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筹划和准备
（1847—1850年）

洪秀全沿着西江的北岸徒步而行。这第二次前往广西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洪秀全就突然遇到一伙强盗，全身财物除了衣物之外被洗劫一空。他身无分文，满心绝望，向当地的县官求助。县官十分同情这位落魄的旅行者，便给了他四百文钱。这笔钱似乎足够支持他徒步走到广西，但是走了不远，洪秀全就决定雇船沿河而上，每日少进一餐以贴补船资。结果洪秀全遭遇劫匪的经历以及他去广西布道的计划打动了四位为他撑船的船夫，他们不仅邀请洪秀全一起吃饭，船长还坚持免去了送他去梧州的费用。更为慷慨的是，船员们还一同拼凑了六百文钱交到洪秀全的手上，以便他能够用这些钱继续他的徒步旅程。

在最终到达贵县后，洪秀全去了他的表亲王家。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冯云山不仅安然无恙，还在前一年回来的时候说，他在隔壁的桂平县传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洪秀全非常高兴，仅在王家待了几天就带着表弟的儿子王为正出发前往桂平。在一个坐落在紫荆山上的小村子里，洪秀全终于见到了阔别三年的冯云山。当时是1847年盛夏。1

冯云山几年间的工作

冯云山非常想告诉洪秀全这几年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开始向洪秀全解释说，在离开贵县东行前往广州后不久，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做杂工的老朋友，便陪同他们来到了桂平县。由于他仍然想为革命寻找一个基地，于是便在桂平的一个张姓杂工的家中居住了一个月，然后和张一起北上寻找工作。由于在工友们推荐的城镇没有找到工作，冯、张二人便毅然继续北上，落脚在紫荆山脚下一座村庄中张家的米店里。冯云山感到绝望，他开始接受任何种类的工作，甚至包括帮人搬运泥土或者捡拾猪和水牛的粪便卖作肥料这样卑贱的苦工。

次年，即1845年，冯云山继续艰苦地北上，进入山区，在这里他十分偶然地得到了漫无目的的旅行中难得的休憩。冯云山从未忘却心中的目标，他每到一处，便在当地向他的工友传教（在桂平时便说服十人信教），并随时为未来做着打算。但是显然，他被苦工消磨的生活成为他活动的巨大障碍。有一天，冯云山为一位有钱的地主曾槐英收割田地，冯云山把两捆稻禾放在曾家门口，坐下来避暑。他忽然因自己的凄惨境遇而悲伤满怀，就借用儒家经典抒发不志之情。这恰巧被曾槐英听到了（更有可能是他在故意偷听），他走出屋来看是哪个劳工能够吟咏这样精美绝伦的诗句。冯云山见引起了东家的注意，便把自己描述为一位满腹经纶的才子，不幸落魄于此，孤身在外，囊中羞涩，无法返乡，不得已而屈做苦力，以为营生。曾槐英本就宅心仁厚，又尊敬才学，非常同情冯云山的遭遇，就提出要每日和冯见面相谈。这位劳工的文学天赋、超伦的口才，以及显而易见的优良品性，都让曾槐英印象深刻；到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曾槐英已经与冯云山成为朋友，并邀请冯到他家居住，等待年后让他在村里的学校供职。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苦力摇身一变，成了村里最富裕的财主的座上宾。

可是很快，冯云山就有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快到新年的时候，一个叫曾玉珍的人来看望同族的曾槐英。来访者是邻近的大冲村的财主，正在为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寻找一位教书先生。他很快就相中了冯云山。在一番商量之后，曾玉珍聘请冯云山到自己在大冲所办的私塾做先生。就这样，1846年春天，冯云山开始了在曾玉珍家居住的时光，并在那里履行教职。2

此时的冯云山收入稳定，而他的工作只是教最多十来个孩子最基础的课程，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因此，冯云山开始热情地开展他的传教和革命活动，他相信大冲会成为革命肇始阶段绝佳的活动基地。冯云山不畏辛劳地逐村走访，有时更是进入深山，向所有听众传播这种新的信仰。他的热情、雄辩和真诚，为他在各地都赢得了许多信徒。他的信众中包括大量山里的居民，也包括他的雇主和东道主曾玉珍一家。

冯云山为自己所获的成功而深受鼓舞，他更加积极和系统地开展工作，把新的信众编组成一个叫作“拜上帝会”的组织——这个时候的冯云山还不了解“基督教会”和“教堂”的概念。这个组织有一套严格的法规，规定着信众的信条和日常行为。冯云山还组织最能干、最有热情的男女信众辅助自己的工作，包括抄写宣传册（他们并没有印刷设备）、离开山区到广西东南部城镇传教布道等。随着这种新宗教运动在以说广东话和客家方言的居民为主的西江流域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各地都出现了拜上帝会的分会，每个分会由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力又值得信任的信徒领导，他们直接向冯云山汇报，冯云山则是山区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存在于山区的拜上帝会组织在整个革命运动中一直充当着中枢的角色。3

对“洪先生”的忠诚

用两年时间建立了一个信众超过三百人的充满活力的组织，冯云山成绩斐然，不过他更大的功绩是使这三百多名拜上帝会信徒热忱地接纳洪秀全作为他们至高的精神领袖。冯云山向他的追随者们灌输了对上帝和基督的共同信仰以及一套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但是他从未在任何活动中试图抹杀或者无视那个从未出现过的这场运动的创始者。在冯云山说教的核心，总是会出现洪秀全升入天堂、接受圣命的故事。

这个故事还意外地得到了另外一个热心信徒的见证和支持。这个名叫杨云娇的妇人（其夫萧朝贵是将来太平天国的西王）宣称，自己在1837年（也就是洪秀全看见幻象的那一年）患一场重病的时候曾被带入天堂。那时，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向她揭示，十年之后会有人从东方而来，教人们信仰上帝，届时所有的人都应遵从这位先生。整整十年之后，拜上帝会的领袖洪秀全的到来完全印证了妇人的话。

洪秀全在庄重的氛围中受到信众们的欢迎，他显然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在这里至高无上的地位，很快就为他带来了信众们忠诚和顺从的热忱宣誓。为了表达对洪秀全的尊重，人们开始称呼他们的新领袖为“洪先生”。

洪秀全还受到曾玉珍的邀请，成为其座上宾，和冯云山住在一起。如果想把拜上帝会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组织，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叫王为正返回贵县之后，二人便以新的热情开始招收更多信徒。在这段时间里，洪秀全经常神秘地消失几天，以便前往更远的村落传教。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拜上帝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令人欣喜，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与地方官僚和士绅产生摩擦的可能性。因此，洪秀全在夏末的时候便向北进入深山地区，与一个名叫卢六的虔诚信徒一起隐居。这种预防措施让组织的最高领导得到保护，免于宗教和政治上敌人的干扰，同时使冯云山获得更大的自由，能像之前一样领导组织的日常活动。

紫荆山

现在，我们也许应该提一下冯云山精心挑选的这个革命根据地的一些特别之处。紫荆山是附近十八座高峰的统称，地处桂平县西北，在一片南北狭长、贯穿数县的茂密丛林的南端。这片区域的山坡上零散地分布着许多村庄，共有两三百户家庭和数千人口。其中世居于此的瑶族（许多早期外国学者将其误认作苗族）居住于北部，客家人则定居在南部。这些山民烧制木炭，砍伐树木，制作木制器皿，也从事一些农业活动。客家人也是能征善战之辈。由于与客家人说同一方言，冯云山和洪秀全在客家人中并无特别的异乡之感，可以毫不困难地劝说和发展大量这些未曾开化、质朴单纯的山民放弃他们的迷信，改从新的信仰。

能够吸纳很多热爱战斗的战士这一点本身，就是冯云山选择紫荆山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一带的地形。这一区域只有两条主要的山路可以进入：一条从东面的武宣县来，另一条从北面的桂平县金田村来。两条路交会于一个小集镇，从那里则仅有一条狭窄难行的道路向北深入山区。三条道路险峻异常，易于防守。此地与外界隔绝，即便在和平时期，官府的活动都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紫荆山地区为革命的准备工作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这一地区的主要缺点在于粮食、食盐和用于武装大量部队的军需物资的紧缺。因此冯云山和洪秀全意识到，紫荆山地区并不适合作为革命运动未来的中枢，但是当作为革命做准备的基地，则显然优势大于劣势。4

革命之前的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在广西东南和广东西南地区的分会网络逐渐形成，但这并未过多地引起地方官僚士绅和其他村民的注意。官僚士绅对是否干预这种显然是新宗教的运动犹豫不决，而村民们则对此抱持容忍的态度。其中也有一些缓和因素的作用。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起义运动不同，拜上帝会是通过某个个人或者家庭接受新的宗教教条的方式得到发展的，而不是通过吸纳原本遵从家族政治头目的整个家族或遵从于村庄领导的全体村民而扩大的。拜上帝会很少在某个村庄或地区得到全体村民或居民的信仰，这麻痹了那些可能会对其急速增多的信众怀有戒心的人。5

在平静的表面下难掩的是拜上帝会势力的不断发展。一开始信众主要是农民和低级工匠，现在其他阶层的成员出现了，包括富商、艺术家、地主和士人，他们的加入大大增加了革命运动的威望和潜力。与此同时，拜上帝会在组织结构上的发展对其未来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从仅有一百人的小股到有数千人的大分会，组织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有一名头目，他们与冯云山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他们中有许多是由冯云山指派的，其他的则是分会的成员自行选举而来，也有少数一些是其头目先自行成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后来才被吸纳进来的。通过这些分会的头目，冯云山与洪秀全着意培养提携那些或是有才华，或是有财力，或是有影响力的信徒，并小心谨慎地向这些少数的精英透露他们的革命抱负。那些通过这种手段巧妙地被纳入组织核心的成员，最终都成为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至于财政基础，革命运动在理论上是通过向信众收取小额会费的方式获取资金的，但实际上，革命所需的资金，尤其是耗资巨大的军事准备活动展开之后，都是由有财力的信徒慷慨捐赠而来的。

宗教因素贯穿这场革命的始终，是其不可否认的特征。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它就具体地体现在基于梁发宣传册的福音传道，及洪秀全在广东通过观察罗孝全主持的浸信会活动而设计出来的简单形式的集会敬拜。韩山明是这样描述拜上帝会的宗教传统的：

当广西的信众集合起来进行宗教敬拜的时候，男女信众总是分席而坐。他们习惯于通过吟唱赞美诗来赞美上帝。通常还会有一场讲演，或是宣扬上帝的仁慈，或是描述基督的功绩；他们劝诫信众要对自己的罪恶心生忏悔，要戒绝偶像崇拜，还要用真诚的心服侍上帝。如果有人宣称尊信教条，并表示愿意成为被认可的信徒，他们不会借鉴基督教教义中任何或是简单或是复杂的准备规定，也不借鉴之前学习的仪式方面的指导介绍，而是按照下面的方式进行洗礼。也许是根据中国式的直观理解，他们在桌上放置三杯茶和两根点燃的蜡烛，再准备一份手写忏悔罪行的信，上面记录着受洗者的姓名，由他们不断咏诵，然后焚烧。这象征着将它进献给上帝。然后他们便问受洗者，是否承诺“不再崇拜邪灵，不行恶事，并遵守神圣的戒律”。在这种忏悔仪式之后，受洗者跪在地上，施洗者从装满清水的大盆中盛取一小杯水，倾倒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同时受洗者口中还会念道：“洗刷所有的前罪，丢掉旧我，迎来新生。”站起来后，他们通常会喝掉事先准备的茶，并用水清洗胸前和心口，以示净化内心。他们还有在河水中进行私人洗礼的传统。这种仪式也包含对罪恶的忏悔和祈求原谅的祷告等部分。那些受洗过的教徒，都会被教授新的祈祷内容，在每日早晚和每顿饭前进行祷告。遇到婚丧，或庆祝诸如春节等节日的时候，他们还会献上牺牲，献祭的牲口在礼毕之后由众教徒分享而食。

在进行祷告时，他们在屋内向光线照进来的门的方向一致跪倒闭目，由一人代表全体在场教徒进行祷告。6

他们福音传教的宣传口号是“敬拜上帝”。李秀成在他的《自述》中写道：“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拜上帝会最为独特的特征，也是最吸引当代外国观察家们注意的特征，就是他们在所有对教徒的讲道训诫中那种公开的对道德性的强调。7他们的“天条”是对基督十诫的严格而准确的本土化改造，不仅严禁通奸、不孝、杀人和盗窃，还禁止一切妖蛊、巫术、赌博、贪财、酗酒、争吵私斗（和其他信徒）以及吸烟（包括烟草和鸦片）。违反者将受到拜上帝会的严厉惩罚。这种纪律体系是拜上帝会可以把无数信众转化成遵守纪律、誓死忠诚、众志一心的革命军，成为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的主要因素之一。8

反抗的序曲

太平天国的历史处处印刻着洪秀全个人的性格特征，其中拜上帝会激进的偶像破坏主义就是早期的例证之一。从一开始，洪秀全就采取威压或者劝导的方式让人转信新的信仰，把那些拒绝改变信仰的人视为敌人。同样，洪秀全认为激进地捣毁所有的偶像，也是他引领世界敬拜上帝的神圣使命的一部分。这种偶像破坏有时通过批评偶像崇拜者的诗歌来表现，但更多的时候则体现在直接用暴力的方式捣毁偶像上。随着洪秀全和冯云山势力的增长，他们便更沉迷于这种暴力的捣毁。小股的教徒开始不断地去更远的地方，破坏那里的偶像、庙宇和圣坛，还有一些更加不守规矩的年轻信徒干脆开始骚扰那些不信教的人。

民众对他们这种对旧信仰的亵渎行为反响不一。许多村民对拜上帝会的信徒通过挑战偶像的神圣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感到畏惧和叹服，在看到他们的亵渎行为并未遭到报应后，很多人也加入了拜上帝会。9但是，大多数村民仍然执迷于旧的迷信，仅仅把他们的行为看作狂暴的异教徒对自身保护神的严重侵犯。之前洪秀全本村的村民对他抱持的那种敌意，可想而知地随之而来。这种敌意逐渐演变成了村民和破坏偶像的信徒之间零星发生的摩擦。而这些信徒正日益变得像是一队队团结在一起向既有秩序宣战的士兵。10洪秀全和冯云山想必对信徒中这种自发成长的战斗精神满怀欣慰。

但是，随着拜上帝会基本战斗实力逐渐清晰地显现，反对势力也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即士绅阶层。这一阶层由乡绅学者和退休官僚组成，他们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直都是坚定的反对力量。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清。首先，作为纯理论派的儒家学者，士绅阶层把对帝王的忠诚视为首要的品德，实际上站在了革命者的对立面。其次，作为学者和教授儒家主要原则的教师，士绅阶层认为自己肩负着维系中国儒家思想传承的特殊使命。因此，士绅阶层坚定彻底地反对一切不正统的教条，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但讽刺的是，他们却纷纷支持被清朝立为正统的宋代新儒家学说，这让他们所坚持的儒家精神显得脆弱不堪。最后，士绅阶层已经受到裹挟，成为满族统治者事实上的俘虏。从科举功名、经济特权到以乡绅的身份组建民兵镇压盗匪的军事权力，他们一生的事业都仰仗朝廷的成全。任何对现状的挑战与威胁，即是对他们个人以及阶层共同利益的挑战与威胁。11

冯云山被捕以及“科炭”

拜上帝会与士绅阶层成员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是王作新逮捕冯云山的事件。王作新家资富庶，有秀才的功名，而且是一族之长，还掌握着一支地方民兵，这使得他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经前往桂平县衙状告洪秀全与冯云山寻衅滋事，暗中结社，但诉告无果。于是1847年冬，当某个小村落的偶像被捣毁之后，王作新便命令地方团练将冯云山逮捕。但是此后不久，卢六便带领一大伙信徒赶到，以武力将冯云山解救。王作新对此异常愤怒，亲自带领自己的团练民兵深入山区，将冯云山和卢六一并抓走，由团练拘留，等待县衙的审理。

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审理中，被押的冯云山被指控以异端巫术妖言惑众，煽动叛乱。冯云山则呈上了一份手写的状书，反诉王作新抢劫勒索。王作新出示了一些拜上帝会分发的具有煽动性的宗教和其他材料作为证物，而冯云山则冷静地转移话题，他表现得楚楚可怜，反问县令，像他这样一个单纯的七八个乡村孩童的教师如何能够发动叛乱。12县令于是决定暂缓判决。

由于不想让这两个生事之徒无罪开释，王作新便采取了行贿的手段，两人最终被关进了监狱。数月之后，卢六在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后死于狱中，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13

1848年春天，新的县令到任。于是冯云山便向县令的上级提出了强力的上诉，要求解除对他的指控。在这份请愿中，冯云山写道，由于敬拜上帝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礼教，而且两广总督已经准许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他并未犯有任何罪行，应当依法无罪释放。这位官员急切地想要维护在他治下的表面的和平稳定（当时的政治情形请参阅第四章中的论述），便要求县官调查此案，暗示他将犯人释放。

与此同时，卢六在狱中惨死的消息传播开来，在悲伤和惊愕之中，拜上帝会的信徒们开始集资，准备在冯云山也遭此厄运之前把他赎出来。由于这笔用于行贿县官及其手下的钱来自山民烧炭的微薄收入，这些钱之后被称作“科炭”，所有出资者也都被授予了特殊的头衔。

巧合的是，冯云山其实很快就将要被释放。冯云山向县官提出的感情诚挚的辩解，几乎已经让他做出释放的决定，此时又逢上级命令到达。也许是抱着一种终于解决了棘手麻烦的解脱心情，县官释放了冯云山，并指派了两名衙役将他押解遣返回广东。

在广东期间的小插曲

在到达广东之前，冯云山就充分利用自己的巧嘴滑舌，哄骗押解他的两名衙役掉头，转而前往紫荆山地区，并在那里为他们施洗，加入拜上帝会。教徒们为领袖的归来欢欣鼓舞，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感谢天恩和为他接风洗尘的仪式，但是冯云山失望地发现洪秀全并不在其中。冯云山在狱中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了起事的计划以及建立新王朝的各项步骤，他迫不及待地想与洪秀全交换想法。此后的一段时间，洪、冯二人始终都在寻找对方，却总是错过，彼此不能相见。这也算是一段让人感到挫折的小插曲。

在冯云山被捕时，洪秀全正在贵县他的侄子家做客（也正因此，他才逃过了被抓捕的命运）。得知冯云山被捕的消息后，他立刻动身赶往紫荆山地区，看看如何能够解救冯云山。有一个办法是向驻在广州的两广总督提出个人请愿，于是洪秀全长途跋涉奔赴广州，却发现总督在他抵达的十多天前已经离开了。这位长途劳顿却又意志坚定的旅行者于是便转头返回紫荆山，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冯云山已经被释放。冯云山认为，自己最有可能在他们的家乡，即广州以北五十里外的官禄㘵，遇到洪秀全。但是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村民告诉他洪秀全最近并未回村。冯云山总觉得洪秀全早晚会出现，便在官禄㘵等候。洪秀全此时则第三次进入广西，直奔紫荆山，在那里得知冯云山已被释放并且已出发去广州找他。当洪秀全来到官禄㘵最终找到冯云山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早秋。

因为有许多要谈论和商讨的事务，冯云山和洪秀全在初冬的时候仍然待在家里，用洪秀全从罗孝全那里得来的全本圣经向村民们传教，并暗中为即将到来的起义做着周密的规划。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处理一些家族事务。在这个冬天，洪秀全七十三岁的老父亡故，按照老人遗愿，遗体不遵当时的普遍风俗，而是按照基督教礼仪，由洪秀全亲手安葬。洪秀全也确实没有遵从传统葬仪，面对为什么不遵照满人的剃发蓄辫规定的质疑，他总是回答说他早已预料到父亲的去世。

洪秀全还花了一些时间陪伴他的妻子，一位赖姓客家妇人。洪秀全的第一次婚姻是他大约二十岁时迎娶的另一位赖姓氏族的姑娘，他们本育有二女。但是在幼子生产之时，母子双亡。1849年，在洪秀全返回紫荆山的几个月后，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为他产下一子的喜讯。这个孩子被取名为天贵（后来改作天贵福），他便是将来的幼天王，成为太平天国的继承者。14

结义七兄弟

岁月匆匆，从洪秀全和冯云山前往广西寻找革命基地算起，已经整整过去五年了。1849年夏天，他们已非常清楚，开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拜上帝会的教徒们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万余人的武装力量，在这一地区，他们唯一的对手就只有由乡绅控制的团练和民兵组织了。把这股力量转换为一个革命组织，就只剩下明确建立军事和政治纪律，以及为这些虔敬忠诚的信徒提供武装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知道，运动需要值得信赖的高层指挥官，他们从一开始便一直注意在信徒中寻找拥有领导才能的人。现在，他们选中了另外四个人，作为这场革命的中流砥柱：

杨秀清是客家人，较洪秀全年幼。他出身于紫荆山区一处村落的一户极度贫困的家庭。这个村落离冯云山之前的那位雇主曾玉珍家有八里，而杨秀清与曾玉珍也是亲戚关系。杨秀清从小便成了孤儿，由他的叔父养大，平常帮助家里从事农务以及烧炭营生。由于没有条件上学，除了几个非常简单的字，杨秀清并不会读写。但是他天生的聪慧和机智则显露无遗。因为是曾玉珍的娘家叔父，杨秀清每到曾玉珍家时，都备受主人礼遇。而当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曾玉珍家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当地农民和劳工最敬重的领袖。洪、冯二人认为，杨秀清是天生的军事指挥官和战略家，他们便邀他加入拜上帝会，并且向他透露他们准备革命的秘密计划。实际上杨秀清一族全部加入了拜上帝会，这大大增加了组织在这一地区农民和劳工中的声望。杨秀清的加入在早期为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收益，但是由于色欲、贪婪，以及对权力无厌的追求，他也最终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一环。

萧朝贵的祖上可能也是客家人，出生在武宣县，但是生活在离杨秀清的村落不远的另一个村子。他还娶了杨秀清的近亲杨云娇（杨云娇经历的幻象见前文）。萧朝贵靠务农和贩卖柴薪勉强为生，但是也像他的亲戚杨秀清一样，成为地方山民有力的领导者，并且积极地和他的父兄一起加入了拜上帝会。15萧朝贵有口皆碑的勇武强健，使他被选定为太平天国的军事领导人。

韦昌辉出身于山区南部的金田村，他家在这一地区属于最为富庶的家族。韦家拥有大量的稻田，并且和其他广西的富户一样，还拥有一家当铺。但是，韦家因为有壮族血统而被其他邻族轻视。这种通婚无论多么体面，都会被人看扁。韦昌辉就是在对这种偏见的憎恨中长大的。在经过学校学习和一些军事方面的训练后，韦昌辉成为当地县衙的一名低级差役。因为他是衙门的公务人员，他便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获得功名。16几年之后，韦昌辉辞去差役，帮助打点家务，决定给自己的老父亲买取一份功名，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家族的声望。他让人把这个花大价钱买来的小功名刻在一块红色的木制匾额上，悬挂在房屋的门口，并且大排筵宴，请来了很多宾客为他的父亲贺寿。一些地方的乡绅见到这个小小的衙门差役居然厚颜无耻地买取功名，觉得可以借机向韦昌辉敲诈钱财，就纠集一众无赖抢走了匾额，勒索赎金。绝望之下，韦昌辉向当地唯一一个不惧怕与乡绅和他们控制的团练发生冲突的组织求助，这就是紫荆山的拜上帝会。冯云山了解情况后马上表示同情，并和韦昌辉一起与勒索者进行协调谈判。但是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对方的讥笑和侮辱。随后，韦昌辉动员了一伙信徒，夺走了紫荆山地区所有乡绅存储的谷梁。这一行动为革命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粮草物资，而且使有数百人之众的韦昌辉一族全部加入了拜上帝会，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可观的财产。

对太平天国功过参半的石达开，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和天才的军事家。1849年，年仅十九岁的他已经因为宽宏大量、高尚的品格以及非同寻常的学识而远近闻名。石达开的家族在贵县也是有名的富庶家族，他家是客家人，虽然石达开可能也有壮族的血统。17他在儒家经典、历史和文学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科举考试失利，于是便和兄长们一起帮助打理家族产业。1847年，洪秀全听说了关于这个年轻士子的充满赞扬的报告，便前往他家拜访，从此对石达开有了兴趣。石达开对洪秀全也印象深刻。一年之后，在一次部族冲突中，客家人被当地人打败，石达开带领全家加入拜上帝会寻求保护。石达开一家的加入为运动助力颇多，他们带来了超过一百万两白银的巨额钱财。

这四个人被接纳到运动的核心领导层，并按照神圣的中国传统，与洪、冯二人结拜为兄弟。非同寻常的是，他们把耶稣基督也加进来算作第七个，即王长兄。基督之后就被称为“王长兄”，在兄弟中排行第一。剩下的六人按照年龄排序，洪秀全排行第二，冯云山排第三，杨秀清排第四，萧朝贵排第五，韦昌辉排第六，石达开排第七。六兄弟从此就像是有血缘关系一样团结在一起，在未来的太平天国的文书中，这六人的姓氏都以同样的尊仪书写记录。

这六人组成的领导集团宣誓坚定地推翻清朝统治，并建立一个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新王国，他们肩负使命，享有指导太平革命军和治理即将建立的新王国的全部权力。通过正式的选举，洪秀全被其他几位兄弟一致推选为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即将建立的新王国的天王。18

中间领导层

在这六人最高领导集团之下，是由出身不同却拥有对运动至关重要的技艺和能力的信徒组成的中间领导层。为了了解这一领导层的代表性特征，下面简要地介绍其中一些比较知名的人士。

秦日纲（原名秦日昌）是桂平县人，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他曾在地方民兵组织中服役，因为一些事故，很不光彩地被民兵解雇。之后他在桂平靠采矿为生。他天生粗犷野蛮，暴力无理，但是在拜上帝会却有了虔敬忠诚、勇武过人的一面，因此他成为太平天国的名将。因为深受洪秀全的喜欢，他在领导层中排名第七。

胡以晄在太平天国领导序列中排名第八，出身于平南地区的地主家庭，据说他还是武秀才（通过科举武试的童试后被授予的功名）。他家在平南和桂平都拥有土地，在一次前往桂平催收地租的时候，胡以晄路遇一伙当地居民围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胡以晄因在这些人中颇有威望，很轻易就打发了这些人，从而与洪、冯二人结下了友谊。随后，胡以晄改宗入教，并且把家族财产中自己的部分交予了拜上帝会。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另外三位未来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其中一个是蒙得恩。他是平南的地方领袖，可能还是个地主，从一开始他就是洪秀全最虔诚的信徒。另外一个是黄玉昆。他是一位讼师，也是拜上帝会在桂平县白沙镇的头目。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石达开。第三个是陈承瑢，他是藤县的地方领袖，可能也是个地主。他举家加入了拜上帝会，其中就包括他当时十四岁的侄子陈玉成。后者被誉为太平军最优秀的将领，并且被封为英王。

在纯军事层面上，比较著名的还有陆川（一说武缘）的李开芳。他本是军官出身，后来在新的革命军中成为主要的军事将领。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他作为北伐军的统帅率军北上，剑指京师。此外还有林凤祥。他本是从广东潮州流落到桂平的散勇，加入拜上帝会后，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副总指挥。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曾立昌和许宗扬这五位北伐军的副总指挥，在起义初期均属于这个领导阶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的老将军，来自广东惠州的曾天养，他精于军事战术，并且因在从南京顺长江而上征讨湖北的无数战斗中的英勇和无畏，而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还有一些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忠实信徒，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肩负并完成了许多更为专业化的技术工作。广西的吴可忆和广东花县的周胜坤本来是富庶的财主和当铺掌柜，他们先在太平军中，建国后则在政府中负责天国的圣库。原本是广西富商的余廷樟，则管理后勤粮草。这三个人都为太平天国运动捐献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拜上帝会地方组织中的书记员，原本负责诸如编纂宗教文献、草拟宣传单页和规约纪律之类的工作，后来他们很多都被任命为太平天国的史官，或者被安排从事需要相应的文学素养的工作。在这些虔诚的文吏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来自象州的卢贤拔和何震川，二人都是有名的学者，何震川还考取过功名。除此之外，还有桂平出身的原私塾先生曾水源和他的侄子曾钊扬，同样是桂平人的黄再兴，以及广西博白人黄启芳。

广西人宾福寿不仅是个忠实的信徒，还是一名出色的木匠，一直为运动精诚奉献，后来他被任命为南京太平宫殿的主要设计师。李俊昌则是为太平军以及后来天国政府工作的医师中的代表人物。广东高州的凌十八和他的兄弟，也是原本是本乡的领袖，后来积极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典型人物。

虽然以上这些是太平天国革命者中很少一部分我们尚知道姓名的人，但是他们足以说明参与者广泛的出身背景。19在运动早期，领导层中缺乏农民代表这个现象，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农民阶层因为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产生的传统上的对政治漠不关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使他们不具备领导运动的能力。拜上帝会本来预备成为，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核心，农民阶层之后才成群加入运动，成为一般的士兵。除了出于对新运动的宗教和政治目标的个人感情，我们很难确切地指出，是什么把这些出身迥异的地主、士子、私塾先生、兵士以及卑贱的烧炭人团结在拜上帝会的周围。

太平军的军事组织系统

在太平天国运动军事总动员开始的很早之前，冯云山就在卢贤拔的帮助下准备并实施了一整套的军事组织系统。20这是一套依照周代所构想的军事管理制度的理想模式而设计的系统，虽然受到后世的很多非议，却是使得太平军运转灵活又有力量的主要内在原因之一。著名的清军总指挥曾国藩就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瞧不起太平天国运动，唯独在这一点上公开地赞赏。21

* 引自《全史》第一卷第164页，并据太平天国官方文献《太平军目》编制。

冯云山和卢贤拔设计的这个组织架构的核心部分，就是把军作为一个不变的基本单位。把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人员编组为一个正式的单位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在任何一支具体的太平军部队人员数目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总体上的灵活性。例如，新征召的士兵都被编入新组建的军，也会安排一位新的军帅来指挥这支新军。每一位军帅在自己的军衔前面都会依编制加上一个数字，数字前则是按太平天国传统重新排序的中国传统的五行（火、水、木、金、土）之一。例如系统中可以有火三十四军帅或者水一零六军帅。从理论上说，这套编制系统可以允许太平军的力量扩展到无穷大。

在军帅之上还有许多层级的高阶官员，其中的一部分依层级高低如下所列：

天王：拥有绝对权力，统辖太平天国运动宗教、军事和民政的最高领袖

五位主将：各领一军，包括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右军主将韦昌辉和左军主将石达开

二十四丞相

三十六检点

七十二指挥

一百将军

侍卫（御林侍卫）若干，直属天王

总制若干

监军若干

最后提到的监军，是太平天国军事组织系统显著的特征，是一个独立的战略指挥职务。军帅仅有管理和训练所属部队的权力。在战时，他配属部队的指挥权则掌握在由指挥总部派遣至战区指挥行动的监军手中，监军节制军帅。当多支军队共同作战时（即有多位军帅时），则指派一位总制协调战役全局。如此依次递升直至五位主将，他们掌管全部的太平军事力量，并直接向天王汇报。

从军帅到两司马，每一级基本军事单位的每一位指挥官，都有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共六百五十六面），这些旗帜是经过特殊装饰的充满个人性质的军旗，通过不同的大小、颜色和题字来代表不同的等级。金字塔层级式的旗帜在行军途中摇摆飘动，形成遮天蔽日的景象。当太平军出现在战场上时，那种“彩旗飘动迷人眼”的壮丽景象可想而知。22

为起义所做的准备已经进展到了下一阶段。入伍志愿表、战斗队形图绘指导手册、一系列营地建造指南、行军纪律等经秘密印刷后分发众人，此外还有一套共有六十二条的严格军规。为了便于描述，这六十二条被称作“天令”的军规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十项：（一）绝对遵守“天条”，即太平天国版本的“十诫”，再加上诸如周日礼拜、每日敬祷、吟诵赞美诗等戒律；（二）绝对遵守军事命令；（三）人际关系和谐团结；（四）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背信逃亡、畏死投降、暗中资敌者斩；（五）战斗勇猛；（六）正直诚实，特别强调要将所有财产上交圣库；（七）戒绝一切邪恶的行为，包括吸食烟草或鸦片、谋杀（斩妖除魔除外）、饮酒、赌博、懒惰、投机倒把、贪污受贿、迷信邪教等；（八）人道对待一般平民，禁止屠杀娼妓、奸淫、劫持奴隶、掠夺民财、强买强卖、暴虐对待劳工以及纵火等；（九）熟记关于营寨设置、前进撤退、攻击防守、战略防御、点名训练以及巡逻保卫等事项的条规；（十）遵守另行颁印的宣传册所规定的对待同侪和长官的礼节。23

所有违反军规的人，将依照情节严重程度，被处以下面六种刑罚中的一种：砍头、火刑、五马分尸（大多数时候用于处置叛徒）、戴枷示众、竹杖鞭笞以及降级处分。24

最后的准备

直到起义的准备阶段，洪秀全在金钱和粮草上都没有遇到短缺的情况。金钱方面的充足，是因为许多信徒捐献了他们所有的家财。至于粮草，韦昌辉家和胡以晄家捐出了大量的稻米，这些稻米足够相当数量的军队使用数月。另外，由于紫荆山地区土地肥沃，从邻近的地区购买稻谷也并不困难。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武器和弹药。秘密地把一支庞大的队伍武装起来，是一个主要的难题。如果公开地收购如此大量的武器，无论价格如何，显然都会有相当的风险，因此这方面的准备只能以秘密的手段进行。这一时期，韦昌辉家在附近的江口镇开设了一处买卖，开始以制造农具的名义，以各种途径收购铁矿。收购的粗料被运往他们在本村的大屋之内，由工匠和一些热情的信徒夜以继日地锻造成各式各样的作战兵器。他们还养了一大群鹅，用鹅的叫声掩盖制造刀、剑、矛等兵器时在铁砧上击打锤炼的声音。忠诚的山民信徒们不断地出入，秘密地带来木炭和木材，并把锻造好的兵器一捆一捆地借着夜色运送到村外犀牛岭的一处池塘。这个池塘被巧妙地运用为武器库，他们把武器沉入池中，之后再依需要打捞出来。

起义者们的巧智同样体现在武器的制造上。例如，据称他们有一种自行设计的土炮，是把松树的大树干切成小段，挖空中心，并在小段两头加上铁箍而制成。这种土炮虽然射击一两次即告报废，但是当在一头点火后，另一头可以散射出威力相当大的铅弹弹幕。而火药则采用由灰泥中提取出来的硝石制成，这种技术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一直得到采用。他们还仿照瑶族的猎枪，制造了一种粗糙却足以应用于实战的步枪。此外，他们还准备了旗帜、军服以及其他的随身军用工具。就这样，在韦昌辉的家中，起义所需的物资和装备就都准备妥当了。25

杨秀清的梦

与起义的物质准备同时进行的，是拜上帝会对信徒们精神上的动员，信徒们对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的忠诚，被巧妙地转化为无限的革命热情。洪秀全的教务经历，以及他那个非常符合中国古典传说的领受“天书”的故事被不断地讲述，因而在信徒的心目中便产生了洪秀全就是唯一“真主”的信念，他受上帝的指派取代清朝皇帝，成为统治中国的天王。这种变化可以从他们训诫信徒的口号中得到总结，口号要求他们敬拜上帝，并为新的王国奋斗。

洪秀全在宗教上的至高地位，对起义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洪秀全这个时候已经不经意地培养了一个可能的篡权者。这种变化萌发于洪秀全和冯云山长期不在紫荆山地区的那个时期，当时领导拜上帝会工作的是各个分支机构的头目。这一时期，拜上帝会就像一艘没有舵手的船一样摇摆退步，变成了从事迷信活动的组织。杨秀清和萧朝贵趁管理层空虚的时机，不断培养自己的势力。杨秀清在二人中更具野心，他告诉众人，在1848年早春的某一天，上帝降临世间，附体在他身上，让他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同时给他救治病患的神力，可以把信徒身上的病症转移到自己身上。杨秀清就这样狡猾地把基督救赎人罪的形象和民间宗教中流行的灵媒形象结合在自己的身上。像这种神灵附身、借助人口说话兆示的迷信，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两广地区）相当流行，各地都有灵媒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和先祖以及过世的亲人沟通，然后收取小额的报酬。

在杨秀清的故事广泛流传的同时，萧朝贵则声称在同一年的秋天，基督也以类似的方式降临，并让他成为代言人。很快，各地的信徒们都在聚会时狂热地拜倒在他的面前，他借上帝的口吻说话，宣称自己是上帝唯一认可的代言人。

到1849年夏天洪秀全和冯云山二人回来的时候，拜上帝会已然出现了支持不同的新代言人的小派系。洪秀全面对的是要尽快地把信徒们重新团结起来的紧迫任务，而他自己也相信了杨、萧二人的故事。在回答他们二人中谁代表上帝、谁代表恶魔的时候，洪秀全最终决定，说二人都是天父与天兄的代言人，但是强调不会再有其他的代言人了。这无疑挽救了行将分裂的拜上帝会，并更坚实地确立了使太平天国运动与众不同的宗教上的一贯性。这一事件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当时并未被认识到，即它使得杨秀清在核心领导层中立于不败之地，鼓励他不断地采取动作，以满足他对于权力的野心。杨秀清和远没有他野心那么大的萧朝贵通过圣令控制太平军，而洪秀全屈就于二人主张的上帝授权，逐渐沦落为一个傀儡。洪秀全没能预见他那个决定的严重后果，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走向悲剧的原因之一。他的那个决定最终使得杨秀清尝试篡位夺权，该事件导致了太平天国的最终崩溃。26

但这些都是后话。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的仲夏，起义军在犀牛岭设立了指挥部，开始征召士兵。起义的大幕缓缓拉开了。

脚注

1关于本段内容的详细记载，见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天日》第28丁左至第31丁左，《全史》第一卷第103—106页也有概述。

2此为笔者个人之发现，记录于《金田之游及其他》（以下简称《金田之游》）第22—24页及《全史》第一卷第71—73页。

3参见《全史》第一卷第73—77页。

4《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以下简称《起义调查报告》）第5—6页。另见《全史》第一卷第78—79页。

5据李秀成状，通常每个村落都会有几家加入拜上帝会。

6韩山明，《洪秀全的异象》，第35—36页。

7很多外国观察家将太平天国与清教徒进行了比较。丁韪良写给美国司法部部长顾盛（Caleb Cushing）的第二封信（发表于1856年6月7日《北华捷报》第306期）及呤唎《太平天国》第一卷第89页所引香港圣公会会督施美夫（George Smith）文均为其例。

8一个比较相近的例子是东汉道士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但黄巾起义相较于太平天国运动，仍然缺少宗教凝聚力和严格的风纪。

9加入太平天国的第二次热潮出现在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晏玛太（Matthew T. Yates）在1876年于上海做的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的演讲中首先提及了这一点。笔者的译文见《太平天国杂记》（以下简称《杂记》）第78页。

10《全史》第一卷第115—119页。

11关于清廷对乡绅阶层操控的讨论，见第一章。

12关于此案的详细描述，及双方呈递的供诉状，可见李滨《中兴别记》第一卷第6丁右至第7丁右。另见《全史》第一卷第119—125页。

13在攻占南京后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洪秀全追封卢六为王，以纪念他为太平天国事业献身。

14《全史》第一卷第126—128页。关于洪秀全拒绝剃发的原因，见韩山明书第40页。

15在太平天国运动级别最高的八位领袖中，只有萧朝贵在《天情道理书》（第15丁左）中被列作农民。因为是出自太平天国自身的文献，因此这一信息当为真实，虽然很多中国史料都认为萧朝贵和杨秀清一样，都是烧炭人。

16清代法规对哪些人有条件享受政府的荣誉与待遇有严格的规定，有四类人被排除在外：戏子、老鸨和妓院杂役、衙门差役和一般士兵（他们可以依上级的举荐而晋升军衔）。

17《起义调查报告》第75页。

18石达开状。

19《全史》第一卷第131—162页记录了约两百位太平军领袖的传记及相关文献。关于太平军领导层的详细讨论，见拙文《太平天国的马克思主义解读》第767页及《通考》第51—52页。

20这一认定主要基于：（一）《贼情汇纂》第一卷冯云山传中说，所有的军事号令均出自冯云山与卢贤拔；（二）李秀成状中赞赏冯为整个革命计划的总设计师；（三）经过筛选，只有包括洪秀全在内的七名最高领袖具有必需的技术知识并掌握军政实务，其中就包括冯云山。被清军俘虏的洪大全在其供状中说，是他自己设立了太平军的组织系统，这一点毫无根据，因为洪大全是在金田起义后很久才加入到运动中来的。关于此人还需注意的是，洪大全的供状大部分章节都被认为是清廷伪造的。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之《洪大全考》第30—41页，及《全史》第一卷第343页。

21关于曾国藩及其他人的评价，见《全史》第一卷第168页。

22《全史》第一卷第165—167页。

23太平军规载于《贼情汇纂》第八卷，军规原册复件见《全史》第三卷第二十二章附录插图四。

24《全史》第一卷第167—168页。本节概述之太平军规，基于信实的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条规》而来，《太平条规》又包含《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两部分。

25《全史》第一卷第168—170页及《金田之游》第45—46页。

26《全史》第一卷第172—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