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四卷）：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编
- 14104字
- 2023-09-18 18:29:27
第二节 饶勒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对伯恩施坦理论的评判
1899年在法国发生了米勒兰入阁事件。这一事件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一次具体实践。法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按照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路线，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一步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当时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的所有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左派人士都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而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一切同情与拥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人士则支持米勒兰入阁并为其背叛行为辩护。法国社会党创始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饶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饶勒斯把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具体化为“渐进社会主义”。他在表面上赞同强调米勒兰入阁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的考茨基的“中派”立场，但实际上与伯恩施坦的立场基本一致。研究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以及展开的论争，有必要研讨一下饶勒斯相关的理论观点。
一、早期的两个理论观点
饶勒斯是在19世纪末追随伯恩施坦全面地走上了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上的对立，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实际上，他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原先所持有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密切相关。在这里，仅剖析他的两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饶勒斯认为存在着两种历史观：其一是“经济唯物主义”，这种历史观强调“现成的正义的观念并不是从人的脑子里抽出来的，人只不过在脑子里、在脑物质中反映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其二是历史观念论，按照这种历史观，“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机械的自动的改变，而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前者，因为马克思总是嘲笑那些认为向纯粹的正义观念呼吁就会增加经济进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力量的人，马克思总是把“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视为“历史的最紧密、最基本的弹簧”[1]。
紧接着，饶勒斯提出：能不能在不违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的前提下，用“综合对立面”方法，找出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观念论的基本调和？饶勒斯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他所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工作。他这样说道：“我不想给每一种观点确定它的地位，我的意思不是说有一部分历史受经济的必然性的支配，而另一部分则受一种纯粹的观点、受一种概念、受例如正义和权利的人道观念指导；我不是要把观念论和唯物主义观念截然分开。我认为这两种观念应当是彼此渗透的，正像在人的有机生活中脑的机械和自由的意识彼此渗透一样。”[2]
饶勒斯说他是“在不违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的前提下”进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调和，而实际上他这样做必然要向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挑战。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于，人的头脑本身不能创造权利的观念，因为它会成为虚幻的空洞的东西；人类的全部生活，包括道德的和精神的生活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饶勒斯一方面表示同意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另一方面又提出马克思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说道：“我同意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一切进一步的发展都只是经济现象在头脑里的反映，但我们做一点保留说明，即在这个头脑中已存在这样一些基本力量，它们由于美感、由于同情的思想和由于统一的需要反过来影响经济生活。”[3]在他看来，关键在于人的头脑的存在有其先行的条件。这个先行的条件就是人的感觉。“人从它的生命一开始，甚至在他的思想第一次表露出来以前，就具有可以称为统一的感觉的东西”。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忽视甚至无视这种感觉东西的存在。
在饶勒斯看来，马克思的片面之处就在于在论述历史发展的动力时把精神力量与经济力量对立起来。而他则相反，要把这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他说：“我不是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我确信如果不是我刚才分析的意识的原始因素发挥作用，一定的经济现象便不能钻进人的头脑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同意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一切宗教、政治、道德的观点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在人的意识中所具有的东西和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东西相互渗透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不能把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分开；为了使一个从属于另一个，必须一开始就把它们分开；但是这个分开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把人分为两部分和使他的机体生活与意识生活分开。”[4]
饶勒斯承认，他之所以要向马克思和唯物史观提出挑战，关键在于他无法接受马克思把“正义”排斥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之外。他说，人在长年累月的延续中都在追求一种能比现存的社会制度更具有正义的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现存的这个制度准备好了的，因而也是经济形式的进化准备好了的，但与此同时，这种新的制度体现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而对这种正义的气息不管地点、时间和经济要求如何，在奴隶、农奴和无产者那里是完全一样的。“人类的这口不灭的气息正是所谓权利的真髓”，不可否认它是历史进步的动因。基于上述分析，他得出结论：“因此不能把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对立起来。它们在统一的不可分解的发展过程中混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不能把人同经济关系分离开来，同样也不能把经济关系同人分离开来；历史是一种按照机械的规律发展的现象，但同时又是一种按照理想的规律实现的愿望。”[5]
饶勒斯是在1894年12月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的集会上系统提出要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融合在一起的。在他做这一演讲后不久，即1895年1月12日，拉法格也发表演说对饶勒斯进行驳斥。拉法格强调被饶勒斯推崇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的人对正义的追求，尽管在人的头脑中已经存活了几千年，但它绝不是人脑的产物，“它是从现实的腹内产生出来，它是经济世界的反映”。拉法格还指出，饶勒斯之所以要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融合在一起，根本目的是否认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把共产主义歪曲成一种只是基于正义理念的乌托邦主义。拉法格义正词严地说道：“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避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
饶勒斯指出，一讲到社会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人们马上会想到那些唯物主义学说，特别是“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产生的唯物主义学说”，而他就是要把“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产生的唯物主义学说”“撇在一旁”，而把社会主义与观念论联系在一起。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我之所以没有把德国的社会主义与‘黑格尔左派’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而是与名为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这些观念论者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不仅想追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深刻来源，而且还想发现这一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演变。实际上，如果说德国的社会主义今天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在唯物主义的盾牌掩护下战斗，这仅仅是当前斗争的外观。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并且相信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是为了自己论证的方便，为了使大地在摆脱一切迷信的幻影之后，在强烈的和刺眼的光线照耀下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它是充满严酷的不幸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深处，观念论的德国灵感仍存活着。”[6]在饶勒斯看来，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外观”，仅仅是出于“摆脱一切迷信的幻影”的需要才把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盾牌”加以掩护，而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的深处，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的未来，观念论则无疑起着主要的作用。
他在讲到康德的观念论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时说道，就直接与财产的重新分配有关的事来说，康德似乎时而远离社会主义，时而又接近社会主义。康德赞同并且重申起初由法国革命的立法者提出的关于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别。尽管这种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间的区分和平等相抵触，它却在某种形式上符合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宣称单纯政治上的平等是不存在的，除非有充足数量的财富可供全体公民支配，否则政治上的平等就只是一种嘲弄。没有财富上的公平分配，那些最贫困的公民即使享有选举权也是消极的，因为他们的生存是服从于一个外人的意志。康德教导说，只有在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同时拥有足够的生存手段的人，才是真正的公民，因此国家的座右铭不是像我们这里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是“自由、平等、财产”。今天的雇佣劳动者由于既不占有一块地产，又不占有一家属于他们的工业，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公民，今天的无数的工人生活在依附于他人的意志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康德的理论，如果想使国家的大门向这些人开放，就需要使他们分享财产，需要保证他们能以某种方式独立生存。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吗？不仅如此，康德强调，财产本身不是从每一个个人的特殊的固有意志产生的。国家的元首是地产的至高无上的所有者，他之所以是土地的主人，不是因为他窃取了私有财产，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法律，他代表那个规定土地的分割和分配的公约。但是，所有的人都有参与占有土地的平等权利。而既然这个权利是合乎理性的、原始的，那么每个人是否都将努力把这一理论上的和可能有的权利转化成现在的和直接的占有呢？“结果是，尽管康德用自由来解释全体的人，尽管他在政治上排斥社会主义，但是他在自己关于国家和财产的哲学理论中仍旧向社会主义趋同”[7]。
在论述了康德的理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后，饶勒斯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康德著作中所称的‘个人主义’在费希特著作中可以称为‘无政府主义’；康德可能称为‘社会主义’或不如说是社会主义萌芽的东西，在费希特那里却明确地称为集体主义；最后，康德仅仅使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取得一致，费希特却使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致。”[8]他指出，尽管费希特和康德一样同情法国革命，但费希特不像康德那样谴责反对现存权力的叛乱，而是为反叛的罪行辩护。费希特强调的是一项契约不能使一个人听另一个人摆布，因此必须摧毁奴役人的那些政府和权力。人们不能永恒地授予特权。不能把契约像一条锁链一样转嫁到后人身上。饶勒斯认为，费希特的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思想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费希特把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扩展到无政府主义之后，就使已经形成的国家中出现更加牢固、更加狭窄的社会主义。”[9]另外，由于费希特强调的是国家如果不用某种方式管理和规定劳动和商业，它就不能保证每个人享有一定的财产，所以在费希特那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从社会契约本身和维护每个公民的自由的紧迫性中产生出来”[10]。
饶勒斯认为，想要知道黑格尔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只要看一看今天德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就一清二楚了。他指出，在今天，德国的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如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激烈地反对俾斯麦首相的治国方案，在他们看来，这一方案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充其量是社会主义的某种外在准备。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期望从国家获得的不仅仅是这一虚假的、外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仍旧听任每一个公民受他的无法预料的冲动的支配。他们期望的是真正和至高无上的统一性，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将同时并协调一致地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本性以及人类所有的一切尊严、一切幸福。在饶勒斯看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这里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所期望的东西，正是黑格尔所奠定的。黑格尔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就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尽管没有以任何方式阐发集体主义，但他“赋予国家的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地位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义却使他更加接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11]。黑格尔所说的“国家”是“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牢固的和完美的联盟。当黑格尔把国家置于市民的表面的外在联合之上时，当他宣称国家包含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哲学时，他促使人们把自己的全部生活，也就是说甚至把其财富都服从于统一体、法律、国家的神性理性。“这些就是德国社会主义从黑格尔的法哲学获得的支持”[12]。
在饶勒斯看来，不可否认马克思理论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支撑。马克思主要是用历史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来为社会主义辩护。马克思没有先验地界定，也可以说，没有像黑格尔先验地描述理念和绝对进程那样先验地构想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从对物本身进行的调查和详细的研究着手，只有在他完成了他的任务的第一部分之后，他才敢去阐述经济和历史的真正运动。就这样，马克思那里的经济辩证法尽管表面上看是形而上学的阐述，是先验的，但实际上却仍旧是根据经验构成的，而且由于它是与物本身一致的，因此它对社会主义来说更加有价值。饶勒斯强调，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社会主义摆脱了沉迷在一种没有结果的思考之中。马克思声称，历史中没有愤怒的地位，对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单靠愤怒而实现的。在充分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之后，饶勒斯又指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贡献间接地说也是黑格尔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因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离不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如果马克思在思想上没有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影响，他是不会把英国的全部经济运动与这一社会主义辩证法联系起来的。”[13]马克思一方面用经济唯物主义反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使黑格尔辩证法渗透到政治经济学之中，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
饶勒斯指责在德国像倍倍尔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赋予社会主义特殊的和过渡的形式”，而不去探究社会主义的各种起源。他强调，必须深入追溯社会主义的各种起源，也就是说，追溯“智慧和良知的方面的一切来源”。他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自己研究“路德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费希特的道德社会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社会主义的原因”[14]。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景，他这样说道：“辩证的社会主义与道德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与法国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所有的部分趋向一致，并且汇合成一个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时刻已为时不远了。这些部分是所有的心灵、所有的精神、良知的所有力量和功能，还有基督教的兄弟般融洽的情谊、人的尊严和真正自由，甚至还有客观事物、历史、世界的内在辩证法。”[15]从饶勒斯对社会主义前景的描述来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点应当是十分清楚的。
有些研究者提出，饶勒斯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而从上面所论述的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所持的有两个基本观点来看，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末支持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进而赞同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思想基础。
二、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评判
伯恩施坦推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以后，马上遭到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致反对，不仅左派人士反对，而且连中间派和右派人士也不敢苟同。饶勒斯在法国社会党内是个著名的持右翼立场的思想家，尽管他实际上是赞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但他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伯恩施坦。他的基本策略是支持当时以“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通过肯定考茨基间接地肯定伯恩施坦。他一方面说，“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论争中，总的说来，我是站在考茨基一边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当我完全赞同考茨基的时候，我也就部分地赞同伯恩施坦”[16]。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出的许多贡献都是受了伯恩施坦的影响，在考茨基身上有许多是“伯恩施坦的东西”，如果没有伯恩施坦的影响考茨基就不会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基于这一认识，他反复申明，自己不想“否认伯恩施坦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巨大贡献”，伯恩施坦起码能够起着这样一个作用：“迫使我们大家重新检查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至少使我们对这些观念加以调整，使之更确切地适应现实。”[17]
如果饶勒斯对伯恩施坦的肯定仅限于伯恩施坦能够启发人们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新思考，从而使之更适应变化了的现实，那么，这种肯定无可非议，但实际上饶勒斯主要是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所做出的全面的否定和修正。只不过饶勒斯对伯恩施坦的肯定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手法”，这就是：他致力于论证，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批错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原先也持有与伯恩施坦大致相同的观点。这就是说，他不是批评伯恩施坦理论本身的错误，而只是指责伯恩施坦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把马克思推到了对立面。在他看来，伯恩施坦不用让自己以“修正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而应把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从而让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成为“修正主义者”。应当说，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里，饶勒斯的这种手法确实还显得非常“独特”，但是当今时代人们会看到这种手法已比比皆是。一些人明明在宣扬一种与马克思南辕北辙的观点，却偏偏首先要“制造”出一个与自己的观点相同的“马克思”来，再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与马克思完全相一致的。
饶勒斯认为，人们对伯恩施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他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价值理论、经济唯物主义、辩证法、进化和革命理论。他强调，实际上伯恩施坦的这四个方面的理论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这些都是马克思原先所持有的观点，伯恩施坦并没有“离经叛道”，也没有什么创新，而只是把原先马克思的一些被人忽视的观点重新揭示出来而已。
对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饶勒斯这样说道，伯恩施坦之所以要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强调资本家的利润不仅仅是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无非要证明“工人无须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证明“工人力量的发展可以同资本家的利润相调和”[18]。他强调的是，“为了要证实伯恩施坦的论点，也并不一定需要修改马克思的论点”[19]。在他看来，马克思早已提出，资本家的利润不一定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例如改进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设备等，都可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如此，工人如果提出限制劳动日不一定马上会与资本家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他这样说道：“根据马克思的论点，他所提出的全部价值理论同工人为争取限制劳动日的强烈行动并不是不相容的。马克思在提出来价值与剩余劳动理论的同时，非常强调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在各处争取限制劳动日，尽量提高工资，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自相矛盾，也不是由于马克思疏忽大意。都不是，伯恩施坦的思想，即认为工人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应该行动起来争取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思想，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不相容的，有人企图动摇经过科学论证的价值理论，使工人阶级能够采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容许的直接行动，这完全是徒然的。”[20]在饶勒斯看来，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路线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而反对改良主义路线的革命派反倒有违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饶勒斯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歪曲”甚至“动摇”也是“徒劳的”[21]。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批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的基础之上的，伯恩施坦批评马克思是为了反对把人类历史的一切变化都说成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改变引起的，而强调意识等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异。饶勒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现”，人们不应当只看到这一“社会性的发现”只发现了“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基础本身”[22]。如果这样去认为，就完全曲解了马克思，而伯恩施坦正是拘泥于这样一种曲解之中。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他在表述他们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抽象的历史理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根本否认其他的政治或意识的因素的作用”[23]。如果像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完了”。但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强调的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宗教等等观念的相互关系”。伯恩施坦完全无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立场，把马克思歪曲成一个教条的经济唯物主义者。在饶勒斯看来，伯恩施坦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观念论”观点，而在于把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对立起来，通过批评马克思的“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正确”。
针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评，饶勒斯指出：“我们同样也可以很容易证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并应用于人类进化的辩证法理论可以完全保留下来，它同伯恩施坦建议我们采取的实际行动丝毫没有矛盾。”[24]他指出，通常人们总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无非要证明共产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手段，而资本主义除非本身消灭，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他进一步指出，他很理解伯恩施坦对一些人通常运用其辩证法理论所得出的这一结论“表示疑虑”，因为这一结论确实如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会使无产阶级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事物的实际发展就是像辩证法公式在脑子中的发展一样的迅速、一样的容易”[25]。他强调，“我不否认这种危险”，但是这种危险的产生并不源于“辩证法的本质”。实际上，马克思与伯恩施坦一样通过对“现实的经常观察”克服了“辩证的方法可能会产生的这种危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要揭示的是“经过许多许多中间性概念、中间性的社会形式，逐步达到完全解决使一个社会消灭的根本矛盾”。伯恩施坦推崇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逐步的改良，伯恩施坦错就错在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必然导致一种激进的革命，于是就花了大量精力来批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为只有推倒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使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确立。饶勒斯认为伯恩施坦在这里完全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导向改良主义。他认为，只有那些“极端的革命派”才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接与激进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他们竭力使无产阶级放弃一切现实的行动，“而只幻想未来社会的到来”，“认为靠辩证法的进程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饶勒斯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伯恩施坦在推崇自己的路线时可以批评那些把辩证法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派”，但不应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本身也牵涉进去。
饶勒斯认为，伯恩施坦指责“马克思一方面宣称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应该通过经济条件的缓慢进化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不排除伯恩施坦所谓的‘像布朗基主义者那样诉诸暴力’”，这一责难实际上是“不正确的”[26]。饶勒斯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责难是“不正确的”，主要在于在他看来，马克思尽管提出社会的进步既离不开改良的形式又需要革命的形式，但实际上马克思的重心像伯恩施坦一样放在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认为，这两种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矛盾，马克思强调的是一切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生，肯定都先要经过缓慢的准备。伯恩施坦在这里对马克思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伯恩施坦认为，无论是“工业或交换的积聚都没有达到像马克思指出的那种强烈的程度”，从而社会革命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实际上马克思早已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马克思并没有犯方向上的主要错误，他只是在估计速度上犯了一个错误”，伯恩施坦把马克思只是在估计速度上的一点小失误，当作一种“方向错误”。伯恩施坦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正确见解，但在提出这一见解时用不着曲解马克思的原意，用不着一定要通过论证马克思的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正确。
从上述饶勒斯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评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名义上是对伯恩施坦提出批评，实际上则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加以肯定。这种批评显然是“小骂大帮忙”。这样我们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否定：一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他公开地亮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并明言自己的观点是与马克思相违背的，为了推崇自己的观点，不惜对马克思理论大肆鞭挞。二是以饶勒斯等人为代表，他在提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时竭力曲解马克思理论，努力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说成是符合马克思理论的，他把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与歪曲马克思理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在第二国际内部掀起轩然大波之际，也正是第二国际内部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展开大辩论之时。饶勒斯积极参与了这场辩论，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在第二国际内部颇有代表性，并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社会主义与自由紧密相连。饶勒斯指出，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并不是由于阶级利益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是由于他们有着高度的文化素养，从而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珍贵，认为人的最崇高的尊严就是思想自由、内心生活的自由。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会缩小自由，社会主义会以国家的令人窒息的纪律，或者以一个新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暴政来压制个人，这个新阶级一直被剥夺了生活的快乐，突然沉溺于文明和野蛮混杂在一起的状态之中。饶勒斯认为，这些人这样看待社会主义“犯了根本性错误”，他说，社会主义“将使自由、使各种自由得到更广泛的发展，社会主义日益成为自由所必须的条件”[27]。饶勒斯并不讳言，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要消灭个人所有制，建立集体和国家所有制，他也知道正因为如此，一些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资本消失、生产资料私有制被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的时候，个人的自由岂不是失去了它的全部基础，个人的活动岂不是也就失去了全部的活力？饶勒斯认为，这些人所信奉的逻辑是：随着个人所有制和经济上自由的消失，政治自由和思想也将变得不自由。对此，饶勒斯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说明。他强调的是，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对以社会所有制代替个人所有制充满了信心，认为这样一种财产制度和生产制度是可能建立的，是基于对这种制度必然会产生秩序、正义、自由的认识。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要借“自由”的名义反对消灭个人所有制，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依附地位。“他们宣布，为了让自由继续存在，工人阶级就必须处于依附地位，就必须受雇佣劳动制度法律的支配。”[28]饶勒斯指出：“如果说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自由由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建立而消灭，那就是说工人阶级经济上的奴役是自由的条件，那就是说，正如古代公民的高贵的悠闲生活是依靠奴隶阶级取得的那样，现代无产阶级也应该忍受雇佣劳动的命运以便使人类社会的某些特权分子享受高贵的自由和生活的尊严。”[29]在他看来，全部的关键在于，在雇佣劳动制度下人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他这样对社会民主党内的同人说道：“社会主义的发展向一切有智慧、有良心的人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或者必须同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集体所有制，或者必须向自己、向别人承认，同完全的自由不可分开的所有权是少数人占有的奢侈品。”[30]他强调，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才能把自由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绝大多数人所享受的权利，而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正是这样一种自由。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的主要内容对个人权利的高度肯定。他说：“在社会主义秩序中，自由是至高无上的。社会主义是对个人权利的最高肯定。个人高于一切。不存在能够任意压制个人或者对个人进行恫吓的天赋权力。”“社会主义希望不依附于超人的个体，他也不依附于其他的人。任何人都不是上帝的工具；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工具。”[31]饶勒斯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下“人是最高的目的”。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取消利己主义，只是这种利己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说，历史本身与社会主义者一起高喊的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理想的利己主义是进步的巨大动力；这不是使邻居破产的小店主的那种愚蠢而肤浅的利己主义，而是被压迫阶级解放人类以求解放自己的那种高尚而深远的利己主义”[32]。
第二，社会主义不单纯是依靠阶级斗争得来的。饶勒斯在一次向工人的演说中强调，“单是有阶级斗争的观念，你们还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竞选的斗争以及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参加这个斗争；也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应该关心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33]。他承认，阶级斗争是一个普遍广泛的原则，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人们不可能从这个原则中推导出解决日常问题的办法，就像“单是知道总的风向还不足以预先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将怎样摇动和每片树叶将怎样抖动一样”[34]。饶勒斯之所以要否定阶级斗争的原则，根本目的是推行改良主义路线。他的基本观点是，不能因为社会民主党是从根本上、实质上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就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对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相继执政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府做出区分”。他说：“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要同那些不愿意开倒车的资产阶级政党一同前进。”[35]在他看来，面对资产阶级政府的病症，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简单地把其推翻了事，而应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医治。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代表人物盖得曾经这样说道：让那些崇拜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那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赞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努力去抹掉那里的黑斑吧！饶勒斯针对盖得的观点指出：“只要对于一个人犯下了一件罪行，即使是资产阶级犯下的罪行，但是只要是无产阶级通过干预就能够阻止这个罪行，那么要对此负责的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要负责，由于它没有阻止正待动手的刽子手，它也就成为刽子手的帮凶，由于这个黑斑就不再是遮盖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斑，这会是玷污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太阳的黑斑。我们不愿意无产阶级的黎明蒙受这个耻辱的玷污。”[36]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阻止资产阶级自身在精神上和道德上过分急剧地蜕化堕落，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饶勒斯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地支持甚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他认为，当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持一个政府，哪怕是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政府时，这并不意味着期待这个政府会完全地主持正义，而是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在敌人中有更加残暴、更加野蛮的敌人，支持这个政府是为了反对其他更坏的政府，“我们之所以支持他们，只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罪行”[37]。他认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是为保卫其基本权利，而当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也能达到这一目的时，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他不否定社会民主党人是“革命者”，但他反复强调“革命不是暴力的同义词”[38]，进行合法斗争也是一种革命手段。
饶勒斯在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原则时竭力说明他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看来，注重自由和合法斗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对拉法格所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针对那些极左派而言的。他指出，马克思经常宣称，认为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只有清一色的反动者的说法是荒谬和危险的。恩格斯则坚决捍卫这一思想，“他决没有笼统地谴责全部资产阶级，决没有拒绝做出区分，而是深刻地把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和激进主义的共和国区分开来，并且因此认为能够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是激进主义的共和国，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共和国”[39]。
饶勒斯认为，恩格斯这样说就是为了对抗“认为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所有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机会主义的、激进的政党都是一样的那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和革命的空话”，不加区分地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否定”，也是“对革命精神的否定”，“而革命精神决不会忽视敌人的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差别，相反，是要利用这些差别来瓦解敌人的力量，推动无产阶级前进”[40]。
如前所述，饶勒斯在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时常常把它说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时，他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注释：
[1]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
[2]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3.
[3]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
[4]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5]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
[6]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7]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8]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9]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10]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11]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12]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
[13]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14]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15]饶勒斯.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16]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2.
[17]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2.
[18]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5.
[19]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5.
[20]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6.
[21]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6.
[22]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6.
[23]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7.
[24]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
[25]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152.
[26]饶勒斯.伯恩施坦和社会主义方法的进化//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2.
[27]饶勒斯.社会主义和自由//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
[28]饶勒斯.社会主义和自由//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4.
[29]饶勒斯.社会主义和自由//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5.
[30]饶勒斯.社会主义和自由//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6.
[31]饶勒斯.社会主义和自由//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4—125.
[32]饶勒斯.社会主义原则//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8.
[33]饶勒斯.两种方法//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34]饶勒斯.两种方法//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7.
[35]饶勒斯.两种方法//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7—178.
[36]饶勒斯.两种方法//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9.
[37]饶勒斯.两种方法//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4.
[38]饶勒斯.社会主义原则//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8.
[39]饶勒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
[40]饶勒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饶勒斯.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