚，这是一种权衡。一直以来，研究涉密主题的学者都很清楚，即使获得了密级授权许可，也无法保证能看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在研究成果出版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美国政府机构有权对此做出修改甚至禁止出版相关成果。在我看来，那样会得不偿失。我曾与拥有密级授权许可的历史学家接触过，他们自鸣得意地认为，密级授权许可使他们拥有特殊优势（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密级授权许可还可能使他们高估那些秘密的价值）；还有一些人则承认，这给他们带来的是痛苦，而非深刻的理解。归根结底，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如果我不能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任何人，那知道它又有什么意义？我宁愿冒着犯错误的风险（拥有密级授权许可的人也同样容易犯错误），也不愿保持缄默。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要处理历史记录中的空白：历史记录可能遭到雨水浸泡、战火毁损，以及不明智的销毁文档的行为。另外，即使是在“事无巨细皆存档”的今天，大部分的人类经验也未被保存在记录中。保密之所以让人感觉特殊，就在于它的刻意性。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我想要的信息其实是可知的，甚至可能是已知的，只是我还不知道，至少现在还不知道。这很令人沮丧。但保密也遵循一个逻辑，那就是对信息的保密通常具有正当理由（如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问题由此变成了我关心的信息是否属于保密审查人认为应被审查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属于，但在许多情况下不属于。保密制度的历史本身并不总是与秘密相伴，在某些方面它与当今的美国国家安全关切有交集（例如，关于氢弹设计保密性的讨论可能涉及氢弹设计的细节），但也有许多方面并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我不希望读者对“保密审查人员”有消极看法，在书中我是以一种极具幽默感的方式使用了这个词。保密审查人员也是人，他们往往以极大的自豪感和极高的敏感意识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作为人，他们也确实会犯错。本书绝不会为既有的保密制度辩护，更不会将其合理化，但我确实想让保密审查人员和他们的部分观点“复活”，因为他们的观点经常被自己遵照执行的保密做法所抹杀。因此，他们的动机和目标往往只能由外部人士——他们的批评者推断出来。批评者对保密审查人员的看法构成了保密制度相关文章的核心，主导着大众对保密制度的理解。我们不可能对保密制度保持中立，就像我们不可能对一般的国家权力保持中立一样。但为了理解保密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必须从催生它的系统的角度来理解它，从紧盯着它不放的批评者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本书中，我试图充实并将这两种观点历史化，也许这样做会让那些仅认同其中一种观点的读者感到沮丧。

尽管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一度在获取保密资料时遇到了种种挫折，但相比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相比那些享有密级授权许可的人，我有一大优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保密体系会渐生疏懈，甚至在那些本不应该解密的领域也出现了种种疏漏。各个机构会慢慢地懈怠松弛（各个机构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世人曾经关注的重要议题也会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核武器的秘密不会自动消失，不像美国政府的某些活动那样似风潮般倏忽即逝）。与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相比，我有时能接触到更多曾经的机密信息，甚至比那些曾享有高密级授权许可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还要多（因为他们的访问权限受到分隔式管理的限制）。

得益于解密行动，也得益于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已应用于司法实践，我可以同时重建多个机构和美国政府机关的（部分）档案，而此前，我只可能勉强重建一两个档案。如果某个东西现已解密，那么不需要出具特别资质证明就能了解其内容。我还可以接触到私人日记、信件，并且可以利用我搜集到的音像回忆录。因此，虽然保密文档会经过删减处理，给我的研究平添阻碍，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作为历史学家，我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来“居高临下”地了解过去，当时摸索前行的人也会妒忌我的独特优势，即使他们认为今天的我们肯定无法了解到某些信息。我怀疑仍存在大量信息缺漏的地方，或者某些必须进行更大胆的关联性阐释的地方，我都尽量在文中指出。没有一部历史作品是完美的，本书也不例外，但我已经尽力地讲述了一个连贯的故事——从“曼哈顿计划”的最初阶段一直到当今世界。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历史学家（甚至可能是我自己）会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主题，历史知识都是这样产生的。就像任何尖端研究领域一样，只有当它不再引起任何人的兴趣时，它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在广岛和长崎核爆炸三年后，曾主持“曼哈顿计划”的美国陆军将领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将军向国会的某个秘密委员会哀叹，认为美国不可能控制正在应时而现的各种危险武器。他说：“我担心科学家已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可怕的世界。我想不出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知识的传播，除非有一道完整的铁幕。”然而，即使是“铁幕”也不能完全阻止秘密的传播，而美国从来不曾有“铁幕”降临。美国的核保密历史是一部关于麻烦的历史，因为在一个不容易控制信息的国家，对危险知识的恐惧会使其陷入棘手的窘境。更为重要的是，这段历史仍在演进，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