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商品全球化阶段，全球财富集中在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一）工业革命显著降低商品流动成本，商品首次实现生产地和消费地分离，大规模国际贸易得以产生

在工业革命之前，劳动力与土地完全捆绑在一起，商品运输、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的成本都非常昂贵，因而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被捆绑在一起；即便是存在“丝绸之路”之类的东西方交易通道，其交易量也非常小，主要以满足上层社会的香料等奢侈品为主，难以对国内商品价格和国际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铁路、集装箱、电力等相继出现，大大降低了交通成本，尤其是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使得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有了分离的可能。与此同时，生产制造活动慢慢从村庄、家庭集中到城市中的工厂。生产和消费在空间的分离与大规模生产在工厂的集聚实现了矛盾统一。这是因为伴随国际贸易的开展，潜在客户不断增加，企业有机会和能力获得服务全球市场的机会；为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对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协作是最佳方式和手段，方便更多生产阶段协调统一的工厂和城市成为最佳组织形式。如表1-1所示，自1820年开始，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其他时期的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均持续高于全球GDP增长率[8]，世界进入商品全球化阶段，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二）G7国家的GDP迅速超越中印等国，并在二战后长期占到全球比重的60%以上

商品全球化阶段与G7（Group of Seven，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极速现代化密不可分。伴随商品运输成本下降，市场变成了全球性的，但工业生产则形成地区集聚，生产和消费实现大分离。[9]全球生产力的布局分布并不平均，工业规模化生产集中在以G7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内部，并迅速形成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再到产业发展的正向循环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流动仍然受到很大制约，这些创新又集中在发达国家，难以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导致工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很难建立特定行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G7国家与全球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步被拉大。

从数据看，1820年到1990年，A7国家（Seven Ancient Countries，七大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印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和埃及）和G7国家的GDP一直占据全球80%左右；但1820年时A7国家占比接近60%、G7国家占比20%左右；而到1960年A7国家占比下降至不到20%、G7国家则上升至接近68%，并一直持续至1990年代。学者将这一巨变称之为“大分流时期”。[10]

（三）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发达国家对外出口工业品，国际经贸规则集中表现为进出边境的关税和非关税削减

到1860年时，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从自身利益出发，英国抛弃重商主义思想，取而代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1820年英国的工业品关税仍然高达50%，此后开始逐步降低工业品关税，并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在1846年率先实现了自由贸易，到1875年时工业品关税已经削减为零。欧洲之外的其他主权国家，包括彼时的美国，则主要采取高关税立场，旨在保护本国制造业不受英国冲击。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以电力和内燃气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机遇，并使得美国工业实力超越英国。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已经占到世界产量的1/3，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日趋强烈。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执政后，一上任就开始着手降低关税，并期望通过一战后的巴黎会谈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秩序。尤其是将自由贸易列入一战后“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原则”里。然而，一战后通过的《凡尔赛条约》并没有将维系世界贸易体系健康作为重心，这也为此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埋下伏笔。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推动力量其实就是各国政治对全球化的抵制。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在其论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1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为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结果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也就是后来被熟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时期压倒国际贸易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来自美国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将美国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67%至1933年的14.5亿美元，出口额从51.6亿美元骤降68%至16.5亿美元，超过同期GDP降幅的50%；[12]美国与欧洲等国家的进出口额也都骤降50%以上。此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一直信奉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最终放弃自由贸易，开始实施英镑贬值并建立了帝国特惠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带来全球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发端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商品全球化”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此时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美国对其因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掀起的全球贸易保护感到后悔，开始致力于构建一套以规则为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13]美国自身也从单边主义关税的设定者逐渐转变成自由贸易拥护者。[14]此时的美国不仅有能力成为全球霸主，而且有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英法等国意识到自由贸易对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跟随美国主导，构建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为基本框架的、基于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商品全球化自此进入鼎盛阶段。WTO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总出口规模为3.49万亿美元，是二战后1948年585亿美元的近59倍，年度平均增速高达10.7%。

此阶段的国际经贸规则最主要的议题就是货物贸易议题，发达国家通过多轮谈判，进一步降低最终产品关税，打开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为了免受发达国家工业品冲击，一般选择保留较高水平的关税。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后，为了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历了多轮谈判，并最终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建立了世纪贸易组织（WTO），1995年WTO正式成立，成为商品全球化阶段国际经贸规则的集大成者。从GATT到WTO，世界从此拥有了一套范围更广、效力更大和更为完备的多边贸易规则，大大增加世界贸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为建立和巩固国际经济秩序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四）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遵循以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为支撑的自由贸易理论

不同的全球化阶段不仅决定国际经贸规则走向，而且对国际经贸规则背后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也产生深远影响。在商品全球化阶段，为服务英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在全球拓展市场，自由贸易理论逐步取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重商主义理论。其中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以及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相对优势理论成为英美推行自由贸易的价值理念。

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于两国各有的自然禀赋和竞争优势，解释了当两国在某一领域分别具有不同优势时，开展国际贸易和相互开放市场对双方都有利。但亚当·斯密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当 A 国同时在两个行业均有优势，B 国在两个行业均处于劣势，B 国是否应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不与 A 国进行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尽管B国两个领域都比A国弱，但两个领域弱的程度肯定也不一样，相对强的领域就是B国的比较优势领域。B 国的比较优势不是与 A 国相比的比较优势，而是和自己相比较强的比较优势。根据李嘉图的理论，一个国家只需要专注于你最擅长生产的产品，进口不擅长生产的产品。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在各方面都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其仍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来促进经济发展。尽管进口本国不擅长产品会打击本国该部门的生产，但与此同时出口本国擅长的部门能够获得更大出口机会，进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在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撑下，所谓全球化的本质是：贸易成本下降产生更多贸易，更大规模的贸易提升了全球的生产效率，因为贸易促使各国专业化于最擅长的部门。[15]然而，尽管在商品全球化阶段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中受益，但显然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的受益要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

（五）受益不均问题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受益有限，没有动力参与关税削减

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但此时的大规模生产仍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主要充当原料供应地和最终产品的消费市场。[16]由于信息交流的束缚，知识创新只能局限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也使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集中在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难以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只能充当廉价原料的出口者以及发达国家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在这种经济格局下，商品全球化阶段的受益不均问题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整体受益，发展中国家受益有限甚至可能受损的状态中。

为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经贸秩序，关贸总协定和WTO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差别与优惠待遇，在最惠国待遇、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差别优惠待遇。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差别与优惠待遇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不对等进行关税削减或市场准入的情况下，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关税削减。这一机制保证了国际经贸秩序按照美欧等少数国家主导的方向和路径演进。但同时也要看到，发达国家允许发展中国家不对等削减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在商品全球化阶段，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工业生产能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低关税不但能够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其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中，同时也不会对其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和影响。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很难从商品全球化中获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依靠发达国家赋予的“差别与优惠待遇”，发展中国家被放在了“不承担责任就不要反对”的位置上，即因为不需要在谈判中承诺关税削减，其对于发达国家的削减力度也无从评价。这也是二战以来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背后动因，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回顾，也有助于理解和反思当前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