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追求快感

第1章 我们的自慰机

我去候诊室接待雅各布（Jacob）。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友善。他刚六十岁出头，中等身材，脸部线条柔和，但长相英俊……只是看起来衰老得厉害。他穿着标准的硅谷式制服：卡其裤和一件随意的衬衫。他看上去平平无奇，不像是有秘密的人。

当雅各布跟随我穿过迷宫般的走廊时，我能感觉到他的焦虑就像海浪般拍打在我的后背上。我记得以前也常常让焦虑的病人跟在我的身后走回办公室。是我走得太快了吗？我在扭屁股吗？我的屁股看起来很好笑吗？

这件事距今已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了。我承认，现在的我已经身经百战，变得更加坚韧，或许也变得更加冷漠。但那时我的阅历尚浅，更加依赖感觉，当时的我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来到办公室后，我将他身后的门关上。办公室内有两把治疗用的椅子，相距两英尺[1]，它们外观相同、高度相等，都铺有绿色的软垫。我轻声指示他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落座后他开始打量这间办公室。

办公室面积为10×14英尺，有两扇窗户，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脑，一个装满书的餐具柜，两把椅子之间有一张矮桌。书桌、餐具柜和矮桌都是红棕木的材质，与房间很相配。这张书桌是我以前的系主任留下来的。桌子中间裂开了，但因为裂痕在内侧，所以别人都看不到，它很适合用来喻指我的工作。

书桌上整齐排列着十叠纸，看上去像手风琴一样。我听说，这样可以给人一种有秩序、有效率的感觉。

办公室的墙壁装饰是大杂烩风格。工作必需的证书都挂在墙上，大多没有裱框，因为我太懒了。还挂了一幅猫咪的画，那是我在邻居的垃圾堆里发现的。本来我只想要画框，却因为画中的猫而留下了这幅画。还有一张五颜六色的挂毯，图案是一群孩子在佛塔周围玩耍，这是我二十几岁在中国教英语时买的。挂毯上有一块咖啡污渍，就像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2]里的墨迹，不过只有当你特意去找的时候才能看到它。

房间内还摆放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大多是病人和学生送的礼物。有诗歌、散文、艺术品、明信片、节日卡片、信件和漫画。

我的一位病人是天才艺术家和音乐家，他送给我一张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的照片，上面有他手绘的音符。送我这张照片时，他已经摆脱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张照片只有灰色和黑色，笼罩着悲伤的气氛。还有一位病人是位美丽的年轻女性，她为自己脸上的皱纹而焦虑不已，这些皱纹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到，而且用再多的肉毒杆菌素也无法去除。她送给我一只大陶罐，足以供十个人喝水。

我在电脑左侧摆放了一张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版画《忧郁I》（Melencolia I）的小尺寸复制品。在这幅画中，“忧郁”被拟人为一个女性，她躬身坐在一把长椅上，四周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卡尺、天平、沙漏、锤子。一只骨瘦如柴的饿狗趴在地上，耐心地等待女人醒过来，但女人似乎不会自己醒来。

我在电脑右侧摆放了一个由陶土制成的天使，高五英寸[3]，有一对用金属丝做成的翅膀，两只手臂伸向天空。天使的脚上刻着“勇气”一词。一位同事在打扫自己的办公室时清理出这尊摆件，于是送给了我。这是一只遗落的天使，我收留了她。

我很庆幸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这里，我可以脱离时间的禁锢，进入一个充满秘密和梦幻的世界。但是，这个空间也掺杂了悲伤和渴望。当病人结束治疗后，职业的界限禁止我与他们联系。

虽然我与病人在这间办公室里建立了真实的关系，但这样的关系无法延续到这个空间之外。如果在杂货店里碰到我的病人，我甚至不敢跟他打招呼，以免让他发现我也是一个有自身需求的普通人。什么，我还需要吃东西？

几年前，在接受精神科住院医师培训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遇到了我的心理治疗指导老师。他从一家商店里出来，穿着风衣，戴着印第安纳琼斯式的软呢帽。他看起来像是刚从J.彼得曼（J.Peterman）[4]的商品目录封面上走下来。那次的经历令我大受震动。

我和他分享了很多个人生活的细节，他像对待病人一样为我提供建议。我没想到他会戴帽子。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所看到的他的个人外表与我对他的理想化想象不一致。但最重要的是，这让我意识到，当病人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看到我时，会感到多么不安。

我转向雅各布，对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后来面对病人时我开始使用另外一些开场白，比如：“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来这里。”“你遇到了什么问题？”甚至“从头开始讲吧”。

雅各布看了我一眼。“我以为，”他操着一口浓重的东欧口音，“会是一位男医生。”

当时我就知道，我们要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

“为什么？”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一个女人听到我的问题可能会感觉不舒服。”

“我可以向你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是我没听过的。”

“是这样的，”他胆怯地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有性瘾。”

我点点头，坐在椅子上说：“请继续……”

每个病人都是一个未开启的包裹，一本未读的小说，一片未探索的土地。一位病人曾向我描述攀岩的体验：当他趴在攀岩墙上时，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到那无穷无尽的岩壁，与之相对的是，双手和双脚所能选择的下一步位置却十分有限。进行心理治疗就像攀岩一样。我将自己沉浸在故事里，讲述、复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消失了。

我听过很多人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但雅各布的故事令我震惊。最让我不安的是，它让我看了我们当前所处的世界，那是我们将留给孩子的世界。

雅各布从童年回忆开始讲起，开门见山。如果弗洛伊德在场，应该会感到自豪。

“我第一次自慰是在两三岁的时候。”他说。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刻骨铭心。

“我感觉自己在月亮上，”他接着说，“但那不是真正的月亮。那里有一个像上帝一样的人……我完成了性体验，但当时我还不知道性这回事……”

我认为“月亮”意味着如深渊一般的东西，无处不在，又难觅踪迹。但是“上帝”呢？我们是否都对自己以外的东西充满了渴望？

小时候，雅各布总是神不守舍：扣错纽扣，手上和袖子上总有粉笔末，上课时会第一个往窗外看，每天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八岁时他经常自慰。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他最好的朋友一起。那时他们还没有学会羞耻。

但在第一次领受圣餐之后，他意识到自慰是一种“弥天大罪”。从那时起，他只会独自自慰，并在每周五去当地天主教堂的神父那里进行忏悔。

“我自慰。”他透过忏悔室的格栅门低声说道。

“多少次了？”神父问道。

“每天。”

一阵沉默后，神父说：“不要再这么做了。”

讲到这里，雅各布停了下来，看着我。我们两人会心一笑。如果这样直截了当的告诫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就失业了。

年少的雅各布决心遵从神父的教诲，做一个“好孩子”，所以他握紧双拳，坚决不碰自己。但这样的决心只维持了两三天。

他说：“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双重人格的生活。”

“双重人格的生活”之于我，就像“ST段抬高”之于心脏科医生，“IV分期”之于肿瘤医生，“糖化血红蛋白”之于内分泌科医生，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语。它指的是成瘾者背着别人，有时甚至背着自己，偷偷服用药物、饮酒或进行其他强迫行为。

十几岁的时候，雅各布放学回家，爬上阁楼，从木地板之间拿出藏在里面的一幅希腊女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的画像——那是他从课本上临摹下来的——然后开始自慰。之后他会发现，这段时间是他生命中的纯真时光。

十八岁时，他搬到城里和姐姐住在一起，在大学学习物理和工程。姐姐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长时间的独处。他感到很孤独。

“于是我决定做一台机器……”

“一台机器？”我问，同时稍稍直起了身体。

“自慰机器。”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明白了。你是怎么做的？”

“我将一根金属棒的一端连接到一台唱机上。另一端连接到一个用软布包裹的金属线圈上，线圈的一端有一个开口。”他为我画了一张示意图。

“我将布和线圈绕在我的阴茎上。”说到阴茎（penis）的时候，他将这一个词拆成了两个词，听起来像pen（钢笔）——书写工具，和ness（尼斯）——尼斯湖水怪。

我有点想笑，但经过片刻思考后，我意识到，这种想笑的冲动是在掩盖另一种情绪：害怕。我怕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却无法帮助他。

“随着唱机一圈一圈地转动，”他说，“线圈上下移动。我通过调节唱机的速度来调节线圈的速度。我设置了三种不同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反复让自己到达那个临界点……又始终不越过临界点。我还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吸烟能将我从临界点拉回来，所以我使用了这个技巧。”

通过微量调整，雅各布能够在几个小时内始终保持在性高潮前的状态。他一边点头一边说：“这个很容易上瘾。”

雅各布每天要用他的机器自慰几个小时。这带给他无与伦比的快感。他发誓要戒掉。他把机器藏在高高的壁橱里，或者把它完全拆开，扔掉零件。但一两天后，他又从壁橱里拿出机器，或从垃圾桶里找回零件，将它们组装起来，重新开始。

也许你觉得雅各布的自慰机器很恶心，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也许你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极端变态行为，与你和你的生活几乎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无法了解现代生活中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在使用自己的自慰机器。

大约四十岁的时候，我对爱情故事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依恋。《暮光之城》（Twilight）是一部关于青少年吸血鬼的超自然爱情小说，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入门毒品”。阅读这样的小说已经令我难堪不已，更不用说承认自己沉迷其中了。

《暮光之城》在爱情、惊悚和奇幻等题材之间找到了一个甜蜜点，在人到中年之际，我借助这部小说来逃避现实。不止我一人如此。数百万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性在阅读和迷恋《暮光之城》。沉迷于一本书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一生都在读书。不同的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那是我根据以往的癖性或生活环境也难以解释的事情。

读完《暮光之城》后，我一头扎进了所有能找到的吸血鬼爱情故事中，然后又看了有关狼人、仙女、女巫、亡灵巫师、时间旅行者、占卜师、读心术者、持火者、算命师、宝石工的爱情故事……懂了吧。到了某个时刻，一般的爱情故事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所以我逐渐开始搜索那些将男女相爱描写得形象又色情的小说。

我记得我曾震惊地发现，在社区图书馆的通俗小说书架上，很容易就能找到有形象的性爱描写的书。我担心我的孩子们会看到这些书。我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当地图书馆里最“不雅”的书就是《上帝在吗？我是玛格丽特》（Are You There, God? It’s Me, Margaret）[5]。

在一位精通技术的朋友的强烈推荐下，我购买了一台Kindle（亚马逊电子书阅读器），事态进一步升级了。我再也不用等其他图书馆分馆将书送来，也不用把色情小说藏在医学杂志后面，特别是当我的丈夫和孩子在场的时候。现在，只要滑动两下屏幕，再点击一下，我就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我想读的任何一本书：无论是在火车上、飞机上，还是排队理发的时候。我可以轻易地将凯伦·玛丽·莫宁（Karen Marie Moning）的《黯之罪》（Darkfever）冒充成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来读。

简而言之，我成了一个通俗色情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这些电子书：为了看书，我既不社交，也不做饭，连觉也不睡，甚至忽视了我的丈夫和孩子。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有一次我甚至带着Kindle去上班，在给病人治疗的间隙读小说。

我一直在寻找更便宜的，甚至免费的书。亚马逊就像一个高明的毒贩，知道免费样品的价值。有时我能找到一本价格便宜且质量上乘的小说，但大部分品质十分糟糕，只有烂俗的情节和毫无生气的角色，充斥着拼写和语法错误。但我还是把它们读完了，因为我越来越渴望一种特殊的体验。至于如何得到那种体验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我想沉溺在不断升级的性紧张中，当男女主角终于开始交往后，这种性紧张得以消退。我不再关心语法、风格、场景或角色，只想给自己来一剂“毒品”，这些按照公式写成的小说就是为了吸引我一直读下去。

每一章的结尾都留有悬念，这些章节都朝着高潮发展。我会粗略地浏览一本书的前半部分，直至高潮情节，高潮过后就懒得再看剩下的部分了。现在我悲哀地发现，如果从一本爱情小说大约四分之三的位置开始读，你就能直奔主题。

沉迷爱情小说大约一年后，在某一个工作日的凌晨两点，我起床看《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我给自己找借口，说这本书是现代版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直到读到“肛门塞”这一页，我突然意识到，在凌晨阅读关于性虐用具的故事并不是我想要的消磨时间的方式。

广义的“成瘾”是指，尽管对自己和/或他人有害，但仍然持续且强迫自己消费某种东西或做出某种行为（如赌博、游戏、性爱）。

与那些严重成瘾的人相比，我的遭遇微不足道，但它足以说明，即便生活美满，当代人依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强迫性过度消费问题。我有一个体贴又可靠的丈夫，孩子们都很健康，还有一份有价值的工作，自由自在，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没有经历过创伤、社会动荡、贫穷、失业或其他致人成瘾的风险因素。然而，我还是强迫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进一个幻想世界。

成瘾物质泛滥

二十三岁时，雅各布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两人结婚后搬进了妻子与父母合住的三居室公寓，他希望借此彻底摆脱他的机器。他和妻子登记申请了自己的公寓，但被告知要等二十五年。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现象在他们居住的东欧地区非常普遍。

他们不想与父母一起生活几十年，于是决定多赚些钱，以便尽早买下自己的房子。他们经营电脑生意，从中国台湾进口机器，加入了日益繁荣的地下经济。

他们的生意兴隆，很快就成了当地的有钱人。夫妻两人购买了一栋房子和一块地，并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后来雅各布得到了一个去德国从事科学工作的机会，这样一来，他们的上升轨道似乎有了保障。一家人借此机会移居西欧，雅各布的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孩子们也能享受西欧地区提供的良好的成长环境。移居德国为雅各布一家带来了很多机遇，但也不乏负面的影响。

“搬到德国后，我发现那里有很多色情书刊、色情影院和现场表演。我居住的小镇以此闻名，令我无法抗拒。但我克制住了。我已经克制了十年，成为一名科学家，努力工作，但在1995年，一切都变了。”

“发生了什么？”我问道，其实我已经猜到了答案。

“因为互联网。那时我四十二岁，生活还不错，但有了互联网，我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有一次，那是1999年，那天我住在酒店里，这家酒店我已经住过差不多五十次了。第二天我要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发表一次重要的报告。但那天晚上我没有准备报告，而是一直在看色情影片。我整晚没睡，也没准备演讲稿，就这样出现在会议上。我做了一场非常糟糕的演讲，差点儿为此丢了工作。”他回忆道，同时垂下目光，摇了摇头。

“在那之后，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他说，“每次我走进酒店房间，都会在各个地方贴满便签——浴室的镜子上、电视机上、遥控器上——上面写着‘不要那样做’。但我连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我突然意识到，酒店的房间简直就像现代版的斯金纳箱（Skinner box）[6]：一张床、一台电视和一个迷你吧台。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按下杠杆就能得到“毒品”。

雅各布再次垂下眼帘，陷入了更长时间的沉默。我静静地等他开口。

“那是我第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世界上不会有人怀念我，没有我他们也许会过得更好。我走到阳台向下看。四楼……足够了。”

成瘾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是成瘾物质容易获取。当某一种东西更容易获得时，我们也更有可能使用这种东西。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会上瘾。

对此，既可悲又极具说服力的例证就是目前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成瘾已经达到流行病的程度。1999年至2012年，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处方（奥施康定、维柯丁、芬太尼）数量翻了两番，再加上这类药物广泛分布于全美各处，导致阿片类药物的成瘾率与相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

2019年11月1日，美国公共卫生学院与项目协会（ASPPH）下属的一个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总结称：“强效（高效和长效）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供应量大幅增加，导致对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依赖性大大提高，芬太尼及类似药物遭到禁用，同时也推动了用药过量事件的指数增长。”报告还指出，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是由反复使用阿片类药物引起的”。

同样，减少成瘾物质的供应也会降低成瘾和相关伤害的可能性和风险。20世纪的一次尝试曾验证了这一猜想，那就是禁酒令的颁布，即1920年至1933年美国宪法禁止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

禁酒令使美国饮酒和酒精成瘾的人数急剧减少。在此期间，由于缺少新的成瘾物质，在公共场合酗酒以及酒精相关的肝病发病率都下降了一半。

当然，禁酒令也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出现了由犯罪团伙经营的大型黑市。但人们普遍低估了禁酒令在饮酒和酒精相关疾病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禁酒时期，美国人的饮酒量减少，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在随后的三十年里，随着酒精饮料的广泛售卖，人们的饮酒量也持续增加。

20世纪90年代，美国饮酒者的比例增加了近50%，而高风险饮酒者的比例增加了15%。2002年至2013年，老年人（六十五岁以上）和女性中被诊断为酒精成瘾的人数分别增加了50%和84%，此前这两个人群相对不易出现酒精成瘾的问题。

诚然，增加成瘾物质的接触机会并不是导致成瘾的唯一原因。如果一个人的亲生父母或祖父母有成瘾问题，即使不在这个家庭中成长，他也面临着更高的成瘾风险。精神疾病也是一个风险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是精神疾病导致成瘾问题，还是成瘾问题导致或暴露了精神疾病，抑或介于两者之间？

精神创伤、社会动荡和贫困也会增加成瘾风险，因为成瘾物质会成为应对这些问题的手段，并导致表观遗传变化——遗传碱基对之外的DNA链发生可遗传变化——影响个体及其后代的基因表达。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因素，但成瘾物质的接触机会增多可能是现代人面临的最主要的一项风险因素。供给创造了需求，因为我们都陷入了强迫性过度使用的旋涡。

我们的多巴胺经济，或者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所谓的“边缘资本主义”，正在推动这一变化，此外革命性技术也提供了助力，它不仅增加了成瘾物质的获取途径，也增加了这类物质的数量、种类和效力。

例如，1880年发明的卷烟机使香烟的产速从4支/分钟提高到惊人的2万支/分钟。如今，全球每年的香烟销售量为6.5万亿支，相当于每天消费约180亿支香烟，造成全球约600万人死亡。

1805年，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泽尔蒂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当药剂师学徒时，从鸦片中提取出了止痛药吗啡——一种阿片生物碱，其效力是鸦片的十倍。1853年，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伍德（Alexander Wood）发明了皮下注射器。由于这两项发明，19世纪末的医学期刊上出现了数百篇关于医源性（由医生治疗引起的）吗啡成瘾的病例报告。

为了寻找一种成瘾性较低的阿片类止痛药来代替吗啡，化学家们合成了一种全新的化合物，命名为“海洛因”（heroin），这个词语来自德语heroisch，意为“勇敢”。海洛因的药效是吗啡的二倍至五倍，并导致了20世纪初的麻醉剂成瘾问题。

如今，强效的医药级阿片类药物，如羟考酮、氢可酮和氢吗啡酮，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丸剂、注射剂、贴剂、鼻喷雾剂。2014年，一位中年患者走进我的办公室，嘴里还吮吸着鲜红色的芬太尼棒棒糖。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其药效是吗啡的五十倍到一百倍。

除阿片类药物外，今天很多东西的效力都比过去有所提升。与传统香烟相比，吸电子香烟（一种时尚、小巧、无味、可重复充电的尼古丁摄入装置）能更加迅速地为血液注入更大剂量的尼古丁。电子香烟还推出了多种多样的风味，旨在吸引青少年。

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今天的大麻效力提高了四倍至九倍，而且还出现了无数种不同的形态，如饼干、蛋糕、布朗尼、小熊软糖、蓝莓烟、“大麻馅饼”、润喉糖、油、芳香剂、酊剂、茶……

食品由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薯片和油炸食品生产线的自动化推动了袋装薯片的诞生。2014年，美国人均土豆消费量约为112磅[7]，其中33.5磅是新鲜土豆，其余78.5磅是加工土豆。我们吃的很多食品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糖、盐和脂肪，以及数千种人工香料，以满足现代人对法式吐司冰激凌和泰式番茄椰汁等食物的渴求。

随着获取途径的增加和药效的提升，多重用药——同时使用或在间隔时间很短的情况下使用多种药物——已成为常态。我的病人马克斯（Max）发现，画出他的用药时间表比向我解释他的用药过程要容易得多。

如图所示，他从十七岁开始酗酒、抽烟和吸大麻。到了十八岁，他就开始吸食可卡因了。十九岁时，他改用奥施康定和阿普唑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接连使用了扑热息痛、芬太尼、氯胺酮、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PCP（苯环己哌啶）、DXM（地塞米松）和MXE（氯胺酮的结构衍生物），最后是阿片类止痛药Opana，此后他开始吸食海洛因，直到三十岁时来找我。在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他总共使用了十四种不同的药物。

除了这些药物以外，当今世界又出现了“数字药物”，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说过去只存在于现实世界，如今出现在数字平台上，这些平台的影响力和便捷性均呈指数式增长。其中包括网络色情作品、线上赌博和电子游戏等。

此外，这项技术本身也让人上瘾，闪烁的灯光、喧闹的音乐，像“无底碗”一样，人们希望通过持续参与获得更大的回报。

从一部相对平淡的吸血鬼爱情小说，到近乎被社会公认的针对女性的色情小说，我的成瘾过程从电子阅读器的出现开始。

消费行为本身也会让人上瘾。我的病人齐（Chi）是一名越南移民，他沉迷于在网上搜索和购买产品。对他来说，从决定购买什么产品开始，他就进入了极度兴奋的状态，这种状态会从等待收货持续到收货，并在他打开包裹的那一刻达到顶点。

不幸的是，这种兴奋并不会持续太久，等他撕下亚马逊的胶带，看到里面的产品后，这种兴奋感就消失了。他的房间里塞满了廉价的商品，他自己欠下数万美元的债务。即便如此，他也难以停下来。为了不断获得那种兴奋感，他不得不订购越来越便宜的商品——钥匙链、杯子、塑料太阳镜等，并在到货后立即退货。

互联网与社会传染

那天雅各布在酒店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就在第二周，他的妻子被诊断出患有脑癌。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之后的三年里他一直在照顾妻子，直到她去世。

2001年，四十九岁的雅各布与高中时的恋人恢复了联系，之后两人结婚了。

“结婚前我对她说了自己的问题。但我尽可能说得轻描淡写。”

雅各布和新婚妻子在美国西雅图购买了一套房子，他本人在硅谷找到一份科学研究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雅各布要长时间地待在硅谷，远离妻子，他又回到了过去沉溺于色情片和强迫性自慰的模式中。

“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看色情片。但当我在硅谷上班或出差的时候，她不在我身边，我就会看。”

雅各布停顿了一下。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显然令他难以启齿。

“在工作中，我有时需要操作电路，这时我会感觉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我很好奇，于是我不禁设想，如果电流流过阴茎会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开始在网上搜索，结果发现了一个社群，里面的人都在使用电刺激。”

“我将电极和电线连接到立体音响系统上，尝试用来自立体音响系统的电压产生交流电。我用盐水代替一般的电线，将棉花制成的电极连接起来。立体音响的音量越大，电流就越大。在音量较低时，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在音量较高时，我感觉很难受。在这两者之间，我可以产生性高潮。”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睁大了。

“但这非常危险，”他继续说，“我意识到，如果供电中断，可能会发生电涌，致使我受伤。有人还因此丧了命。我在网上查到了一种医疗工具，就像……就是那种治疗疼痛的仪器，你们管它叫什么……”

“TENS仪（经皮神经电刺激仪）？”

“没错，TENS仪，600美元一台，或者我可以花20美元组装一台。于是我决定自己做。我购买了材料，制作了一台仪器。它可以运行，而且很好用。”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但后来我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我可以编程。我可以创建自定义程序，让感觉与音乐同步。”

“什么样的程序？”

“自慰、口交，凡是你说得出来的都可以。然后我发现不只我这样，我还上网下载了其他人的程序，并分享了我的程序。有些人编写的程序与色情影片同步，这样你就能身临其境……就像虚拟现实一样。这种感觉当然能带来乐趣，但制作这样的机器，预测它能做什么，尝试改进方法，并与他人分享，这个过程同样能带来乐趣。”

他回忆道，脸上露出了微笑，但那笑容随即就消失了，他在揣测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仔细打量我，我可以看出他在判断我是否能接受他所说的事情。我打起精神，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情况越来越糟。我找到了一些聊天室，你可以在那里观看人们直播自慰。这些视频都是免费的，但也可以选择购买代币。为了更好地体验，我支付了代币。我拍摄自己的自慰过程并发布到网上。只拍了我的隐私部位。一开始，让陌生人观看令我感到兴奋。但我也感到内疚，因为观看这些视频会让别人产生尝试的欲望，他们可能也会上瘾。”

2018年，我作为医疗专家参与了一起两名少年遭卡车撞击身亡的案件。卡车司机在驾驶前吸食了毒品。在诉讼的过程中，我与文斯·杜托（Vince Dutto）探长进行了交流，他是加利福尼亚州普莱瑟县（Placer）的罪案调查主任，这起案件就在那里进行审理。

出于对他的工作的好奇，我问他过去二十年里的罪案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他向我讲述了一个六岁男孩对他四岁的弟弟进行“鸡奸”的悲惨案例。

他说：“在我们以往接触过的此类案件里，都是因为孩子身边的某个成年人对他进行了性虐待，然后这个孩子又对另一个孩子，比如他的弟弟，进行性虐待。”但是我们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没有发现哥哥受到性虐待的证据。两个孩子的父母离婚了，工作很忙，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放养型的孩子，但并未遭受性虐待。

“案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是，这个哥哥一直在网上看动画片，偶然发现了一些包含各种性行为的日本动漫。这个孩子有一台自己的iPad（苹果平板电脑），没有人监督他用iPad干了什么。在看了一堆动画片之后，他决定在弟弟身上实践。在二十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互联网使我们更容易接触到新事物，还能让我们看到可能从未体验过的行为，进而推动了强迫性过度消费。视频不仅仅能“像病毒一样传播”，而且它们本身就具有传染性，因此出现了模因（meme）[8]。

人类是群居动物。当我们在网上看到其他人以某种方式行事时，这些行为似乎就有了“正常性”，因为其他人都在这样做。作为权威人士和总统都喜欢使用的社交媒体消息发布平台，“推特”的名称十分恰当[9]。我们就像一群鸟，当其中一人刚刚举起翅膀准备起飞的时候，其他人就已经升空了。

雅各布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避开了我的视线。“然后我在那个聊天室里遇到了一位女士。她喜欢支配男人。我向她介绍了这些电力装置，然后教她如何远程控制电流：频率、电量、脉冲结构。她喜欢让我达到那个临界点，又始终不超越临界点。她这样做了十次，其他人看了视频，还留言评论。我和这位女士成为了朋友。她从来不会露脸，但有一次我看到了她的长相，因为她的相机不小心拍到了她的脸。”

“她多大了？”我问。

“我猜，大概四十多岁……”

我想问她长什么样，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出于自己的色欲好奇心，而非治疗的需要，所以我忍住了。

雅各布说：“我的妻子发现了这一切，她要离开我。我向她保证再也不做这些事了。我对那位女网友说我要退出。她很生气，我的妻子也很生气。我痛恨自己。我戒掉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但后来又开始了。只不过这一次我只用自己的机器，没有进聊天室。我对妻子撒了谎，但最后还是被她发现了。她的治疗师让她离开我，所以妻子走了。她搬到了我们在西雅图的家，现在我又孤身一人了。”

雅各布摇了摇头，继续说：“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能那么干了，我拆了机器并将它扔掉。但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又从垃圾堆里把它捡回来，重新组装。”

雅各布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我想停下来，我真的想停下来。我不想在性瘾中死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象他通过互联网，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里展示自己的生殖器。我感到恐惧又同情，同时还生出一种模糊且令人不安的感觉——或许我也会如此。

其实我们和雅各布一样，都有可能在自我刺激中走向死亡。

全球70%的死亡可归因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吸烟、缺乏运动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全球主要的死亡风险因素是高血压（13%）、吸烟（9%）、高血糖（6%）、缺乏运动（6%）和肥胖（5%）。2013年，约21亿成年人超重，而1980年超重的成年人数量仅为8.57亿。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外，现在全球超重人数已超过低体重人数。

全球的成瘾率正在上升。在世界范围内，由酒精成瘾和违禁药品成瘾导致的疾病数量占1.5%，在美国，这一比例超过了5%。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吸烟。成瘾物质因国家而异，美国流行的主要是违禁药品，俄罗斯和东欧流行的主要是酒精。

从1990年到2017年，全球所有年龄组内因成瘾导致的死亡人数都有所上升，其中一半以上的死亡发生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群中。

贫困和低学历人口最容易出现强迫性过度消费的问题，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他们很容易获取高回报、高效力的最新药物，与此同时，他们无法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居无定所，缺乏高质量的教育，负担不起医疗保健的费用，也难以享受种族平等和阶级平等的法律保障。这些因素与成瘾之间存在一定的危险联系。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没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中年美国白人的寿命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寿命更短。在该群体中，最主要的三大死因是药物过量、由酒精引发的肝病和自杀。凯斯和迪顿将这种现象称为“绝望之死”。

强迫性过度消费不仅危及我们的生命，也危及我们的星球。世界自然资源正在急速减少。经济学家预计，到2040年，高收入国家的自然资本（土地、森林、渔场、燃料）将减少21%，贫穷国家的同类资源将减少17%。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碳排放量将增长7%，世界其他地区的碳排放量将增长44%。

我们正在逐步吞噬自己。

注释：

[1]1英尺等于30.48厘米。——译者注

[2]罗夏墨迹测验是由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创立的投射法人格测验。被试者自由观看不断变化的墨迹，说出由此所联想到的东西，再由医生加以分析。——译者注

[3]1英寸等于2.54厘米。——译者注

[4]美国生活服装品牌。——译者注

[5]《上帝在吗？我是玛格丽特》是美国作家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的小说，讲述了六年级小学生玛格丽特对青春期的疑问和探索。——译者注

[6]斯金纳箱是一种心理学实验装置，箱内有一个杠杆，箱内的动物只要拉动杠杆就可以获得食物，以此研究动物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译者注

[7]1磅约等于453.6克。——译者注

[8]模因是一种文化基因，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译者注

[9]“Twitter”一词的本义是指鸟的叽喳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