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萌芽阶段（战国～晋唐时期）

这一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先后问世，中医学形成了初步理论体系，并已有温病因症脉治等方面的记载。

《黄帝内经》中首次提出温病病名。《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的记载，有多篇内容与温病关系密切，如《素问·热论》《素问·刺热》《素问·评热病论》《灵枢·热病》。另外，《素问·本病论》《素问·刺法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等篇亦论述了许多有关热病内容，涵盖了温病因症脉治各方面。在病因方面，认为除了时令之气异常可诱发温病外，《素问·生气通天论》和《灵枢·论疾诊尺》有“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和“冬伤于寒，春生病热”的论述，这是温病伏邪病因学说的最早理论根据。在证候表现方面，突出了温病的温热特征，如《素问·评热病论》指出：“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急，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灵枢·论疾诊尺》有“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的记载。在治疗方面，《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热者寒之”“温者清之”等，是治疗温病的基本原则。在预后方面，《素问·玉版论要》提出“病温虚甚死”。在预防方面，《素问·刺法论》提出了预防疫病的关键在于“正气存内”和“避其毒气”，强调既要增强人体正气，以抵抗外邪入侵而发病，又要避免外来“毒气”的侵袭。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黄帝内经》将温病归属于伤寒的范畴，如《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也把温病归属于广义伤寒，如《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

《伤寒论》将外感热病初起热象较盛者视为温病，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该书虽然未明确给出太阳温病的治疗方药，但《伤寒论》中所述之清热、攻下、养阴等法及方药，为温病治疗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晋唐时期的文献对温病病因做了进一步探索，如晋代王叔和提出寒邪“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伤寒论·伤寒例》）亦有医家认识到温病的病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乖戾之气”，如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说：“岁中有厉气，兼夹鬼毒相注，名曰温病。”《诸病源候论》也提出温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在治疗上，《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记载了一些治疗温病的方剂，如黑膏方治疗温毒发斑、葳蕤汤治疗风温、大青汤治疗温病热盛阴伤、犀角地黄汤治疗蓄血及出血证等。同时，上述文献中还收录了许多预防温病的方剂，如屠苏酒预防温病交相染易、太乙流金散熏烧辟瘟等。《备急千金要方》还指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防备之。”此即说明可以用药物来预防疾病。

由此可见，唐代以前对温病虽已有了一定认识，但在理论上较朴素，在概念上把温病隶属于伤寒的范围。因此，从战国到晋唐时期是温病学理论的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