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一 阳明先生的孝与忠

张旭辉

一

《大学》者，大人之学。《大学》之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逝夫此书，专门讲述致良知工夫和修身次第，是对阳明先生学问和精神的探本清源。儒门学问，名之为理学，是从天理上讲；名之为心学，是从心性上讲；名之为道学，是从天道贯通人道上讲，即《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同时蕴涵“修道之谓教”，正是道学全体；而阳明先生以不世出之大魄力，千难万死，名之为良知之学，是从人人皆可不虑而知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上讲。逝夫所特别拈提的“修身”二字，即孔子所垂示的四种教法“文、行、忠、信”之“行”，孔子又特别告诫“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重在行动力，不在空腾口说，自误误人。这些均为儒门学问精神之大要，舍此而谈儒学，正所谓水里捞月、空中捕风。今之研究者，不会天理，不会心性，不会天道人道，不会良知，更不会修身，日日妄谈所谓哲学，岂不知《皐陶谟》云“知人则哲”，《洪范》云“明作哲”，《烝民》云“既明且哲”，唯有致良知方为哲，明明德方为哲，若只取《尔雅》“哲者智也”之义，而不顾亲亲之仁、见义而为之勇，此等哲学正如黄梨洲《明儒学案原序》所言“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逝夫实痛心于此，而著此作，以阳明为阳明，“换着说”阳明之学，于满眼纷扰中振铎，可谓良工苦心。

《大学》前二百余字被朱子区分为经，人称三纲领八条目，是一篇前后呼应、结构精密的儒门大文字，其中有体有用有工夫，次第分明，本末齐备。如若再细分，不妨以三纲领为经，八条目为传，而八条目正讲一遍，倒讲一遍，实际上是儒家学问的两大路径。而“修身”正是其中的关键转折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正讲一遍，是讲儒者欲新民，必以天下国家为最重，而路径归结到格物致知。孟子之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矣哉！而其中理路需稍加演绎。儒门精神来自天理，《皐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理贯通到世间，世人欲知天地的聪明视听，必自我民的聪明视听，因此儒者践履天理，治理天下，必以民为根本，《五子之歌》所谓“民惟邦本”是也。此“民为贵”。《礼记·月令》云：“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白虎通》也说：“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社稷是王者沟通天地和人间的神圣空间，儒者处世，以天地为最重，天地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君主正是连通天地和世间的中介，则再次之。此“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明初开始提倡并最终供奉在神州家家户户的通祀“天地君亲师”之顺序，其理路便来自于此。

“物格而后知至”以下再倒讲一遍，是儒者用功之要。天下国家最重，而学者修习工夫须由近及远，从格物致知开始，不能躐等。“修身”所以为八条目之转折点，在于身心内外的两个指向：往身心以内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自明明德之事，是自立自达的心性之学；往身心以外走，齐治平是明明德于天下国家之事，是立人达人的新民之学。心性之学和新民之学，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是儒家大人之学（圣人之学）一体之两面，构成完整的儒门学问和精神。或许出于历史原因，今人只谈心性之儒学，而忽视齐治平这新民之儒学。至于某些人所奢谈的儒家伦理学以及儒家政治学，亦不过是割裂学问，来历及去向皆甚可疑。

身心之德需通过齐治平来彰显，齐治平乃身心德性的体现。因此修身之学通向两个向度，向内为明身心之明德，向外为齐治平，即明天下之明德。天下之明德，即孟子讲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唯有在此五伦上用功，方能谓之明天下之明德。《孟子·公孙丑下》齐国大夫景丑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父子主恩即父子之亲，君臣主敬即君臣之义，实为五伦中之最大者。张横渠《西铭》说：“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君为天地之宗子，世转时移，社稷难免易代，君主或有更继，但无论哪位君主，他都需以自身之德为天下国家之主，“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和众大臣一起治理天下国家。而人在世间的言行，正在于践履这五伦之最大者。这也是孔子所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篇》）之义。一个人藐焉中处于天地之间，需明白此理，方能素位而行，找到自身的坐标。若不知此义，恣意妄行，几何不沦陷于异域。

阳明先生既为旷代大儒，以身任道，平生正是在孜孜践履忠孝二字，以成就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忠者尽己之谓，孝者爱敬之谓。《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致良知之学的荦荦之大者。

二

阳明十二三岁时，母亲去世，五十岁时父亲海日翁见背，父子之间有着五十年的世间相处。《孟子·万章上》云：“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见之矣。”我们从孩童身上可以看到对父母的爱慕，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服从，此谓孺慕之情。大孝如舜五十岁仍孺慕父母，阳明亦如此。在阳明一生的经历当中，对父亲的大孝，之于他的学问和功业都起到了重大的转折作用。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阳明早年先是陷溺于诗文，弃去，后又沉溺二氏，甚而一度能未卜先知，“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年谱》弘治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对祖母和父亲的孝思，日夜不可去，与生俱来的，如果这个念头可以去掉，则天地人三才之人种以及人之本性便断灭了。这是儒家跟二氏的根本不同，也是阳明学问第一次关键转折点。

三十五岁那年，因触怒刘瑾，受廷杖，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第二年至钱塘，而刘瑾一直不平，“遣人随侦”。阳明假托投江以脱身，因乘商船被飓风一夜吹至福建，在一寺里遇到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一位“异人”，阳明自称想“远遁”，那人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此言顿时点醒了阳明心中的父恩之念，这才决定服从朝廷安排。先去探望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再转杭州赴谪所。如无阳明一片孺慕之心，便无赴龙场之事，亦无三十八岁的那场悟道。这是阳明学问第二次关键转折点。

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宁王宸濠之乱，是阳明人生的又一个关键时刻，这年他四十八岁。当他在江西吉安集中各地义兵准备平叛的危急时刻，曾和门人邹守益讨论起兵大义：“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又反复思虑，当夜派人回乡告知父亲和家人“急避他所”，以避免宸濠抓捕。阳明给父亲的第二封家书中，说：“伏望大人陪万保爱，诸弟必能勉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天苟悯男一念血诚，得全首领，归拜膝下，当必有日矣。临书慌愦，不知所云。”多年后门人王龙溪再读此手书，不由感慨老师当时“至情溢发，大义激昂，虽仓卒遇变，而虑患周悉”。父子至情，国家大义，是阳明在千钧一发时的至诚。

后来祖母以百岁高龄去世，父亲已七十多岁，“哀毁逾制”，皆使阳明不胜痛割，他给克彰太叔写信，云：“老父疮疾，不能归侍，日夜苦切，真所谓欲济无梁，欲飞无翼。……切望恳恳劝解，必须入内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时尝游嬉宴乐，快适性情，以调养天和。此便自为子孙造无穷之福。此等言语，为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为我委曲开譬，要在必从而后已，千万千万！至恳至恳！”拳拳孺子之爱，穿破五百年时空，读之令人失涕。

平定宸濠之乱，功勋盖世，却遭遇朝中奸人构陷，是阳明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忠、泰在南都谗阳明必反，武宗有诏面见，阳明赴召至南京城外之上新河，又被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此言出《孟子·尽心下》：“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大舜此心，乃儒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之义。而阳明危难之际，深夜苦思，生死不顾，唯以“窃父而逃”为念。

稍稍脱得此难后，阳明上《四乞省葬疏》，表白孝思于朝廷云：

“臣之痛苦，刻骨剜心，忧病缠结，与死为邻，已无足论；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床席，思臣一见，昼夜涕洟。每得家书，号恸颠殒，苏而复绝。夫虎狼恶兽，尚知父子；乌鸟微禽，犹怀反哺。今臣父病狼狈至此，惟欲望臣一归，而臣乃依依贪恋官爵，未能决然逃去，是禽兽之不若，何以立身于天地乎！夫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为天下之大戮。……今复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归。若朝廷悯其前后恳迫之情，赦而不戮，臣死且图衔结。若遂正以国典，臣获一见老父而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此时“外则君臣”之忠稍尽，唯有“内则父子”之天地大恩，必冒死一报。字字泣血，孝思格天地。后来海日翁病情好转，阳明方才平息下来。一日，阳明问门人曰：“我欲逃回，何无一人赞行？”门人周仲曰：“先生思归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世人常将悟道看作一了百了，实为拾人牙慧、不明就里之莫大误解，阳明“良久”方应答，是在心上反复检查良知，必归于安心才可。人在天地间的诚意所在，便是“内则父子，外则君臣”，此人伦之最大者，如何能不著相？《中庸》讲“择善而固执之”，人于君臣之义、父子之亲，怎能不“固执之”？

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三月，世宗继位，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朝廷先派人南来，下温旨存问海日翁，赐以羊酒。这天恰逢海日翁寿辰，亲朋咸集，阳明捧觞祝寿，不料父亲皱眉说：“宁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谗构朋兴，祸机四发，前后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开日月，显忠遂良，穹官高爵，滥冒封赏，父子复相见于一堂，兹非其幸欤！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幸，又以为惧也。”家严垂教，一言警醒，阳明顿时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众目睽睽，跪乳反哺，不假思索，此与童子全心孺慕父母何异？故而当时“闻者皆叹会遇之隆，感盈盛之戒”。

第二年嘉靖元年壬午（1522）二月十二日，朝廷使者至，宣朝廷旨意，进封海日翁及以上两代俱为新建伯。而此时海日翁“疾且革”，生命到了最后尽头，却仍然催促阳明和诸弟出迎，说：“虽仓遽，乌可以废礼？”当他得知前堂已经成礼，然后瞑目而逝。此时前有朝廷之嘉礼，后有父丧之凶礼，需忠孝两尽。阳明先是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绅，国家大义为先，后及家庭之恩。一切准备就绪，始举哀，而阳明“一哭顿绝，病不能胜”。终天哀痛，不可遏抑，至今令人心颤。然而百日后，阳明又令弟侄辈稍进干肉，曰：“诸子豢养习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伪也。稍宽之，使之各求自尽可也。”礼法缘自人情，不可强求，百日为限，此后子孙辈自己尽心。阳明于礼仪如此损益，正见儒门权变之义。当时越中风俗，宴吊奢侈，烹鲜割肥，阳明尽革之，惟遇高年远客，素食中间放肉食二器，曰：“斋素行于幕内，若使吊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宾旅也。”后挚友甘泉先生来吊，见肉食不喜，回去后遣书致责。阳明承担罪责，不稍辩解。

阳明之孝，尽五十年父子之恩，大略如此，在他一生学问和功业的重大关头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孝经》讲“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是一个人在天地间安身立命的根本，后学当于阳明践履处见之，操存于心，反诸己身而后已。

三

嘉靖五年丙戌（1526），五十五岁的阳明已经赋闲在家差不多五年，门人邹谦之将简约朱子《文公家礼》而作的《谕俗礼要》寄来，请老师品评，阳明赞扬此书“切近人情”，并谈及儒者化成民俗的重要性和践履不易，特别讲到心学和礼乐是表里关系，需兼顾并蓄，又提到往年曾与门人及妹婿徐曰仁详论祠堂位次、祔祭之义，并将当时的记录稿抄给谦之看，以备采择。

或问：“《文公家礼》高、曾、祖、祢之位皆西上，以次而东。于心切有未安。”阳明子曰：“古者庙门皆南向，主皆东向。合祭之时，昭之迁主列于北牖，穆之迁主列于南牖，皆统于太祖东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东。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西上之说诚有所未安。”曰：“然则今当何如？”曰：“礼以时为大，若事死如事生，则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祢东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对，似于人心为安。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皆西向，妣皆东向，名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间厅事多浅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备，则不能以通行耳。”又问：“无后者之祔于己之子侄，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阳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庙，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庙，不及其曾矣。今民间得祀高、曾，盖亦体顺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则既为僭，况在其行之无后者乎？古者士大夫无子，则为之置后，无后者鲜矣。后世人情偷薄，始有弃贫贱而不问者。古所为无后，皆殇子之类耳。《祭法》：‘王下祭殇五：適子、適孙、適曾孙、適玄孙、適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则无后之祔，皆子孙属也。今民间既得假四代之祀，以义起之，虽及弟侄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与堂叔祖皆贤而无后者，欲为立嗣，则族众不可；欲弗祀，则思其贤，有所不忍也。以问于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为之嗣，势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属之义，于春、秋二社之次，特设一祭：凡族之无后而亲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于义亦可也。”

这是阳明文集中少有的讨论礼乐的经学文字，因意义重大，故不烦全录，以求醒目之意。三十八岁龙场悟道后，阳明首先以儒门经典验证所得，作《五经臆说》，便贯通心学和经学宗旨。去年乙酉（1525）四月，以座主称门生的本地郡守南大吉请阳明为刚翻新的稽山书院作记，阳明作《尊经阁记》论述六经和心学关系，已至通透无碍，堪称孔孟以来将儒门传经之学和传道之学融为一体的大文章。学者若不能识得此文大义，便不可说认得儒家真精神。而阳明抄给邹谦之论祠堂位次和祔祭之义的那段话，正是《尊经阁记》精神在礼学上的具体化。“礼以时为大”，真“圣之时者”言辞。阳明在这里论述的合祭，以及合祭中的昭穆制度，并不为今人注意，实际上却是儒家学问的核心之一。士大夫祠堂之合祭，于天子即禘祭，在《论语·八佾篇》中两次讨论：

3.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3.11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朝的建立，是国史上非常重大的转折期，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周公制礼作乐格外重要。而制礼作乐的根本，便是宗法制度的制订。宗法制度并非凭空设计，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综合天道和人情自然形成的社会形态和结构。其根本精神，是让每个人的生命，在宗族、在国家，乃至在天地时空中，都有一个稳定而清晰的坐标，人由此自由发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宗族这棵繁茂的大树都可以提供事业、家庭以及归属感等层面的助益。另一方面，人亦需维系和培护宗族，扩展开来对家国天下都当担责。个人和宗族国家相互成就。

简要而言，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嫡长乃宗族之大宗，众庶子则为小宗，但小宗又为本支之大宗。宛如参天大树，树干为大宗，所发每条枝干为小宗，枝干再发小枝条……国家民族便由无数繁茂大树组成，万木成林，形成三千年郁郁葱葱的华夏民族。张横渠云：“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经学理窟·宗法》）宗法制的另一面为祭祀制度，一车双轮，并生共存。《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兵戎是国事之最大者，之于家族最大者为祭祀。祭祀最重秩序，这便是昭穆制度，决定了每个人在参天大树上的定位。四季有常祭，血食最近的数代祖先，每三年或五年合祭众祖先，将始祖以下所有神主按左昭右穆、父昭子穆排列，次序不乱。而王者为天下之最大宗，其合祭就叫禘祭，禘祭实为宗法制之核心，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可以把整个家族，乃至天下国家统摄起来，故而孔子有知禘祭则治理天下国家如运诸掌之说。

阳明抄给邹谦之信中讨论的祠堂位次、祔祭之义，蕴涵的便是这一要义。前面所引《西铭》“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这句话，放在上述宗法制、昭穆制中，才能看得明白。既然一个人在世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篇》）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阳明一生对国家君主竭尽忠义，当然便顺理成章。孔子答鲁定公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君臣之义的最佳注脚。世人只见明武宗昏聩，听信谗言，造成阳明莫大的磨难，却不知小阳明近二十岁的武宗固然有着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常有的冲动和持身不谨，但今天细检《明史·武宗本纪》以及一百九十七卷《明武宗实录》，亦能看出他自小天赋超绝，接受了良好教育，在位十六年间，往往恪守天子职责，在祭祀天地和宗庙这两件大事上，一向尽力。比如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在南方盘桓了近两年的武宗终于返京，此前他不慎落水，正重病在身，等稍有好转，便于第二年二月亲至地坛祭祀天地，然而在初献礼进行中，突然呕血，身体不支，才被迫中断，一个月后驾崩。奸人向武宗诬告阳明谋反，在后世看来是武宗判断不明，决断不果，然天子在上，凡事需兼听，谋反乃重大罪行，岂能不忖度考察？而阳明能数次成就军功，在朝中固然有兵部尚书王琼极力周旋，但最终决定权仍由武宗作出。正德十三年，朝廷为表彰阳明横水、桶冈之功，先升阳明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阳明辞免，朝廷不允。阳明在奏疏中说：“朝廷念民命之颠危，虑臣力之薄劣，本兵议假臣以赏罚，则从之；议给臣以旗牌，则从之；议改臣以提督，则从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责其成功，而不限以时；由是臣得以伸缩如志，举动自由，一鼓而破横水，再鼓而灭桶冈。振旅复举，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连。皆本兵之议，朝廷之断也。”这里对朝廷的信任讲得格外明确，“本兵议”即兵部提议，事事“从之”者以及“朝廷之断”，实为武宗本人。王船山《四书训义》云：“礼，君所以重臣，所以自重也。于大臣敬之，于群臣体之，任之专而不疑其权之分，授之劳而不忧其心之怨。忠，臣所以效君，所以自效也，随事自致，历事数君而唯知有此一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天经地义，人之性，安危治乱之本。”任命之专，不疑权分，正是武宗使阳明和大臣以礼，乃天子自重，而阳明事武宗和国家以忠，乃臣子自效。然而儒门大义，臣子之忠并非一味顺承，“有犯而无隐”亦是“尽己”之忠，舜对禹早有“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尚书·益稷》）之戒。武宗南下亲征，阳明亦具疏谏止，今天看他文集中的奏疏，对朝政常有诤陈，恪尽臣子之义。《晏子春秋》中孔子赞扬晏婴“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实为儒家学问之真精神。尽管在遭遇诬陷的艰难时光中，阳明心理压力甚大，却从未对武宗有任何怨言，正是他已经尽己之忠，求仁得仁，胸中坦荡，故能不怨天不尤人。时光流逝，清室既屋，君臣关系不在，却可置换为个人和国家之关系，儒家这一精神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阳明一生之尽忠是他学问之大者，今人不可不察。

逝夫此书，以修身工夫为脉络，细述阳明先生一生学行，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在今天的语境下，将良知之学进行了通透讲说，辞理兼备，必有益于世之有心者。天下讲阳明者多矣，然逝夫能体察圣贤心意，从内到外，照见阳明肝胆，非他人所能梦见，为今日仅有文字。且全书布局有序，结构玲珑，娓娓讲说，一波三折，似行云流水，读来常常击节。于是略缀岁来研学小得，简述阳明先生丰富学行之另一维，以应逝夫之命云。

二〇二二年六月伊川张旭辉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