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修正

毫无疑问，第二国际内部首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并随后成为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伯恩施坦尽管早年就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例如，他曾经提出“合并就是一切”，要党放弃原则向拉萨尔派妥协，并对杜林的思想表示赞赏。又如，他曾经和赫希伯格、施拉姆组成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宣扬“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当在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到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活动后，马上发表“公开信”对其提出了措辞极其严厉的批评。但就是这样一个伯恩施坦，在党内的地位却不断上升，在由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该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并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甚至他还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这样一个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后马上跳将出来，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伯恩施坦的这段历史？伯恩施坦自己声明，他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1]，强调自己并不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2]。把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上跳将出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与挑战看成是他突然的冲动确实很难自圆其说，而伯恩施坦强调自己并不是心血来潮，是讲了实话。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伯恩施坦的这一说法，那么围绕着恩格斯与伯恩施坦的关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搞清楚，即既然伯恩施坦在事实上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立场，那么恩格斯在逝世前几年为什么如此信任伯恩施坦？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可供参考的答案只有两种。其一，伯恩施坦的立场没有变化，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观点在后期却有了改变，正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从科学社会主义者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就使得恩格斯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立场一致起来了。伯恩施坦本人曾经指责他人“无视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于他们的前期著作所做的更正”[3]，他说自己与其他人的区别之处在于他正视了这种“更正”。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更正”，那么伯恩施坦追随对前期理论做出了“更正”以后的恩格斯，而“更正”以后的恩格斯信任伯恩施坦就变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出于对新的形势的判断，全面、公开地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替代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能说是对恩格斯的背叛，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这是在执行恩格斯的“遗嘱”。其二，尽管伯恩施坦事实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一度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了，起码有所收敛。1880年，当“苏黎世三人团”的活动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痛斥以后，他在倍倍尔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认错，获得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谅解，后来甚至得到了恩格斯的赏识。而恩格斯一逝世，伯恩施坦自认为从此可以不受这位导师的监督了，认为把自己的观点公开亮出来的机会来到了。事实上，认为恩格斯后期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确实在后期曾对自己以前的理论做出了新的发展乃至修正，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仍然坚守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导师、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他们从未“拿原则做交易”。恩格斯即使在晚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写稿，也“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可以断定上述第一个答案是错误的。而第二个答案，即认为是伯恩施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才取得了恩格斯的信任，才使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内地位得以不断上升，是正确的，那当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伯恩施坦的认识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给他戴上的几顶帽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9世纪末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4]。千万不能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指责与修正仅仅看成是伯恩施坦的个人行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事实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与修正，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与相对繁荣密切相关。

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人们往往把伯恩施坦于1899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看作是他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从而研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主要局限于研究这部著作。但实际上，在这部著作出版前几年，即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896年至1898年，他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就是说，开始展开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因此，当今研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径，应当从探讨这些文章入手。

第一，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确实呈相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伯恩施坦要求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无可非议，即使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他借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要去抵制资本主义的统治者把这一制度推及全球的殖民企图，主张不要再去与资本主义作对，而完全“顺着资本主义”，这则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风马牛不相及，而他的修正主义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恩格斯逝世以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描述：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可能不久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大会要求各国工人学会管理生产，以便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能够为公共福利而接管生产。伯恩施坦对这次代表大会“一股脑儿”地通过这样的条款十分不满。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指“现代社会已经屡次遭遇的普通的营业危机”，而是指“真正的、巨大的世界性危机”，不是指“哪几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盘崩溃”[5]。他这样说道：“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避免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改造。”[6]后来的事实证明，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对当时的形势所做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巨大经济危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也并没有激发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感情，无产阶级更没有作为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治统治，从而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既然如此，也就没有理由指责伯恩施坦对这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不满。

伯恩施坦认为，这一决议是那些“指望通过较大的总崩溃来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把这种总崩溃看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人”炮制出来的。他把这些人称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并认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与“反动的极端派的教条主义者”一样保守，两者都同样地“死不肯承认违反他们的‘原理’的那些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的实情，二是充分考虑人们对这种社会状况的认识程度。他说：“这两种因素都在变化着，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对于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要考虑。这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多半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觉人们常常无视这一规则。”[7]伯恩施坦愤怒地把这些“教条的革命主义者”比喻为“迷恋革命的堂吉诃德”，指责这些人“永远不敢承认在其前提上有任何重大改变”，“胆战心惊地回避一件事：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8]。既然第二国际第四次（伦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一决议是建立在无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基础之上的，那么他对做出这一决议的人加以批评，甚至把他们称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迷恋革命的堂吉诃德”也未尝不可。他在对这些人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进而要求人们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去探讨这些事实本身”，“去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9]，这确实谈不上是大谬不然、偭规越矩。

关键在于，他在所谓“面对事实本身”时却背离了资本主义尽管在当下还在发展，甚至还出现繁荣，但资本主义自身仍然存在着矛盾，从而必然走向灭亡这一事实。他抓住资本主义表面繁荣、暂时发展这一点大做文章，把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说成是资本主义根本的内在矛盾的消除，把资本主义暂时的发展说成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的改变。他指出，在这些“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脑海里，当今的资本主义是这个样子的：企业在逐步集中，为工资而劳动的各阶级在增长，这些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对立在加剧，竞争的强制性在增强，经济变动对各党派的政治面貌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扩大。而实际上，上述所有现象都没有出现，这些仅仅是存在于“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脑海中的虚假幻想。伯恩施坦力图通过列举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他所看到的事实是：“第一，现代社会中营业种类不断地在增加；第二，今天的工业界的适应能力和活动性正在增长。”[10]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流行信用制度，以及交通在一天天扩展和便利起来。他强调，不能把所有这些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它们与生产技术一样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作用，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11]。

那么，这种“根本意义”究竟何在呢？在伯恩施坦看来，就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而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表明原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辩护的纪念性作品”中对资本主义所做出的“预言”与现实“相去甚远”[12]。只有极个别的事例还能“用科学的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已证明不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还这样说道，本来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会灭亡的预言“抱有一种异教徒式的敬畏”，但是，“在资本财富大幅度增长下的现代信用的灵活性、交通机构的各个部门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13]。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卡特尔、托拉斯这些因素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但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非但不包含危机，反而已具有了“适应能力”，从而不可能再遭遇“像以前的那种普遍危机”[14]。

伯恩施坦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不要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出现，就是在将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会产生，原因很简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是由其自身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那既然这种矛盾永久地消失了，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就永远不会纠缠这个社会。他这样说道：“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指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但是这个观念是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15]伯恩施坦在这里提出，把资本主义的崩溃理解成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必然引起的是一种“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这说明他确实是把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和崩溃的否定，与对整个资本主义矛盾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他所要否定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会面临崩溃这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所做出的判断，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

基于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认识，伯恩施坦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这一制度的对立与反抗。他说：“社会民主党所应当做的，而且今后长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16]具体地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充其量就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内，训练工人阶级如何运用民主。当伯恩施坦提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推行殖民沙文主义，强行把资本主义制度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之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加以反对而应给予支持之时，他以“正视现实”为名，而实际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上一条成为资本主义的帮凶的路子的面目就一清二楚了。他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殖民沙文主义这一问题上“不让自己被推到相反的极端”，千万不可以把任何民族权利的主张、任何民族意识都不加区别地当成沙文主义而加以摒弃，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那些“未开化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之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给予支持而不是加以反抗，反抗是“不合宜的”[17]。他同样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做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反对是一种“空想”。连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推行殖民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加以反对而只能当帮凶，伯恩施坦究竟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向何处去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伯恩施坦在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斗争之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逻辑”：在当今的形势下，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他知道面对他对资本主义只能支持而不能加以反抗的主张，人们一定会提出：既然资本主义如此美好，既然人们必须拥护资本主义，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延期到世界的末日”？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规则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相当遥远”，但假如将社会主义理解成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实现的”，那么就可以把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拥护和支持，都当作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18]。伯恩施坦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19]也就是说，在伯恩施坦看来，只要社会走向富裕，而不管这种富裕首先是哪些人的富裕，不管在少数人富裕的同时多数人是不是仍然生活在相当贫困之中，不管这种富裕是怎么得来的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管这种富裕能不能持久和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他自诩自己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即使不是按照专利的形式，但在实质上毕竟是实现了的。”[20]他的这种所谓的“信念”来自他对社会主义的特定理解。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不在于所有制的变化，即不在于实施“国有化”，只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有一部好的“工厂法”就是社会主义了。他说：“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21]他还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义务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就是在搞社会主义了，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22]。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为了使他这种在“面对事实本身”的幌子下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提出的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的要求，更具有鼓动性和迷惑性，竟然公开曲解社会主义，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

第二，不可否认，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空想主义倾向，一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只是满足于向人们描绘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蓝图，即只是满足于“替未来社会开菜单”[23]，而不是脚踏实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现实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强调要反对空想主义，要社会民主党回到现实的道路上来，这本来也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问题在于，伯恩施坦借助反对空想主义，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说成是“空想的”，进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目标本身也否定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运动就是一切，而目标是微不足道的”[24]，这就说明他已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从反对空想主义走向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他的修正主义的集中体现。

伯恩施坦认为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有两种空想主义者，他所描述的第一种空想主义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炮制“关于未来的图画”，想通过这幅图画“向人类说明，如果要使地球充满完美的幸福，那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允许有别的样子，这是为达到所期望的目的的最快最可靠的方案”。他们发表“关于未来的玄想”，“或者是试图描绘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的发展过程的一般轮廓，或者是以某种程度的天才设计出一些只能自称为幻想画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状况的图画”[25]。从他对这种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来看，他是把无产阶级政党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揭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即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明人类为了“使地球充满完美的幸福”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其他什么道路，把无产阶级政党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任何说明都说成是想入非非、一枕南柯。实际上，他感到最恼火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对未来社会“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允许有别的样子”所做的论证，在他看来，未来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而只要有人提出未来社会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他就认为这是缘木求鱼、痴心妄想。

伯恩施坦所描述的第二种空想主义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认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一切不过是缝补伎俩和姑息手段，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的解决办法，即使不是在旦夕之间，毕竟也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这些人“画了一条界线：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人们得过且过，任凭事态驱策”。这些人认为“援引设想得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帮助他们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26]。从伯恩施坦对第二种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来看，他是把一切不顺从资本主义，把一切不停留于和不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把一切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把一切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信念，都说成是临渊羡鱼、异想天开。这里特别关键的是他以批判空想主义的名义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历史推动力的否定，以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否定。

当人们读到伯恩斯的如下言论时确实不会认为他的说法有什么大的过错：“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装饰它而摆脱空想主义的性质”，“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做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导致空想主义”[27]。问题在于，只是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宣传“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可能带有一种空想的性质，但能否因此而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毕生研究所得出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这一科学结论本身也说成是一种空想主义呢？另外，倘若对一种科学的理论加上教条主义的解释，那这种理论即使是“科学的”确实也会导致空想主义，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怀疑这种科学的理论，甚至可以直接宣布这种科学的理论本身也是空想的呢？显然伯恩施坦正是这样做的。要害在于，他在这里并不是在反对空想主义，而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这样说道：“无原则和侈谈原则，或者换一种说法，即粗俗的经验主义和空想的教条主义，在这方面几乎起着同样的作用。”[28]伯恩施坦在这里声言反对空想主义是为了反对侈谈原则，实际上他并不是反对“侈谈原则”，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原则本身。

伯恩施坦借助反对空想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为了推行和实施自己的原则，这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原则。这通过他在反对空想主义时竭力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看出来。他公开指出，“谈论和平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和平的长入”，而硬要用阶级斗争等其他办法“人为地”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那就“叫做加劲地冲回空想主义”[29]。他指出，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实是：生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日益增长地对国家或地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强大，企业领导的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而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和平地长入了”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工人阶级用民主对国家和企业产生影响，那么领导企业的资本家就会按照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企业，与此同时，有特权的资本家的利益也会很自然地服从于公共的利益，而这整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了”社会主义的过程。看了伯恩施坦的这些议论，人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伯恩施坦所反对的这些“空想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空想”，还是伯恩施坦自身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这些设想是一种“空想”？另外，伯恩施坦是不是从反对一种“空想主义”走向了另一种“空想主义”呢？

说到底，伯恩施坦反对空想主义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本身说成是一种空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这是谁也不否认的”，这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外部的动力促使个人提出社会主义的图景或学说，促使群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改造，论据却总是纯粹的空想上的东西”[30]，问题在于，是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学说从此就结束了这种空想的性质？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就成了一种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他强调，“有许多人会倾向于对这一问题做肯定的回答，而且他们不会因为要提出证据而为难的”[31]，但是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论证。

他认为，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希望通过把“观念论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来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和科学。他们的许多言论确实是针对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观念而发的，即“针对一切从法权观点或道德观点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做法、一切承认永恒的道德根本原则的做法而发的”。那么，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和现实呢？用伯恩施坦的话来说就是：“问题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把这里显然要求的事情在实际上也做到了，而且有办法做到。”[32]当然他所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而且也不可能做到。他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仍然是“观念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首先要求具有“高度大公无私精神”，但显然绝对的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事”[33]，从而有这种精神的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也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另外，能不能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至少“无产阶级观念”本身，即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见解，是完全不带空想的呢？根本不是。这些观念显然是建立在对已经查明的事实的思想概括之上的推论，“因此势必要带有空想的性质”[34]。他还这样说道：“人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仿佛在这方面所说的科学是某种已经十分圆满的、完成了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用语所包含的除了限制之外还有一个要求，或者说还连带着一个要求。每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必然是‘不可知论的’；只要一门科学不是像语言学的分支那样只涉及界限明确的材料，那么这门科学就决不能把它的结果看成最后的。”[35]伯恩施坦在这里以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为借口，来否定其现实性和科学性。

在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的各种论证中，最核心的是用无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实际承担者来说明社会主义本身的虚无缥缈。他指出，马克思理论把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看成社会主义的实际承担者，从一般历史的广义上讲，这一点的正确也是无可争辩的，“然而现实所表现的景象是多么不同”[36]。“真正的工人总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有一种抽象能力，直到他完全习惯于理论所假定的那种无产者的思维方式”，“真正的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的人要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思想方式正和他的阶级地位是相应的”，但是这种“真正的工人”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找不到。“所以，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观点’对无产阶级本身说来首先是一种空论。”[37]关键在于，如果工人得到的工资足以使他能够按照本阶级的传统的生活要求过一个适可的生活，这个工资和他的劳动产品的价格成什么比例，他们不会太在意，他们雇主财富的日益增长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法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的事实工人是知道的，但他们原则上不会出现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怎么会产生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承担者所必须要求的那种革命意识呢？他还竟然这样说道：“我们就拿‘作为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来说吧，需要先有多少空想，工人才感觉到自己是无产者啊！”[38]伯恩施坦在这里明确地提出，工人本来不可能成为“组织起来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借助许多空想，才把他们设想成这样一种革命者。

应当说，伯恩施坦上述所有这些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空想的臆说的论证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从来就是这样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样做过，伯恩施坦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是如此，只不过由于伯恩施坦是在反对空想主义的名义下进行这种论证的，从而使这种论证具有了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伯恩施坦甚至借助“常识”来说明出现这种空想的必然性。他指出，把幻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来对待这种态度，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早已做过很好的分析。“凡是人精神贯注地从事的事物，即便它只是幻想的事物，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是想象的，这种事物对他说来仍旧日益获得现实的性质，直到最后，他的感觉对这种只在想象中是真实的东西和在他身外的现实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混淆起来，或者甚至后者对于他部分上升成为‘概念’，而前者对于他的感觉和思想却获得了现实的一切属性。”[39]“这种癖性是谁也不能完全摆脱的，而且自以为最能超脱它的人往往最不能摆脱它。”[40]在伯恩施坦看来，在目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我们正是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主义明明只有想象中的事物，那些全神贯注地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却使它获得了“现实的一切属性”；而在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客观的现实，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已分不清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区别了。由于伯恩施坦所说的这种“常识”只是在生活中偶然出现的现象，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伯恩施坦的论证显得缺乏说服力，没有力量。

在伯恩施坦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人们没有必要以此为目标而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他这样说道：“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41]伯恩施坦对空想主义的反对最后就归结为这样一句口号。其实，伯恩施坦在高喊“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之时也是十分虚伪的，因为他实际上反对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注重“无目标的运动”，而是走上了以维护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轨道。

第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凝固、僵化的学说，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需要不断加以修正和发展，其生命力在就在于与时俱进。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19世纪中叶相比，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一些理论观点加以检验、修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伯恩施坦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本来也是顺理成章、名垂后世的事。问题在于，伯恩施坦怀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脱毛”[42]，即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不正常心态，借助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的批判，甚至提出“回到康德去”[43]的口号，企图用康德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当他公然要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时，他的修正主义者的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与此相应，当他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全面的否定之时，他的修正主义也就系统化了。

为了弄清楚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在1898年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竭力通过‘拉长’马克思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存着演讲的底稿，那是一次可以引以为戒的、善意的‘援助尝试’。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机智的费边社社员休伯特·布兰特在演讲结束后向我提了几个善意的问题，我仍然按照老一套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下去不行。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是徒劳的。需要做的毋宁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而我以前采取了后一种做法，还有许多我今天仍然在做。”[44]

从伯恩施坦的这段陈述中起码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他自己也承认，这次他所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摆脱出来，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是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而，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时至今日，马克思思想中错误的成分远多于正确的成分。马克思当年预言所要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而他当时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却相反大多发生了。（2）他强调自己这次公开与马克思理论决裂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尽管在这之前他在拼命地维护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等于那时他就真正地认可马克思主义。他说，这次这样做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认识到再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断然行不通，他才无奈地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道路。（3）他认为自己以前维护和拥护马克思理论是违心的、虚假的。他认为以前自己努力地“拉长”马克思学说以此来说明马克思学说是与实践相符合的，努力地论证马克思学说的基本面没有过时，努力地调和马克思学说中正确的部分与不正确的部分，其实是在“歪曲马克思”，甚至是在“制造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并不存在。实际上他当时已对此有所认识，认识到了还这样去做，觉得十分心虚和不安。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伯恩施坦很清楚要否定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就必须首先否定这两部著作。于是，他把矛头直指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他要人们不要忘记“《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到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45]。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只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辩护的纪念性作品”[46]，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等理论“背后都隐含着严重的错误”[47]。我们知道，如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从总体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还有什么理由为了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呢？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系统的否定，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完成的，假如我们在认真地研究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几篇文章以后再去阅读一下伯恩施坦于1899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我们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全面的、彻底的这一点，还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伯恩施坦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不时地制造“两个对立”：一是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对立，推崇后者而贬低前者，意在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到了晚年也已意识到，他们自己早年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且必须加以修正。他抓住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个别问题上的所做的某些说明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对基本原理的修正。例如，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曾经把“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以及“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这一情况，称为使“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的因素[48]。伯恩施坦就认为恩格斯这里推翻了原先他与马克思共同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又如，在《资本论》第1卷“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这一节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原先把这里所说的“趋势”理解成“必然随着灾变开始而且在全线同时发生的行动”，但后来他们显然意识到不可能做到“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条件的同样性”，于是在他们后期的著作中把差异性突显出来了，这就是他们对原先的理论的修正。二是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强调恩格斯在晚年实际上已走上了一条与马克思不相一致的理论道路，而他目前所做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恩格斯晚年的路线。在这里，他抓住恩格斯在后期著作中的一些个别言论，而无视恩格斯即使在晚年也反复表示绝不放弃早期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大量论述，以此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相异性。例如，恩格斯在晚年曾经提出过对工人阶级的成分要做具体分析，伯恩施坦就借题发挥，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已改变了马克思把“仆役头儿和放牛娃、簿记员和仆人、技工和小工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以及把他们“一概算作统一的一群‘无产阶级’”的混乱，在他看来，恩格斯和他一样强调“正如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或是一个统一的第三等级一样，现在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还如，他认为马克思是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全面崩溃”的，而恩格斯显然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一信念“完全忽略了各种工业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差别”。在他看来，正因为恩格斯能正视这一点，所以恩格斯认识到了马克思的这一信念的“模糊不清”，恩格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恩格斯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一信念是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推演出来的“假设”，而这一“假设”“是以完全不了解封建制度和自由制度之间、封建经营的地产和现代工业之间的重大区别为基础的”。在伯恩施坦看来，当人们在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之时是必然会做出选择的，他说他自己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即选择恩格斯。

伯恩施坦正是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这样说道：“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49]“否定马克思”与“回到康德去”在伯恩施坦那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伯恩施坦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康拉德·施米特曾经撰文提出要用康德哲学来批判马克思，伯恩施坦说自己深受施米特的这篇文章的启发，决心把新康德主义引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去。尽管伯恩施坦全面地用康德的思想，即康德的观念论的先验论、不可知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展开的，但他在这里已经表达了用康德的思想来否定马克思的强烈意愿。伯恩施坦要人们注意到：“近来的唯物主义者在原则上也像现代大多数较大的自然科学家一样采取了康德的立场。”[50]在他看来，既然如此，无产阶级政党持康德的立场也是无可非议的。他在这里是在论述想象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时谈到康德的，他说：“先验的观念论者康德，事实上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他为感觉经验的世界要求充分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外的‘物自体’——在他之前很久，已经有人用另一些词提出了这一概念——反而是限制了这一概念，他所划定的界限就在今天从原则上讲也还是未被驳倒的。”[51]从表面上看，伯恩施坦在这里只是推崇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无法摆脱“把想象的事物当作真的一般看待”这一癖好，但是实际上他是要用整个康德哲学，以及整个新康德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竭力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归宿。

上面以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依据，探索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形成。我们的初衷在于不是简单地把他批判一下，事实上，自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形成以来，他已遭到了很多人的讨伐，仅就批判和讨伐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言，我们很难超过前人，我们只是想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即在马克思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的形势下，通过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形成的探讨，总结一下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对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的成分同业已过时的成分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留下教训。

伯恩施坦明确地说他的宗旨是要“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他也确实在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事实上他最后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确地做出区分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健康发展并使之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他自己也从而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呢？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目前也正把“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视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避免重蹈伯恩施坦的覆辙，从伯恩施坦从检验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却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吸取教训：

其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根据新的形势去分清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之时，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所超越。倘若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过时，对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信心，那么必然会像伯恩施坦那样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我们所说的要去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加以肯定的前提下的研讨，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探讨，研究者首先应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信奉，不应当视为是研究的结果，而是研究的起点。

其二，在进行这种检验时，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千万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对立。不能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大做文章，而全然不顾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已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随意加以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的评判。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做出评判，评判者必然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究竟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正确地区分开来，关键在于评判者自己所运用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而正确的评判标准来自评判者所持的立场。从伯恩施坦的所有言论中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正在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这一立场出发，怎么会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公正的评判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经常反思自己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其四，对马克思主义中正确与错误的成分加以评判，评判者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情绪化。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教条化倾向，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体系，像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对要求检验、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进行压制和围攻。伯恩施坦曾经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我们绝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憎恨。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

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把他于1896年至1898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上的几篇文章的观点加以系统的发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否定和修正。这部著作成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代表作。时至今日，竟然还有人重新把伯恩施坦抬出来，把他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伯恩施坦的这部著作，马上就会看出当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全面的、彻底的，把他视为修正主义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是不容置疑的。

伯恩施坦在他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要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修正是非常明显的，而不是拐弯抹角的。他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52]。他还说以前“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现在到时候了，可以直率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53]。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作的《共产党宣言》明显是一部其基本观点已过时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54]。

下面我们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分别看一下伯恩施坦是如何全面、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55]。基于这一认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就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集中于批判这一学说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他说：“关于唯物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56]在他看来，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谬误的就是这一学说强调要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是一段“独断的措辞”。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至于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57]。他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的这种独断在《资本论》中有同样的表现。当马克思说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竟然把这种规律描述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这显然是一些“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58]。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经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揭示，视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而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所要否定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与先前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做法一样，伯恩施坦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之时，常常抬出恩格斯，借助恩格斯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的片面性。在他看来，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的不一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最终原因”除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59]。在他看来，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更是直接反对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最终归结为经济的变革的观点。他引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在历史进程中“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60]的论述，指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这里“更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61]。事实上，伯恩施坦在这里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只是单纯地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恩格斯则更注意非经济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毫无根据的。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观点，否则无法解释恩格斯为什么要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把此称颂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都不否认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各自面对的不同情况，在突出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程度上有所不同。

伯恩施坦如此致力于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吹人的意志、意识至上的历史观念论。他说：“除了纯粹的经济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的变化也就愈多。”[62]在他看来，既然非经济力量对社会生活影响如此之大，那就意味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意味着无从谈起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原始支配就相应地消失了”，“个人和整个的民族就这样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63]。伯恩施坦把此称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限制”和“破产”。他强烈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修正和“扩大”。他说，“唯物史观”只有“扩大”才能有效，而他所说的“扩大”就是指把非经济因素也包括进历史发展的动因中去。他甚至反对把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继续称为“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在唯物史观一词上一开始就附有一般同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连在一起的一切误解”，而事实上，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64]。他还强调，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一种“一元论”历史观。那么，如果不是“一元论”，是否就是“多元论”了呢？尽管伯恩施坦本人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承认自己主张“多元论”，但实际上他是“多元论”的倡导者。这里当然具有严重的折衷主义倾向。而对自己信奉折衷主义这一点，他供认不讳。对此，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折衷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清醒的理智对于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的反叛。”[65]伯恩施坦不仅承认自己在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运用的是折衷主义的手法，而且还进而为折衷主义做了辩护，把折衷主义说成是“清醒的理智”。一切修正主义者在“清算”马克思主义时都把折衷主义作为最好的思想武器，伯恩施坦就是一个典型。

伯恩施坦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这样说道：“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66]不要认为伯恩施坦这样说是为了推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际上正相反，他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在他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修正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修正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只要把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最核心的部分清算掉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厦也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自黑格尔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自己的辩证法理论说成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修正正是从批判这种“头脚倒置”论入手的。他强调：“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67]马克思、恩格斯即使实现了让黑格尔辩证法“用脚站立”，也无法摆脱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归宿。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人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就必然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人们然后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规律，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辩证法的危险就在于促使人们走向神秘主义，不管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如何的“改造”，都消除不了这种危险。一旦马克思、恩格斯依据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么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所造成的后果，伯恩施坦做出了明确的评论。他这样说道：“马克思当时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但它在那时，在一个普遍动乱的时期，应当说对于他变得更加致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这是热情充沛的领袖可能犯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帮助他们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就），而是对于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做的纯粹思辨的预测（这一发展几乎还没有露出萌芽）。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完成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面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的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68]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黑格尔关于对立面的发展的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的“自我欺骗”，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纯粹思辨的错误预测。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仅攻击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辩证统一的理论，而且又抨击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分析社会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伯恩施坦通常的手法是抬高恩格斯贬低马克思，用恩格斯来反对马克思。但在辩证法问题上，他也表示了对恩格斯的不满。他认为，恩格斯对继承黑格尔辩证法这一态度是十分“暧昧的”，而这种“暧昧情况同恩格斯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69]。恩格斯在晚年修正了早期许多错误的观点，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固执己见，其根源“就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70]。在他看来，只要恩格斯坚持黑格尔辩证法，就不可能从马克思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这样说道：“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意超越它。他仅仅就政治斗争的一定的方法和形式，从已经得到的认识做出了结论。他在这方面所说的话尽管是意义重大的，但是这毕竟只涉及现在提出的问题范围中的一部分。”[71]

对于为什么“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伯恩施坦还有如下一段具体的说明：“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这一原来是黑格尔式地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仍旧能够成立，那么必须或者对现实重新加以解释，或者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的比例。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表现出非常细致的、同天才的勤奋相当的精确性，同时却令人几乎难以相信地忽视明摆着的事实；以经济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却归结为对暴力的创造力量的奇迹的信仰；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这一提高却又屡次‘转化’为一切科学性的要求对于倾向的从属。”[72]伯恩施坦在这里一气呵成地表达了这样三层意思：其一，黑格尔辩证法的所有原理所能产生的理论作用就是“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其二，谁要是坚持黑格尔辩证法，其结果只能是“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情况，而只是按照“黑格尔式地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进行解释。其三，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这样做了，所以带来了如下结果：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尽管表现出如此的精确和细致，但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明明在探讨经济对暴力的影响，却变成了对暴力的无限信仰；说是要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可实际上却在使“科学性”从属于所谓阶级的“倾向性”。

伯恩施坦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进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是彻底的。由于源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使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结论，伯恩施坦所害怕的也正是这些革命性的结论，所以伯恩施坦为了批判这些革命性的结论，就必然把矛头对准源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对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否定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伯恩施坦否定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动机和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卢卡奇则是一语中的。他这样说道：“伯恩施坦部分地由于他的没有受到任何哲学认识妨害的‘不偏不倚’，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然而他从这种想使方法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的愿望中得出的现实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路是通向何处的。它们表明了，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73]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

伯恩施坦看到，根据马克思学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支点，但要理解剩余价值，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价值。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定义入手。

伯恩施坦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他说道：“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74]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在运用价值尺度时进行了“抽象和还原”：其一，马克思展示出纯粹的交换价值，就是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抽象掉；其二，马克思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其三，马克思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其四，一当问题涉及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马克思还必须把各个商品单位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掉；其五，由此所得到的劳动价值马克思还要求进行一次新抽象。伯恩施坦在列举这一系列的“抽象”之后，就“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75]

在伯恩施坦看来，既然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个“纯粹的思维的构想”，那么作为直接源于价值概念的剩余价值概念同样也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他这样提出询问：在价值概念是一个“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概念成了什么样子呢？他自己回答说：“根据马克思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76]

我们知道，价值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那里确实是一种“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但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些概念则成了有着实在内容的科学概念。但伯恩施坦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也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时，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个现成的答案”，马克思完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那种抽象地论述价值以及劳动价值的做法。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个别商品或商品种类的价值现在成了完全次要的东西，因为商品是按照自己的生产费用——生产成本加利润率——出售的。突出在首位的是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和这一价值超出工人阶级工资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部的社会剩余价值”[77]。

伯恩施坦着重分析了专门论述利润率的《资本论》第3卷。在他看来，经过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3卷，尽管“如此出色地理解了利润率的发生和发展”，但在论述价值问题时，则充分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却恰恰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78]。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忽视了非生产领域的人对创造利润和剩余价值所做出的贡献。“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属于生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工业的雇佣工人”，可实际上，“从事现代经济生活的一切其他分子都是生产辅助人员，举例说，他们作为商品商人、货币商人等等或者作为他们的人员承担起本来属于工业企业的劳动，从而减少了企业的费用，他们就相应地间接促成了剩余价值的提高”。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人员的限制是没有道理的。伯恩施坦说道：“由这些阐述可以明白，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是多么狭小。得到阐述的以及其他在这里未作进一步讨论的职能就其本性来说，对于近代的社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形式能够改变并且无疑将要改变，但是只要人类不分解成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些职能本身将依旧存在下去。”[79]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只要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仍然需要这些非直接的生产职能，那么这些非直接的生产人员，包括那些商品商人和货币商人，就会对剩余价值的形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把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归结为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就是站不住脚的，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

伯恩施坦进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注重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和无视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一系列错误结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源于此。他这样说道：“在这里的对于职能的评价中存在着某种武断，所设想的不再是现存的社会，而是构想出来的一个共同经营的社会。这是价值理论的一切模糊之处的钥匙。价值理论只能根据这一图式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作为可衡量的量，只有在假定存在着总经济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没有能做到为他的学说完成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的一章。否则在这一章中就会极其清楚地表明，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印象。这一钥匙经巨匠马克思之手，用来说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因，而过去从来没有人做过与它同样深入、同样合乎逻辑的揭示和说明。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80]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但批评了马克思由于存在着“对于职能评价的武断”，从而所构想出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而且揭示出这一错误竟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可实际上这一钥匙“从某一点开始”就“失灵了”，更说明了这一错误对马克思的所有学生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说，只要马克思的学生坚持信奉马克思所使用的这把钥匙，那么必将进入死胡同。伯恩施坦还强调，“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价值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正好原子学说不能为一件造型艺术品的美和丑提供规范一样”[81]。伯恩施坦在这里明确地揭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特别是劳动价值学说最大的要害是马克思竟然运用这一理论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竟然把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相提并论。他强调这一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这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与攻击。

伯恩施坦之所以致力于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一个直接动机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否定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他指出，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特别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宿命。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只能从活的劳动中抽取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只能是依赖剥削劳动者获得的，全部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他要人们做出思考：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吗？他的回答是：“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82]之所以说是“正确的”，主要在于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来看，从总的趋势来看，资本家的利润主要依靠的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之所以又说是“不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即使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马克思严重地忽视了产生利润的“其他因素”，而这些“其他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突出。伯恩施坦指出，那些除劳动力之外产生利润的“其他因素”，“在马克思那里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虽然偶尔也得到讨论，但是后来在对被确认的事实进行概括和对比时被抛弃了，以致敌对关系的社会影响显得比它的实际情况更为强大和直接”[83]。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忽视了产生利润的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因素”，马克思夸大了隐含在利润产生过程中的剥削成分，也夸大了阶级对立。

伯恩施坦在这里要人们注意到股份公司的形成对产生利润的作用。股份公司的形式一方面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又造成有产者人数的增加。这与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完全相反，马克思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社会财富也会相对减少。这样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似乎取决于财产的积聚，取决于剩余价值之被一个日益缩小的超级资本家集团所吸取，当财富日益集中于人数很少的资本家手中之时，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来到了。可现实情况是，随着股份制这种形式的出现，资本家的人数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也增加了。股份制的出现，仅仅表明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显然与资本家是否继续剥削劳动者没有关系，但利润却显著增加了。这促使人们思考：股份制这种形式本身对创造财富究竟有没有作用。这更促使人们思考：随着股份制的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究竟还有没有前途。

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能消除自身的危机，能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事实上恩格斯本人到了晚年也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产生了怀疑。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两个注。他要人们注意，在这两个注中，恩格斯把自从马克思写作的时期以来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由于这一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不断出现新的工业国家同英国竞争、过剩的欧洲资本投放地区的无限扩展等变化，说成使“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84]的因素。他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已明确地把世界市场的形成等因素视为已经消除或削弱了以前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的策源地。与此同时，伯恩施坦又提出，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问题上立场是模糊的，观点是不彻底的。他抱怨恩格斯在把卡特尔和托拉斯描述成限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的手段并且把保护关税描述成“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85]以后，最后又说，“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86]。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尽管否定了马克思原来所说的危机，但又提出了会出现新的危机，问题在于，这些新的危机也没有爆发的迹象。他说，在恩格斯做出上述判断以来，“既没有能确认出空前激烈的经济性世界恐慌的征兆，也不能把在这期间出现的营业好转说成是特别短暂的”[87]。

对资本主义危机究竟能否出现的问题，伯恩施坦用婉转的语言表述了含义明确的结论：“世界市场的巨大的地域扩展同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抵消各种扰乱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欧洲工业国家的大为增加的财富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地方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以致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性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88]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但做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的危机，而且归纳了使资本主义避免遭受危机的主要因素。

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再出现危机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批评，特别是卢森堡更是严厉驳斥了伯恩施坦用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来论证资本主义危机消除的做法。伯恩施坦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斥。他认为，卢森堡的基本立论是：现代信用制度远不能抵制危机，而恰好是把危机推向绝顶的手段。他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献略知一二的人看来，卢森堡的观点“并不是特别新鲜的”，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地表达了今天的情况，或者说这一图景是否也有另外的一面”[89]。他指责卢森堡“依靠辩证法的焰火把信用制度作为适应手段的能力说成‘昙花一现’”，只注意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破坏的一面，而无视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他分析说，信用制度使投机容易进行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与信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投机“最疯狂的滋长是同资本主义的破晓时期一致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投机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个生产部门作为现代工业的年代愈久，投机的要素就愈加停止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90]。

伯恩施坦还批评卢森堡笼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危机扯在一起。他强调：“在一定程度内，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别工业中的生产过剩还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91]他认为，要使个别企业的生产过剩导致普遍的危机，有关的工业就必须是这样：或者是它们作为其他工业的制造品的消费者具有如此的重要意义，以至它们的停顿使其他工业也停顿下来；或者是它们通过货币市场的媒介或通过使一般信用麻痹而夺去其他工业继续生产的资金。当今明摆着的事实是，当资本主义成为富裕的资本主义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机构愈来愈发达，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是一种系统的否定，从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剥削理论，再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联成一体。尽管他本人一再声辩，他无意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对抗，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那里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外壳”，其内涵已被他掏空殆尽。

（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修正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主要表现在对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否定。在他看来，工人运动会不会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全部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基于工人阶级“绝望性”原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宣称最低生活费用是天然的工资。在《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说，“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在《阶级斗争》一书中说，工人处境的最微小的改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始终是空想”。对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绝望性”原理的论述，后来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信徒都深信不疑，“全部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似乎有许多确凿的事实证明它正确”[92]。问题在于，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今的工人阶级真的处于绝望的境地吗？如果工人阶级的处境今天仍然是绝望的，那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有现实的可能，但假如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从绝望中摆脱了出来，那么就应另当别论。他批评普列汉诺夫等人把“工人处境的绝望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颠扑不破的公理”，只要有人指出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与这一“公理”不相一致，马上就说成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他还这样说道：“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度赞扬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或者不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93]当今许多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并不具有很大名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把工人阶级已从绝望境地中走了出来这一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判断不相一致的事实揭示出来了。如果正视这一事实，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考虑。

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同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当今社会中已不存在进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就一下子变得暗淡起来。他说：“一个国家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即有产的少数人的权利不再形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政治行动的消极任务退居积极任务的后面，那么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了。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政府，一个有特权的少数，但是不能推翻一个民族。”[94]在伯恩施坦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作为占总人口很少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的有产者、统治者，他们的权利并不构成对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动应当积极地去维护和配合这种权利，而不是消极地推翻这种权利。如此看来，暴力革命确实已没有它的位置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也可以隐退了。他还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权力并不完全构成是进步的障碍的前提下，工人阶级即使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一政权也绝不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政权也绝不会真正把工人阶级和庞大劳动人民引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说：“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和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95]

伯恩施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之所以成了一种空想，关键在于马克思所期望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人阶级确实并没有出现。他说：“尽管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它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收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96]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一切与其交谈过社会主义问题的工人中间，都会同意他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那些“从未同实际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关系的文人”，才会对他的判断产生异议。他强调，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将来承担起这样一种使命，但并不是现在。“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是属于现在的，那么人们就还是没有克服空想主义。”[97]实际存在的当代工人既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普遍地赤贫化，也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受偏见的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它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坚持“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那么就不会再做着马上依靠他们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梦呓。

伯恩施坦认为，当前工人运动的关键在于不能对工人寄予太高的期望。他说：“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98]作为一个现实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硬说工人已有这样的水平，人们可以为现代工人表现出来的智慧、毅力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而感到高兴，但不能因此而断言他们已具有建立和维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也有可能少数的优秀工人已具有了这样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但不能把这些优秀的工人所具有的东西推及千百万的普通工人的身上。面对工人的现状，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只能做当前能够做的事情，“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它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事”[99]。

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反复声明自己绝不放弃这一观点，并百般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在当时就已经声明，如果这句关于最终目的的话的形式会容许人把它解释成宣称任何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但在预先设想运动结局的各种理论中，凡是超出一般地表述的目的（即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的东西，必然要不断地陷入侈谈空想，并且在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100]伯恩施坦尽管为自己辩解并不一概地否定“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的价值，但是明确地指出只要是论述“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就是侈谈和空想，就是对“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反对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谈论共产主义理想又是什么呢？看了他下面这段话就会更加清楚他否定共产主义目标的真实意图：“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广泛到足以容许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的眼前利益，那么总是要被突破的，正如一切否定改良性琐碎工作和否定对接近的资产阶级党派的支持的誓言总是一再被忘记一样。”[101]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当着眼于维护工人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眼前利益，着眼于进行“改良性琐碎工作”，着眼于对接近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些空谈理想与目标的话，那么表述这种空谈的“理论或者原则宣言”总要被人们遗忘，总要被人们突破。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伯恩施坦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集中攻击《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在这里，“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的解决方案”[102]。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最大的弊端在于在论述远大目标时是那么气势磅礴，而一接触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时却显得那么不充分。马克思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表现了“科学天才所具有的勤奋、批判的尖锐性和对真理的爱”。他写作时必然要面对一系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事实与马克思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没有直接的关系时，马克思“决不隐瞒任何重要事实”，“不会缩小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但当马克思一接触到与他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发生冲突的事实时，马克思“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他会回避这些事实，这充分表明了“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也就是说，马克思为了论证他的教义，竟然不惜曲解事实。为了使人们明白他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批评，他还做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克思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与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律的。但在脚手架太窄以至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103]他声明自己的信念是“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104]。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最有争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伯恩施坦对这一理论不屑一顾。他竟然说，这一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从它的创始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105]。他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所写的“序言”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也确认对这一理论需要不断地修正。例如，在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后要不要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这一问题上，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表述就显得模糊不清，一会儿说不能简单地实现公有制，一会儿又说必须马上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伯恩施坦指出，由此可以证明，就阶级斗争理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被他们承认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更为正确的认识对于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应用必然会起的反作用，只限于部分地仅仅略提一下，部分地只就个别论点作了肯定。即使在后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们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106]。

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登峰造极之处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布朗基主义。在他看来，法国的布朗基主义的纲领是：由无产阶级用暴力剥夺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而相信无产阶级，相信暴力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宗旨，在这一点上，两者并没有多少区别。他说，“马克思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把现代无产阶级完全理想化了”，“这样，尽管他们有更深的哲学素养，却达到了同巴贝夫派秘密团体成员相同的政治见解”，“局部是革命的空想，仅仅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可能——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作了这样的推论。这一见解是直接通向布朗基主义的”[107]。伯恩施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的著作，得出结论，“这些著作归根到底还是反复地散发着布朗基主义的或者巴贝夫主义的精神”。他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宣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竟然把布朗基主义说成是在大革命中“代表过无产阶级革命要求”，“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违反时代的描述”。他强调，《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108]的。伯恩施坦强调，关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却被尊崇为奇妙的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把生产关系推进到被认为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的那一发展水平”，但就现实情况来说，“这种样子的恐怖主义只能作为破坏者而出场，因而从它以上述方式被实行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天起，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起反动作用”[109]。

伯恩施坦指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定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吸取启示，并且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标。前者表现为和平进化的，而后者表现为煽动的、恐怖的。前者通过经济组织取得解放，而后者通过政治剥夺取得解放。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企图把这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即“从革命者那里接受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看成一种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综合还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不管马克思理论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它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妥协”主要是对布朗基主义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摆脱布朗基主义所作的见解”[110]。

伯恩施坦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以无产阶级暴力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常常表现出巨大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实际上正是布朗基主义的一种情结。他举例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经这样说道：“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111]马克思在这里就表现出了一种布朗基主义的激情，竟然从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的降低中直接获取革命的热情。他指出，这种激情“停止了创造，而只起破坏和摧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由这种激情所导致的革命“即使开头是胜利的”，但是最终还是陷于失败。布朗基主义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而马克思主义如果崇尚这种激情，也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在这一方面展开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的，因为“对于布朗基主义的批判将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不仅是对某些外部表现的自我批判，而是对它的学说体系的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的自我批判”[112]。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推崇激情和暴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推崇激情和暴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外部表现”，而是其理论体系“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布朗基主义展开批判，因为批判布朗基主义就意味着批判自身。

在谈到为什么崇尚暴力和激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之时，伯恩施坦再一次提及了黑格尔辩证法。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运用的是黑格尔辩证方法，所以这必然导致马克思“辩证地对待暴力”，也就是说，把暴力本身看成既是暴力又不是暴力，把暴力与经济力量扯在一起，进而成了暴力崇拜。他用调侃的口吻说道：“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尔式的原理。也许这不过是用来做类推，但这样就更加糟了。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它并不自相矛盾，因为照它说来，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矛盾。把暴力放到经济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去，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哦，不是，要知道暴力本身正是‘一种经济力量’。”[113]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借助了黑格尔辩证法，把暴力本身也看成是“一种经济力量”，从而马克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暴力放到“经济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就这样，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布朗基主义式”的错误，最后又归结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他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批评：“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戏法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入泥潭。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辩证法而做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做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114]

我们在本节的一开头就指出，伯恩施坦本人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彻底、全面的否定，他所论述的许多要点都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见解。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伯恩施坦的作为他的代表作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后，人们一定会认识到伯恩施坦对自己理论的这一基本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伯恩施坦曾经把一种学说的主要理论分为“纯粹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两个部分，前者构成学说体系中的“不变成分”，后者构成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他认为，就马克思主义来说，“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115]。不要以为伯恩施坦对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做的这种划分，是为了说明他所否定和修正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科学”的部分。恰恰相反，他做出这样的划分旨在向人们表明，他在这里所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剩余价值学说连同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关于这一社会的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学说”，他都是作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建筑的那些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116]而加以描述的。而正是这些主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中已不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已没有必要再去坚持马克思主义了。尽管我们不可能赞同伯恩施坦所做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失效”的判断，但还是得承认伯恩施坦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十分坦诚的。

正是由于伯恩施坦确实从内心深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效”，所以他常常流露出无可奈何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抗，他认为，他自己这样做是出于无奈。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逢到节日才从银柜中拿出来，平时却置之不理’，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永远重复导师们的话。”[117]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效”，他把清除马克思主义中所存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任务是无可非议的。他还说道：“一种理论的错误只有当这些错误被理论的捍卫者承认错误的时候才算是已被克服。”[118]他认为，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关键在于要使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捍卫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之所在，而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错误。他把这项工作视为一项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使命。应当说，由于伯恩施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情感，是建立在已认定马克思主义全面“失效”的基础之上的，从而也是符合逻辑的，是合乎常情的。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以及在进行这种否定时所表现出来的坦诚，还可见于他公然提出要用康德的理论，甚至朗格的理论来替代马克思理论，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在早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文章中，伯恩施坦已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重申他当时“求助于”康德这位“伟大的柯尼斯堡哲学家、纯粹理性的批判者”的“天才”是正确的。他说，尽管他提出“回到康德去”以后，遭到了许多人的“狂怒的批判”，但这只能使自己坚定地相信，“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119]。他甚至还提出，“回到康德去”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回到朗格去”。他说，“我就要把‘回到康德去’这句话翻译成‘回到朗格去’”[120]。他强调，只有借助康德和朗格，才能在社会民主党内确立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态度。

伯恩施坦提出，当今的工人运动除了需要“好勇善斗的人”之外，还需要“组织和总结的人”，“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站得足够高，能够把糠秕同麦子分开，并且思想足够开阔，能够承认即使不是长在自己苗圃里的树苗”[121]。伯恩施坦自诩就是这样的人。从表面上看，伯恩施坦确实是在做把马克思主义中的“糠秕同麦子”加以分开，以及认可“不是长在自己苗圃里的树苗”的工作，但由于他是在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做这一切的，从而就不能把他所做的这一切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也不能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之“内”，而是站在之“外”做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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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

[2]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

[3]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

[4]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4.

[5]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

[6]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9.

[7]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7.

[8]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

[9]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6—57.

[10]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11]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4.

[12]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4.

[13]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5.

[14]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5.

[15]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6—67.

[16]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17]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18]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19]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9.

[20]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7.

[21]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7.

[22]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7—68.

[23]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

[24]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25]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

[26]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

[27]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

[28]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

[29]伯恩施坦.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

[3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3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6.

[3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6.

[3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9.

[3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9.

[3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0.

[3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0.

[3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2.

[3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8.

[3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3.

[4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3.

[41]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8.

[42]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

[4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2.

[44]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95.

[45]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6.

[46]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4.

[47]伯恩施坦.给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6.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4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2.

[5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4.

[5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3.

[5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6.

[5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6.

[5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1.

[5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1.

[5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1.

[5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2.

[5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3.

[5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3.

[6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6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3.

[6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7.

[6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7.

[6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0.

[6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6.

[6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7.

[6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8.

[6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9—160.

[69]同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2.

[70]同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2.

[71]同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3—164.

[7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2.

[7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2.

[7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5.

[7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6.

[7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6.

[7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8—179.

[7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7.

[7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1—182.

[8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3—184.

[8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3.

[8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5.

[8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5.

[8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8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8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1.

[8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2.

[8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3.

[9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5.

[9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6.

[9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9.

[9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20.

[9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0.

[9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1.

[9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2.

[9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2.

[9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3—334.

[9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4.

[10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8—319.

[10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9.

[10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24.

[10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25.

[10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85—386.

[10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4.

[10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5.

[10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6.

[10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6.

[10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8.

[11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9.

[1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8.

[11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4.

[11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4.

[11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4.

[11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39.

[11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0.

[11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5—156.

[11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6.

[11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5.

[12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5.

[12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