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12月28号，郭嵩焘从江西南昌出发，从水路经鄱阳湖、富春江、钱塘江，花了 2个月在正月十二日到杭州。这一路游山玩水，访贤交友，一点都不像现在出差的我们。古人讲究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几乎每个文人，除非没钱，都会在路上瞻仰古迹，拜访名人贤达，不然简直就是糟蹋了士子的身份。
途中结识了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两个人相谈甚欢，粘在一起好几天。龚孝拱这个人文才斐然，看事通透，只是因为了解洋人，跟洋人合作过，结果晚年被诬陷成汉奸。所以啊不要相信那些坊间传闻，尤其是有声有色好像当事人在现场的那种。以下是龚孝拱正宗小传：
清末浙江仁和（今天的杭州）人，生于上海，名橙，字孝拱、昌匏。龚自珍之子。1826年（道光六年）随父入京，与满人子弟交游，骑马读书，于经学、史学均有造诣。1851年（咸丰元年）至1853年在江苏高邮助魏源著书。1855年至1856年至曾国藩南昌行营，向曾献策，未见纳。1858年得识英国驻华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为威佐理文墨。1860年随威入京。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为联络上海地方绅商与英法势力共组中外会防局抵抗太平军穿针引线。晚年被诬私通洋人、篡改父亲诗集，潦倒而终。
他给我们的教训是：在乱世，尤其是世人都被情绪绑架，不问事实时，做一个清醒的人很难，想活命光不说话少说话是不够的，还不能和这个世界认为的对立面合作，即使是为了自己的阵营都很危险。
说白了，乱世比愚世更可怖，乱世杀你的是外人，愚世杀你的是自己人。
郭嵩焘过衢州江山以后，发现当地虽然偶有兵灾痕迹，但整体上工商发达，百姓富庶。他发现市面上用的都是洋钱，也称花边。就是类似袁大头一样的钱币。洋钱是晚清对外国流入的银铸币的称谓。又称番钱、番饼。外国银币流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欧洲是最早铸造银币的地区，远在9世纪就有银币出现，但大量铸造则是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领墨西哥之后。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方，用银币来换购中国的丝、茶和其他土产。在多达数十种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币中，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以数量大、流通广而著名，并一度成为中国市场上重要的流通货币。
这让郭嵩焘感受了威胁，这显然是经济上的被支配感，晚年在回忆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还对自己的当时的见识感到惭愧。
这趟浙江筹款之行，实际上他第一次亲身体验五口通商之后的变化，关于洋人、洋钱、洋建筑、洋物件、洋礼仪、洋规则，以及洋人在中国居住经商对国人的影响。这次他虽然带着老大中国的惯性的自满与傲娇，幸好他没有太多成见，至少分得清好坏，不会因立场分优劣对错先后，这种格物致知的平常心，很有可能是他成为日后影响晚清朝野的启蒙开端。
1855年4月22号，郭嵩焘在日记中写到朋友李芋生说中国的历法从利马窦开始用公历推测24节气，就破坏了中国的阴阳男女尊卑，是非常可怕事情。这种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当时的郭嵩焘已经觉得这不是什么事。
1855年，他在杭州见到了邵蕙西，邵蕙西学习到了西方科学，告诉他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他不信。邵蕙西为他反复解答，可惜当时他竟然很老成的说：我来江浙多次，觉得这边儿人好像都有点西化了，西洋人喜欢女孩，江浙人也比较喜欢女孩；西洋人喜欢住楼房，江浙人也喜欢住楼房；西洋人喜欢郊游，江浙的人也喜欢；我看你们的风俗和人心都跟西洋一样了，如果你们这样子下去，只需要一代人就丢了传统了。都儿都还用喜欢用洋钱，不喜欢用银钱，这样下去我们的好东西都被卖给洋人了，以后怎么办？邵蕙西轻松回答：你说的事情，这边几十年都这样了，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不是过得好好的。郭嵩焘担心地回复：这样下去，一两年还能救回来，长此以住，恐怕就改不了了。话说这个份上，已经没法对话了，不然就是两相厌。
这种感觉，在郭嵩焘晚年回忆中清晰可见，他后来惭愧于自己当时的无知傲慢，晚年他感慨当时的浅薄认知还在朋友中流传深远，整个社会对于西洋都是揣测想象，弃用公历改用农历的想法今天还有人提出。不知道这些人想过没有，和全世界不一样，另搞一套，除了证明无知、孤立，更是劳民伤财不利于中外文化的博采众长。为什么老是担心别人搞我们，难道我们的文化这么弱？真有自信，就要像隋唐一样容纳世界的不同，让华夏文明再次得以滋养壮大，这才是真的自信。尤其是经济这块，如果坚信我们更勤奋、更聪明，为什么害怕开放呢？要知道仅仅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加入了国际贸易分工，收入开始大幅增加。我们可以挣世界的钱，学习不同知识文化，把生活过得更好。从逻辑上来看，不敢让不同存在，让不同发声，就是不敢同场竞技，这不仅虚弱，更是色厉内荏。
有一些人会说，南方人只会赚钱，眼里只有赚钱，不讲爱国呀等等。其实这都是偏见，爱国不是嘴上说的，是要做的。是日复一日宵衣旰食实实在在做出来的。是在危难时出得起钱，用得上力。不是无事袖手谈爱国，遇到危险就作死。做为负责任的人，低下头，把自己手边的事儿做好，把技术做牛就是切切实实的爱国行为。
在杭州，郭嵩焘不停拜访当地的官绅有钱人，喝了很多酒，吃了很多饭。就像现在的创业者去融资一样，大家都很客气，吃饭喝酒没问题，钱是没有。这个时候有人给他出主意，上海钱多，你应该到上海去筹钱呀，不如干脆在上海搞一个上海厘金局直接抽税多好。他赶紧给曾国藩和浙江巡抚写信，希望一起上奏章，同时决定到上海看看。
这一去，整个人生由此开窍。
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他看到的洋泾浜，这个中国最早西化的样本。
洋泾浜最早是上海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843年11月8号，英国领事商人，传教士抵达上海。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铺。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的地方是英国人的居住地，就是后来的租界。1815年洋泾浜被填平新修了一条爱多亚路，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
尽管通商才十几年，不过洋人在上海洋泾浜已经成了气候。
他看到当地的洋楼和设施宽敞明亮，窗子多而大，四面竖立的窗框中间嵌着玻璃，一般楼高三层。最下面一层是谈事情的客厅，做出三四间、五六间房屋，房间摆的各种器具很漂亮。建筑和马路宽敞明亮，客厅穷奢极欲。
日记中他发现不仅西洋人高大，他们的马和牛也比较高大，尤其鸡也很大，估计就是火鸡了。他在街上遇到两个洋孩子都很漂亮，怪不得我们现在夸一个孩子好看也会说洋气、洋娃娃，想必从那时起人们就有这样的类比。这和人们传说中的鬼佬完全不同。
这和谣传丑的像鬼一样的西洋人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多事情都不能听信道听途说，还是要眼见为实，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需要亲身去体验、去交往，你才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从古到今就没断过，很多文人形容异族就是把人比成禽兽，这种不同种族人就是夷狄的认知自古有之，和近代以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感扭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会认为西方世界都这样。其实西方世界不是一个整体，就像我们中国人也不是都是好人。我们往往缺乏，或者说根本就不想做这种区分，不论好坏，男女老幼，只要你是西洋人都是坏人。这种狭隘偏见导致发生很多悲剧。就像我们现在的地域黑，几个言行不文明的人，很容易被误认为整个地方的人都不好。非此即彼的二分世界观给现代化带来很多麻烦。
郭嵩焘直接表达出喜欢，说明他心理已经在变化了，因为毕竟以前没有见过，只是听说过，这次是见了、体验了、打过交道了，看到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和物。
郭嵩焘坦白赞美洋人的礼仪规范。他和几个法国洋行的头目打交道，人家每次遇到他的时候就殷勤致意，握手致礼，虽然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但是别人的行为语言他能感到尊重。礼数周全，超过了很多内地官绅百姓，他后来出使英国发出类似的感慨就更多了。他甚至认为西洋人生活中所体现的礼仪、礼节规范堪称礼仪上邦。给洋人办事的中国人反而面目狰狞，气焰嚣张。实际上到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往往接受了更高物质生活水平，或者说了解了我们不知道文化的人。反过来对他原来阶层的人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东西在心理学上叫底层互害。这就是人性，永远存在。
让郭嵩焘最感慨的是洋人的工业化，他当时理解的工业化就是机器，他觉得洋人的机器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职责分明，秩序井然。这个时候郭嵩焘已经意识到一件事儿，除了机器设备之外，他们的生产组织管理方法更优秀。这其实是后来洋务派和近现代我们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的科学管理。我们文化中什么都讲大概可以、差不多就行了，那种一板一眼的，认真的流程规范反而容易被孤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面所讲的中国人缺乏一种数字化管理的精神，总是喜欢做表面工作，大家一团和气就行了。
他参观了在黄浦江上的一些外国货船和军舰。1856年二月初九。郭嵩焘由别人陪同参观了英国的火轮船。从船旁的旋梯开始就有嗯彬彬有礼的洋人侍者引导客人。侍者的礼貌不是中国人那种卑微，是职业化的礼貌。在这一点上，乔治·马戛尔尼的1793然后拜访乾隆时就写过中国人的这种官商、官民有别，就是一见到人就先打量穿着仪态，判断是我给你跪呢，还是你给我跪。那不是礼貌，是恐惧害怕。这种东西在国民性格里其实至今都有，礼貌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平等相视的尊重。郭嵩焘在船上看到了5000斤的大炮一尊，3000多斤大炮几十尊，还有指南针、设备、救生船。船上的英国人向来访的客人脱帽致敬，握手行礼。还有会说汉语的洋人领事给他们当翻译，引导参观前后舱。郭嵩焘每个机器都看得非常仔细，翻译也讲的详细。他把这些记在日记里了。他看过机房、仓房、餐厅。主人在餐厅就设宴款待，郭嵩焘在这里第一次喝到了葡萄酒，还有牛油做的蛋糕，日记里说这个酒好喝。
不久之后郭嵩焘又参观了传教士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院。在书院中他见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很牛掰，一个叫李善兰，一个叫王韬。李善兰擅长数学，王韬有才。这两个人都不得了。李善兰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数学家，是西方科学影响中国的先行者。王韬是中国近代最早对西方文化有见识、有见解的人之一，但是他们都没有进入清朝核心权力体系，也没办法影响这个国家。可惜这些领先于时代的知识和素养都没有发挥作用，生于中华却没有用武之地也是晚清很多能人志士的遗憾，更是国家的失败。像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木户孝允等等，他们的见识才华因为在权力中心或者被权力中心所赏识、所尊重，反而彻彻底底的改造了日本。面对这种局面，也有很多先贤认识到了，以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自大自闭，不进入权力中枢是不可能改变老大中国的。这也是多年以后，严复不惜屡败屡战，仍然试图从科举进入权力中枢振兴中华的原因。严复有意识地学曾国藩，学李鸿章，就是他明白要想改变环境，你得先适应环境，你要改变这个国家，你必须先掌握权力，所以他就拼命走科举之路。
想要改变社会，与其高谈阔论，与其讽刺挖苦，不如做点儿实事，只有先掌握权力、掌握资源，才有机会影响有影响力人，从而改变社会。
他给曾国藩写信，说了很多西洋先进的技术、机器，免不了对洋人大加赞美。以至于两年之后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信，说他很像曾经写过《瀛寰志略》的徐继畲，上海去了一次就对外国人各种羡慕表扬，认为这样不好。曾国藩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英国弹丸之地，来到中国的也没几个人，都是些骄兵悍将，待不久的，一旦没钱赚他们就会走。
此时曾国藩还在用以前天国上朝对待边患的态度看事情，用剿扰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些以前的方法已经无法解决晚清与西洋的文明碰撞了。
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坐船绕上海一圈儿，看了一下美国人构筑的城墙，过苏州返回杭州，继续协调筹款。直到1856年五月初一，郭嵩焘回到南昌向曾国藩汇报工作。之后又辞行回湘阴老家了。
郭嵩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半路撂挑子这点，他不仅对不起曾国藩，也对不起江忠源、夏廷樾。后面还有很多常识他的贵人、恩人，他都是做一件事就跑了，要不是事没办好，要不是觉得自己委屈了。说真的，他的同学会、朋友圈太强大了，这些人如果不是晚清的中流砥柱，郭嵩焘可能早就湮没于历史大潮里默默无闻终老了。
在现代人看来，就是做事没有常性，容易一蹶不振，没逆商和韧劲。这种心性导致他一直进入不了权力核心。当然，这种性格同样也造就了他了解朝廷却又不苟合的心性，对独立不带偏见地看待不同文明、体制带来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