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的汽车疾驰冲下最后一个山坡，车下蹦起的石子发出砰砰声响。突然，前方冒出一个本不该出现的东西。汽车旅馆、啤酒吧，一块招牌映入眼帘，甚至还使用了霓虹灯，可效果并不明显，门前没什么车辆停靠，空房的牌子高高地悬挂着。与其它廉价的汽车旅馆一样，它的外表是用拉毛水泥涂抹的，大门是铝制的，但它周围的泥土仍很夯实，处于原始状态，没有被路旁的野草淹没。

“我们去喝几杯吧。”大卫对乔提议道，说着便把车开了过去。

我们朝酒吧门口走去，突然我停下脚步。这是躲开他们的最佳时机，于是我对他们说：“你们先进去喝点啤酒或别的什么，我大约半小时后回来。”

“好的。”大卫答道。他深知不该多问。

“要我一起去吗？”乔搭讪着问我。可当我回答说不必时，他那满是胡须的脸竟然泛起光来，一副石头落地的轻松样。他们三个消失在酒吧的纱门后，我独自一人沿着山坡走了下去。

我喜欢他们，我信任他们，我想不出有什么人比他们更亲近。即使这样，我还是宁愿他们此刻不在这里。当然，他们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卫和安娜的车，是唯一能让我抵达这里的交通工具。这里没有长途汽车，不通火车，而我从来就不搭便车。事实上，他们是在帮我，可他们谎称说这样很有意思，说他们喜欢旅行。但我来这里的理由却使他们感到困惑，他们不能理解。他们早已与双亲脱离关系，或许许多人都这样：乔从不提及他的母亲和父亲，安娜说她的双亲是小人物，而大卫把他的父母称作猪。

这个地方曾经有座棚桥，可在这遥远的北方，它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稀奇。在我离开的前三年人们便把它给拆了，据说是为了提高水坝的效能。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座混凝土桥，它壮观、宏伟，使村庄更加相形见绌。正是修建了这座水坝，人们才控制住了湖水：六十年前，人们提高了湖的水位，为的是有足够的水力把原木顺着狭窄的河道流放到锯木厂去。可现在这儿的人，不再使用水道来大量运送原木了，有几个人去维修铁路了，每天都要运走一车皮的原木。有两户人家开起了杂货店，店规模小一点的那家过去说英语，另一家不大说英语。其余的人操起了旅游业的行当，成了生意人，他们穿在身上的花格衬衫皱皱巴巴的，依然带着它们在包装玻璃纸里面受到挤压的痕迹。他们的妻子，要是她们来了，就会成双成对地坐在单间木屋外装有防黑头蝇纱帘的门廊下，相互倾诉苦衷，而她们的丈夫们正在钓鱼玩乐。

我停下脚步，倚靠在河沿的栏杆上。闸门开着，褐色泡沫状的急流卷向岩石，发出轰隆的响声。这声音是我首先回忆起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正是这声音在那一刻提醒了他们。那天夜晚，我躺在独木舟的底板上；他们已经驶离村庄，可空中升起了浓雾，他们很难看清湖面。最后，他们终于划到岸边，沿岸而行。当时静得出奇，他们听到了好似狼嗥的声音，由于山林和大雾的阻隔，那叫声变得十分压抑。也就是说，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随后他们听见了急流席卷过来的轰隆声，就在水流将要把他们吞没之前，他们意识到了险境。他们开始往回划，原来那嗥叫声正是村子里的狗叫声。要是独木舟倾覆，我们就会淹死，但他们十分冷静，可以说是临危不乱。存留于我脑海中的，只有那雾气的白茫，以及静静的流水，还有独木舟前行时的晃动，绝对的平安无事。

安娜说的很对，我确实有个美好的童年。那时候正是战争时期，而我从未看过斑斑点点的灰蒙蒙的新闻纪录片，没见过炸弹和集中营，没见过领袖们身穿制服发出声音，冲着人群大喊大叫，没见过痛苦和毫无意义的死亡，没见过旗帜伴随着国歌在空中挥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是我哥哥知道后告诉我的。那时的情形只是让人觉得平静。

现在我已身在村庄，穿行其间。我期待着怀旧心境的出现，期待着一群难以名状的建筑就像接通电源的基督诞生画一样闪着灵光，因为这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村庄一点儿也没变大，眼下孩子们可能都到城里去了。还是老样子的两层木屋，窗台和四方形的屋角爬满了旱金莲属植物，房屋上垂落着五颜六色的晾衣绳，有如一条条风筝的尾巴。当然，有些房子建造得比较花哨，粉刷上了不同的颜色。坐落在满是碎石的山坡上的教堂，远远看去就像白色的玩具小房子，显然人们对它保护不当，油漆剥落，窗户破损。那位老神父一定不在了，我是说他死了。

沿着湖岸，有许多船只停靠在政府的码头上，岸上却没几辆汽车：船多车少，正是旅游淡季。我想找出哪一辆车是我父亲的，可当我的目光掠过这些汽车时，我意识到我竟然想不起他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了。

我走向通往保罗家的岔路。这条小路有些脏，上面有轮胎轧出来的车辙印。它横穿铁路，继续向前通过一片沼泽地，有许多原木堆放在浸水的路旁。几只黑头蝇追逐着我，尽管是七月，孳生期已过，但像往常一样，还是有几只残存了下来。

小路缓缓向上，我顺着几座房子的阴面爬了上去。这些房子是保罗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婿以及另一个儿子盖的，这是他的家族的标志。保罗家的房子建造得很特别，黄色调，带有栗色的点缀，典型低矮的农家院落。这里不是纯粹的农业乡村，到处是石头，即便有些土壤，它们也十分贫瘠，沙质明显。保罗所从事的最接近农业的事就是养了一头奶牛，后来因为过度挤奶而过早地死去。从前圈养这头奶牛和另外几匹马的小屋棚，现在变成了车库。

在房子后面的空场地上，停靠着两辆五十年代的汽车，一辆是粉色的，另一辆是红色的。它们被搁放在大木头上，车轮已被卸掉，旁边散落着一些生了锈的旧汽车零件：与我父亲一样，保罗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积攒起来。这座房子添加了教堂塔尖一样的尖顶，是用从前的汽车零件焊接而成的，尖顶上竖立着电视天线，天线上又接了避雷针。

保罗恰好在家，正在房屋旁边的菜园里。他直起腰向我张望，皮革一样的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像一只紧闭的手提箱。我猜他不会认出我的。

“早上好，先生。”我走到栅栏前对他打招呼。他往前迈了一步，仍然有些疑虑的样子。于是我接着说，“您不记得我了”，我对他笑了笑。令人窒息的感觉再次袭来，我的喉咙发哽。保罗是会说英语的，他在外面闯荡过。“谢谢你给我写信。”

“啊。”他说道。尽管没认出我，至少已推断出我是谁了。“你好。”他随即也笑了笑。他双手合什，像个教士，或是一尊达官贵人瓷像。他没再说别的。我俩各站栅栏一侧，表情呆板，嘴巴张开成圆形，一副欲言不能的样子。终于，我发话问道：“他回来了吗？”

听到这话，他的下颌垂了下来，头在脖子上晃了晃。“啊，没有。”他双眼斜视，似乎在责备地看着左脚边的一棵土豆秧。突然，他猛地把头抬起，变得有些愉快地说道：“还没有，唉！他也许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父亲，他对这片林地了如指掌。”

这时，大妈出现在厨房门口，保罗便用略带鼻音的法语对她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大懂，因为我在学校只学过一点最初级的法语单词，也学唱过法语民歌、圣诞颂歌，高年级时还背诵过拉辛和波德莱尔的作品片段，显然这时已派不上用场。

“进来吧，”保罗对我说，“喝杯茶。”随即他弯腰打开木门的挂钩。我径直向门口走去，大妈站在门旁，伸出双手以示欢迎，然后她又哀伤地微笑着摇摇头，好像我遭遇的什么处境，并非因为我犯了什么过错，而完全是命中注定。

大妈在一个新的电炉上煮茶，它的上方有一尊圣母马利亚怀抱粉色婴儿的蓝色陶瓷像。我走过厨房瞥见电炉时，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被捉弄的感觉，她应当本本分分地使用木柴作燃料才是。我们坐在挂有纱帘的门廊里，一面眺望着湖水，一面不时地保持平衡。我们手里托着茶杯，在三张摇椅上来回地晃动。他们给我拿来店铺里常见的那种坐垫，上面绣着尼亚加拉大瀑布图案。一只黑白色的牧羊犬蜷缩在我们脚下镶边的地毯上，它若不是那只曾让我恐惧的狗，便是它生下的崽。

大妈从头到脚浑圆肥胖，穿着长裙套衫和黑色筒袜，腰上系一条带兜的印花围裙；旁边的保罗身穿背带高腰长裤，法兰绒衬衣的袖子挽了上去。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不舒服，他们看起来非常像雕像，即在手工艺品旅游商店里才出售的那种具有当地居民风格的雕像。当然，应该反过来说，雕像看起来更像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也许他们觉得我的牛仔裤、汗衫和挎在肩上的饰边小挎包也很奇怪，或许有伤风化，虽说这类东西自旅游业兴起和电视出现后，它们在乡村也变得十分普及。不管怎样，我会被原谅的，因为我的家族名声不仅具有英国传统，而且还不同寻常。

我举起茶杯，他们正焦虑地注视着我：此时我该礼节性地称赞一下茶的味道了。“茶不错，”我试图避开大妈的目光，“味道好极了。”我感到一丝疑惑，法语中的茶可能是阴性名词吧。

我想起了父亲走访保罗时母亲也不得不跟随、作陪大妈的情形。父亲和保罗总喜欢呆在室外，谈论着船只、汽车、森林火灾或他们的某次探险，而母亲和大妈坐在屋子里（我母亲坐在绣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坐垫上），两人满怀期望地开始了交谈。因为彼此掌握对方的语言不超过五个词，所以在相互问好的开场白“你好”之后，两人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好像对一个聋子说话。

“天气不错。”我母亲大声地说。不管当时天气如何，大妈总是勉强地笑着，然后回应说：“什么？噢，天气很好。是的，天气很好。的确好极了。”当母亲无话可说时，她俩都拼命地想说些什么，摇动着椅子。

“你近来可好？”大妈尖声喊道。我母亲辨明其意思后，总回答说“好。我很好”。随即她重复大妈的问话：“你好吗，夫人？”可大妈总也回答不上来。她俩仍然微笑着，同时透过纱帘向外看去，希望她们的男人前来帮她们摆脱窘境。

与此同时，父亲会给保罗带去自家产的甘蓝或菜豆，而保罗则送给我父亲一些菜园里的西红柿或莴苣作为回礼。因为各自的菜地都有相同的蔬菜，这种蔬菜的交换只是一种纯粹的礼仪：仪式过后，我们便知，造访正式宣告结束。

大妈一边搅着茶，一边发出叹息。她对保罗说了些什么，然后保罗对我说：“你母亲，是个好女人哪。我妻子说她的去世真是让人伤心，她那么年轻就离开了。”

“是啊。”我回答说。母亲和大妈几乎同样年龄，可没人说大妈年轻，我母亲从未像她那么胖过。

我去医院看她时，一位医生告诉我，直到完全不能走路了，她才让人把她送到医院。她肯定隐瞒了好几个星期的病痛，骗得我父亲认为那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头痛，就是她会说的那种善意的谎言。她讨厌医院，也不喜欢医生，她担心医生在她身上做试验，尽其所能地用各种导管、针头延长她的生命，虽说病情确实已到了他们所说的晚期。她印象里的医生就是这样，而实际上他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给她用了吗啡，她说眼前好似有蜘蛛网在空中晃动。那时她骨瘦如柴，比我能够想象的还要衰老，皮肤紧巴巴地掬在略显弯曲的鼻梁两侧，床单上的手好像抓紧栖木的鸟爪一样蜷缩着，发亮茫然的眼睛紧盯着我。她大概没有认出我来：她没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呆得好好的地方，或许她根本就没有问，她一向认为询问个人私事是不礼貌的。

“我不参加你的葬礼了。”我对她说。我不得不把头凑近她的身体，她的一只耳朵失去了听觉。我要她早些明白，得到她的同意。

“我从来都不喜欢它们，”她对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该戴顶帽子。我不喜欢烈性酒。”她一定是指教堂或鸡尾酒会。她缓慢地把手抬起，好像从水中拾起似地捋了捋头顶，一缕白发竟然竖立起来。“我没带寒暑表，外面下雪了吗？”

病床旁的小柜上摆放着鲜花——菊花，还有她的日记，她每年都记一本日记。日记中全是对当日天气和所做事情的记载：没有感想，没有感情。每当她想比较一下年份，判断春天是否迟早或夏日是否潮湿，她就把它们拿出来作为参照。看到那本日记毫无用途地躺在那间没有窗户的病房里，我感到有些恼火。待她闭上眼睛后，我便悄悄地把它拿起来放进我的小挎包。我走出门来把它翻了个遍，我猜里面也许有记录我的事情，但除了日期外，里面一片空白，她几个月前就停止记日记了。

“做你认为最值得做的事情吧，”她闭着眼睛对我说，“下雪了吗？”

我们又在座椅上摇晃了一会儿。我想问问保罗有关我父亲的情况，他应该首先提起才对，他一定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或许他避而不谈，或许这是他的策略，让我有心理准备。终于，我开口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保罗耸了耸肩。“他只是不见了，”他回答我说，“那天我去看他，门开着，船也停靠在那儿，我想他去附近的什么地方了，于是我就等了一会儿。第二天，我又去了，一切如故。我开始担心起来，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所以我给你写信，他留下了你的地址和屋门的钥匙，我把屋子给锁了起来。他的车在我这儿，和我的车停在一起。”他打着手势指向后面的车库。我父亲十分信任保罗，他说保罗什么东西都会做，什么东西都会修。有一次他俩被困在暴风雨中长达三个星期，我父亲说要是你和另一个人在潮湿的帐篷里度过三星期，既没有杀死对方也没被对方所杀，那么他一定是个好人。保罗认为他过简朴生活的理想是符合理性的，但保罗自己的生活落伍于时代则并非出于本意，他从未刻意地这样选择。

“你去岛上找过没有？”我问道，“要是船还在的话，他不可能离开那个岛。”

“我找过了，”保罗回答说，“我通知了巡逻警察，他们也去寻找，什么都没找到。你丈夫也来了吗？”他问起了不相关的事情。

“是的，他来了。”我回答道，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句谎话。他的言外之意是，这事应该由男人来处理。当然，乔可以做替身。我的身份是个问题，他们显然认为我已经结婚了。我戴着结婚戒指，从未把它扔掉，因为这对女房东来说很有用。婚礼后，我给父母寄去一张明信片，他们大概对保罗提起过，当然他们绝不知道离婚的事。这不是此刻要谈论的话题，我不该使他们感到不安。

我等待着大妈接着问孩子的事，我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我会告诉她我把孩子留在城里了。这倒是千真万确，只不过是不同的城市罢了，孩子和我的丈夫，即前夫，生活得很好。

可大妈并没有提及孩子的事，她从身旁的盘子里又夹起一块方糖，此时我的脑海里现出他的身影。那是一家咖啡店，不在城里，而是在路旁，或是从什么地方去那儿，或是路过那儿去什么地方，或是去办什么事，或是一次偶然相遇。他把印有广告的包装纸从一块方糖上剥下，把它放进咖啡里。我一直在说着什么，他十分宽容地回应着，那肯定是有孩子以前的事了。他笑着，我也笑着，想起了插在他买的总汇鸡肉三明治顶端的一块黄瓜腌菜。一块圆形的历史牌匾挂在超市的墙上或停车场里，标明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一座建筑，里面发生过一桩不太重要的事件，真是荒唐。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一次又一次地，可每一次都被我轻易地推掉了。我没时间讨他欢心，我把话题转到该谈论的问题上。

我喝了口茶水，摇晃着座椅，躺在脚边的狗也挪动了一下身子。前方的湖水，在刚刚吹起的风中泛起涟漪。我父亲就这么说不见就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接到的保罗的信上写着——“你父亲失踪了，谁也找不到他”——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似乎又是真的。

门廊的墙上曾经挂着一个晴雨表，那是一座双门的木头小屋，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木头人。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个穿长裙系围裙的女人便出现在门口；天要下雨时，她就返回屋里，那男人走了出来，手里拎着一把板斧。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描述晴雨表时，我以为是木头人控制着天气而不是它们回应着天气。我用眼睛寻觅着那所小房子，我需要预兆，可我没有找到它。

“我要沿着湖去看看。”我说。

保罗抬起双手，掌心向外摊开。“我们已经找了两三趟了。”

他们一定漏掉了什么。要是我去找，或许情形就不一样，说不定我们到了那里，我父亲已从他去的某个地方返回，可能就坐在屋子里等着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