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黄健随我“西湖论剑”将近三载。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文风与其颇具特色的名字一样，是比较男性化的。虽然她个子小小、不事张扬，但她的这本专著从思维理念、总体框架到行文气势，却都显得比较开阔，颇有几分男儿的豪迈之气。

本著修改自她的博士论文。当初她选定这个论题，是经过一番慎思的。她所探讨的新历史小说话题，在历史小说领域中可以说是比较“另类”的，甚至是否可称之为历史小说，学界恐怕也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它在当代中国——准确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当代中国的确存在，并且一度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文学思潮，吸引了不少中青年作家如莫言、叶兆言、苏童、格非等的加盟。那么，这批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到底有何不同，它们彼此又有怎样的思想艺术观和创作心理？对于这些，不少的评论或研究文章虽都曾涉及，但由于缺少真正的、有学术内涵的学术争鸣，许多问题至今仍处于被悬置的状态，未能得以有效地展开，有的则付之阙如。熟悉文坛的人都知道，新历史小说一般是被称为先锋派的，它是历史题材领域中的先锋写作。也因此故，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从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文化，特别是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关系这一角度契入展开探讨的，主要强调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文化资源的对接，强调它对西方文学观念以及叙事技巧的借鉴与实践，研究的重心在此。这样的研究自然不无道理，它的确也抓住新历史小说的某些重要特质。但我以为仅是这样的研究是不全面的，它有意无意地疏忘和忽略了也许更为重要的精神内质——中国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资源之间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关系，那挥之不去的家国情缘。

作为一项专题研究，黄健的这本著作自然无法回避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关系这样一个话题。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相关研究却不约而同地对之予以高度的认同，认为西方新历史主义直接孕育了中国新历史小说，并促成其产生和发展。这似乎成了学界不证自明的一个结论。黄健通过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一远在大洋彼岸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被介绍到中国，而几乎与此同步，中国出现了新历史小说；它们两者在历史观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彼此之间并无一脉相承的直接关联。客观区辨并理性正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黄健来说并非无关宏旨，而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这里不仅需要下工夫搜寻资料，靠事实说话，同时更需要勇气和胆识。而这样一种情况，在当下的评论和研究中似不多，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映了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创作及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以来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众所周知，西方理论的确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将继续。这样说并无意于夸大或神化西方理论的“跨际”作用，也不是要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血脉关联。相反，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一个比较准确到位的厘清和评价。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国文化及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批评研究主体的独立，有关这方面的声音也日见高扬。学术界、批评界开始从原先的“中—西”单向关系突围出来，走向了“中—西”与“古—今”多维立体的解读。于是，传统文学文化才真正进入了学术视野，其固有的功能价值得到了认同。像以往那样，动辄尼采、萨特、福柯、德里达、海德格尔，靠这些西方现代后现代名家名言来为自己立论作依据的已愈来愈少，起码已没有多少市场了。这也反映了当代批评和研究的日趋成熟，是令人欣喜的。当然，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防止“崇古”的问题。与过分夸大西方（即所谓的“崇洋”）一样，为了自己预设的结论，任何过分夸大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功能价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应该的。

上述种种构成了黄健这本论著的写作背景。置身于这样的背景中，她当然不能不感受到压力，面临着挑战，但同时也碰上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若能在时人止步之处作进一步探索，或许有意想不到的崭新收获。当然，倘不小心，也很容易跌入陷阱而一无所获。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此处的关键还是在于怎么写，从什么角度切入，如何寻找言说的逻辑基点。这些要求研究者要有相当的理论涵养，要有开阔的视野和严密的思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论述时作上下左右前后的腾挪跳宕，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并且翻出新意来。或许受时代文化的影响，也基于自己的认知，黄健在经过一番思考后最终确立自己的题目为“穿越传统的历史想象——关于新历史小说精神的文化阐释”。不同于流行的研究，它主要从“古—今”关系的角度契入，重点探讨的是新历史小说与传统精神资源之间看似相悖实则相连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似乎带有某种“反主流”的味道，它与多数研究所得的“新历史小说是反传统的先锋文学”的结论大相径庭。无疑这也对她的传统文学文化修养提出了考验。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文史哲不了解不熟悉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揭示蕴涵在其中的精神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能够充实有力地论证新历史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基石，并“反其道而行之”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呢？

困难是显见的，但愈是困难，便愈能激发黄健探讨的热情。在看似障碍重重的困境中，有心之人依然可以发掘出若干通往目标的途径。比如，在探讨新历史小说精神传统时，如何看待“消解”很关键。毋庸置疑，对于历史小说来说，绝对的“消解”实际上是不存在、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效、无法实现的。因为历史与传统原本便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历史小说创作就是对往事的追忆和想象，而过去是无法也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就传统的历史小说而言，它是基于“历史本事”的一种创作，要求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与历史原型保持异质同构的关系。因此在创作之前，往往特别倡导和强调作家要“深入历史”，搜集和占有丰富翔实的史料；史料愈多，作家虚构创造的余地也就愈大。新历史小说与之相比，似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一“另类”的历史小说文体中，把传统历史小说视为“阿基米德点”的历史本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深入历史”，都遭到了致命的颠覆，史料搜集的工作也不再是作家必然要做的功课。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可以超越于史料的规约作天马行空式的自由驰骋，而且在向度上也不约而同地从“大历史”转向“小历史”，从官方的“正史”转向民间、边缘化的“稗史”。不过以上仅仅是新历史小说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我们也不能把研究的思维和眼光停留于斯。黄健通过她的研究告诉我们：虽然新历史小说带有强烈反传统的激进姿态，但它们却难以与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彻底的切割，在貌似激进的背后仍对传统表现出守成姿态。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不仅是传统精神文化的批判者、反叛者，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精神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只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特殊的、极端的方式（或曰另类、反叛的方式）进行表达，与传统的精神文化保持着一种对话关系。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黄健的研究，我们也许就多了一份理解，并且对她所作的探索投以赞许。

如何处理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代文学的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它都存在不少的疑点。前些年有关现代性问题讨论时，人们曾就其内涵以及当下意义等有过一番颇热烈的争论。当代文学当然具有超越于传统文化的质的定性和独特的形态，但这种超越绝不是悬浮于传统之上的无根之物，而是与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也就是说，在所谓的现代性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都有一个“传统无意识”参与的问题，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强大的集体话语，无论后来者对它采取怎样的姿态都不可能被完全否定。这不是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你身不由己的必然选择，甚至是你的宿命。比如，新历史小说固然在形态乃至意识层面上明显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小说，但若将它与西方同类作品进行比较，还是可明显地感受到两者的不同。就拿对故事情节的处理来说，中国的新历史小说较之更重视故事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同题材作品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同题材作品，将故事情节进行碎片状的排列，使之呈现高度的无序状态，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新历史小说中就比较少见。其中原因，追根究底，笔者以为主要源自中国作家对传统审美趣味、接受心理的重视。因此，尽管他们宣称与传统文化实行彻底的“断裂”，颇有几分“崇洋”乃至“媚外”的味道，但在事实上他们却不可能也做不到，骨子里对传统文化依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不少作品无论在外貌上多么“形似”西方，但内在还是与中国传统文化颇为“神似”。抓住了“神似”，也就抓住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被人忽略了的重要特质，一个被当今不少人称为“中国话语”或“中国经验写作”的特质。它不仅相当有效地揭示新历史小说内蕴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为其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提供了开阔的阐释空间。我想，这大概就是黄健这部专著之于创作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吧！

以上，主要讲的是本著写作的背景和意义，还未涉及其研究的具体内容。就后者来看，它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全文构架的开放性和论述的严谨性。本著各章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合在一起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绪论中，作者首先将新历史小说置于中西文化共存的格局中，从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角度展开探讨。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之后，我们看到，即使像新历史小说这样的“新文类”，它也绝非是西方话语（如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当代的简单翻版，而是与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西及其他众多文化在中国当下语境下相互矛盾碰撞、相互融会渗透的产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历史小说在意蕴上的丰富与复杂性，它并不像一些评论所说的那样，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产物或准产物。从这样的层次角度探讨新历史小说，黄健自然就获得了为其他众多研究者所没有的观照角度和评价尺度。她不再把形式的更新与思想的西化当作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而是更多地关注它的传统精神特质。为了充分揭示这一点，本论著分别从精神资源、精神取向、精神对接和艺术转换四个方面对此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问题，无疑是本著论述的核心所在。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古代的哲学思想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儒、道、释三家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它们通过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甚至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思维角度与行为方式，并使之产生独特的精神气质。如国人对“变”的看法，对“存在”的观念等。这些都无法通过简单搬用西方理论来解释，而只有将其纳入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才能得到精深到位的认识；只有落实到新历史小说研究中，才能充分理解并把握其内在本质，不致被外在的一些表象所迷惑。

毫无疑问，作为“重写历史”的一种文学潮流，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层面是相当复杂的。它写的虽然是民国或近现代一段历史往事，但展现的却是当代人的思考以及重塑历史的努力。这其实是一种精英意识，它不同于新写实小说和一般的先锋实验小说，而是在思想艺术方面有自己的追求。新历史小说并不是在先锋小说中加上中国古代生活作调料之物，也不是在新写实小说中融入一些历史深沉之物，它有自己的定位以及自己对历史、世界、人生、命运、艺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它置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中，便能更清晰地看到新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这些作家笔下，历史往往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时空中不断地重演，进入历史并进而对它作出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解读，是作家介入现实、干预现实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历史小说作家对未来是有所冀希的。如莫言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一直都在思考国人的生命力与精神状态“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这可看作是他对当下国人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富有意味的隐喻，是一种讽世的文学。再如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等作品中诸多有关国民性叙述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亦迪人深省，说明作家心中是有“太阳”的。

这再次表明，黄健有关新历史小说的精神探讨无意击中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敏感神经，一个关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节点问题：在当下的特定背景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性地处理中西关系，与西方展开真正的对话。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话语曾以相当激烈的方式穿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实体，成为国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价值观、历史观、艺术观深深地浸入到中国小说的肌理之中，并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然而在百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招致自己不断被“他者化”的经验教训之后，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对以前弃之如履的传统文化给予温情的关注，并将它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加以重视。新历史小说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载体当然也表现了这方面的意向，但更为主要的是，它契合我们此时对民族自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的诉求。因此，它颇得包括黄健在内的不少研究者特别是具有民族情怀的研究者的青睐就不奇怪了。不过，这是否也蕴涵着将文化传统的正向价值人为加以夸饰拔高，对其负向价值不适当加以疏忘忽略的另一种危险呢？我以为此亦是需要加以警惕的。另外，大多新历史小说写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们与21世纪自上而下兴起的民族复兴大潮是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如何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价新历史小说的文化精神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部专门研究新历史小说的著作，最重要的也许是在探讨“古—今”关系之时厘清它与“中—西”关系之间的复杂缠绕，也就是协调和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毕竟传统只是新历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不是它的全部；除了传统之外，它还有现代特别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新历史小说都向西方借鉴了不少，其现代的因素同样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因为讲传统就将它搁在一边不管，这也有失公允。事实上，学界这些年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借鉴吸纳，并将其与本课题研究进行有效的对接。黄健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本著第一章在谈新历史小说的传统精神资源时，就富有意味地提炼了“历史的去蔽”、“中心的隐退”、“永远的质疑”、“卑微的崇高”四个关键词，对传统与现代之间既矛盾又融合的复杂关系作了归纳和阐释，第二、三章对精神取向和精神对接进行了论述，不仅很好地揭示了新历史小说文本中的传统与现代意识的纠葛，而且还从外部世界的维度找到了其深受中西文化综合影响的有力证据，使其较好地避免了片面和极端，应该说是相当睿智的。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新历史小说于20世纪90年代初早已经结束了。它的兴衰更迭，前后不足十年。新历史小说之潮为何如此短暂？这与作家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手法有无关联？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作家对此的处理？它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问题同样很重要，黄健对此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她的大开大阖而又旁征博引的阐释，为她的结论平添了不少的气势和力度，显示出她严谨的思维和良好的学术功底。黄健的研究长于形上的概括和逻辑的推理，她喜欢在理性、智性层面对对象进行观照把握。因此，较之一般博士论文特别是女性博士论文，其文显得更为深刻。我希望黄健今后继续保持这种风格，将本研究中未及展开或还未很好展开的议题接着做下去。我也希望学界同行、朋友对她多加关心、批评及指正，为培养和扶持年青一代的历史小说学者、评论家共同作出我们的努力。

吴秀明

2010年6月23日于浙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