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寻觅觅三十年

广州的现代田野考古工作起步较早。1931年，黄花考古学院在镇海楼广州市立博物院成立，随即开展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31年至1932年间，先后在东郊、西郊和北郊的多处地点发掘汉、晋、南朝古墓及清初尚可喜的王府遗址，可惜考古工作难以为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3年初开始，由于配合当地的各项基本建设施工而展开考古调查发掘，延续至今（仅“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几年中断）。这一阶段的前30年（1953—1982年）主要在近郊发掘，有自秦至明的各朝代古墓葬发掘。后一阶段从1983年开始，由于广州自秦、南越国以来2000多年的老城区中心未变，城区地下埋有各朝代的遗址、遗物，其文化层相互叠压达4—6米，随着城区各项经济建设的加快，城市地下文物保护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

1953年1月，考古人员在西郊一处俗称石头岗的工地清理一座秦代木椁墓，这座墓出土有陶、铜、漆、木、玉等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盖面有“蕃禺”两字烙印的漆器，这是广州古地名见诸出土文物的最早实例。可惜发现时木椁己被破坏，出土器物亦己全被取出。考古人员由此联想到南越的王陵问题：假如赵佗的墓有朝一日在某工地被发现，难保不受破坏、扰乱，其损失是难以评估的。怎么办？除了加强对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外，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也很重要。鉴于秦始皇陵在骊山下，远离都城咸阳，而西汉的十一座帝陵都分布在渭河两岸，距长安城也不算近，估计南越的赵佗墓也会在当时番禺都城的远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中，考古人员几乎走遍了广州市的近郊和远郊，至1960年共发掘了秦至明代各时期的古墓700余座，其中两汉（包括西汉初的南越国时期）墓共182座，分布于市郊29个地点，其中以在东郊华侨新村的玉子岗等地点分布较为密集。如1955年在华侨新村发掘的一批南越墓，绝大部分是木椁墓，少数为土坑墓。这些墓葬，既有平民的，又有中小官吏的，还有王国高级官吏的。在这些墓葬里发现了一些印章，比如第 15号墓出土一枚“赵安”玛瑙印；第49号墓是一座分室的木椁墓，有“李嘉”玉印；还有两墓出土有铜穿带两面印，一为“梁奋”“臣奋”，另一为“得之”“臣之”；另外墓中还出土有“臣偃”玉印和“辛偃”玉印。从出土随葬器物中的印章及陶器、漆器上的铭文来看，都未发现与《史记》《汉书》记载的南越国人物的名字对得上号的。而“得之”“臣之”的铜印尤为特别，因为在汉文化的文献史籍中，未见有以“得”为姓氏的，这墓的主人可能是越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发现的南越时期的墓有200余座，但仍未发现南越王陵的踪迹。

1983年5月，在广州的西村凤凰岗发现一座大型的木椁墓，该墓坑口长13.8米，宽5.7米，斜坡墓道宽3.2米。木椁仅存底板和两侧的3块壁板，底板24根，全是宽、厚为0.44米的大木，这是在广州发现的南越国时期木椁墓中特大型的墓例，墓坑内全部填沙。因墓早已被盗，在一个盗扰坑中发现玉器22件，位置凌乱，有璧、璜、环、蝉（死者的口含）、舞人、组玉佩饰和剑饰等。其中一件玉舞人，形态端庄，额前华发高耸，两鬓垂肩，脑后垂小辫，着弓鞋，罗裙曳地，腰束丝带，左手上举做扬袖姿势，右手下垂，正在翩翩起舞。经过与据传为二战前出土于洛阳金村战国墓、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双女玉舞人相比较，得知这件出土的残件其左边的玉人已缺失。这座大墓发现的陶器和玉器都属于南越国时期，而且有剑格、剑珌的玉剑饰发现，墓主当为男性。这墓有可能就是三国时被孙权派遣的吕瑜所掘的南越三主赵婴齐之墓。当然，这是欠缺实证的。因为玺、印等最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证大概早已落在三国吴主孙权的手中，未能留传下来，这墓的主人是谁已成历史之谜。

○华侨新村南越墓群出土印章

○凤凰岗大墓玉舞人正面

○凤凰岗大墓玉舞人背面

○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双女玉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