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床边

1983年，我正在广州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主题是传统中医。那一年我曾去医院探访一位朋友。我的朋友Xueran(11)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明星青年学者，任教于临床经典《伤寒论》教研室。他因急性呼吸道感染而病倒。出现高烧后很快住进了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到病房探望他时，经过36小时的治疗，他的情况已经好转。在我的认识中，他是一位有批判性且有才学的学者，医学知识超过了一般医生。我询问他有没有试着给自己治疗。他有气无力地告知我，病情已让他筋疲力尽。他的科室主任和医院的资深大夫们已经全盘接手他的治疗，不允许他介入其中。我接着问道：“但如果他们的诊疗有问题你怎么办？”“我会据理力争。”他答道。

他风趣地向我描述在病床边他是如何与那些资深的同事争论的。这所精英中医院的科研部门离我们就几步路程。而他向我明示，诊疗的一切似乎都还待探讨。病理过程的本质、病程的阶段、他的脏腑和呼吸道哪里受到最严重的感染、什么诊疗原则在此时最有效、该用哪种草药、剂量如何，所有这些都是诊疗策略要综合考虑的。这一情形下，连关乎身体性质的医学知识也屡遭质疑。正如我将指出，中医诊疗里有两套对立的学说：伤寒学派以“六经”来说明病程，温病学派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病情的深化；(12)而现在就连该采用哪一套体系来诊疗都还不清楚。

Xueran的大夫们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当我见到Xueran时，虽然大夫们也给出了数个精细的病程描述，但他们甚至连要以西医还是中医来诊疗都没拿定主意。最终，一位资深大夫拿下第一轮论辩，得以在第一个24小时内按他的想法开展治疗。第二天，Xueran已经有所好转。而按照之前的约定，第二位曾参与论战的大夫已经接手，试着调整他同事的策略，再加上一些他的想法。虽然他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好歹他们都属于Xueran钟爱的伤寒论学派。但咫尺之外，同一家医院里温病学派的老中医们(13)则将Xueran的病情理解为温病，他们倾向用“卫气营血”四阶段而非“六经”来诊断Xueran的症状。让我们稍有慰藉的是，无论如何，病情得到了控制。在此情况下，Xueran和我都默认了他谜一样的病情还将困扰这两位老中医一段时间，他们会就这一病历长期争论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Xueran也有了自己的诊断。在这一诊断里，他颇为不同意自己的两位前辈，虽然Xueran的诊断和他们一样同出自伤寒学派的“六经”分析。(14)

也许不必赘述临床运用医学知识的重要性，常规来说医院里的生死及种种不便和不适都取决于是否采用正确的疗法。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现代临床场景中寻常可见的田野报告。这一场景里，治疗的目的是使患者从严重的病态恢复到健康状态。这是个随处可见的场景（不过在生物医学导向的医院里，如此之多的论辩颇为不寻常）。但在Xueran喝下依他病情调配的药方之时，发生在他的病床边和他服药的病体内的争斗有着诸多特点，从中可以看到特定的历史性和在地性。

1980年代早期，中国的现代中医正充满进取心和创造性地自我重建：既现代又古老，既符合科学原则、临床上有效，又与这个国家深厚的临床文献维系着某种特殊的联系。(15)中医曾存在于许多不同的地方，在战国，在后汉，在清朝，在“赤脚医生”的手里，在地头和林间的民间医生那里，如今它被传统主义者和现代化主义者共同开发。为了响应毛泽东针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号召，历史学家和临床大夫们既分工又合作，力图描述中医的“本质”（essence）——这往往会过于简化地将中医与西医对照。

1978年起，随着大量政府资金的注入，一场名为中西医结合的运动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一批实验室和诊所里开展，旨在创造面向未来的结合式中医。这场运动中的某些研究者大胆展望中西医结合可以成为新的国际标准，丢下本土的糟粕，给世界医学带来巨量而珍贵的医学技术宝藏。他们希望这样的新中医可以涵括一些关键的非西方的概念物（conceptual objects）。(16)1980年代早期，随着国家推动的接轨和国际化，形而上学成为许多专家眼中的显学；中医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许多研讨会、期刊论文、医学院课程乃至风行的教科书上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这些论争至今还在持续，虽然它们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随着时代而演变。我的好友Xueran在1983年发现这一应用形而上学如此迷人而关键，即使他关注的永远是其临床上的影响；与之相对的是，在21世纪初与我交谈的医学院学生甚至不知道“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什么意思。

而在198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研究中医的科学工作者，其人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逐渐增多。许多科学家都希望以临床试验、化学分析和动物实验这样的科学方法把中医特有之物转译为生物医学可以识别的对象，比如经络、穴位、方剂，某些其他医学认识不到的症状、伤寒学派的六经和温病学派的卫气营血。转译之后，一些“传统的”实体变成如今谈论的内啡肽、维生素、免疫反应，得以保留在中医里，作为信使在今日的医院工作和昨日的史家病案间来来回回。其余的呢？对于这些实验室科学家而言，所有的“迷信”——五行、六经、湿邪——应被当作糟粕丢弃。

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西方生物医学对中医知识的这种殖民。许多在1980年代依靠认识论和方法论声名鹊起的学者型医生意识到，以实验科学为基础保留并现代化中医是必败之仗，而应将中医视为一种临床上有效的哲学。其中的一些作者转向了我们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但是作为人民的医务人员和公仆，以及本领域饶有思想的读者，他们恐怕认为存在（Being）是最不值得讨论的。现代科学的语言基于以下几个假设：实存质料和理念形式间的本体论区分，牛顿意义上的机械因果论，及二元的身心观。(17)有时这些假设也会被科学事实挑战和证伪，但无论如何，对这些训练有素的中国医生们而言，“西方”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他们在形而上学这个陌生领域思考和行动的起点。

我如此详述这一时期的思想史背景，是为了强调在1980年代，形而上学不仅悄然栖息于广州一所医院的病床边，而且作为决策的积极参考也受到一些大夫的欢迎。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刻，让我们再次回到Xueran的病房。

当时的我尤其想知道为Xueran诊疗的老中医们看到的临床要点及构思的临床策略：哪家中医流派或哪位中医前辈影响了哪一版的诊疗方案？虽然这些专家在温热的岭南面对温病，但他们却在《伤寒论》教研室任教，是否伤寒学派的六经理论会因此而排斥温病学的四阶段论？两位互相论辩的大夫如何选取不同的治疗次第，从而得以先处理Xueran病情中最好下手的部分，而把慢性病情的根源留给长期的治疗方案？虽然我并没有亲临论辩现场，我十分确信这两位辩手将他们的区别限制在了他们称为中医的“纯化”领域（purified domain）范围内；更具体地说，限制在了《伤寒论》之内。可他们为何不去考虑将治疗方案限制在（也相当纯化的）“西医”领域？为什么他们不直截了当地先用抗生素把烧退下来再慢慢考虑临床细节？为何他们也没有采用当时已经在大医院司空见惯的中西结合疗法，这些疗法带有世界主义色彩，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混杂了东西方的医学领域？

故事还有更多层面可讲。Xueran和他的老师们属于在当时的广州乃至中国中医学界都颇有影响的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证明“传统中医”也可以治疗急性病。这一论点是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卫生部的政策，及诸多中西医比较的流俗之见。人们都听过这样的讲法：中医善于调理慢性病，而西医善于治疗急性病。(18)这一广州的研究小组立足于一个中医学院里，这个中医学院有一个附属医院，在城市的北郊有一大片包干区。急救是这个医院的重要使命。而医院里的中医学术权威们很不满急救必用西方生物医学的做法，即便对于急救室内的重疾病人，他们还是觉得西医“危险”“侵犯性过强”。而且很多资深的住院大夫还参加过中央领导早些年发起的医疗运动。他们经常提起自己当年在农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救死扶伤。(19)Xueran自己就在“文革”期间做过乡村医生。当年他的许多病人所能得到的医疗服务只有他工余在餐桌上施展的针灸与草药，但他仍将自己当作初级保健医生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危急病情。

自己生病时，他从不接受西医的治疗，即使是现在这么严重的病。对于这一点他的大夫倒毫不意外。毕竟他们都致力于用草药来治重疾。所以1983年Xueran住院的那天晚上，虽然他病床旁聚集的物属于“纯”中医的，这一纯化领域内也有异质，乃至互为冲突之物。但那里还隐藏着一位对话者。那就是以现代主义为本体论的西医。(20)（当然还可以加上更多的对话者，比如帝国主义治下的欧洲技术史，欧洲自然科学的全球霸权，毛泽东时期的实用主义和行动主义，广州中医院体系内伤寒和温病学派的冲突，等等。这些对话者都挤在病房里，至少心照不宣地。）

我们可以想象那两位老中医在争论时的所思所想。他们不仅想要阻止这位青年才俊同事的病情恶化——或在肺部留下长期病灶、或因高烧而脑损伤——他们还想又快又好、令人信服地完成这一切。即便这一案例不会被他们发表，即便中医界的许多案例只会被本地的专家所阅读，即便他们所争论之物与生物医学体系颇不相容，他们还是希望向全球化的生物医学这一潜在的他者证明一点。“我们所能做的远多于缓解慢性病的症状。”在同事的病床边，他们如是说。我们熟知且善用之物：我们的草药、针灸、方剂、医案（archives of cases），我们的医学理论、医学教育、诊断技巧、系统分类，我们本地的、有见识的身体，我们的祖先，甚至我们的风水，这一切组成了一种总体医学，对治疗一切疾病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