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长阶段（宋～金元时期）

宋代开始，随着对温病认识的深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有关温病治法和相关理论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在温病治疗方面，开始突破了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藩篱。自《伤寒论》问世以后，对外感热病的治疗，多以《伤寒论》的理法方药为依据。至宋金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不同地区的人口流动和集中，致疫病的流行及外感病的病种不断增多。许多医家在实践中发现完全遵循《伤寒论》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临床治疗的需要，因而提出发展和变革的主张。如韩祗和在《伤寒微旨论》中批评对仲景方“竟不能更张毫厘”的做法，提出治疗热病可“别立方药而不从仲景方”的主张。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也提出运用《伤寒论》麻黄汤、桂枝汤等辛温发表剂治疗外感热病时，须因时、因地、因人灵活加入寒凉清热药。他认为“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阳旦汤是也，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再加减也”。这对突破当时医家墨守经方的局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温病的病因，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提出：“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提出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季寒伏而后发者，也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的。后世认为温病有伏邪、新感两类，实即导源于此。

金元时期中医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温病学的发展，特别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在热病的治疗方面大胆地创新论、立新法、订新方，他提出伤寒六经传变皆是热证，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在治疗上强调热病初起不可纯投辛温，创制了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表里双解之方，将解表药和寒凉清热药配合应用，主张治疗应以寒凉为主，故被后世称为“寒凉派”。为了防止热性病初起滥用麻、桂辛温之弊，这些见解为后世建立以寒凉清热药为中心的温病治疗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是温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故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河间”之说。

元代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按邪热在上、中、下三焦及“气分”“血分”不同部位分别制方用药，对温热病的证治做了规律性的探索，对温病学辨治体系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元末医家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则从概念、发病机制和治疗原则上把温病和伤寒加以区别。他强调“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认为伤寒和温病的发病机制迥然不同，温病属里热外发，即使有表证亦多为里热郁表所致，因而主张对温病的治疗应当以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并认为亦有里热清而表证自解者。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称其“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至此，温病开始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

总之，这一时期医家在理论、治法、方药等方面对热病理论进行变革，创立新学说，使温病逐渐从《伤寒论》体系中分化出来，为以后温病学的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时期是温病学的成长阶段（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