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读记
荐福寺是京中名刹，今西安小雁塔即其塔院，塔院与本寺隔街南北相望。《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荐福寺，开化坊，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武德中，赐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园。后瑀子锐尚襄城公主，不欲与姑异居，遂于园后地造宅。公主卒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改为荐福寺也。”《宋高僧传》卷首“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载义净于中宗、睿宗时在此翻译佛经。南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三“诸道石刻录”下、卷十“京兆府”下著录有《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元人骆天骧所撰《类编长安志》卷十“石刻”有“唐荐福寺德律师碑”：“唐上郡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韩云卿撰，韩择木八分书，史惟则篆额，大历六年立。今在景风街仁王院。”同书卷五“寺观”：“仁王院在景风街北，乃荐福寺下院。中有临坛大戒荐福寺德律师碑，韩择木八分书，史惟则篆额，碑尚存。”由以上文献资料可知，元时此碑尚存，骆天骧书中“上郡”当为“上都”之误，当是传抄讹误所致；荐福寺除本寺、浮屠院（塔院）外尚有下院；唐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唐以后的长安城以唐皇城为基础，皇城东面最靠南的城门曰景风门，景风街当因此得名。黄永年师生前曾应中华书局之约于1981年暑假点校《类编长安志》一书，并在附录《述类编长安志》中说：“此书还著录了好些块《集古录》《金石录》等未曾收入而后世也失传了的碑刻。如大历六年（771）韩择木八分书《唐荐福寺德律师碑》之类。”[1]值得庆幸的是《唐荐福寺德律师碑》尚存于天壤之间，原石现存陕西泾阳大壸寺。碑螭首方形，通高190厘米，宽约80厘米，碑右下角损泐，文16行，满行36字，隶书，有界格。但2006年三秦出版社版李健超先生《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本）也未据之增补。今据碑林博物馆王其祎先生提供的拓片、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先生提供的原石照片迻录全文如下：
额：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
碑题：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
撰文：朝议郎守礼部郎中上柱国韩云卿撰。
书者：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国昌黎开国公韩择木书。
篆额：朝散大夫守都水使者集贤殿学士待诏史惟则篆额。
西域之教，流于中国六百年。有僧智舟，服专经律，不卧衽席，弗乘马牛，年算益高，精□□□，□/教立论。为人之师，蒙者发焉，迷者反焉，知者楙焉，明者晦焉。享年八十有七，僧腊六十有（“有”字原损泐，据上下文补）□。大（“大”字原损泐，据上下文补）/历四年十二月示疾于长安。曰：吾梦浴于大海，水府族类，曒如在目。大海，水所积也。阴□□□/类毕
，阴类交也。形者，道之赘聚也。浴者，涤浣垢污也。其将息阴以灭形，除垢以归净。吾□□/乎泾阳，吾父母之乡，先是门人为余兆宅土圹，地形高爽，不敢专美，因构塔立像。/天子闻之，锡名曰泾川佛寺。愿归于斯，莞苇单车；不在藻饰，勿择时日；学流法徒，敬奉指约。□/是天宫圣贤，异香名花，迭至牖户。其月二十九日而终，谥曰大戒德律师，赙以缣布，丧仪礼物，/悉以公给。门生弟子，千里赴丧。都人士女，会葬川流。五云翔空，群鹤舞噪。所谓年俎性恒，形蜕/道传也。比丘尼德超，佩荷训义，详具业行，愿刊石铭德。其辞曰：/嵁嵁硕僧，秉淳含辉。正己全德，为人宗师。于惟硕僧，知道之元。变化往还，孰由其门。蒸蒸道众，/随量有获。涉川无梁，其道中息。
泰山峨峨，泾川活活。吾师则亡，遗德昭烈。斲石纪铭，用贻后学。
大历六年岁在辛亥七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 刊者强勖。
德律师本京师荐福寺高僧，法名智舟，陕西泾阳人，为戒律大师，与皇室关系密切，充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并得享高寿。其生平事迹不见道宣《续高僧传》、赞宁《宋高僧传》。碑文说他“享年八十有七，僧腊六十有□，大历四年（769）十二月示疾于长安”。据此推算，他应出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何时出家不详，何时受戒亦不详。因出家与受戒是两个概念，而僧腊要从正式受戒之日算起，碑文残缺无法确知。从碑文未提及家世及师承来看，德律师可能出身卑微，其师父大概也不算有地位的大和尚，所以德律师究属律宗三家的哪一派也不详。碑文笔法显属英雄莫问来处一路。立碑者为比丘尼德超，显然是私人立碑性质，其与德律师的关系也无从详考。而碑的形制较小，亦无特别之处，与当时的大寺丰碑不可同日而语，但为文及书者都是当时的显宦名流，刻工强勖当亦长安名手（此后长安刻工又有名强琼者），确也显示德律师生前的不同凡响。韩云卿所撰碑文《全唐文》收录六篇，但未包括此碑。碑文内容并不复杂，主要记载两事：一为德律师晚年将其在故乡泾阳的墓地营建为寺院，天子锡名曰泾川佛寺，根据唐代寺院的赐额制度，这显然属于官寺。按唐时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又谓之山台、野邑。而且这也是德律师圆寂于长安，却立碑于泾阳的缘由。二为唐代宗在德律师圆寂后对其尊崇及赏谥。碑中值得考释的亦有两事：一为碑文中“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的身份，二为当时僧徒死后的墓葬形式。这无疑对研究唐代佛教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碑文中“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的称号出现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绝非偶然。原来唐律宗大师道宣于唐乾封二年（667）于长安净业寺设立戒坛，又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而《颜鲁公集》卷二十五《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说明戒坛设于律藏院，表明戒坛一般设于唐寺之律院。唐代宗时又由官府委任临坛大德。《大宋僧史略》下《临坛法》，记唐代宗永泰中（765—766），敕京师立僧尼临坛大德各十人，永为通式，遇缺即补，临坛大德之设始此也。以临坛律大德主持戒坛，表明国家试图实现对戒的控制，由此实现对受戒人数和国家度牒钱收入的控制。[2]先是唐天宝十五载（756），肃宗在灵武，裴冕请鬻僧道度牒，以充军费。这自然是国家财政极其困难时期的非常举措，安史之乱后趋于正轨，严禁私度。在国家控制度僧的同时，地方军事强人如王智兴亦试图控制地方度僧权，但均被视为非法。日本僧人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三年十月十九日条：“大唐大和（‘元和’之误）二年以来，为诸州多有密与受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处，自此二处外，皆悉禁断。”其中“洛阳终山琉璃坛”当为嵩山会善寺琉璃坛之误，见《金石萃编》卷一〇三《嵩山会善寺戒坛记》。园仁还详记在扬州开元寺所见戒坛形制。而且《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3]德律师是不是唐代宗委任的十大德之一，碑文未作交代。值得注意的是，临坛大戒德律师的称号是其圆寂后的谥号，而绝非自言，这在僧传中是比较罕见的。笔者所见尚有碑林博物馆藏《大智禅师碑》载高僧义福开元二十四年（736）圆寂后谥号大智禅师。这显然与唐代宗及执政者杜鸿渐、元载、王缙的佞佛有关。据《旧唐书·王缙传》，当时又有“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三有《真化寺尼如愿律师墓志铭》：志作于大历十年（775）七月，文有云：“贵妃独孤氏，弟子长乐公主。”独孤氏者，代宗妃也，是年十月薨，追册为皇后。长乐公主，即肃宗女宿国公主。碑林博物馆藏《慧坚禅师碑》也载其大历年间“当圣诞之日，命入禁中，人天相见，龙象毕会”。大戒是具足戒的别称，指佛教僧尼所受的戒律，佛教认为这样的戒条是完全充足的，谓之具足。唐时僧尼依据《四分律》受戒，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有四百八十条。大德本是对佛、菩萨、长老的尊称，后亦以称高僧。唐高祖武德年间开始成为僧官的名称，唐代宗时又有委任十大德之举，可见大德之名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唐东都安国寺临坛大德（澄空）塔下铭》立于唐贞元九年（793）。唐末五代敦煌文书中则有“释门法律临坛供奉大德”的称号可以对照。由于《大宋僧史略》是五代入宋的赞宁的著作，碑文所记可以补充不足。此外，湛如法师在大著《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曾详细讨论唐代戒坛的地理分布，[4]碑文所记上都荐福寺戒坛可补其缺。
至于碑文中“门人为余兆宅土圹，地形高爽，不敢专美”句的意思是门人为师父选择墓地之意。而“僧尼居士不事棺葬而火葬，焚尸后入骨灰塔故不曰墓志而曰塔铭”[5]。又《旧唐书·杜鸿渐传》：“及卒，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冀类缁流，物议哂之。”明代末期陕西终南山楩梓谷出土的《大唐王居士砖塔铭》有“收骸起灵塔于终南山楩梓谷”之语，这应是一般情况，当有例外。如笔者所见僧尼墓志有碑林博物馆所藏北齐太宁二年（562）相州云门寺法勤禅师墓志铭，王其祎先生藏近年新出高昌王
文泰孙女甘露寺尼真如墓志铭、唐安顺法师墓志铭拓片。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亦著录有《隋惠云法师墓志铭》：“志道光间陕西西安出土，后归诸城刘喜海，后佚。”[6]这说明也有僧徒不免受当时社会风习的影响实施棺葬并置墓志铭。而且德律师虽为戒律大师，但思想颇为多元，碑文所记反映其阴阳与孝义思想相互杂糅，其门徒为其营建墓地也不足为奇。其后来在家乡营建寺院，身后又归葬并树碑立传，并由朝中官员来篆额书碑，这在世俗来讲也算叶落归根、衣锦还乡。立碑时间是大历六年（771），距离他圆寂已一年有半了。至于其本人是否实施棺葬抑或火化，碑文未有表述。
此碑何时出土不详。毕沅《关中金石记》刊刻于清乾隆辛丑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此前他曾出任陕西巡抚一职，但该书未曾著录此碑。清末以搜集碑刻拓片宏富著名的缪荃孙，其《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刊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也未著录此碑。但查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二“地理”中“金石”类已著录了“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碑连额高七尺二寸，宽二尺七寸，厚宽□尺□寸。四面刊文，左下角微缺。在南原姜刘村，文缺十余字，他皆完整，深秀似未经印拓者。”至于为什么有此碑立于长安的记载，原石却出土于泾阳，尚有待考证推测。这里需要考虑一下撰立此碑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古代立碑，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地方官的功德碑或去思碑；二是墓碑或神道碑，必须死后立在墓前；三是寺院或神庙的碑。此碑是德律师身后之碑，黄永年师指出“复有释道身后之碑亦与墓碑同科”。如前推测德律师曾在泾阳故乡兴建泾川佛寺，死后又归葬，此碑立于泾阳自在情理之中。北宋张礼撰并注、金元间缺名续注的《游城南记》“荐福寺”条就未提及此碑。南宋人陈思的《宝刻丛编》卷九将其列入京兆府下醴泉、泾阳也绝非偶然。还有一种推测是此碑当时刻有两块，如同著名的《圣教序记》一样，长安的一块在元代后已毁，泾阳的一块却幸运地保存到今天。黄永年师曾据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十“石刻”的记载推知元、明之际或入明以后长安石刻破坏之烈。还有一种推测是此碑确是立于长安荐福寺下院，元时尚在原地，后在元末战乱中被泾阳佛教信徒迎回泾阳。至于现在保存原石的泾阳“大壸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五〇六“西安府祠庙考”条、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二“地理”中“寺观”均未见有“大壸寺”之名，该寺是否在泾阳南原姜刘村，尚待实地踏勘，方可明了。
值得大事表彰的是此碑在书法上的特殊价值。黄永年师以为：“唐人亦喜作八分书，后人称之为‘唐隶’。如玄宗书《云台孝经》、梁升卿书《御史台精舍碑》、史惟则书《大智禅师碑》等，均体态丰腴，结构端庄，较《熹平石经》等东汉八分更进一层。”[7]现在应据此碑补上韩择木大名。唐隶之所以较东汉八分呈现不同的面貌，应是受当时流行楷体特别是褚遂良书的圆美挺拔影响而来，而唐玄宗喜好隶书，上行下效当然也是唐隶发展的原因之一。韩择木是成名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书法家，其创作一直持续到广德、大历年间，自然不能例外。宋赵明诚《金石录》曾著录韩择木八分书碑多通，可见其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陈思的《宝刻丛编》卷三两次著录此碑，一次是著录在篆额的史惟则名下，一次是著录在书碑的韩择木名下，都是由于此碑书法超群的缘故。韩择木传世著名书迹有隶书《告华岳文》《唐叶慧明碑》；楷书《南川县主墓志》《荥阳王朱氏墓志》，书体亦圆润。[8]此碑的出土面世又为唐隶新增一奇葩，将作为“中国珍稀碑帖丛书”之一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理应受到书法爱好者的喜爱和欢迎。
（原刊《碑林集刊》2007年第13集）
[1] （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2006年三秦出版社本未作改动，标题已改作《〈类编长安志〉点校前言》。又收入《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1957年商务印书馆版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第83页著录：“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大历六年，陈思《宝刻丛编》（七）3下‘诸道石刻’。”
[2] 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344页。
[3] 拙撰《唐代度牒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拙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疏证》“唐后期的度僧”条，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4] 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6-98页。
[5] 黄永年：《碑刻学》，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221页。
[6]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二“中国金石学概要下”谓“隋以前之僧，志墓者实不多见，至唐而其风最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有隋仁寿四年（604）《隋尼那提墓志》，存目有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比丘尼统清莲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2、632页。
[7] 黄永年：《碑刻学》，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8]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则著录有韩择木隶书《唐叶慧明碑》，谓“韩择木书有述圣颂碑阴赏告华岳文，隶书；又有楷书南川县主墓志，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在陕西博物馆。又楷书荥阳王朱氏墓志，书体圆润如欧、虞”；又著录有《唐述圣颂碑》谓韩择木“在唐有书隶名，北宋刻《淳化阁帖》，撰入韩择木隶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1、123页）。其中谓“书体圆润如欧、虞”可能有误，当如褚遂良书才合乎实际。从韩择木生活的时代来看，当时流行褚体，大家都学褚体，即使是欧、虞、褚、薛之一的薛稷也不例外，时谚有“买褚得薛，不落节”（梁章矩《浪迹丛谈》“买王买褚”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