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内容

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官员的政治动机，官员的异质性特征导致其不同的政策偏好。地区官员的更替将产生政治权力的转移，传递出政策不确定的信号，预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显著变动，因此，企业如何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其战略决策的重要方面。有鉴于此，本书立足转轨经济背景，突破只见“政府”不见“官员”的研究困境，在政治权力转移框架下，以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为研究起点，以政策制定过程、政策执行不一致性和未来政策不易预测性为研究路径，基于市场竞争的情景调节因素（地区行业层面和公司层面），以企业的投资决策、税收规避、盈余管理和现金持有为研究对象，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书创新之处在于揭开政府（官员）治理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之间的“黑箱”，深化公司财务领域的政治决定因素，分解与度量政策不确定性维度，回应地方政府激励转变与公共政策供给，为企业适应政治生态环境选择合理的战略提供思路。

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第二章从政治关联与企业财务决策、官员治理与经济增长、政府治理与企业行为、政党治理与企业财务行为等视角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中国制度背景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考察。

第三章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利用地方领导人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检验了在官员更替期间上市公司是否会进行盈余管理来规避可能产生的政策性成本，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面对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当地上市公司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来降低未来可能增加的政策性成本，这种影响在具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地方政府质量较低和最终控制人为民营资本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来讲，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因政策不确定性强度而存在差异，在地方新任领导人来自外地和原任领导人非正常更替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导致转轨经济中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章结论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政策不确定性的证据，也支持了正在进行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章在对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政府治理与信息环境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一个新兴市场为背景，考察了地级市核心官员变更所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市场能够获得的公司特定信息的数量，这种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更高、政治依赖性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该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通过减少向投资者提供信息的数量和降低提供信息的质量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分析师和媒体等信息中介通过在政策不确定性时增加信息供给对信息环境起到了调节作用。然而，这类中介并不能完全抵消市场信息的净损失。该章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财务的相关研究，为世界市场信息透明度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独特经验证据。

第五章以转轨经济阶段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变更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由市委书记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企业的专利数量会降低，这种影响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用更强，在新任市委书记来自外地和市委书记的非正常变更的样本中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强了公司所面临融资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的政府补助和银行借款，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所需资源降低。

第六章利用地级市市委书记变更的数据，从税收视角考察了在面对政策不确定时企业是促进还是抑制税收规避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由地区核心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而且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这种关系更加明显。分样本检验发现，这一关系主要发生在具有政治关联和终极产权为民营资本的企业中。进一步来讲，从公司外部融资需求的视角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作用机理，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越强，公司现金持有量越高，而且对于外部融资需求较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税收规避的影响因政策不确定性的强度而存在差异，在地区新任市委书记来自外地和原任市委书记非正常更替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该章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地区主要官员更替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上市公司税收规避动机增强。

第七章基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地级市核心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由市委书记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这种影响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而且在市委书记的非正常变更和新任市委书记来自外地的样本中更强。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降低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其经济后果是，当面对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减少了投资规模，同时更倾向于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未能充分利用好的投资机会实现企业的成长，降低了企业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