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都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巨幅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巨大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这两方面，土耳其的整体表现略高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平均水平。本书致力于首次在全球比较框架下分析土耳其的发展成就，并探究土耳其的经济表现与全球平均水平持续接近的原因。

近数十年来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文献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即生产投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经济变量，以及由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这些原因只能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提供部分解释。我们还需要研究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影响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的社会、政治及历史原因。近些年来，不断扩充的研究文献再三重申，要了解这些深层原因，我们需要研究成文和不成文的社会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因为它们影响着投资和创新的激励。

土耳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未曾遭受过殖民统治，其二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历了由本国现代化精英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奥斯曼政府于1839年制定了详尽的改革方案。一战后建立的新民族国家继续在法律、行政、教育和其他领域进行世俗化的现代化改革。二战后，土耳其的政治体系面临着更多的合作与竞争，并且开始向赋予普通百姓更多话语权和公民权的多党制过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土耳其的正式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同样经历巨变。在我将要定义的四个阶段中，土耳其政府采用的经济制度及政策均与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经济制度及政策是一致的。

并非所有的正式制度改革都支持和促进了经济增长与发展。事实上，一些改革旨在维护某些特定团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全民经济的繁荣。即便如此，许多旨在提高人均收入和促进人类发展的制度变革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些正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如何使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又为何没能使土耳其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速率？要回答此类问题并不容易，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并不足以得出精准的结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全球比较的框架下探究其中的原因。

本章是对全书的概览。首先，我将以绝对和相对两个标准来分别评判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进程。接着，我将着重从投资、累积投入、技术发展和生产率等方面来讨论土耳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与更广泛的环境息息相关，其中包括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制度。其次，我将概述近期论述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文献，我会就此论题表达个人观点，并阐述制度以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

18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状况

数千年来，全球的人均产量和收入水平都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即便一个社会能够提升人均收入水平，也无法长期维持这种进步。然而，这一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历了巨变。工业革命促进了技术发展，国民收入中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开始上升。经济增长，即人均产出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决定国家贫富水平的基本要素。

世界大部分国家如今的平均收入已经远超1820年的水平。例如，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2010年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820年的12倍。然而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各不相同。较早出现工业革命的西欧和北美国家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发展速度更快。相比之下，现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前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较有限，此后才逐渐开启工业革命。二战结束后，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缩小了它们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另外，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东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在过去三十多年明显加快。即便如此，率先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当前的鸿沟并不亚于1950年。换言之，在19世纪开启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与后来开启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今的差距要比两个世纪之前大得多。

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的增长不是评估经济表现的唯一标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对长期经济表现做出评估时，除了评估产出和收入，还需要考虑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医疗水平、教育水平、环境条件的变化等因素。近些年来，除了人均收入或人均GDP之外，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也已经成为衡量经济体发展的最常用指标，此项指标赋予医疗、教育和人均GDP同等的权重。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世界医疗水平的改善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与人均GDP的状况大致相同。作为衡量医疗水平的最基本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在19世纪的西欧和西方旁支国家最早开始上升，而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却十分缓慢。然而，随着二战后人均GDP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开始迅速攀升。实际上，全球平均预期寿命自1950年就出现趋同的端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趋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作为人类发展指数的另一要素，教育的基本指标更加难以测算，但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的人均GDP状况和成年人受教育水平是大致相关的。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二战前西欧和北美的成人受教育水平增长更快。此后，早期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至少在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并没有被弥合，这与人均GDP的变化趋势相同，但不同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

本书将首次展示土耳其自1820年以来的GDP序列数据。这些序列数据是评估土耳其绝对和相对经济表现的重要依据。我在后续章节还将详细论述，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土耳其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15倍，经济增长速率趋近于全球平均水平。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始于19世纪，人均收入在1950年之前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土耳其在此期间的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率始终低于1%（见图1.1）。虽然土耳其在1820—1950年的经济表现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导致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当西欧和北美国家快速工业化时，土耳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农耕时代。土耳其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迅猛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是这股发展势头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被逆转。1820—1950年，土耳其的人均收入由西欧和美国人均收入的60%跌至26%（见图1.2）。

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自二战结束以来，土耳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已经大幅提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土耳其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超过3%，人均收入在1950—2015年增长了6倍多。总的来说，1950—1980年，土耳其的人均收入由西欧和美国人均收入的26%增长到31%，而后在2015年增至45%。1950-1980年，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略高于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土耳其自1980年以来的增长率仍然高于南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在近几十年中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土耳其。

与四个跟土耳其人口情况相似的南欧和中东国家比较，能够为我们研究土耳其的长期发展轨迹提供更多参考。早在19世纪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均GDP水平便高于土耳其。意大利和西班牙自19世纪开始步入工业化发展轨道，两国在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取得了比土耳其更高的增长率，但两国的工业化程度仍低于发达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均实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两国远比土耳其更加趋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埃及和伊朗在19世纪早期的人均GDP略低于土耳其，而在整个19世纪，两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更低。埃及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人均GDP水平没有变化，在1950年之前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自二战结束至2015年，埃及与土耳其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相比之下，得益于石油厚利的伊朗在1950年的人均GDP提升至与土耳其同等的水平。自二战结束至2015年，伊朗与土耳其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凭借着石油贸易的巨大利润，伊朗的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高于或接近于土耳其，但之后便落后了。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还有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些经济体自二战结束以来显著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迎头追赶和不断趋同的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年度人均收入增长率至少在二三十年间都保持在5%以上。土耳其经济增长的表现远比不上这些更加成功的范例。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土耳其的人均GDP增长率从未达到过5%。土耳其的发展自19世纪至1950年一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950年之后的追赶也十分有限。总之，土耳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长期经济表现仅略好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接近全球的平均水平。

土耳其自1820年以来的医疗与教育发展状况与人均GDP的状况相关但有所不同。土耳其在19世纪的医疗与教育进步缓慢，但是在一战尤其是二战后加速发展。1820—1950年，土耳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26～27岁缓慢上升至44岁。虽然该数值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土耳其的平均预期寿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期间急剧扩大。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土耳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二战后也开始大幅上升，几乎每两年增加一岁，即从1950年至2015年共计增加了30多岁。总的来说，二战结束后，土耳其以及发展中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明显缩小。

在教育方面，土耳其也呈现19世纪缓慢发展、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迅猛进步的类似模式。尽管土耳其在19世纪推行了教育改革，但是由于土耳其的预算限制加上穆斯林不容易接纳新办学校，因此学校建设和师资并没有普及到大多数人口所在的乡村地区。19世纪土耳其的成人识字率增长缓慢，在一战前夕仅略高于10%。在战间期，虽然整体识字率有所增长，但是教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限制在城市范围内，并没有普及到大多数人口所在的乡村地区。土耳其在1950年的整体识字率约为33%，在1980年上升至68%，2015年达到了94%。女性的识字率提升较为缓慢。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关于早期识字率的数据，为了进行国际比较，我们需要使用另一项基本指标。19世纪，土耳其15岁以上成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年，到1950年这一数据小幅上升至1.2年。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目前已达到7年以上。从其他地区采集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不仅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更是落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其他国家。普遍且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是导致土耳其在教育方面表现欠佳的重要原因。土耳其在医疗与教育方面的低排名还归因于严重的地域不平等现象，在大多库尔德人所在的东南地区，医疗条件、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都处于较低水平。

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聚焦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升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然而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将注意力从直接原因转向深层原因。深层原因是指那些影响并带动这些投资，同时又能决定其生产率高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学者们越发注意到，投资率和生产率增速并不是外生的，而是由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个发现有助于寻找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近些年积累的证据表明，全球人均收入的部分差异可以由长期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并最终形成盘根错节、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因此，将各种因素相互分离、考察单一因素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近数十年来，不断更新的各类文献重申了如下观点：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组成的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会起到重要作用。根据这些文献，只有当社会制度和规则及其执行促进了经济活动时，才会出现更复杂先进的组织形式和创新，以提高生产率。支持生产和投资的法律条文及其执行、法律面前的平等公正、经济向更多领域开放，都会影响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而且能鼓励社会不同行业中的个体发挥各自的才能，参与经济活动。

虽然对制度或规则及其执行的研究尚处在早期阶段，但是相比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率和研发活动本身来说，制度愈发被视为影响经济发展及国别长期人均GDP差异的更基本要素。近来的研究表明，社会制度更健全的国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率更高、技术更先进，对现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生产率也更高。换言之，社会制度的优劣之分也可被视为国别人力资本形成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主要原因。

社会制度包括成文（或正式）规则和自上而下制定的法律，这些制度通过执行合同、保护产权、监督各方当事人恪守承诺的方式促进经济交流。然而，并非所有的正式制度都源于国家。家庭、亲缘关系和族群纽带、宗教网络、庇护关系网、联盟、商业合伙关系、同业行会以及基金会等，都属于最初规模有限、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非正式制度，意在保障稳定的经济生活，促进不同个体和群体间的合作。久而久之，这些非正式制度或多或少地变成由政府执行。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强调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精英群体间联盟的形成，都会影响国家对政治及经济制度的选择。

制度不仅限于政府强制执行的正式规则。许多非正式制度是自我执行或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执行的。这些私人制度一般在社群中自下而上建立起来，并且根植于社会关系网，它们通常不独立发挥影响，而是与其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或共同产生影响。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或缺的。要想弄明白制度的作用，就得理解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如何给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架构制造压力。从长期来看，为鼓励更多个体和更复杂的机构参与经济交易、合作共赢、组建伙伴关系，一些（但并非所有）私人秩序或非正式制度需要被更普适、更正式的制度取代。

外部力量在社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外来势力创建正式制度的殖民地（或正式殖民地）就是正式制度直接受制于外部力量的典型案例。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国际规则，如自由贸易、金本位制，以及在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和组织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近来，以市场化、贸易开放和私有化为基本原则的“华盛顿共识”也对正式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些原则通常由世界强国或国际组织执行。

学术文献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限于保障国家安全、保护产权和执行合约，而且在制度的形成、执行和长期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纵观历史，在政府的建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彼此竞争的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精英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精英之间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也能相互谅解，以及驾驭并制约不同精英团体的权力和能力，一直是国家建立和政策制定的关键要素。当现行制度或新制度导致的利益分配状况与当下社会的权力分配状况不一致时，精英会通过组织动员、协商谈判、向其他人和政府施压的方式来形成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换言之，正式制度的执行与法治普及的程度，通常取决于不同群体（及群体中的精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谅解程度。

英国和欧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在现代早期和19世纪的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体现为保障国家安全、执行法律与合同，还体现在大力支持市场运作、发展长途贸易，以及很多时候还要保护国内生产以应对海外竞争等方面。对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19世纪时它们政府的能力有限，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有限的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二战后，经济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快速普及，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尤其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这些案例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主义总是能取得促进经济发展和推进工业化的成效。复制东亚经济体工业化举措的尝试表明，由于新制度与其他现行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分配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便采取同样的正式制度和经济政策，复制的实际效果也可能天壤之别。

虽然越来越多的新文献提供了有关制度影响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但它们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经济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它们在各国之间各不相同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些文献至今还没有详细探究经济制度对经济和政治结果的影响机制。近期的文献也没有充分考察制度的长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不同机构与不同群体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换言之，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制度委实重要，但是我们依旧需要更多地了解制度如何形成、运作、延续以及变化。

总体来看，这些新文献尝试阐明经济行为与结果如何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与经济变化、技术、政治、社会结构、权力分配、信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预期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制度影响着这些因素，也反过来受它们影响。类似地，制度塑造了不同行为主体的行为和关系，也反过来由这些行为主体塑造。因此制度会影响行为，但并不是造成行为结果的唯一原因。如果我们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独立演进的，就更容易剥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如果其他因素也左右着制度的演进，剥离制度产生的影响便不那么容易了。如果制度是内生的，并且受经济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分析制度的作用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将经济的增长单单归因于制度也不够有说服力。然而，承认制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制度无足轻重，或者制度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有限。

土耳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的表现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近。我将在本书中阐明的观点是，单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等直接原因并不能对这一状况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了更好地理解土耳其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深层原因，其中土耳其的制度和政策及它们的演变是最为关键的部分。我将论证，虽然制度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但是为了评估土耳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状况，理解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概述中，我将说明土耳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

1820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

西欧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19世纪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其中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是采用新技术的速率不同。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机和后来的其他新技术首先传入了西欧和北美地区。随着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工业生产率与交通运输效率开始快速提高，农业生产率也有一定的提高。然而，土耳其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19世纪的工业化程度依旧有限，蒸汽机和其他新技术的引入过程迟缓，而且主要应用于交通运输行业。

1820—1914年，今土耳其境内的总人口由大约1 000万增长至约1 700万。近半数的人口增长要归因于人口的迁移。同一时期，由于海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进步，在土耳其缓慢的人均GDP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农产品扩张实现的。由于这些变化，农村家庭得以更专业化地开展农业生产，并且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耕作更多农田的方式为市场生产更多经济作物。然而，农业技术的变革一直比较迟缓。农业机械化一直局限于小范围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投资在土耳其GDP中的占比只有5%～6%，在一战前的几十年中这一比重至多为8%。1880年后，致力于修建铁路、建设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事业的欧洲公司在土耳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高达三分之一。投资低迷、新技术普及迟缓、农业生产率提升缓慢以及贸易程度偏低，都是导致一战前土耳其经济低增长的直接原因。政府支出有所增长，但仍处在较低水平，加上新技术的普及迟缓，阻碍了卫生和教育领域的进步（见图1.3）。

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土耳其的总人口减少了20%。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人口的大幅减少产生了长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的瓦解与新民族国家的建立，土耳其在1929年获得了制定关税的权力。为应对经济大萧条和农产品价格下跌，土耳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土耳其将工业化视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关键的经济政策。20世纪30年代，制造业和城市经济获得了大量投资，占GDP比重平均约为10%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内储蓄（见图1.3）。新技术逐渐在城市经济中普及，然而，继续占近80%就业人口的农业转向内向型，直到二战结束后几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1950—1980年，土耳其的总人口由约2 100万增长至4 400万，而后在2015年达到7 900万。19世纪土耳其的城市化进展缓慢，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二战后才开始逐渐加速。随着部分农业劳动力开始迁移至城镇地区，并从事利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和服务业，土耳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开始更快提升。有估算表明，土耳其自1950年以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长中，有三分之一以上要归因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较高生产率的城市经济转移。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75%～80%降至1980年的50%，到2015年进一步降至22%；相应地，城市经济中的就业人口占比由1950年的20%～25%攀升至近80%。城市经济占GDP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58%增至1980年的75%，到2015年增至近92%。制造业以平均每年超过8%的速率发展，而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在1950—1980年间急剧增加。然而，自1980年以来，制造业的发展速率下降至平均每年5%，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土耳其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处于停滞状态，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总就业人数和GDP中的比重在持续上升（见图1.4）。

更高的国民收入提高了储蓄率，对更高技术的投资率也随之上升。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至70年代，投资在GDP中的比重由11%上升至22%（见图1.3）。投资资金大部分来自国内储蓄。与一战前不同的是，在战间期以及二战后几十年里，流入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十分有限。自1980年以来，总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没有进一步提升，一直处于平均21%的水平。随着储蓄率在1998年后开始下降，外国资本贡献的投资比重逐渐上升，并且主要集中在中短期投资。与海外资本流入相关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增长-停滞循环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所在。虽然国内政治及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造成了平均增长率的中期波动，但是1950—1980年和1980—2015年这两个阶段的人均GDP依旧以每年近3%的平均速率增长。

农业和城市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对现有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与同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土耳其自二战爆发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仍然有限，年均约1%。此外，土耳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本上可归因于上文提到的城市化以及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城市经济的转移。换言之，GDP增长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对现有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实现的，其余大部分来源于投入的积累，特别是物质资本和相对较少的人力资本。事实上，虽然土耳其自二战以来的物质资本形成率已经和相似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相近，但是土耳其的人力资本形成率还比较落后。女性群体、库尔德人、乡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甚至更加落后。

大体而言，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急速增长，土耳其在1820—1950年的投资率一直比较低迷，人均GDP的增长率也持续低于1%。自1950年以来，投资率有所上升，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3%。1950年以来的更高增长率同样归因于劳动力与其他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土耳其此时的投资率和增长率已经接近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长期平均水平。这些直接原因可以帮助我们从绝对和相对两个标准来理解土耳其的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然而，这些直接原因没有解答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自1950年以来土耳其没能取得更高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率？为什么土耳其技术创新的投资处于落后状态？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走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土耳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深层原因。

1820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

对土耳其的制度及其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尚处在早期阶段，但是大量证据已经存在，本书旨在强调新制度在每个阶段促进一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为了弄清楚制度在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先理解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对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架构施加压力。我们还需要分析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如何与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相互作用。

虽然制度变革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精英群体的响应，但是土耳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历的正式制度变革，尤其是早期的政治变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在19世纪前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地主、商人、制造商以及货币兑换商（money changers）等经济精英都享有地方权力和自治权，但是他们在中央政府没有代表人。19世纪，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重建秩序，又称行政改革）的改革方案同样得到了精英群体的支持（包括地方权贵），但这个方案是由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一手策划和启动的。这些改革向所有奥斯曼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承诺“人人享有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坦齐马特还承诺加强财产权利，并终止将革职官员的财产充公的古老传统。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尝试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官僚体系和全新的教育体系，并对法律体系和税收系统进行改革。土耳其的政治制度也有所变化。第一部宪法以及1876年启动的由选举议员和委任议员组成的议会只维持了一年，但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又得以恢复。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结束后瓦解，土耳其以新民族国家的面貌崛起，并且继续推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新共和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发起的行政、司法、教育世俗化的基础上推行了激进的现代化改革。1926年，土耳其借鉴了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刑法典》，完全切断了国家与伊斯兰法之间的联系。公共教育体系与宗教完全分离，宗教学校也在1924年被全部关闭。公立学校、一些行政部门和专业领域更多地向城市中接纳共和国新世俗主义的中产阶级女性开放。然而，多元化议会推行后没几年，安卡拉政府便在1925年之后变得越加威权主义，在议会中肃清异己，建立了一党专制的政治体系。

二战后，随着向多党制和常规选举过渡，土耳其的政治体系有了更强的参与性。随着城市化兴起，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政治体系赋予城乡百姓更多的话语权和权力。但是与此同时，20世纪末之前发生的一系列军事政变确保了军队牢牢控制着政治体系，捍卫世俗主义，并严格限制包括库尔德少数民族权利在内的政治自由。

土耳其的正式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在我要定义的四个阶段里，土耳其政府在每个阶段采纳的正式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都受到了国际或全球规则的影响，如自由贸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华盛顿共识”，这些规则都是由主要的世界强国或近年来是由国际机构执行的。事实上，接下来我将阐明，在每一个阶段，土耳其政府采取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与同时期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制度和政策是一致的。

为获得欧洲各国对改革的支持，奥斯曼政府在19世纪同意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并保持对外贸和外资的开放。这一时期的经济制度基本上经由中央政府与欧洲国家的谈判形成。19世纪的这种开放经济模式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终止。国家干预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成了指导经济政策的新原则。有了新的政治制度和新任领导班子，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在战间期竭力在新的领土范围内建设其国民经济。为应对大萧条，土耳其政府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主导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二战后土耳其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内向型政策。但随着政治体系向多党制转型，私人部门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逐渐主导了土耳其经济。1980年以后，土耳其摒弃了工业化时代的内向型经济政策和制度，转而奉行“华盛顿共识”，尤其重视市场、贸易、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1994年土耳其与欧盟签署的《关税同盟协定》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的发展。

自1820年以来，在实现人均收入大幅增长和医疗与教育显著进步的过程中，正式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广泛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正式制度变革产生的影响只是一部分。为了理解制度的作用，本书将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影响的方式，以及它们与经济变革、社会结构、权力分配和社会预期相互影响的方式，还有新出现的制度结构是促进还是抑制了经济增长。

新的正式制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缓慢扩散。那些起源于不同社群并扎根于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的私人制度在城乡地区与正式制度持续并存，并时常作为后者的替代。随着二战之后城市化的推进、经济增长、医疗和教育进步，土耳其政府在财政、行政、司法方面的能力都有所提升。然而，这些进步并不意味着非正式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地方势力、庇护关系和宗教关系网以及许多其他非正式制度自1950年以来在城市地区进一步发展壮大，在与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的同时衍生新的制度。

我将论证，土耳其自19世纪以来的正式制度未能完全取代非正式制度，而是与之并存，这一状况是由多种重要的原因共同导致的。第一，许多改革的成本十分高昂，需要高效的执行力。然而，政府的财政、行政和司法能力都十分有限，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农村地区被隔绝于政府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之外。第二，新的正式制度不是模块化结构，而是常常与其他制度相互作用。其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对新正式制度的运行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其中至少有一些制度是在价值观、信念、社会规范、群体利益以及权力分配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能够迅速变化，有时甚至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价值观、信念、社会规范以及相关制度的改变相对缓慢。第三，正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并未受到普通民众的充分接纳和认可。在许多情况下，权势集团试图阻挠变革，因为他们认为新制度会伤及自身的利益。在早期阶段，反对派还来自那些操控并从伊斯兰-奥斯曼制度中获利的群体。反对派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用作利益分配冲突中的战略资源，并试图损毁新制度。

我将以各个领域的例子说明新制度如何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这些例子包括：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保障城市新移民住房和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种种努力、私人部门的组建、私人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更普遍的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例子说明了非正式制度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新的正式制度在与非正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分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分裂

前文强调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并指明了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双向交互作用的重要性。制度通过间接影响经济结果、直接影响各主体的行为以及各主体间的关系来塑造社会结构。例如，在增强不同社会群体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追求共同利益的能力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既能增强也能削弱不同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能力。由利益相左、相互之间既合作又分裂的许多群体组成的社会结构，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的形成。基于信任、合作、其他规则（或以上因素的缺失）而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将影响各社会群体应对分歧的方式，这些分歧可能得到解决，也可能被激化。当分歧未得到妥善处理时，随之而来的后果通常是政治和经济动荡，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土耳其城乡地区阶级分裂的严重程度虽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及精英之间的身份分裂更是不容小觑。有一些分裂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世俗化改革的初期。20世纪，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恶化了分裂的局面。事实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世俗派穆斯林与保守派穆斯林、逊尼派和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身份分裂的严重程度有时比阶级分裂更加重要。身份分裂常基于文化背景，但是这种分裂通常夹杂着不同群体及其精英们的经济利益。统治者、政客以及其他精英时常利用伊斯兰教夸大现有的分裂程度，以此获得民众的支持。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土耳其政府与精英群体及其他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结构，以及这些群体之间的联合、联盟、分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每一个阶段，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盟和分裂都受到国际制度、经济模式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所容许的政策的影响。身份分裂导致不同精英群体难以结盟与联合。政府能力和政府执行正式制度的能力也深受分裂的危害。与精英群体（包括政府精英）至少达成谅解、控制不同精英群体的权力和能力、处理各种集体行动问题，成为政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成功实施新政策的关键。如果现行制度或新制度的利益分配与社会既有的权力分配不一致，精英群体就有可能以组织动员、谈判交涉、向其他人和政府施压的方式，恢复过去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在这些冲突中，相互对立的精英群体通常会利用非正式制度，其中包括基于身份的关系网络与庇护关系。

彼此竞争的精英群体之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私人精英与政府精英之间、世俗派精英与保守派精英之间、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种种分裂不仅损耗了政府的实力，而且使维护政局稳定更为艰难。政治秩序，即社会不同群体对基本权利、应对冲突的机制，以及政府制定和维护规则的行动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是实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会改变国民的预期和信念，导致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采取非常不同的行动。二战后几十年中频发的军事政变以及近期滑向威权主义的现象都表明，土耳其的政治体系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些分裂。

反复发生的政局动荡对土耳其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在二战结束后的多党派时代，政局动荡时期往往会滋生更多宏观经济问题，并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精英群体之间持续不断的分裂、对非正式关系网的利用，以及国家干预主义带来的复杂后果，都使土耳其更难将不同背景的人的资源和技能整合起来，也难以利用先进技术发展更复杂的组织。许多个人和公司因此不再投资于教育、技能提升和技术创新，不再追求长期的附加值和生产率提高，而选择利用资源与政府交好，获得政府支持的权宜之计。

全书概览

接下来的两章是对导言的扩展。第二章将详细论述土耳其自18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状况，第三章将研究19世纪前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与奥斯曼制度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在本书的余下章节，我会分四个阶段来探究土耳其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的表现。在每一个阶段，土耳其政府都采取了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的经济模式。

1．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日益走向专业化。

2．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包括大萧条在内的艰难时期，土耳其从帝国体制转向民族国家，成为内向型经济体。

3．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私人部门主导了进口替代工业化。

4．自1980年以来，土耳其奉行“华盛顿共识”，并再次将经济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开放。

我将用三章探讨土耳其在19世纪的发展状况，再各用两章阐述之后的每个阶段。我会论述每一个阶段的经济政策演变，以及政治发展与制度变革。我会以绝对与相对两个标准来论证和评估土耳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的表现，并分析土耳其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