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王的崛起
（1814—1847年）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天王洪秀全，在满人入主中原一百七十年之后的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西北约二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庄。1他出生后不久，全家便搬到同县的官禄㘵村居住。官禄㘵村在广东省省府广州北面约百里外，当时居住着来自四大宗族的约四百人，其中洪秀全的宗族是最大的，有近三百人。村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是贫穷却勤劳的农民，质朴勤俭的生活使他们很难在文化上获得成功。
村里的四大宗族均属客家，即在数世纪之前移居广东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汉人。广东的其他汉人，尤其是那些祖先更早从北方移居而来的汉人，把他们称作“客人”或者“客家”，正如广东的客家人移居到毗邻的广西之后，被当地汉人称为“来人”一样。但是，客家人与原居此地的汉人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移居来的时间更加靠后。首先，各地的客家人均保持着自己的北方方言。第二，因为客家人是后来者，他们不得不居住在山区或者土地贫瘠的地区，从在贫瘠土地上的努力劳作中，锻炼出了勤劳坚韧的开拓者的品格。女人也因为要在地里劳作，而没有缠足的陋习。第三，客家人与当地居民之间常有口角并且长期不和，经常因为琐碎小事产生纠纷，因此他们经常被认为是爱计较、好争辩的人。客家人也以勇敢著称，他们无论男女都是打游击战的好手，尤其是那些住在广西境内，与并不友善的壮族和瑶族部落毗邻的客家人。第四，客家人基于语言、习俗和共同防御的需要而形成了一种团结精神，一种客家宗族之间同宗兄弟的情谊。
我们在这里提到客家人的特殊性是极有必要的。他们的祖先深受中原战乱之苦，举家南迁，而他们也公然表露出对清朝统治者的厌恶，表达了坚定的反抗精神。可能与其他汉人不同，直到洪秀全时，客家人仍然不断地反抗满族的统治。太平军早期在广西征募的士兵中，也不出意外地以客家人为主。1911年最终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也于国民军中的客家人借力颇多。2
洪氏家族
洪秀全的祖先中有很多非常显赫的政治家和文人，南宋（1127—1279）初年，洪氏家族曾经有八十多人出任朝廷官吏。3正是这个家族的一支后来向南迁徙到广东，最终定居在花县境内。4
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是家族移居花县后的第十五代，他是一位公认的公正贤能的长者，被邻近的村落推举为首领。洪镜扬掌管公共府库，主理地方事务，深得民人信赖，并因其公正诚实的作风而备受尊重。5他与第一任妻子王氏育有五子，依出生顺序分别为：长男洪仁发、次男洪仁达、长女洪辛英、三男洪火秀（即洪秀全）及次女洪宣娇。洪火秀在结婚的时候改名为洪仁坤，后又因梦入幻境而改名为洪秀全（详情参见后续章节）。6洪镜扬在正妻去世之后续弦，第二任妻子李氏未育子嗣。7
少年和学堂时代
洪家在村子里既不算贫穷也不算富有，家里有几亩稻田，还养了几只鸡和几头猪。洪家的每个人都要参与日常劳作；而作为年龄较小的男孩，洪秀全主要负责放牧水牛。因为有机会能和在田野中放牧水牛的其他牧童一起玩耍，这项劳动因而变得相对轻松。在孩子们简单的游戏中，洪秀全经常处于领导地位并且发号施令。因为脾性暴躁，洪秀全还经常对敢于违背命令的人饱以老拳。8
虽然负担沉重，但是洪家并未疏忽对幼子的教育。虚岁七岁的时候，洪秀全进入村里的私塾读书，并且很快成为一个聪明勤奋、强于记诵的学生。9通过五六年在村子周边不同学校的学习，洪秀全已经记住并掌握了儒家主要经典和其他一些次要的文献，而且显示出了撰文写作的天赋。他在校外的大部分时间，也长期自修研读中国历史书籍和其他文献。这给他的老师、亲属和村子里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人都认为洪秀全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为村子争得荣誉，并且光耀祖宗门第。他们在各种小事情上帮助和鼓励洪秀全：老师曾免除他的学费，亲戚们偶尔会为洪家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助。父母对洪秀全溢于言表的关爱和引以为傲的感情，也时刻激励着洪秀全。父亲十分乐见自己最小的儿子能够有光明的未来，所有当面夸赞洪秀全的人，他都会高兴地将其请回家中招待茶饭。10
科举考试
像那个时代所有其他年轻的士子一样，洪秀全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可以使他当官发财的功名。十三岁时，洪秀全在地方考试（县试、府试）中考取第一名，被选为童生，准备参加更高的学历考试。十六岁时他满怀信心，前往广州参加最低等级学历身份（秀才、生员）的考试（院试）。
当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秀才生员的名单中的时候，洪秀全的失望不难想象。他的父亲也没有能力继续支持他的学业，便让他回来参与家中的农务。村中的许多人也为洪秀全的不幸境遇一直感到遗憾。直到第二年的某天，洪秀全的一个家境富裕的同学不经意地问他是否愿意陪自己去外地（可能是广州）读一年书，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一年后，当十八岁的洪秀全再次回到这个村子时，村里的长老邀请他在村子的学校做教书先生。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洪秀全坚持不懈地准备再次参加院试。他的第二次尝试是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当时他二十四岁，结果和第一次一样。第二次失败的打击同样巨大，但是洪秀全选择留在广州。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件事，足以改变洪秀全的命运和整个中国的历史：一是洪秀全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因素，二是他开始接触基督教。
洪秀全在广州聆听了当时的儒学大师朱次琦的讲学，从此找到了看待中国传统的全新角度。朱次琦是鸿儒大家，长于讲授公羊学和《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并从中归结出他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广泛的社会改革的赞同与支持。洪秀全后来的革命思想，尤其是社会和道德层面的思想，都受到了朱次琦的深刻影响。11
与基督教的接触
也许第二件事对洪秀全的影响更为巨大。某日走出考场的时候，洪秀全发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一名外国传教士，另一个是他的中国翻译，他们在街上聚集行人，传经布道。听了片刻之后，洪秀全走上前去向他们提问。他们回答了洪秀全的问题，并鼓励他说，他最终可以登上最高的阶层。洪秀全第二天也去参加了布道活动，并且拿取了一些传教士向听众们分发的宣传册。12
这些在多年之后将对洪秀全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宣传册，全是由梁发编写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华人天主教徒，同时也是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还印行过自己翻译的圣经中译本以及许多基督教题材的宣传材料。他因此结识了前辈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并经其介绍，与另一名早期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一同去马六甲学习。1815年，米怜在马六甲为梁发施洗。1823年，在返回广州一年之后，梁发被任命为马礼逊的助手。他把自己对传播福音的热情释放在不断印行并免费发放基督教宣传册上，特别是在科举考试期间，应试考生更是成为他宣传的重点对象。他的传教活动最终招致了地方官僚的打压，1834年冬天，梁发不得不离开广州到马六甲避难，把继续分发基督教宣传册的任务交给了其他人。13
洪秀全得到的那套宣传册名为《劝世良言》，刊行于1832年，共有九卷。洪秀全在回乡继续教书之后，只是随便看了两眼，就把这套从广州带回的九卷小册束之高阁了。
精神打击
1837年春天，二十五岁的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未能考取功名。强烈的失望感使他突然开始怀疑并否定自己。“我感觉很不好”，他不得不雇两名轿夫把自己抬回老家，到家之后也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他的脑中开始充满奇怪的幻象。他想到了死亡，并与双亲做了这样的诀别：
哦，我的父母，我是这样地不孝，不能报偿你们的关爱。我将永不能得到一份功名，光耀你们的门楣。14
然后他就像已经死去一样，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也不再支配自己的身体，只是躺在床上，意识在有无之间徘徊。但他的思维却是活跃的，那个奇怪的幻象越发清晰，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这样记录洪秀全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个奇怪的幻象：
当他刚刚闭上眼睛时，他看到一条龙、一只老虎和一只鸡走进他的房来。之后便看见许多人抬着轿子，敲锣打鼓地向他而来。他们请他上轿，然后把他抬走。洪秀全惊异非常，不知何德何能受此荣耀，更不知该如何是好。不久他来到了一处瑰丽光明的地方，左右两旁站满了才情高尚的男女，他们满怀愉悦向他致敬。他起身离轿，一位老妇人带他来到河边，对他说：“你满身污秽，为何要与那些人为伍而作践自身？我现在要使你洁净。”在清洗完毕之后，古风犹存、德行高尚的人们围拢上来，洪秀全识得有许多先贤也在其中。他们簇拥着洪秀全进入一个大房间，在那里他们用刀切开他的身体，将心脏与其他内脏取出，并换上红色的、新鲜的脏器。一切完毕之后，伤口随即愈合，毫无痕迹。洪秀全在这个房间的四壁之上发现了许多石板，上面刻着劝善良言。洪秀全便将它们逐一阅览。此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房间，那里的美丽与光辉更是非言辞所能表达。这个房间里，一位留着金色胡须、穿着黑袍的德高望重的长者，神色庄严，端坐高堂。他看见洪秀全，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这世间所有的人，由我所造，依我而生；食我之食，衣我之衣。其中却无一人，能记念我、尊敬我。更有甚者，以我的牺牲祭拜妖魔；他们故意违抗我的意志，激起我的怒火。你可不像他们一样。”于是，长者赐予洪秀全一柄宝剑，命令他剪除妖魔，却要宽恕他的兄弟姊妹；还赐予他一方印玺，使他可以战胜恶灵；另外还给他一颗黄色的果实叫他食用。洪秀全吃掉果实，觉得甘甜可口。当洪秀全从老者手中接收了这些象征着忠诚的馈赠之后，他马上敦促房内的所有人返回岗位，履行长者分给他们的职责。有些人这样回答他：“我们确实忘记了他分配给我们的职责。”还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我们与朋友一起饮酒作乐，岂不快哉？”由于这些人不为所动的铁石心肠，洪秀全便声泪俱下地不断告诫。长者对他说：“鼓起勇气行你的事，我会在万难时刻助你周全。”随后，长者又重新回到那种神色庄严的状态，说道：“洪秀全堪当此任。”他拉着洪秀全走出房间，并让他向下看去，对他说：“看这世间的人们！他们心中是无尽的乖戾奸邪。”洪秀全向下看去，见世间道德沦丧，罪孽横生，他不忍直视，哑口无言。15
韩山明接着解释道：
洪秀全的病症以及这种幻象大约持续了四十多天。在这些幻象中，他时常会遇见一个被他称作“兄长”的中年男人，他随洪秀全一起巡游四极，并帮助他斩奸除恶。16
洪秀全的怪异行为让他的亲戚家人害怕他是被鬼魂或者恶灵附体，他们便找了个驱魔师来到家里，为洪秀全施法驱魔。这遭到了洪秀全的激烈反对，最后驱魔师悻悻离去。当洪秀全终于从这场恍惚失心的幻象中走出来后，他整理好自己的情感思绪，走到父亲的面前，这样说道：“那天上高贵的长者已有明令，世间之人都应追随我，所有的财富也都将归我所有。”惊讶费解的洪家人并不知道，洪秀全所罹患的确实是一种名为“梦醒状态”的严重的精神性癔症，其症状通常包括像洪秀全这样的幻象妄想以及愿望满足。研究过洪秀全病例的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总结：
洪秀全的这种“谵妄乱语”或者“梦醒状态”，是一种典型的极度欣悦的状态。它的内容混杂着中国传统的和基督教的意识，而它的意义则在于一种完全的愿望满足，以及一种对所有人生失意的克服与超越。他在虚妄的梦境中构建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梦境表现到现实中来。他已无法区分梦境中的意象和现实的体验，因为他的那种奇幻梦境已经被他投射到现实环境之中……当这种自闭（逃离现实）将近完成的时候，他的表现就像在做梦的正常人一样……梦醒状态大多数时候由纯精神性诱因引起，并由于强烈情感波动而变得越发严重……精神性诱因从本质上讲通常是歇斯底里的，当梦醒状态与患者的现实困难和迫切需求，例如愿望满足或者既往痛苦经历的反复出现这些诱因，建立起或多或少的可使人理解的联系的时候（这种状态则为之更甚）。17
毫无疑问，他的诊断非常切合所有文献中对洪秀全的症状、病情和持续影响的描述。18至于所谓的精神性诱因，对于洪秀全的病症而言，可以归结为他在科举考试中的屡次失败。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年轻士子一生的命运都由科举考试决定，鲜有例外。通过科举考试意味着不断取得功名，从而获得官职和荣誉。在科举考试中成功的人可以轻松地选择，或者入仕为官，逐级晋升，荣耀乡里，光宗耀祖，或者退隐归田，成为乡绅，享受这一阶层传统的社会、政治等许多方面的优越待遇，以及垄断经济机会、聚敛财富的诸多特权。而未能考取功名的科举失败者，深知前途渺茫，往往变得心灰意冷。年轻的洪秀全天生自恃颇高，这种心灰意冷于是演变成了绝望和精神崩溃。
实际上，在洪秀全梦醒状态中愿望满足的幻象与科举考试失败给他带来的种种打击之间，确实存在着明确得令人悲惋的联系。他的那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可以被解读为他回乡之路的某种延续，而他坐着同一顶轿子飞升进入天堂。那位穿着黑袍、长着金色胡须的老者（从而不可能是中国人）或许是前一年他在广州的路边遇见的传教士在他梦中的化身，虽然洪秀全后来才越发相信那个传教士和当时在他身旁的中年华人翻译，这两个高贵的形象正是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化身。19他被指派为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并被赋予斩妖除魔的神力，也许反映了传教士当初安慰他时所说的，他可以登上最高阶层的那句话。这句话在这个绝望的年轻考生的心里一直萦绕不去。幻象中洪秀全所受的象征他权威的印玺，象征和代表着他得到的那些宣传册。而洪秀全随后发出的敦促命令，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传教士街头布道的单纯模仿。洪秀全后来对孔子的反感愤怒以及他主张力行的偶像破坏活动，也非常明显地可以追溯到他从布道者和那些宣传册中得来的印象，因为除了外来的像基督教这样的影响因素，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儒学传统和偶像崇拜统治下的国家，没有什么能够激发洪秀全这样的想法。洪秀全在那四十天内所经历的幻象中的种种细节，没有什么是现代的精神病学所无法解释的。在任何关于这些幻象的历史资料中，也绝不存在任何证据显示洪秀全恣意编造了这些幻象，欺骗无知的信众，确立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20
洪秀全在病愈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他把从幻象中上天的权威那里获得的成王使命看作终生的事业。洪秀全作诗赞美自己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把他的父亲和其他家族成员彻底神秘化，某一日，他用红色的墨写下了“天王大道君王全”七个字。意识到自己新的使命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洪秀全”，保留了原来名字中的“秀”字，并且加上了个“全”字，认为“全”字由“人”和“王”两个字组成，有“人之王”的意味。他还改换了一副新的行为方式：行事变得稳重严谨，走路注意步幅姿态。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准备领导将来的革命运动，洪秀全看待事物的观点变得强硬而严肃，充满了对自身特殊使命矢志不渝的信仰。这种毫不妥协的决心，正是将来他可以驱策太平兵勇艰苦奋战、至死不休的原因之一。21
两个关键的决定
病愈之后，洪秀全继续在本村和周边的村庄里做教书先生，就这样过去了六七年。关于那场大病和那个病中的幻象的记忆，也逐渐变得模糊。就连科举考试给他带来的痛苦，也随着时间慢慢地变弱。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洪秀全打算为考取秀才做第四次尝试，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而面对第四次考试的失败，洪秀全现在已不是绝望，而是彻底被激怒了。在从广州返乡的船上，洪秀全咒骂了考官，还作了一首诗来排解心中的愤怒。诗中还揭示了他要领导一场推翻满人统治的革命的决心。回到家之后，洪秀全仍然极为恼怒，继续愤怒地谴责着清朝政府以及所有满族官僚，他把自己的书扔到地上，大声说：“让我来主持考试，为国家取人才，而不是为满人找奴仆。”洪秀全这样的气愤的确符合当时的情境，但是现在也许没有人能意识到，此刻也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肇始之时。22
1843年夏天，洪秀全正在他继母出生的村庄里做教书先生，表兄李敬芳来家里看他。李敬芳在书架上发现了洪秀全在广东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那些宣传册，马上就向洪秀全借阅。通读之后，他对宣传册中那些不同于寻常认识的内容显得异常着迷。见到他如此，洪秀全也开始阅读这些被他久束高阁的宣传册，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理解他那个奇怪幻象的关键所在。激动和兴奋之余，洪秀全现在确信那幻象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就是上帝，而那个中年男人就是耶稣基督。六年前所见的幻象现在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并且一个一个地都因与宣传册中所描述的事件高度对应而被赋予了新的解读。韩山明总结说，洪秀全“感觉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他找到了一条能够实现的通往天堂的道路，一个永生与无限快乐的希望，并为之欣喜若狂”。
洪秀全和李敬芳很快便受洗了。两人就宣传册的内容和其中关于受洗必要性的告诫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为自己施洗。于是，兄弟二人向上帝祷告，立下“不敬拜偶像，不行奸邪，并敬受天命”的神圣誓言，然后口念“净化所有之前的罪恶，脱离旧人，重获新生”，同时把水泼洒在自己的头顶。23
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来源
那些宣传册对洪秀全的宗教信仰以及后来太平天国的基督信仰和教务组织，都有着深远而不可估量的影响。24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宣传册是洪秀全能够接触到的仅有的基督教文献，而这些宣传册的内容揭示了上帝和基督的真实性，因此在总体上应该得到尊重、信任和遵守。这些内容还印证了洪秀全所见的幻象以及他受上帝指命为王之说并非为他杜撰，也许这一点对于洪秀全而言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韩山明是这样引述洪秀全的：
这些书显然是依上天的旨意降受于我，以印证我之前的经历。如果我未经之前的病恙就接受这些书，我就不敢相信它们，并以我一己之力，反抗整个世间的旧俗。如果我只是生病，却没有得到这些书，我便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些幻象的真实性，那些幻象也许会仅仅被当作生病时的胡思乱想。25
洪秀全这种对那些宣传册权威性毫无怀疑的信仰，之后转变成了太平军士兵间的一种共识：他们的天王从“天书”之命，统治中国。洪秀全在同时期的另一次谈话中这样描述这种信仰：
我在上帝的驾前亲受他的命令，上天的意志一直与我同在。虽然我将因此经历灾难、困境与苦痛，但我决心奉命而行。若我不遵从上天的命令，便会勾起上帝的怒火。这些书里的内容不正是别的书上所记的真理中最基本的那些吗？26
这些宣传册确实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基督教教义：敬拜唯一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尊重圣经，良善而道德高尚的生活的必要性等。但是，宣传册的作者梁发并不是受过专业培训的神学家，他在撰写这些宣传册时也并未试图完整而全面地介绍基督教神学。他对圣经经文的选择摘录、内容主题的随意编排以及行文说教的风格，都很明显地突出了其传播福音的目的。也许是糅合了梁发自己的解读偏好以及马礼逊和米怜对他特别的教导，梁发在宣传册中并未充分阐释，甚至彻底忽略了基督教教义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例如上帝为父、基督的一生、三位一体、圣餐、寓言故事的含义以及爱的至上美德等话题。梁发宣传册的重点在于揭露当时普遍流行的封建迷信以及各种偶像崇拜的邪恶性，这也正反映了早期在中国的传教士活动的主流方向。上帝在其中并没有被描述为《新约》中的那位慈爱天父，而是被刻画成《旧约》中那个易怒而善妒的上帝，那个摧毁城池、以死亡惩戒违法罪人的耶和华。
洪秀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这些宣传册，由于没有其他的资料和指导，他只能通过灵感来理解其中许多晦涩的段落。这些晦涩的部分，既反映了跨文化解读经文在哲学层面上固有的困难，同时也因为梁发所引用的是马礼逊所译的第一版中文圣经，而明显变得更难于理解。马礼逊初学中文，并未掌握撰写精巧的中文文章的复杂技巧，他翻译的经文时常拗口难通，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无法理解。而洪秀全则全盘接收了马礼逊的这种奇怪的措辞和令人讶异的语法，并把这些当作证据，证明这些宣传册的神圣来源，他甚至把它们和那些神秘的上古经卷相提并论。与此同时，洪秀全还试着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完善一些有歧义的段落，这常常使这些段落的意思变得与原文大相径庭。洪秀全如此悟得的“基督教教义”之后备受外国传教士的批判诟病，也就并不奇怪了。
不过，洪秀全显得并不在乎他人说他是异端的指责。许多传教士坚持不懈地努力，希望能够改正洪秀全在认识上的错误。他们提供了其他的基督教文献以及更好的圣经译本，来帮助洪秀全认识更为正统的观点。但没有什么能让洪秀全有所改变，他依旧坚定地坚持自己对那些宣传册的理解，只是某些地方根据他后来宗教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一些非常细小的调整。事实上，洪秀全从那些宣传册中提炼出的两条重要训诫——敬拜唯一的上帝以及高道德标准生活的必要性——都最终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法条（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详细论述），并且使太平军士兵因彻底的偶像破坏主义和禁欲的道德主义而闻名。
福音传道
对宣传册的研究以及受洗这两件事，立刻使洪秀全从之前的愤怒中解脱出来，他非常欣慰，并决心投入到这项伟大的新事业中去。他面前的任务是创制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完成他受上帝指命为王而身负的神圣使命。
一开始，洪秀全和他的表兄很快地砸毁了表兄家祭拜的全部偶像，以及洪秀全所在私塾供奉孔子神位的神圣祭坛。满怀激情的洪秀全返回故乡，向村民们传播新的信仰，很快就吸收了他的远房表弟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27这两个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和洪秀全一样，也都科考失败，在私塾教书。两个人也和洪秀全一样，通过皈依新的信仰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冯云山较洪秀全年岁略小，他将成为革命运动初期的主要谋划者，而比洪秀全小九岁的洪仁玕则是将来太平天国的主要负责人。
在受洗后，三个人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溪边，作为一种仪式，将自己的身体清洗干净。洪秀全接着就说服家人、族人和邻居全都改变了信仰，并且破坏了家里供奉的偶像。冯云山和洪仁玕的传教热情也逐渐增长，但是洪秀全和他的两位助手在邻近的村庄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洪仁玕因为移走私塾里的孔子牌位，遭到全村非议以及长兄的一顿毒打，被打得衣衫寸裂。
然而，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洪秀全的传教方式被他自己火爆的脾气和偏狭的性格染上了暴戾的色彩。只要有人拒绝接受他传播的新信仰，就会遭到他的苛评，甚至是直接的诅咒。这种战斗性在现实中也有着实在的象征，洪秀全回到他的表兄李敬芳的村子后，二人都会佩戴一把特制的“斩妖剑”。洪秀全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文字材料中已经展现出对威压和武力的依赖，这也是将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28
第一次广西之行29
1844年的早些时候，洪秀全第二次在本村教书后不久，他激进的传教方式再一次引发了人生中一次新的危机。村民们对他那种傲慢生硬的教化全村、捣毁偶像的做法一直隐而未发的不满，逐渐地转变成了公愤。洪秀全的那一小群信众、村里的长老和部族领袖，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表达了对新信仰的反对。在中国农历新年，长老们按照惯例请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书法最好的洪秀全和洪仁玕在红色的纸上为地方神明撰写楹联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了。两位一神论者断然拒绝了长老们的要求，在随后而来的喧哗争吵中，双方都声色俱厉，村里房屋的墙上一时贴满了互相攻讦的诗作。洪秀全怒气当头，砸毁了世代供奉在学校的孔子牌位。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的长老们立刻解除了洪秀全的教职，和村民们一起攻击洪秀全这种无法被原谅的错误行为，并讥笑讽刺他的宗教信仰。面对同时失去工作和荣誉的莫大屈辱，洪秀全便与冯云山和洪仁玕商议。他们一致的意见是附近的村落已经无法久留。他们终于体会到梁发的宣传册中引用的上帝“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这句话的含义，三个基督徒决定接受他们早已注定的命运，遵从上天的命令，踏上流亡之旅。
1844年春，洪秀全在忠实的表弟冯云山及两名族人的陪同下，乔装成文具游商，离开了村子。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洪仁玕因为年龄太小，被家族长老扣留了下来，他在那之后离家去邻近的一个叫作清远的地方做私塾先生，在那里再度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洪秀全一行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徒步西行之旅，在经历许多困难之后到达了毗邻的广西省。在这段漫长又艰难的旅途中，冯云山的族人退出返乡，但是洪、冯二人顽强地坚持西行，最终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广西贵县。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广西之行，而广西后来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根据地。我们可以相信，洪秀全和冯云山此时正在积极谋划着推翻清朝统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王国。而他们西行广西的目的，便是为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寻找一片适合的土地。
在贵县的活动30
贵县是广西东南部的一个富庶地区，主要的居民都由广东迁居至此，但同时也居住着大量的客家人和壮族人。洪秀全和冯云山拜会的王氏家族就是客家人，住在县城东北六十多里的地方。王氏家族中有五兄弟是洪秀全的近房表亲。落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刻开始向说同样方言的客家人传教布道。
在贵县停留的三个月时间使洪秀全确信，虽然贵县非常适合传教，但是这里交通便利，往来的外地人较多，不适合作为酝酿大型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此外，洪秀全感觉王氏五兄弟必定不会支持，随时可能反水。带着这样失望的心情，洪秀全决定返回广东。
就在这个时候，五兄弟中长兄之子王为正因为一起微小而不实的狱讼蒙冤入狱，王氏家族向洪秀全请求帮助。面对对方诚心的恳请，洪秀全不忍推却，于是就改变了计划，让冯云山独自返回广东，自己则留下来尽己所能帮助王为正洗刷冤屈。洪秀全写了一份有力的辩护状呈交县令，王为正入狱仅一个月就被无罪开释。王氏家族对此欣悦非常，由王为正带头，全家人都接受了洪秀全宣扬的新教。出于对洪秀全救命之恩的感激，王为正成了一名信念坚定的教徒和洪秀全宗教事务的助手，他之后也为太平天国运动牺牲。在冬天将近的时候，洪秀全终于启程返回广东，他对自己在贵县七个月的工作感到满意，那里现在已经有超过一百名信徒。
回乡之后
洪秀全从广西回到家乡后，不安地发现冯云山居然还没有回来。当冯的母亲、妻子和几个儿子向他询问冯云山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的时候，洪秀全只能回答说冯云山几个月前就独自启程返乡了。但是他们当面的询问和背地里的指责，都让洪秀全困惑地觉得冯云山返乡途中的安全应该由他来负责。
他在返乡后的两年间（1845—1846）过得非常孤独，堂弟洪仁玕仍然在邻近的清远县教书，而村子里也没有人能让洪秀全表露他对革命的热情。过去的经历似乎给了他新的勇气，洪秀全重新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即便如此，长老与村民还是注意到，在经历了很多情况和困难之后，洪秀全的脾性和他对人的态度变得更为温和，所以他们恢复了洪秀全的教职，洪秀全的生活也重新有了保障。闲暇的时候，洪秀全潜心文案，这也是他一生的喜好。根据后来刊行的太平天国官方资料，洪秀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五幅楹联、五首赞美诗、颂歌、词作以及两篇长文，水平也都不让同侪。31
洪秀全的早期宗教观和革命观
洪秀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日后的宗教和社会政治理论的来源，证实梁发的宣传册对他的巨大影响。洪秀全重申了梁发所解释的基督教基础教义，并和梁发一样，试图在传统的中国儒家道德教训与基督教的伦理系统之间建立联系。洪秀全的出发点即“人是上帝之子，人人皆兄弟”。因为具有绝高的重要性和超越一切动物的尊严，人须要时刻戒慎，立正德行，成为一个戒绝了所有罪恶的想法和行为，践行所有中国古代经典中所描述的道德准则的“君子”。需要注意的是，在把西方的“对错”和东方的“正邪”两组概念联系起来界定道德与否的同时，洪秀全在这些早期作品中向调和东西方的道德准则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洪秀全的社会理想同样源于他对“人人皆兄弟”这一信条的坚信。在这一信条中，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同一大家庭的成员。从国际间的关系到省、县、区、乡、镇、村以至于家族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原则不应是互相仇视，而应是相爱相携。用洪秀全自己的话说，最基本的原则是“大量”。如果有这样的准则，理想的社会就会实现，天下之人就可以尽享太平。公平和正义的世界就将取代满是相互侮辱、相互压迫和暴力的世界。这种高尚的理想社会，代表了一种基督教教义和借由古代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所表现出来的儒家理想的结合。这也可以被视作洪秀全熟悉中国经典与历史的佐证。
洪仁玕曾在休假时探访洪秀全并记录下了许多他们之间的对话，通过这些记录，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洪秀全在这一时期的观点。在某次对话中，洪秀全解说道：
堂弟啊，你所生之地，被满人统治着，五亿人民被几百万人所奴役。这是莫大的耻辱。而且，每年数以亿计的钱财被浪费在鸦片上，还有几百万的民脂民膏被用在官僚阶层的花草和脂粉上，年复一年，至今已经二百余年。如此一来，中国的富人怎么可能不变穷？穷人怎么可能不犯法？犯法的人怎么可能不被送往伊犁、黑龙江和吉林成为奴隶？32
还有一次，洪秀全是这样说的：
上帝将世界分成诸多王国，并用大洋作为它们的边界，就像老父把财产分割给自己的儿子们。而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遵从父亲的意愿，安静地经营自己的财产。现在这些满人为什么要抢夺他们兄弟姊妹的财产？33
洪秀全对基督兄弟之国的理想以及对自己使命的理解，通过下面这段谈话更是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如果上帝要帮助我夺回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便应该告诉所有的国家，应当谨守自己的所有，不要互相伤害，互相抢夺。我们应就基督的真理和智慧互通有无，在交往中遵守规矩，行为得体。我们共同服侍同一位天父，共同遵从同一位天兄，即这个世界的救世主的教诲。从我的灵魂被带入天堂以来，这便是我全心所愿的。34
目前很难确认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洪秀全的脑中是如何萌发出这一思想的。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的广东人和客家人大多是受到三合会影响的贫穷阶层的人，他们中间存在着十分普遍的反满情绪。然而，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才最终点燃洪秀全的怒火，使他从一个渴望追求政府荣誉和权力的士子，转变为一名矢志推翻满人统治的革命家。而且，直到洪秀全再次读完那些宣传册，彻底改信基督之后，那种上帝授予他王权，以及上帝命他斩妖除魔、推翻满人的意识才变得清晰而坚定。虽然革命的时间和地点还未确定，但是洪秀全的革命意识显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宗教元素与民族及政治观点相融合，形成了作为他毕生事业的这场宗教性、民族性和政治性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访问罗孝全35
洪秀全最终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领袖的最后一步始于1847年3月中旬，当时他在广州与洪仁玕一起拜访了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罗孝全是在得知洪秀全奇怪的幻象以及他的传教热情之后邀请他来广州的。当洪秀全把幻象同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的时候，罗孝全从好奇转而变得惊异，于是便建议他的两位客人多留些时日，更多地了解基督教教义，学习圣经。洪秀全和洪仁玕于是便在传教团里开始认真地研读基督教文献，参加服侍，考察教团的组织管理，吸收了很多将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实行的基督教实践活动的具体细节。直到一个月后，他们的盘缠用光才离开。
罗孝全派了两位教徒陪同他们返乡，以便近距离地考察洪秀全的品行。两位密探对洪秀全品行的反馈颇佳，罗孝全便决定为洪秀全施洗，并任命他为助手。洪秀全于是返回广州，但是不久就发现罗孝全的另外两名助手因为害怕洪秀全这样大有前途的新晋取代自己的地位而设计陷害他。他们的做法是劝说洪秀全向罗孝全申请每月五元的津贴，一直手头拮据的洪秀全毫不怀疑地就去申请了。这使罗孝全误以为洪秀全和别人一样也是为了物质利益才宣称信仰基督的人，他在显然未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为洪秀全施洗并对他进行进一步培训的想法。洪秀全最终也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如密迪乐（Thomas T. Meadows）在这件事上对洪秀全的褒赞所言，洪秀全从未因为这场误解而对罗孝全心怀怨恨。36
对于洪秀全而言，固然对失去罗孝全的资助满是失望，但是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探访罗孝全而得到的能够全面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满足感。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通读包括《新约》和《旧约》在内的全本圣经，是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和郭士立（Karl F. A. Gützlaff）的译本。他还有机会接触并熟悉不同教团的传教士们所制作的宣传单页和宣传册，这为他之后刊行天国的宣传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洪秀全对其他一些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专于教育和医药的传教士也有颇深的印象，虽然他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抗英斗争并亲眼见到英军入侵广州，但是那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教务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博爱和自我牺牲，使洪秀全一直坚信那个所有外国人永远都应被视作兄弟的信念。37洪秀全还从唱诗、带祷、讲道和查经等公众性的敬拜活动中习得了不少非常实用的知识，这些知识都将在洪秀全自己的组织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得到贯彻实行。在教义的层面上，洪秀全借用了郭士立“皇上帝”的术语，而且太平天国的文献几乎原样不动地借鉴了赞美诗和十诫的内容。38归根结底，洪秀全的偶像破坏思想由于传教士强调对偶像崇拜宣战，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巩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洪秀全所见幻象的真实性，并催促着洪秀全尽快履行上帝赋予他的使命。
但是，罗孝全不再热心于对洪秀全的教导。洪秀全再次抵达广州两个月后，他用光了所有的盘缠，于是决定离开。洪秀全在教会的第一个好朋友借给了他一共一百文的一小笔钱，虽然这笔早期的借款至今也未还清，但是洪秀全用这笔钱在1847年7月21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出发前往广西。这一次的目的是寻找他失踪的表弟冯云山。39
脚注
1洪秀全出生的确切日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存在争议，中外文献共给出了九种不同的日期。笔者根据新的文献资料，确定了本文提出的日期，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包括太平天国史大家罗尔纲在内的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同。关于相关文献的具体讨论及结论，参见《全史》第一卷第2—5页。
2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经过对孙中山家世的仔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祖上为客家人。
3许多中国史料认为，洪秀全本姓朱、郑或者焦，后来改姓洪。笔者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否定上述说法，并确认“洪”确实为历史上洪秀全本来的姓氏。这些证据中包括洪秀全祖祠牌位上的刻字，及其族谱的记录。见《全史》第一卷第5—7页。
4韩山明，《洪秀全的异象和广西叛乱的起源》，第2页。
5韩山明书第3页；另见洪氏族谱，载于笔者于《逸经》1936年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以下简称《新史料》）。
6关于各个名字的来源和意义，见《全史》第一卷第5—7页。关于由笔者发现的前两个名字的特别资料，见《逸经》1936年第2期上的拙文《新史料》。
7《新史料》，另见《全史》第一卷第12—15页引用的洪仁玕状。
8根据从洪秀全族人处亲自寻访得来的信息，见《全史》第一卷第16—17页。
9《新史料》，根据中国的记岁法，出生时为一岁，次年为两岁，以此类推。本书中提及的人物年龄均按照此法计算。1819年，即嘉庆二十四年，洪秀全按照中国记岁法为七岁，但按照西方记岁法则为五岁多。同样，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即公历1813年。因此，我用1813年作为洪秀全出生之年，以免不必要的误解。（作者在前文第11页采纳的观点是洪秀全生于1814年1月1日。——编者）
10韩山明书第5页、洪仁玕状。
11广东当地人普遍相信，洪秀全在某一时期是朱次琦的学生，经过对此问题的仔细研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说法颇为可信。关于这一点更多的讨论，请参见《通考》第三卷第1576—1577页，及《全史》第一卷第1页及第18页。朱次琦对其时代影响巨大，这一点不容置疑。在他晚年时常拜访受教的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深受《礼运·大同篇》的社会理想之影响，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改革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源头。
12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为这些宣传册做翻译的人是梁发，但是这意味着，通常认为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即1834年或1835年是不正确的，因为1836年之前，梁发是不在广州的。经过对此问题详尽的研究，我认为宣传册的译者不可能是梁发，而此事发生的时间毫无疑问是在1836年。实际上，这位中文译者的名字至今仍然是个谜。至于这个外国的传教士，根据欧赫勒（William Oehler）《太平运动》中所说为史蒂芬（Edwin Stephens），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于1832年来到广州。笔者梳理了已知当时在广州工作的所有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并排除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可能为洪秀全宣讲的人，最终得到了这一结论。史蒂芬是所剩的唯一可能的人选。关于更全面的论述，参见《通考》第三卷第1594—1614页。
13他的全名是梁发，梁阿发是教士们称呼他的小名。马礼逊和梁发的作品，在《通考》第三卷第1580—1585页及《全史》第一卷第20—21页均有讨论。
14韩山明书第9页。
15韩山明书第9—11页。
16同前注第11页。
17叶宝明于《远东季刊》1954年第13期第298页发表的《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心理病态》。关于梦醒状态在近代精神病学中的应用解释，为叶博士在私人信件中向笔者提供。见《通考》第三卷第1630—1633页。
18最早的、最为可信的对洪秀全精神病态的描述，是韩山明基于洪仁玕的描述做出的。至于其他的说法，都公布较晚，也都因其作者的宗教或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产生了扭曲和误解。见《全史》第一卷第22—34页。
19太平天国的文献《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中的另一份阐述中说，老者身形高大壮硕。金色的胡子意味着他是个外国人，而当时广州的传教士都身着明式黑袍。
20中国史学家常把中国历史上起义和暴动中显而易见的超自然因素和迷信因素降格为自然因素，许多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家也基于此怀疑洪秀全看到幻象一事的真实性。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的详尽分析请参阅《通考》第三卷第1614—1646页。
21韩山明书第13—14页。
22关于科举考试的成败与否对洪秀全那个时代学子的重大影响的详尽讨论，见《全史》第一卷第37—43页。
23叶博士将洪秀全的受洗看作前后长达六年的宗教经历，即以其看见幻象为开端，直到他阅读宣传册为止。叶宝明文第302页。另见韩山明书第19页。
24这些宣传册被印刷并附在《梁发传》（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3年）之后。至于笔者对这些宣传册的评判，见《通考》第三卷第1664—1694页。另见邓嗣禹《太平天国起义史编纂》第1—5页。
25韩山明书第21页。
26韩山明书第22页。
27李滨《中兴别记》第一卷第2丁右中说，冯云山本名“涣”，后来改叫“云山”，但没有其他史料支持这一说法。
28对洪秀全及其助手早期传道用的文字资料的全面描述，见《全史》第一卷第60—63页。
29本节为《全史》第一卷第63—68页之概述。
30本节为《全史》第一卷第68—71页之概述。
31这些文学作品均转录于《全史》第一卷第82—95页。
32本段节选自《英杰归真》，转录于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十卷第5丁左至第6丁右。
33韩山明书第29页。
34韩山明书第30页。
35本节为《全史》第一卷第99—102页及《通考》第三卷第1711—1720页之概述。
36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第88页注。
37密迪乐书第87页、麦都思发表于1853年9月3日《北华捷报》第162节关于太平十诫的评论。
38濮友真（E. P. Boardman），《基督教对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影响》，第72页。
39王元琛，《圣道东来考》，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