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异中有同、相济互动的宗旨与思想

海峡两岸的《文心雕龙》研究，由于意识形态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两者在宗旨目的和指导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台湾“龙学”在摆脱日本皇民化影响的社会背景下，上承早期的中国文化本位说，顺接当时正在兴起的新儒家思潮，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尊经重史”为指导思想的研究特色。

1949年以后的大陆“龙学”，在延续40年代以来延安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地从‘百家’走向‘一家’，从‘多元’走向‘一元’，这‘一家’‘一元’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它在中国政治文化化的特殊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64]。因此，宗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现实目的，就成了大陆“龙学”基本底色。

另一方面，除了强烈的政治对立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之外，由于两岸学者同宗同族，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加之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因此，即使在宗旨目的与指导思想上，海峡两岸的“龙学”也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相反，倒是不乏相似相近、共通互补之处，体现了两岸学者共同发展民族文学的心志术业，也印证了两岸“龙学”是一个整体的显学。例如，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台湾“龙学”尊经重史的指导思想，并非背道而驰。大陆学者在宗奉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也非常重视传统经学和史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着力探讨《文心雕龙》的儒家主导思想和传统史学内涵。《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是大陆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虽然观点不一，但自范文澜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是赞同刘勰是站在儒家古文经学的立场来撰写《文心雕龙》的。

关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王元化说：“近年来，有人提出它是佛家思想，也有人认为它是道家思想。这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保持原来的意见，即认为《文心雕龙》的思想是属于儒家思想体系……分析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要注意两点：一、不能用简单的语汇类比法，即这一著作出现了另一著作曾运用过的词语，就认为这一著作属于另一著作的思想体系。有人论证《文心雕龙》属佛家思想，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是非科学的。词语的借用并不等于思想体系的相同。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思想家都必须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前提。《文心雕龙》同样不能不以前人和他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为前提。”[65]

同时，大陆学者也很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只是与台湾学者更强调史学内涵有所不同，大陆学者更关注的是刘勰的文学史观，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张文勋、杜东枝的《论〈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文艺论丛》1979年第7辑），李文思、李文恕的《刘勰的文学史观》（《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胡大雷的《论刘勰的文学史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9辑），葛红兵、温潘亚的《刘勰的文学史思想》（《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为了系统地探讨刘勰的文学史思想，张文勋还撰写了专题著作《刘勰的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然，也有专门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如蒋祖怡的《刘知幾〈史通〉与刘勰〈文心雕龙〉》一文，具体探讨《史通》在史学方面对《文心雕龙》的继承、发展关系。

至于台湾“龙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宗旨，也与大陆“龙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文化的研究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日见冷落；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次灾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加强思想文化研究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80年代初，大陆开始出现“文化热”，至80年代中后期进入全盛状态。但是，这次“文化热”渐渐向西方文化倾斜，以致后来演变为否定传统文化。至9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文化热”，这次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故伴随着“国学热”。不过，大陆“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与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不无关系，海峡两岸实际上形成了“合作或竞争的关系”。诚如龚鹏程所言：“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形势丕变。……当局固然努力以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旗号号召四海；知识界也透过寻根热、文化热、国学热，来重新省思自我。这时，两岸间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便成为合作或竞争的关系了。”[66]

在此“文化热”与“国学热”浪潮的影响下，大陆的“龙学”也开始关注《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些论者有意识地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张少康的《〈文心雕龙〉与我国文化传统》（《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和《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求索》1997年第5期）、李欣复的《从文化学看〈文心雕龙〉》（《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李时人的《“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1期）、刘凌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与〈文心雕龙〉的文化价值》（《文心雕龙学刊》1992年第7辑）、朱良志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文化学意义》（《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李平的《论〈文心雕龙〉的文化意蕴》（台湾《中国文化月刊》1999年第2期）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而这方面后续性的发展，正方兴未艾。1998年《文心雕龙》第六次年会提交的二十篇论文中，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论文就有三篇。

大陆“龙学”宗奉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当然不会简单地出现在台湾学术界。但是，台湾思想文化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交织的现实状况，使得其意识形态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各种思想思潮的此消彼长、相互更迭，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提供了可能，而且这种渗透甚至反映到台湾文学上。龚鹏程对此曾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学者关杰明发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展开了对现代文学进展路向的质疑，随后又有“唐文标事件”，而以《文季》为主的批判现代主义风气也逐渐兴起。他们既反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又反对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批判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殖民。因此，他们的立场是在传统与西化之间，站在这个社会现实上写作的。“此或冠以民族主义文学，或冠以社会写实文学之名，而实质上则是有一部分马克斯社会理论、有一部分民族意识的奇异糅合。一如六二年高上秦编《龙族评论专号》所得到的结论：‘就时间而言，期待着它与传统适当的结合；就空间，则寄望于它与现实的真切呼应。’由此蓬勃兴起的社会写实主义、乡土文学，大抵均属此一脉络。”[67]

而大陆“龙学”古为今用的研究目的，则与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遥相呼应，殊途同归。对此，王更生有明确的说明：“《文心雕龙》既是通古今之变的，我们有理由借用其文论思想与现代的文艺思潮相结合。如刘勰评六朝文家的‘竞古疏今，好奇反经’，‘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流弊，在今天的文坛上，仍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活跃着，三民主义的文艺思潮，要我们写出以国族为背景的作品，而《文心雕龙》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二者又若合符节。今天社会所要求于作家者，是以健康、活泼、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以振奋人心，淬励士气，而《文心雕龙》即云‘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这种去泰去甚的信条，正是一个健康文学必循的途径。所以有志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同好，得刘勰之说而行之，则中国当前的文艺创作，才能推《文心》之至理，有不竭的源泉。”[68]而其《〈文心雕龙〉在国文教学上的适应性》一文，则是《文心雕龙》古为今用的具体探索之作[69]。另外，新生代学人沈谦也非常重视运用《文心雕龙》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当代文学评论，《期待批评时代的来临》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具体成果。李瑞腾曾有这样的评价：“沈先生研究《文心雕龙》，关心现代文学批评，依我看，到目前为止，把《文心雕龙》应用在当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系统的建立，应用得最好的是他。”[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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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明辉：《徐复观与殷海光》，殷夏君璐等著，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325—326页。

[2] 王剑丛、汪景寿、杨正犁、蒋郎朗编著：《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2页。

[3] 王更生：《文心雕龙新论》，第284页。

[4] 刘渼：《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21页。

[5] 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6] 高明：《中华文化问题之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第6—18页。

[7] 参见黄庆萱：《故国文系高明教授学述》，《师大校友》2006年第330期。

[8] 高明：《高明文学论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81—82页。

[9] 其弟子刘渼曾说：“王师对龙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在论著上有五十多篇论文、十余本专著，居全台之冠。在学术交流上，领导召开‘《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世界龙学交流。早年大陆学者牟世金在《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称许‘师心自见’是‘王更生做学问的一大特色，也是台湾龙学家中最可宝贵之处’，并赞誉他是‘台湾龙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在承上启下，推动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上，是起了较大作用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也言王师对龙学的突出贡献有六大方面：开创新境、推广龙学研究风气、促进国际间龙学学术交流、重视《文心》在国文教育上的应用、注重民族特色、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此高的评价出自彼岸，足见王师治学与教学的用心，成就非凡、贡献厥伟，早已扬名国际。”（《台湾近五十年来“〈文心雕龙〉学”研究》，第46—47页）

[10] 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导读》，台北：华正书局，1988年，第2、3、59页。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12] 王元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第6页。

[13] 王更生说：“笔者幸生于社会安定，学术昌明的时代，回想同好先进对《文心雕龙》整理与发皇的卓越成就，以及林师景伊、高师仲华平时的指导与鼓励，使我得根据他们的成说，以推究未竟之绪业。”（《重修增订文心雕龙研究·例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14] 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研究》，第15页。

[15] 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第79页。

[16] 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研究》，第303页。

[17] 王更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秘宝——文心雕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33页。

[18] 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研究》，第263页。

[19] 王氏强调《文心雕龙》之史学也是渊源有自，傅振伦先生早在1931年5月就发表了《刘彦和之史学》（《学文杂志》一卷五期）一文，强调：“第世人知《文心》为文史类之要藉，而不知其史学思想已充满其中矣。其《史传》一篇，论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实开史评之先河；详读其书，可以知之。吾国史学名家刘子玄，实多采其论说也。今略举二氏之史学见解，以见彦和学说之梗概，及其影响，因见子玄卓识伟论，固有所本也。”王氏之论乃本其说而后出转精。

[20] 蔡宗阳：《刘勰文心雕龙与经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21] 《从〈文心雕龙〉全书架构论刘勰的宗经观》《论〈文心雕龙〉与老庄思想之关系》两文，收入作者《文心雕龙探赜》一书。

[22] 蔡宗阳：《文心雕龙探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23] 蔡宗阳：《文心雕龙探赜》，第219页。

[24] 关于台湾学界的辈分代际，龚鹏程也有过与笔者类似的划分。他说：“我们可以说在台湾之古典文学研究，可以渡海来台传播火种的林尹、高明、潘重规、台静农、郑骞、李辰冬等为第一代。他们所培养出来的黄永武、王熙元、吴宏一、于大成、罗宗涛等博士为第二代。成立古典文学研究会的，也就以这些人为主力。但藉着会务的推动、研讨会之办理，立即带起了一批更年轻的博士生、讲师，形成了新锐力量。这就是我和瑞腾这一辈人。”（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第363页）

[25] 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上编，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年，第80、17页。

[26] 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第1页。以下引用本书省略出版信息，特殊情况另注。

[27] 张严：《文心雕龙通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3页。

[28]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自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9]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自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30] 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中国文学论集续篇》，第8页。

[31] 龚鹏程：《文学批评的视野·自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32] 龚鹏程：《文学批评的视野》，第61页。

[33] 龚鹏程：《〈文心雕龙〉的价值与结构问题》，见《文学批评的视野》。

[34] 龚鹏程：《传统与现代意识纠结的危机》，台湾《文讯》1987年第30期。

[35] 龚鹏程：《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序》，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第4页。

[36] 参见龚鹏程：《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序》。

[37] 王更生：《文心雕龙新论》，第300页。

[38] 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导读》，第148—149页。

[39] 杜书瀛、钱竞主编，孟繁华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40]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49页。

[4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605页。

[42]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3]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第5页。

[44]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第5-6页。

[45]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第244页。

[46]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第258页。

[47] 许冠三说：“范氏抵延安不久，即出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承宣传部之命撰写新观点的《中国通史简编》，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其职责有类封建朝廷的史官，与郭（沫若）、翦（伯赞）的身在‘白区’，分属‘异党’处境有霄壤之别。”（《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445—446页）

[48] 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43—144页。

[49]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

[50] 杜书瀛、钱竞主编，孟繁华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第242页。

[51] 牟世金：《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

[52] 《文学遗产增刊》二辑“出版说明”，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53] 周扬：《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周扬同志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专稿。

[54] 张光年：《张光年同志的讲话》，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刊》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

[55] 王元化：《王元化同志的讲话》，《文心雕龙学刊》第2辑。

[56] 张长青、张会恩：《文心雕龙诠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57] 穆克宏：《文心雕龙选（注译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58] 王达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

[59] 吴调公：《古代文论今探·前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60] 吴调公：《激扬文论 居今探古——古代文论探索刍议之二》，《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62页。

[61] 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8页。

[62] 杜黎均：《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译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42页。

[63] 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心雕龙》，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64] 杜书瀛、钱竞主编，孟繁华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第45页。

[65] 王元化：《王元化同志的讲话》，《文心雕龙学刊》第2辑。

[66] 龚鹏程：《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序》，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第3页。

[67] 龚鹏程：《传统与现代意识纠结的危机》，台湾《文讯》1987年第30期。

[68] 王更生：《重修增订文心雕龙导读》，第87页。

[69] 文见氏著《文心雕龙新论》。

[70] 李瑞腾：《文心雕龙研究的检讨与展望·台湾地区：八〇年代》，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心雕龙综论》，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