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水乡人家

雨过天晴的内荆河，更彰显沧浪之水，挟离湖之豪情，畅通九曲回肠之势，蹚过了广袤的江汉平原。

乡土岸边，沿河水、湖泊组成的一串珍珠般的小岛，它们层次分明的错落在洪湖西滨的水面上。岛的大小不一，多是搭满了养家糊口的坯墙草棚，有的十几家，有的几十家，人们习惯地把这些人为的小岛叫做墩或台，较大的有周家墩，何家墩。

周家墩唯独一处高大靓丽的砖瓦房彰显出了霸主的豪强气势，按地盘、大户姓氏划行政区，自然就划出来统称区域“周、何湾”。

社会的黑暗统治，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意识像三座大山样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文化、经济落后的湘鄂西边远地带，紧接夏水的河湖水域之内，农渔民深受地主渔霸的压榨盘剥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在苦水中挣扎任其宰割苦不堪言。

周家墩有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渔民叫周秉炎，妻子鲁氏，生有三个女儿，分别叫大女，小女，生三女那年正值春暖花开时，梦见一束兰花迎门开放，满月吃酒时将三女起名叫兰花。

家有草棚一幢，进身三间：第一间算是堂屋加厨房，旁边有一座泥土堆砌的灶台，碗柜一个，放在灶台后面的土台案几上。

从家具摆设看，周家有一定来历，但无从考究：厨房中间有小方桌一张，木质的，桌身暗赤古董色，不知有多少年了。桌边木椅二把，长凳三条。第二间是夫妻俩的卧房，靠左边是床榻，右边是通道，可走到第三间门前，第三间就是三个闺女的闺阁了。

旧习俗的闺阁非常讲究雅致，对面摆着两张床榻，一宽一窄。宽的睡大女二女两姐妹，窄的就是三女一个人的独铺。门前有凉棚一个，这是一家人劳作和休息的地方。

冬天寒冷的时候，用芦苇和蒿草夹两块壁子，将壁子拿到上风一遮，就可以挡风；夏天根据早晚时间不同，可以灵活移动遮挡斜射的烈日。

门前水面上有大小两只木船：大船丈四五，承载量约三千斤，涨水时若水漫墩台，就是一家人的移动住所。长年江、河、湖边的人，有生在船舱内长在船头上就是这个缘由；小船丈二五，是到湖中捕鱼劳作的载体，也是唯一谋生的家当。

周家以司花篮为业。所谓花篮，就是用竹篾编成的笼子，笼子两头均向内凹，凹处有圆孔，孔边扎上喇叭状的竹签，叫做“须”，须尖朝内，鱼在外顺着须洞向里钻，很顺溜，一钻进笼子里，须尖自动张开，鱼回首碰尖摆尾再别想出来了。

一家花篮船，最少都要司几百口花篮，才能保证相应的产量来维持生计。花篮是用竹篾制作的，竹篾在水里浸泡，时间长了，就会腐朽变质，容易碎烂，需要不断补充。这就需要家人不断编织新花篮，源源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损毁。所以，一家人都要为此而辛勤劳作。当几个女儿逐渐长大的时候，编织花篮的任务主要就落在了她们仨姐妹的身上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仨姐妹各有分工，一个比一个勤快。这天早晨，她们的爹娘半夜就下了湖，仨姐妹起床后，走到水边码头上，用布巾洗了把脸，拢了一下头发，照例是大女洗衣做饭，二女和兰花劈篾，3个人一边做活，一边焦虑地等着父母的归来。

周秉炎跟所有周何湾的渔民一样，都是捕鱼的老手。他们要把几百口花篮按照规定的范围在一定的方位上，于漫无边际的湖面上寻找水草适宜，鱼群繁多的地方，丢下花篮，做好掩护，默记路径和花篮数目。

司花篮的人很多，彼此交错在一起也很正常，但每个人在司花篮（收获花篮里的鱼以后，再把花篮重新撂水中）时，只能收、撂自己的，否则就坏了规矩，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们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匆忙填饱肚子，由鲁氏驾船，周秉炎站在船头撑篙，向着自己的作业区驶去。5、6个小时在漆黑的湖面上熟练地操作。

朝霞红，水雾退，鱼儿跃满舱，是辛劳了大半夜的渔民们，获得丰收的爽快时刻。他们迎着太阳，习惯性地聚在一起并排行船驶向回家的水路上，谈论着谁家的鱼有多少，谁家有何奇闻乐见，可想到昼夜的辛勤，谁都乐不起来。因为，他们没日没夜地捞鱼，却没有销售鱼的自由和权力。

一是湖面上没有买主，在茫茫湖面上，谁来买你的鱼？二是鱼贩子只跟渔行老板进行交易。鱼是鲜活产品，保鲜时间有限，必须尽快出售，才能获得现成的利益。所以只能卖到渔行老板那儿，因而渔行老板就形成了垄断的地位，霸占市场，根据行情信口开河，随意定价。

俗话说，鲜鱼霎时价，一天八大变，渔行老板看着当时鱼的多少，随口一说，就定下了价格，管他合理不合理，你不卖也得卖！当时流传着“鱼死不闭眼，只准吃，不准攒”的谚语，这就是渔樵耕读，渔民是地位最低的原因。

周家湾最显眼的建筑是渔行老板，豪强霸主周焕章家了。富丽堂皇的大瓦屋，陪衬着高大宏伟的墩台让人远而敬畏。

他家的墩台用人工挑填，比一般住户的台基要高出3米多，从来没有被大水淹没过。二进三间的白色粉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行驶在洪湖中间的船客，隔着几十里就能看到这个显眼的地标。他家门前是码头，一字形排列着几十根条木做的桩柱，是系船缆的地方。两侧各有一个人工开挖的水塘，水里铺着各种网箱，收来的鲜鱼按照不同种类和大小放进相应的网箱中。

水塘中有活水流动，鲜鱼在这里可以存活较长的时间。贩鲜鱼的船来了，尽可以选购各类鲜活鱼。

渔船行驶到桩柱前，系好了缆绳，渔民到门前拿了篓子，将舱里的鱼用捞子打捞进篓，就有帮工帮着抬到秤台，两个人抬得摇摇摆的一篓鱼，挂到秤钩上，司秤的一称，像唱戏背台词一样地唱报：15斤，20斤，随口一说就成了铁案。

说也奇怪，为什么两个人抬得摇摇摆的鱼篓子，怎么只有十几二十斤呢？这就是渔行的秤有32两1斤的，有48两1斤的，还有96两1斤的。渔行里的秤，无论怎样都合法，渔民无奈受宰割，不卖如何生计。

再则，这种秤，秤钩和提纽靠得很近，几乎没有多大的距离，这样，秤砣的系绳在秤杆上稍作移动，秤杆的起伏极不灵活。当鱼篓挂在秤钩上，司秤的把秤砣系绳放在早就设好的位置上，随手把系绳轻轻往下一拉，任你再重的鱼篓，短时间也把秤杆压不起来。

就这样，渔民们辛辛苦苦起三更下湖水捕获的鱼，却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渔行老板的金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