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从宋画看“中国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1950年出版的单行本《东洋的近世》一书中,系统地解释了宋代为何可以被称作文艺复兴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史》一书中也提出了中国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文艺复兴。(此为编者注,余同。)

“文艺复兴”原来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指发生在14到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运动,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所以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得有个前提——“复兴”什么?

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给出答案,那就是复兴“轴心时代”的文明。

而“轴心时代”,不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也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到达的,能被轴心时代的历史光芒照耀的民族是幸运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轴心时代”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精神发展史和认识我们自己,都具有非常的启迪意义。他发现,“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在此之间,人类历史经历了一次理性的觉醒,觉醒的文明都曾有过一次质的飞跃,且影响至今,故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个文明的概念,而非国家概念。

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古希腊有古希腊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古印度有古印度的道路,由不同的历史道路进入“轴心时代”,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哲学的、诗化的、宗教的……但奔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人文主义。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人类历史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文艺复兴,只有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明,才具备了文艺复兴的前提;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并非只有一次,一个连续性的文明,文艺复兴会表现出阶段性,反复或多次出现,比如中国文明。

以欧洲文艺复兴为镜,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过类似意大利并早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且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多次出现过文艺复兴,借用孟子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道出了文艺复兴的周期性。

欧洲文艺复兴是回到古希腊,而中国从汉末至宋代,每一次文艺复兴,皆以“中国的轴心时代”为回归点和出发点。

依据“轴心时代”这一基本概念来看中国历史,中国的“轴心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止于公元前200前后的秦国统一。以“周孔之教”为代表,孔子“吾从周”,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因此,在这8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还可以分出两个阶段,一个是周公时期的理性觉醒,一个是先秦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

古希腊有哲人,中国有先秦诸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先秦诸子,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思想风景线。从先秦诸子开始,理性方显示了勃勃生机,具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诚如雅斯贝斯所言,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理性的太阳,同时照亮东西方,希腊哲人、印度佛陀和先秦诸子并世而立,人类还有哪个时期比它更为壮丽?

这一时期,文明在转型,尤其人类精神,开始闪耀理性光芒,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开始从巫术、神话故事中走出来,走向人自己,讲人自己的故事,开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性样式。

有了轴心时代的理性目标,还要有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那就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一方面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另一方面要在艺术与科学的领域,产生艺术创作与科学发明的巨人。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了汉代复兴先秦儒学、魏晋以玄学复兴老庄思想、宋代则越过隋唐直接追溯魏晋了。

魏晋文艺复兴,从清议清议:东汉后期,出现在官僚士大夫中的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被称为“清议”。官僚士大夫希望通过“清议”,表达自己对现实统治的不满,“清议”给魏晋的士大夫品评风气带来深远的影响。转向清谈清谈:最初指魏晋时一些士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后泛指一般不切实际的谈论。“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针对有和无、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等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的讨论。,魏晋人崇尚老庄,从政治优先的经学转入审美优先的玄学,从名教回归自然,儒家道德英雄主义式微,乱世自然主义个体人格美学开启;隋唐以诗赋取士,赋予政治以诗性,是复兴《诗经》时代“不学诗,无以言”的政治文化;宋人越过唐人直奔魏晋,在复兴魏晋风度的个体人格之美中产生了山水画,之后从山水画到人物画,到花鸟画,都出现了一种独立精神的表达。

14世纪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重启人类理性的一面镜子。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成了艺术、文化以及社会品位的基准。用这面具有人文性的镜子,去观看11世纪的中国宋代,我们发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竟然比佛罗伦萨还早了3个世纪。

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从文化史角度可看作一个历史分期,这段从10世纪初开始到13世纪后期结束的历史,算起来有300多年。元代建立之时,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以此来看宋代文艺复兴,或可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先驱”。

放眼历史,进化之迹随处可见,然而,一个民族创造历史之综合能力,并非顺应王朝盛衰而消长,有时甚至相反。

如王朝史观,即以汉唐为强,以宋为弱,然终宋一朝,直至元时,王朝虽然失败,但若以文明论之,详考此时代之典章文物,就会发现,两宋时代文艺复兴和社会进步超乎想象,诸如民生与工艺、艺术与哲学、技术与商业无不粲然,域外史家谓之“近世”,或称“新社会”似不为过。考量宋代,无论是以功利尺度,还是以非功利尺度,它都是一个文教国家而非战争国家,是市场社会而非战场社会。美第奇家族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在佛罗伦萨城里推行城市自治,建立市民社会时,早3个世纪的宋代已通过科举制,亮出了平民主义的政治立场,并向着文治政府推进。

用定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眼光,瞭望中国宋朝,同样看到了绘画艺术贯穿于精神生活的景象,从汴京到临安,从10世纪中期到13世纪后期,艺术带来的人性解放,始于“士人群体”独立人格的形成,他们成为文艺复兴的主力。

宋代文艺复兴带来的审美自由,适合艺术蓬勃地生长。有宋一代,艺术上最闪耀的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水墨山水画的兴起,成为宋代文艺复兴的标志,而市井风情画,则描绘了宋代文艺复兴的民间社会的新样式。

绘画艺术是北宋人文指标的一个审美增长点。山水画巨子有李、范、郭、米四大家,赵佶善花鸟,并为宋代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国家样式。宋代在全盘接收五代绘画的基础上,形成了院体工笔与士人写意的两大艺术流派,成为北宋人文精神的天际线。

总之,无论“近世”精神数据,还是“文艺复兴”的人性指标,它们都以审美为标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历史时期了。在一个好的历史时期进入一个好的文明里,宋人如此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