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世纪下半叶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对西欧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82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现代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本书旨在从全球比较的视角，以绝对和相对两个标准探究过去两个世纪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状况，并评估造成该结果的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

本书以多种方式呈现了近几十年来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趋势。不久之前，经济史学家几乎只注重发达国家的过往，例如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和日本。然而近些年来，他们越发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这些经济史研究会为人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状况提供重要参考。在研究过程中，量化经济史已经被扩展至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序列数据（尤其是GDP和人均GDP序列数据）以及医疗与教育的序列数据也被构建起来。近些年来，我个人也参与了土耳其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的序列数据构建工作，在我用比较框架研究土耳其过去两个世纪发展状况的过程中，这些数据发挥了关键作用。虽说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序列数据，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序列数据的误差可能更大，但是没有这些数据，我们便无法准确评估土耳其的发展。此外，近些年来，经济学和经济史文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做了重要的区分。直接原因主要涉及投资、技术累积投入、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深层原因则与更广泛的环境息息相关，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和制度等因素。书中也会着重强调这一区别，并试图在发展中经济体的背景下研究和评估这些深层原因。

土耳其的案例能够为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史提供重要参考，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土耳其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今土耳其境内的经济规模一直位居世界前20大经济体和前8大发展中经济体之列，其人口和GDP总量均占世界人口和全球GDP的大约1%。与此同时，土耳其的长期经济表现一直与全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近。因此，与经济表现突出抑或欠佳的国家相比，土耳其这一更具代表性的案例能为我们了解一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提供更多参考。然而，与更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土耳其的长期经济发展历程尚未被详细研究过。在任何语种的文献中，都还没有关于土耳其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发展史的详细论述。

土耳其的一大特点在于，除一战后其部分领土被短暂侵占之外，未曾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在一战结束前，今土耳其是庞大的多民族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土耳其是承接奥斯曼帝国瓦解而兴起的国家之一。因此，土耳其的制度和经济状况并未被外部强权带来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所主导。恰恰相反，土耳其真正的制度变革是在内部发生的，由政府和精英引领。当然，土耳其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制度和经济状况依然受到外部力量的一定影响。

土耳其从古至今都没有大量矿产和石油资源。在19世纪至大萧条期间，土耳其的经济和出口贸易主要依赖农业生产。伴随着二战结束以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农业在GDP和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而工业（尤其是服务业）的比重日益增大。近几十年，制造业在出口中的比重超过90%。土耳其政府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尝试过多种经济政策。实际上，在接下来我要定义并详细研究的四个历史阶段中，土耳其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与当时世界上推进经济发展的常见战略都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土耳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模式，而且有助于研究这种发展模式形成的直接原因及深层原因。

书中将以图表的方式展示众多量化证据和跨期发展趋势。为便于进行跨期和跨国比较，书中关于人口、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对外贸易的量化数据，以及有关的文字分析，都是指当今土耳其的疆域范围，除非另有说明。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受益于诸多真知灼见与鼎力支持，在这里对他们致以特别感谢。首先要感谢我在土耳其海峡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们，在过去十年中我与他们分享了本书中的诸多思想。妮可·波普（Nicole Pope）以精湛的专业水平将本书的早期版本由土耳其文译为英文。在我拓展并修改这些文字的同时，我的好友和同事阅读了部分或全部内容，并就特定议题与我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各位的深刻洞见：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lu）、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耶西姆·阿拉特（Yeşim Arat）、斯蒂夫·布罗德伯利（Steve Broadberry）、伊尔马兹·艾斯默（Yilmaz Esmer）、毕诗努·古普塔（Bishnu Gupta）、尤拉斯·卡拉科（Ulaş Karakoç）、齐万科·卡拉曼（Kivanç Karaman）、卡格拉·凯德尔（Çalar Keyder）、马德斌（Debin Ma）、纳迪尔·奥斯贝克（Nadir Özbek）、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加菲尔·托布拉克（Zafer Toprak）以及穆拉特·尤瑟（Murat Üçer）。

在加州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中，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简-劳伦特·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麦汀·科斯乔（Metin Coşgel）、罗萨特·卡萨巴（Reşat Kasaba）、保罗·罗德（Paul Rhode）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详尽且实用的建议。在成书晚期，我有幸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和牛津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展示了部分书稿，并在讨论中受益匪浅。两位匿名审稿人阅读了书稿的不同版本，并提出了详尽且中肯的建议。在成书过程中能与编辑乔·杰克逊（Joe Jackson）和莱斯利·格朗德费斯特（Leslie Grundfest）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团队合作，令我荣幸至极。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丛书主编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他向我提供了多方指导和坦诚的意见，并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最后我要感谢亚希姆（Yeşim）和泽内普（Zeynep）自始至终的建议与支持，因为有你们相伴，此书才得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