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某位先民的遗骸已经在阿拉斯加州威尔士亲王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北端的一个洞穴里[1]静静躺了万年之久。不过在1996年7月4日，古生物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他的下颌骨，同海豹、旅鼠、飞鸟、驯鹿、狐狸、熊等动物的骨头混杂在一起。[2]

这个洞穴为人们打开了窥探远古时光的神奇窗口。[3]通过可追朔至4.1万年前[4]的动物骸骨，古生物学家蒂姆·希顿（Tim Heaton）及其同事得以判断出该地区[5]，及阿拉斯加东南沿海地带可能是末次冰盛期（LGM）的生物避难所。在那段时期，北美洲北部大部分地区均被巨大的冰川覆盖。在末次冰期行将结束之时，随着地球变暖，冰川消融，美洲幸存下来的动物和通过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进入美洲的物种逐渐在北美洲北部再次繁衍开来。直到大约1万年前，白令陆桥依然连接着亚洲和北美大陆。

这个名为舒卡卡阿（Shuká Káa）的洞穴因为意外发现了古人类的痕迹而变得意义重大，对在该地区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的特林吉特人（Tlingit）和海达人（Haida）而言更是如此。早在一周前，考古学家特里·法菲尔德（Terry Fifield）就接到报告说，该地出土了一件打磨得相当锋利的石矛尖。不过当时人们只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发现。然而，当找到人类下颌骨时，希顿便立刻意识到，那片考古现场蕴藏的宝藏远比之前预想的更加令人期待。他叫停挖掘工作，并通过无线电向林业部门汇报。次日早上，法菲尔德乘坐直升机飞往遗迹所在地，展开现场调查。根据《美洲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偿法》（NAGPRA）的规定，法菲尔德将这名男子的遗骨带回林业局，并于第二天致电克拉沃克和克雷格（Klawock and Craig）部落理事会诸理事，告知这一发现。

接下来的一周，法菲尔德和部落领导人在阿拉斯加特林吉特和海达印第安部落中央理事会（CCTHTA）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召开了一次由克拉沃克部落主持的协商会议，并邀请5名克拉沃克和克雷格部落成员参与，共同决定下一步行动方案。[6]

当地民众一开始莫衷一是。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再打扰人类骸骨。但其他人则希望通过这位古人来揭示该地区族群的历史。特里·法菲尔德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还记得人们最初的谈话内容。理事会成员想知道他是谁，是否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他又是如何生存的。正是对这名男子的好奇促成了我们一开始的合作。”

当地居民经过多轮商议和争论后，最终同意科学家继续挖掘并研究这具遗骸。双方约定，如果证明该洞穴是神圣的墓地，那么就必须立即停止发掘工作。居民还要求学者们与他们分享研究成果之后，才能公开发表；在科研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与当地的族群领导人协商。民众将在研究工作结束后，重新安葬他们的先祖。

参与这个项目的科学家对上述要求全盘接受，并根据发掘进展，定期向部落人士汇报最新发现。特里·法菲尔德作为学者代表出席部落理事会的相关会议。只要有记者或影视制片人策划对这处遗迹进行报道，他都会首先寻求理事会的许可。丹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E.詹姆斯·迪克森（E. James Dixon）发起了一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项目，致力于对该洞穴进行发掘，同时还提供资金帮助部落成员直接参与这项工作。随后几年，负责该地区运营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区域公司[7]（Alaska Native Regional Corporation）——西拉斯卡公司（Sealaska Corporation）提供额外经费，资助在此项目中实习的学生。

当地民众、考古学家和林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卓有成效。经过5个季度的田野考古调查，人们在洞穴内又发现了7块人骨和2颗人类牙齿，都属于同一个人。他的骨骼被食肉动物撕碎，散落在一条大约50英尺（1英尺约合0.3米）长，由一眼小喷泉的流水扰动而形成的沉积通道内。在考古学家和当地民众看来，很明显，这并非一处专门安葬遗体的墓地。发掘古人骸骨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过去，还能让族群为他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8]

考古学家根据该男子的骨盆和牙齿特征，确定他死亡时才20岁出头。对牙齿的化学分析显示，此人以食用海产品为生。现场采集到的古器物表明，他（或者其他将这些手工制品遗留在此的人）从事优质石材的长途贸易。这些石头经过专门设计，可制作成狩猎工具，可在恶劣的北极环境中狩猎。对骨骼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后，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他已经超过一万岁了，是阿拉斯加地区最古老的人类之一。[9]

特林吉特人一直声称，他们的祖先是航海民族，从史前时代起就生活在这个地区。这个被特林吉特人称为“Shuká Káa”（“先于我们的人”）的男人横空出世，正好与他们的口述历史相匹配：特林吉特人是一支适应沿海生活、从事长途贸易的古老族群的后裔。随着项目进一步推进，人们越来越确信这个古人可能就是特林吉特人的祖先，或者至少与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相似。

遗骸考古的工作结束了，但舒卡卡阿人的故事仍在继续。在2008年安葬遗骸之前，部落允许遗传学家从其骨骼中提取一小部分样本进行DNA分析。初步检测显示，此人所属的母系血统在当代原住民族群中非常罕见。这表明目前居住在本地区的原住民可能不是舒卡卡阿人的直系后裔。

但这个故事在过去几年中又峰回路转。古基因组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科学家利用少量骨骼或组织样本，即可重建古人的完整核基因组。这项进步使得研究人员（再次获得部落许可后）以远高于早前实验的精度，重新检测舒卡卡阿人的DNA。包括了染色体中所有DNA数据的完整核基因组表明，舒卡卡阿人所属的族群正是当今西北海岸诸部落的祖先。这又一次证明了他们的口述历史所言非虚。[10]

自舒卡卡阿人的基因图谱发表以来，特林吉特部落继续利用遗传学作为研究其氏族和半偶族亲属系统的工具[11]，（并根据DNA所揭示的信息）在其他地域搜寻他们的族系，将考古学证据、部落一脉相承的口述历史[12]完美统一起来。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舒卡卡阿人为驳倒一个过时的理论提供了一项重要证据。该理论称，人类从陆路迁徙到美洲的时代不算久远，大约在1.3万年前。这可能就是你在学校听到的故事。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了解到这个理论并不准确，它甚至没法解释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所发现的大量新证据。

旧理论显然漏洞百出，不过人类最初是如何到达美洲的，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谜题。遍布美洲各地的人类遗址已经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下相互关联起来。我们将跟随他们的研究，查看遗传学证据，检视DNA是如何挑战和改变我们对美洲原住民历史的认知的，同时特别关注那些只有通过考古记录，以间接手段才能分析理解的事件。我们将与这两个学科的学者一道，努力把林林总总的线索整合为一套新模型，以解释人类最初抵达美洲的历程。正如本书后文所言，当今许多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相信，人类出现在美洲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要早得多：也许在1.7万年至1.6万年前，甚至是3万年至2.5万年前，而且人类在这片大陆的迁徙过程相当复杂。

美洲原住民族对自身起源有着各式各样的口述版本。在我们根据西方[13]的科学方法研究模型并得出结论的同时，也要承认他们的观点同样重要。这些传统认知，如特林吉特部落对他们的起源，以及他们与舒卡卡阿人关系的看法，传达出一些关键信息，即他们是如何形成民族认同，并与这片土地休戚与共的。他们未必会接受本书所展示的模型。

﹡ ﹡ ﹡

那些非美洲原住民出身的学者在撰写美洲历史时，往往以欧洲人殖民新大陆为主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清教徒建立普利茅斯（Plymouth）殖民地，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征服阿兹特克（Aztecs）。在这些故事中，美洲原住民经常被排挤到故事边缘，成为背景板、旁观者、牺牲品或竞争对手。原住民与旧世界接触之前的历史远远未得到重视。的确，大众对那段历史有一定认识，但（充其量）都是些陈词滥调，或厚颜无耻的伪科学。[14]除了一些罕见案例外，美洲原住民主要以口头而非书面形式保存他们的历史故事，不过在欧洲殖民者眼中，这些传统的口述记录无法与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相提并论。

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原住民族被视为古代居民而非现代社会公民，并因此遭学术界排斥或遗忘，与公开学术交流无缘。非原住民学者往往忽视原住民群体中流传的知识，最终导致整个原住民群体在社会中消融或边缘化。原住民艺术家、政治家、作家、学者、传统技能传承人的贡献得不到认可。白人将原住民的知识、宗教习俗、独特服饰据为己有，开发成了商品售卖。某些学者将传统知识另做一番解读，重新包装为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却绝口不提原住民专家的贡献。

如此无视绝非偶然。自美洲殖民时代以来，为了给后来的移居者腾出空间，原住民被逐出家园，沦为奴隶，或在他们的领地上被就地清除。对殖民者而言，为了合法地将原住民的财产据为己有，伎俩之一就是宣称那里是无主之地。幸存的原住民则被描述成落后的“野蛮人”，需要初来乍到的民族提供帮助，实现“文明化”。大范围否认和抹杀原住民历史是新移民为了攫取土地而谋划的关键一着，旨在削弱原住民世世代代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可悲的是，这种将历史边缘化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如本书后文写到的那样，为剥夺原住民权利，DNA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一种话术工具。

现在，人们对美洲原住民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1492年之前的历史也同等重视。虽然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毕竟迈出了重要一步。

﹡ ﹡ ﹡

本书讲述的是宏大而庞杂的美洲原住民历史中一小节精彩纷呈的片段：人类首次登陆美洲的时间。近年来，得益于从考古记录和古人类（如舒卡卡阿人）基因组中了解到的信息，科学家们对这一时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们正置身于一场人类历史科学研究的革命大潮之中。遗传学家和考古学家数十年来一直紧密合作，探索隐藏在现代和古代人类DNA中的历史。由于近期DNA复原和分析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得以对过去的历史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解答难题的能力也显著提高。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一部分令人瞠目结舌，另一些则证实了某些关于远古历史的经典观点确凿无疑。知识日新月异，甚至连专家都难以紧跟每一项新发现。

有一套经典理论描述了人类走出非洲、散布全球的最后几个环节，但对于美洲，这场革命彻底颠覆了该理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科学家曾经认为，人类是在末次冰期之后，大约1.3万年前从东北亚通过白令陆桥到达阿拉斯加西北部，开始聚居于美洲的。然后，他们再从阿拉斯加出发，穿过北美洲北部两片巨大冰原之间的走廊，一路向南。这群无所畏惧的旅行者在途中发明了新的石器制造技术，帮助他们在陌生环境中繁衍生息。这些技术，包括制造一种被命名为克洛维斯尖状器（Clovis point）的独特石器，在1.3万年前广泛出现于北美大陆。传统理论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制造这些石器的人类一旦通过冰原，便在整个美洲以极快的速度迁徙。

我们今天知道，这套主导美国考古学界几十年的理论是错误的。早在克洛维斯石器出现之前，人类便已经在美洲生活了数千年之久。为了重新回答人类是如何来到这里的，科学家仍然需要跑遍整个大陆，从佛罗里达某个烂泥塘的深处，从西伯利亚一颗牙齿的基因组序列中，从得克萨斯烈日下的土层里收集线索，再一点一滴拼凑起这个过程。

然而，就像电影《妙探寻凶》[15]（Clue）所讲述的故事一样，同一事实可以存在多种解释。对不同的学术派别而言，同样的证据将推导出完全迥异的结论。我们将在本书中检视这些线索，并探讨各种解释方式。讨论将主要集中于DNA信息，以及它们是如何支持或质疑人们对考古记录所做的推理。画面正逐渐清晰，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 ﹡ ﹡

舒卡卡阿人和其他首批抵达美洲的古代族群不仅仅是远古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关于当下的故事：不同人群以舒卡卡阿人为纽带，走到一起，展开了无与伦比的研究合作。这表明，只要尊重部落权益和价值观、理解原住民认知，以及保持一颗科学好奇心，原住民、科学家和政府机构就能通力合作，取得莫大的成就。可惜，在美国人类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伙伴关系只是个例，而非常态。幸运的是，我们将会看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因此，虽然本书讲述的是科学家对于美洲原住民起源这一课题有了怎样的认识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仔细审视科学家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及手段。这段历史并不令人愉快。一些科学家曾经居高临下，赤裸裸地残酷对待美洲原住民，视之为草芥。他们热衷于揭示原住民族的历史，却不惜损害其利益而从中受惠。这是当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需要直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否认那些过去被我们摒弃、忽略，或抹除的人类史，那么古人类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我们在探寻知识之旅中必须自我反省，不可脱离科学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奢谈进步。

本书的三个主题分别是从遗传学和考古学层面重塑历史，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以及该领域研究所引出的涉及多方面的文化问题。它们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要理解本书主旨，就不能孤立地看待以上主题。但是，正如在古生物DNA领域出现的革命性研究手段使我们能够理解书写在DNA链中的全新历史一样，我也希望通过舒卡卡阿人这个案例，以及倾听科学家、原住民学者和族群领袖的意见，转变历史研究的方式方法。

我将在本书第一部分回顾欧洲人探寻美洲原住民起源的过程，并分析他们对此的浓烈兴趣其实源自殖民主义。在第一章，我将讨论欧洲人在面对《圣经》中未曾提及的族群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美洲原住民既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也是建立殖民地的绊脚石。欧洲人之所以试图了解其起源，部分是出于好奇心，部分则是希望将危机消弭于无形。美国当代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即发端于此种早期探索，种族分类和优生学思想也源于这段时期。我们将毫不退缩，坚定探查这些不同的学科根源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它们对后续美洲原住民起源研究的影响。我们还将检视“筑丘人”假说和其他试图混淆“原住民是第一批登陆美洲的族群”这一事实的歪理邪说，并且批驳当今数种有关原住民起源的错误理论。[16]

我将在第二章介绍在20世纪考古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洲原住民起源理论——“克洛维斯第一”（Clovis First）模型，以及最终将之驳倒的考古学证据。然后，我们将研究人类抵达美洲并四散迁徙的其他理论及依据。在第三章，我们将仔细探究阿拉斯加早期历史的考古记录。阿拉斯加被认为是人类进入北美的门户，但那里的考古遗迹却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17]，似乎与美洲其他遗址所显示的历史相矛盾。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来自阿拉斯加的证据可以为“克洛维斯第一”模型的新版本提供支持；我们将检视并评估这个模型。

在本书第二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古基因组学——一门从生物基因组中探寻历史的学科——是如何改变大众对遥远过去的认知的。第四章的内容会从通过基因组测序而有新发现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历史开始。在第五章，我将带领读者进入我们设在堪萨斯大学的实验室，介绍如何利用古DNA展开研究，解释我们是如何从样本中提取古基因组片段以揭示族群历史的。

第三部分将讲述遗传学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会描述从古今美洲和亚洲原住民基因组中获得的信息，以及它们如何与美洲族群的考古学证据相互印证。我将尝试利用一系列生动的小故事来描述建立在遗传学和考古学证据上的理论模型，以展现我们对生活在亚洲和白令地区（第六章）、南美洲（第七章）和北美洲北极地区、加勒比地区（第八章）的古人所进行的研究的成果。然后，我们将在第九章回到“科学家是如何获取数据的”这一主题，着重探讨过时的模型和陈旧的研究方法如何持续伤害原住民族群。最后，本书将以一个充满希望的章节结束，因为我们看到原住民，还有与其族群合作的非原住民科研人员一同努力，开拓出了更符合伦理道德的研究方式。舒卡卡阿人研究项目正是这样的范例。

﹡ ﹡ ﹡

我本人并非美洲原住民，曾曾祖辈是来自波兰、爱尔兰、英国的移民。他们在20世纪初抵达美国，为自己和孩子们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否知晓殖民者长期抢夺原住民的土地，破坏他们的文化，甚至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但我一清二楚。我也意识到，在我这个领域有人大言不惭自称是研究其他民族起源、生活、文化和历史的专家，却有时使用卑劣的方法来获取所需数据。此种恶行同样由来已久。我在本书开篇即挑明了上述两个事实，这一点很重要。

我是一名科学家，本书是从科学角度讲述过去的事情。书中遗传学和考古学所揭示的故事将美洲原住民与全球范围内更为宏大的人类演化、环境适应和迁徙活动联系到了一起。这种大迁徙的观点，无论大迁徙发生的年代多么久远，都与一些（当然不是所有）部落原有的认知相冲突。他们确信自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非来自其他地方。一些原住民将他们的起源故事视为某种隐喻，认为其有助于本民族洞悉族群在宇宙中的位置，理清与他族的关系，不过这种思想仍然可以与西方科学并行。事实上，一些美洲原住民考古学家已经证明了传统的口述历史在诠释考古记录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呼吁对这些传统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整合所有可能帮助我们了解远古历史的线索。[18]还有些原住民从字面意义上解读族群起源故事，认为那就是事实：他们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绝非来自他乡。[19]我承认确实存在这样的冲突，但不会去试图解决它（如果有可能或有必要彻底解决的话）。我在本书中以西方科学的视角讲述历史，但对许多原住民族群来说，这并不完整，也不是唯一的版本。

我坚信：人们对古代历史的理解五花八门，综合起来看，如同一片茂密的森林。每棵树都对应着一组特定的观点，代表着你为构建历史所优先考虑的证据。[20]

即使在名义上采用相同研究方法的科学家之间，对美洲族群历史的理解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试举一例，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那样，一些考古学家在评估早期遗址（早于1.3万年前）的材料时相当保守。他们采取了一套十分严格的标准来界定何为有效的考古遗迹。这种研究框架导致他们以一种非常挑剔的眼光看待历史。我钦佩考古学家的严谨，但他们的方法与我的有所不同。对我而言，我的那棵学术之树根植于以遗传学为基础的证据。

诚然，对将原住民传统知识和口述历史视为优先证据的人而言，这两种知识体系有着天壤之别。

萨万娜·马丁（Savannah Martin）是我的同事，也是西莱茨印第安人部落联盟（the Confederated Tribes of Siletz Indians）的一员。她重点研究健康差异和精神压力方面的课题，曾这样向我解释她的观点：“研究我的民族的历史有很多种不同方式。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创世/起源故事的原住民生物人类学家，我需要权衡其中的异同点。”

就像森林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树木，所以才更健康、更美丽一样，我相信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共存，一起为历史研究发挥作用。你会看到，很多树木的枝干和根系彼此缠绕，不可分离。

我如何在本书中描写原住民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启欧洲大规模殖民的闸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行）之前，美洲有数千个不同的部族。直至今日，仅在美国境内，就有574个联邦承认的部落，还有些部落得到各州政府认可；也有尚未获得“官方”法律地位，但可能（去或不去）寻求成为（或终止后恢复）主权实体的部落；还有许多人虽然不是部落成员，但通过血缘和文化与族群产生了羁绊。在美洲其他地区，有更多部族、部落和群体没有获得主权或自治权，但每一个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传统和历史。

从基因上讲，美洲原住民不是一个“民族”或“种族”，就像他们不是一个同质文化，也不说同一种语言一样。然而，在谈论美洲民族时，受语言所限，我只好经常使用诸如“原住民”“美洲原住民”“原住民族”等术语。当代的部落成员亦使用这些名称。他们在不同场合也称自己为“美洲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原住民”和“第一批民族”。考古学家经常使用术语“第一批美洲人”或“古美洲人”。他们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避免使用“印第安人”这个词，因为该词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为了支持他一开始声称的已经抵达印度的观点而生造出来的。很多美洲原住民族认为这个词不仅大错特错，而且相当无礼。（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对此没有意见，更喜欢这个称呼，反而将“美洲原住民”视为殖民词汇。）我的一些原住民同事对“古美洲人”、“古印第安人”和“第一批美洲人”等术语并不感冒。在他们的建议下，对于同欧洲人接触或遭殖民化之前生活在西半球的民族，我倾向于使用“第一批民族”。我也会用这些术语来指代当代美洲原住民从这些民族继承的基因组部分。我将毫不犹豫地拒绝使用一个在语言学和考古学中指称“北极群体”的特定术语，因为我的许多同事和族群合作伙伴视其为侮辱。[21][22]

正如我们将注意到的，与欧洲人接触对原住民的基因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已经不存在“美洲原住民基因”了。当代美洲原住民族的血统呈现多样化，在遗传学层面上，既有来自“第一批民族”的祖先基因，也包括了世界各地的人类基因。本书将在后文讨论，为何现代遗传学和血统检测不能全面系统地回答“谁是美洲原住民”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谈论美洲现存原住民族的常用方式是尽可能具体化，例如，“X的成员”或“Y的公民”，其中X或Y代指某某部落、部族、队群（band）或群组（group）。本书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 ﹡ ﹡

美洲的民族构成不仅仅是只有学者和知识分子才重视的深奥科学和历史问题，它还是一个关于坚韧、同情、勇敢、冒险和伤感的故事。当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艰难对话时，西半球原住民族群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受到外来者的影响，就更需要为世人所悉知和承认。其中一个出发点便是破解“第一批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多久。

[1] 位于现在的汤加斯国家森林公园（Tongass National Forest）索恩贝护林区（Thorne Bay Ranger District）内。——作者注（以下如无特殊说明，脚注均为作者注）

[2] 发现舒卡卡阿人的过程和研究历史有以下几个来源：E. James Dixon,Timothy H. Heaton, Craig M. Lee, et al., “Evidence of Maritime Adaptation and Coastal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Alaska,” chap.29 in Kennewick Man: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an Ancient American Skeleton, edited by Douglas Owsley and Richard Jantz, 537–548（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Sealaska Heritage Institute, “Kuwoot Yas.Ein: His Spirit Is Looking out from the Cave”（Sealaska Heritage Institute, 2005）,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HDCS56zZaNo; Andrew Lawler, “A Tale of Two Skeletons,” Science 330, no. 6001（2010）: 171–172, https://doi. org/10.1126/science.330.6001.171,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sci/330/6001/171.full.pdf;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Discovery of Ancient Human Remains Sparks Partnership, Documentar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updated September 19, 2006, https://archive.vn/20121214142535/http://www.colorado.edu/news/r/6116efa31a5d9804322e3408e21e1438.html。

[3] 绘制该洞穴地图的探险者称此处为“跪地洞”。在确认其为历史遗迹后，此洞被正式命名为49-PET-408；随后，又得名“舒卡卡阿洞”。我将在文中称它“舒卡卡阿”。

[4] 当我在书中提到日期时，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理解，其格式都是“XX年前”，含义是“距今XX年”。但是请注意，按考古学惯例，“当今”这个时间点被固定在1950年（否则已标定的年代以后每年都会越来越不准确）。对于每一处“XX年前”，只要简单加上自1950年以来经过的时间后，即为正确年份。例如，假设你在2023年读到这本书，那么就要在每段时间长度的基础上增加73年。

[5] 虽然可能不是洞穴本身的原因，但在大约17 100年到14 500年前，此处似乎没有任何动物的骸骨被保存下来。

[6] 卡萨安（OVK）和海达堡（HCA）两地的海达人部落理事会应邀参加了1996年7月的初步协商。他们后来让位于以特林吉特人为主的克拉沃克和克雷格族群，因为后者的传统土地更靠近遗迹。此后，考古学家便与克拉沃克和克雷格部落的代表合作。

[7] 阿拉斯加原住民区域公司成立于1971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解决了阿拉斯加原住民提出的土地和财产索赔要求，并成立了13家区域公司来管理这些资产。——译者注

[8] 他于2008年9月25日下葬。

[9] 他是当时（1996年）已知年龄最大的美洲人。此后，人们发现安葬在阿拉斯加中部塔纳诺河谷（Tanana）夏沙纳（Xaasaa Na，也译上阳河）遗址的儿童可以追溯到大约11 500年前。我们将在第六章谈论这个案例。

[10] Brian M. Kemp, Ripan S. Malhi, John McDonough, et al., “Genetic Analysis of Early Holocene Skeletal Remains from Alask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America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32, no. 4（2007）: 605–621, https://doi.org/10.1002/ajpa.20543l; John Lindo,Alessandro Achilli, Ugo A. Perego, et al., “Anci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Northwest Coast Reveal 10,000 Years of Regional Genetic Continu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no. 16（2017）: 4093–4098, https://doi.org/10.1073/pnas.1620410114.

[11] 部落被划分为两个单系继嗣群，即半偶族。部落中两个半偶族的男女之间相互通婚。在特林吉特人的社会中有两个半偶族，即乌鸦和鹰/狼，包含许多氏族。氏族成员是由母系血统决定的。

[12] Rodrigo De los Santos, Cara Monroe, Rico Worl, et al., “Genetic Diversity and Relationships of Tlingit Moieties,” Human Biology 91, no. 2（2020）:95–116, https://doi.org/10.13110/humanbiology.91.2.03.

[13] 我不太喜欢这个词，毕竟在地理上，还有谁比美洲原住民的位置更靠西呢？但我想把它与具有独立起源、历史和认识论的美洲原住民的科学区分开来。“西方科学”和“原住民科学”并不相互排斥，也非对立，但二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本书主要是以西方科学视角行文，读者需要明白，当我使用“科学”一词时，其含义就是“西方科学”。

[14] 但也有一些明显例外，尤其是Charles C. Mann, 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Knopf, 2005）。

[15] 《妙探寻凶》拍摄于1985年，讲述了一个关于庄园谋杀案的故事。特别之处在于，对于同样的案发过程和线索，影片最后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译者注

[16] 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初期就发现此地存在大量大型土丘遗迹。殖民者出于对原住民的歧视和偏见，认为这些土丘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无关，是由更早迁徙到美洲的某个已消失的种族修建的，如维京人、犹太人，甚至中国人。这种理论相当阴险：既然印第安原住民不是这片土地的原始主人，那么殖民者也就有理由把土地抢占过来。——译者注

[17] 更新世始于大约258万年前，持续至1.17万年前。全新世是最近的地质年代，始于约公元前9700年。——译者注

[18] Roger C. Echo-Hawk, “Ancient History in the New World: Integrating Oral Tradition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in Deep Time,” American Antiquity 65 no. 2（2000）: 267–290.

[19] 原住民学者对考古学和演化生物学有许多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包括Vine Deloria Jr., Red Earth, White Lies: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Scientific Fact （Fulcrum Publishing, 1997）; Paulette Steeves, The Indigenous Paleolithic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21）。尽管回顾有关原住民传统起源历史的文献数量庞大，内容远远超出了本书范畴，但我强烈推荐Christopher B. Teuton的著作 Cherokee Stories of the Turtle Island Liars’ Club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2）, and Klara Kelley and Harris Francis’s A Diné History of Navajoland（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9）作为研究起点。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综述类历史书Turtle Island: The Story of North America’s First People by Eldon YellowHorn and Kathy Lowinger（Annick Press, 2017）将考古学与传统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读来令人十分轻松愉快。

[20] 感谢遗传学家和科学作家亚当·卢瑟福提供了这个贴切的类比。

[21] 并不是所有北极地区的古老民族都觉得“爱斯基摩”这个称呼及其变体有问题。对很多人而言，该词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侮辱，甚至要求他人不要拼读出来。因纽特极地理事会（the Inuit Circumpolar Council）是代表从格陵兰岛（Greenland）到楚科奇（Chukotka）的北极原住民群体的机构。在本书中，我会和许多同事一样，根据理事会的要求避免使用这个词。谈及居住在该地区的广大原住民时，我将使用因纽特人、北极民族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等术语，并在适当的地方使用更具体的专有名词［如“因纽皮雅特人”（Iñupiat）］。

[22] 我认为就这一问题需要在此处和第八章详细解释一番。正如考古学家马克斯·弗里森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外界给因纽特人取的名字，而不是自我称呼。在一些（当然不是全部）语境中，它被视为贬称”。他建议改用“因纽特”或“古因纽特”这两个术语。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将始终把这一语族称为“因纽特—阿留申语族”。T. Max Friesen, “On the Naming of Arctic Archaeological Traditions: The Case for Paleo-Inuit,” Arctic 68, no. 3（2015）: iii–iv.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偏好在北极原住民族中绝非普遍存在。就像这本书中的所有名称一样，如何称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会首先询问对方希望我用什么词，并使用对方提供的这个词。在本书写作期间，我为此咨询了遗传学和考古学的原住民同事，并遵循了他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