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冈比西斯时波斯帝国的进一步扩张

冈比西斯在位统治的历史（公元前530—前522年）纷乱不清，除非掌握更多原始材料，这种情形将来不会有变化。冈比西斯生涯的大致轮廓是清楚的。他是居鲁士的王储，为期大约8年，在其父统治初期，曾短期实际统治着巴比伦。居鲁士卒后，他于公元前530年9月继承了王位。4年后，冈比西斯成功率波斯军队西进至埃及。在将其统治向南扩展到至少逾尼罗河第一瀑布、可能深入努比亚（Nubia）、向西越昔兰尼（Cyrene）后，他在埃及极其成功地巩固了波斯的地位，以至于到大流士统治结束时埃及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叛乱。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率军东返，神秘离世，自此便遭到诟病。

问题是，除了一些真假难辨、有趣的例外，关于冈比西斯的统治，希罗多德的著作是仅有的史料（后来的古典著作家也许不可全信，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之“历史之父”没有改进处）。希罗多德对冈比西斯在埃及的记述、至少对他远征努比亚（文本中称为埃塞俄比亚）之后的记载，给人以冈比西斯是疯子的印象（《历史》，Ⅲ，1—67）。的确，在记载冈比西斯决策和行动时，希罗多德数次使用“疯的”或“疯子”这样的字眼。这位波斯王被谴责的疯狂行为有：下令大规模毁坏埃及神庙、杀死阿皮斯（Apis）神牛来嘲弄其埃及属民的宗教情感、只为占领锡瓦（Siwa）绿洲便派遣了一支五万人探险队（均死于沙暴）以及没能给他率领至努比亚的军队安排好给养。冈比西斯被指控以下罪行：弑兄；当其姐妹哀悼被杀的兄弟时，他又杀死了这个姐妹；先是想处死克罗伊索斯，当发觉自己的仆从秘密救下了这位吕底亚老王之后——当时这使冈比西斯很高兴，后又因这些仆从不服从当初的疯狂命令而将他们杀死。我们仍然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冈比西斯是疯了吗？他是否患有类似癫痫之类的疾病？他是不是周期性地被某种特殊的自大狂症所控制？或者是希罗多德在游历埃及时仅与一群极为特定的人交谈过？

随着其父入侵并征服巴比伦尼亚，冈比西斯为人所知。如上所述，公元前538年时，正是冈比西斯握住了那布神的手并取代居鲁士在短期内事实上执掌巴比伦王权。当居鲁士宣称马都克对波斯大业的佑助时，他同时提到了自己和冈比西斯：

马都克、伟大的主人，十分欣喜我的事迹且友善地给我——居鲁士、崇拜他的国王——以祝福，给冈比西斯——我的儿子、我的雄狮后代……

后来，当祈求保护时，他说：

愿所有我将之安顿在其圣城的神祇……让我（在他那里）受欢迎；对我的主人马都克，他们或许会这样说：“居鲁士这位崇拜你的国王，与其子冈比西斯……”[118]

从上述材料清楚可见，居鲁士应有识人之能，完全信任冈比西斯。

这种信任显然十分英明。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巴比伦有关冈比西斯品行不端的证据，于其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冈比西斯一直是王储。至公元前530年8月末或9月，其父卒后，冈比西斯在巴比伦尼亚文献中的称谓显赫，被称为“巴比伦之王和四方之王”。冈比西斯成为众王之王似乎并未遇到挑战。

为王4年后，冈比西斯进军埃及。[119]埃及第26王朝倒数第2位王、精明的阿玛西斯（Amasis）试图巩固其防御，确保塞浦路斯人（Cypriot）和其他岛民的援助，以断绝波斯人从海路入侵的可能性。由于一直热爱希腊，阿玛西斯娶了一位希腊妻子，鼓励希腊商贾，利用希腊雇佣军保护自己，以防土著埃及人反对其王朝依赖并宠信非埃及人——这是阿玛西斯在政治上无法避开的恶性循环。但这位老王（在位逾40载）在波斯攻击前已卒，抗击冈比西斯的正是其子普撒美提克三世（Psammetichus Ⅲ，又作“Psamtik”；希罗多德称他为“Psammenitus”）。

在波斯人抵近埃及边境时，埃及军队中一名雇佣军军官哈利卡纳苏斯的法奈斯（Phanes）叛逃至冈比西斯一方，毫无疑问泄露了埃及军备状态及其防御配置等关键情报。冈比西斯之前已经与阿拉伯部落达成协议。阿拉伯部落控制着加沙（Gaza）和西奈（Sinai）地区，他们为途经这里的波斯大军供水，水对于冒险穿越沙漠到达三角洲（Delta）东部是十分必要的。波斯进军顺利，与埃及人在佩鲁西翁（Pelusium）交战；波斯得胜，双方之战实际上已结束。之后是短期围攻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普撒美提克防守孟菲斯（Memphis）的诸多努力毫无结果。公元前525年，波斯占领埃及第26王朝的都城并俘获末代王。希罗多德记载，他于几乎一个世纪后还目睹了佩鲁西翁战场上仍未埋葬的骸骨（《历史》，Ⅲ，12）。[120]

埃及水军没能做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保了冈比西斯的胜利。乌扎霍尔瑞赛奈特[Uzahor-resenet，即乌德亚霍莱斯内（Udjahorresne）]，身为水军指挥官和塞伊斯（Saïs）的奈特（Neith）神庙看护人，或许负有责任，由此他与哈利卡纳苏斯的法奈斯一同背弃埃及。他的《自辩》（apologia pro vita sua）发现于塞伊斯，为大流士统治时期的一篇铭文，该文献只字未提水军，间接表明他的背弃之举。[121]换言之，波斯的征服进展迅速，主要是由于冈比西斯缜密的政治和军事谋划以及埃及政权的内在弱点，该政权的地方权力以雇佣军为基础。甚至有可能的是，埃及本地人欢迎新的统治者。

冈比西斯迅即着手在非洲东北部增扩立足点，加强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希罗多德称，腓尼基水手不愿参与对其殖民地迦太基的征服。但冈比西斯成功突破了昔兰尼和巴尔卡（Barca），由此将波斯控制范围拓展至尼罗河三角洲以西——三角洲俨如巴比伦的西部。波斯军队顺利占据了哈里杰（Kharga）绿洲，但大军的另一路（肯定不是希罗多德记载的5万人）在攻打锡瓦[阿蒙（Ammon）]绿洲时覆灭。冈比西斯的注意力显然转向南方，转而进攻努比亚。如上所述，希罗多德（《历史》，Ⅲ，19—25）记述的是冈比西斯的完败；这位曾缜密谋划从加沙穿越西奈地区的将军，被指责忽视了大军的必要给养！据说这次远征甚至没有接近目的地，仅少数幸存的波斯人蹒跚返回，接受败绩。

下面探讨希罗多德对冈比西斯在埃及的记载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库什（Kush，古波斯语作“kūša-”）或努比亚显然是大流士统治时期及其后波斯帝国的一个民族；没有证据表明，除冈比西斯之外的其他人曾征讨到这里。库什在苏萨的建筑上[《大流士苏萨铭文》（DSf），43]名列于提供象牙者之列，在其他一些铭文[如《大流士波斯波利斯铭文》（DPh），《大流士罗斯塔姆铭文》（DNa），30]中则是属地。库什人或努比亚人在波斯波利斯被描绘成大王王座的支柱，而且在“觐见大厅”（Apadana）的浮雕上展现了他们进献贡品的场景。从中可见，他们显然来自南方，是黑种人（参见图版卷，图40，第二十三使团）。另外，虽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埃及游历见闻大体上无疑非常准确，但《历史》第3卷中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故事明显极富想象力，可能部分是在模仿荷马史诗中毫无瑕疵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故事，这些埃塞俄比亚人在远洋海岸过着伊甸园般的富足生活（《奥德赛》，Ⅰ，23）。与希罗多德相左，冈比西斯南进并非为了抵达这个传说中的世界尽头。毋宁是，如古波斯语史料表明的，冈比西斯似乎在第一瀑布以南有效地发动了战事，其目的是保护埃及南部边境和至少将努比亚北部地区纳入波斯帝国。[122]

冈比西斯在埃及停留了共3年时间，表明波斯力图在埃及本土建立统治权。被俘的普撒美提克三世似乎发动了叛乱[与希罗多德《历史》（ Ⅲ，15）所述相悖，是在普撒美提克在孟菲斯被俘不久后所为]，但被镇压。显然可以更加确定，冈比西斯重组了埃及宗教机构，这可能是强化波斯权力计划的一部分。如下这种看法仍是无法证实的：波斯采取的这一举措是为新政府寻求民众支持，波斯认为，从民众角度而言，臃肿的祭司阶层长久以来是重负，亟须改革。或许这是冈比西斯的有意之举，以适应其所认清的埃及特殊时局，因为波斯此前的政策是全力支持当地宗教，且冈比西斯在巴比伦的行为表明他曾准备继续推行这种策略。但是，冈比西斯并未完全在埃及如此行事，说明这是他的有意之举，而不是希罗多德所认为的“疯狂”。

起初，冈比西斯遵循其父在巴比伦的举措，向埃及人展示自己是合法的埃及法老，自称拉美苏提（Remesuti）或“拉神所生”（乌扎霍尔瑞赛奈特襄助这位新王选取头衔，了解当地风俗）。除希罗多德《历史》外，为数不多的关于这位新法老宗教改革的证据表明，他选择性（selective）对待诸神庙及其祭司。或许为了奖励普撒美提克水军将领乌扎霍尔瑞赛奈特的变节，新政权支持位于塞伊斯的奈特神庙，给予它十足的尊重和荣耀。另外，通称的“世俗体编年史”特别提到，某些神庙中直接以银或实物供奉的财富减少；祭司被告知在自有土地上耕种更多作物，饲养更多动物。但是其他一些神庙仍旧以惯有方式得到支持。[123]另一份时在几十年后的埃勒凡廷（Elephantine）阿拉姆语文献提及，此地的犹太雇佣军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冈比西斯财政改革并未触及他们的耶和华神殿。[124]

为了处理这些多少令人困惑的资料，重点应关注上文提到的“选择性”一词。至少这些文献表明冈比西斯是如何对待神庙及其祭司的。与16世纪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nry Ⅷ）大规模毁灭修道院不同，冈比西斯改革埃及宗教基础结构的尝试显然着重于特定神庙及其体系的过当之处，而不是针对神庙/祭司的基本复合体。不可否认，冈比西斯的措施是严厉打击埃及宗教集团。当希罗多德多年后游历埃及时，其交谈对象或许主要是神庙祭司，但冈比西斯迫害宗教的名声已经三代人的讲述，人们不禁会想，其所见所闻可能并未得到波斯征服前的神庙祭司支持者的美化。

一个可能的典型例证就是所谓的这位王对阿皮斯神牛的处理。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个血腥的故事，说冈比西斯在疯狂中用剑击伤阿皮斯神牛腿部，嘲弄崇拜一只在众人眼前逐渐流血至死的动物，由此伤害了虔诚的埃及人的情感（《历史》，Ⅲ，29）。但是，除希罗多德的记述外，其他证据并不是如希望中的那样确凿，因而可能的情形是，阿皮斯神牛死于公元前524年，此时冈比西斯人在上努比亚，而且生于冈比西斯第5年的新神牛存活至大流士一世第4年。此外，各种迹象表明，如埃及王室习俗一样，冈比西斯下令举办各种仪式埋葬这头死亡的神牛。神牛棺柩上的铭文提到，冈比西斯下令刻勒铭文以纪念其父阿皮斯神奥西里斯（Apis-Osiris）。伴立于石棺的纪念碑上刻有冈比西斯跪在神牛前以表敬意的形象，并记载埃及法老冈比西斯下令给予神牛所有应得的荣耀。[125]这难道不正是冈比西斯应有的行为吗？作为王储，他曾紧握马都克之手，遵从巴比伦的宗教习俗，以表达波斯人宽容友善地进行统治的意愿。

可以推测，冈比西斯留给后世的名声像希罗多德记载的恶名一样，即一个疯子，于史而言是不公正的，可能反映了希罗多德所据史料的偏见。冈比西斯从其父亲所获的信任、8年王储的和平时期、短时统治巴比伦、将埃及纳入波斯帝国的高超征战、胜取利比亚和努比亚北部地区及其在埃及建立牢固统治的能力，均是冈比西斯理智健全而非疯子的明证。

公元前522年，波斯大王离开埃及返回波斯。他是否在启程前已得知巴尔狄亚（Bardiya）发起的反叛，仍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冈比西斯亡于途中。有人认为他是自杀身亡，但《比希敦铭文》记载其死亡的一段古波斯文字仍旧难解。这段文字表明，他死于“自伤”，这既可表示自杀，又可表示意外事故（《比希敦铭文》，第11节）。后一种解释显然支持希罗多德笔下的记述（《历史》，Ⅲ，64）：冈比西斯死于伤口感染，伤口是他上马时脱鞘的佩剑所致。[126]归根到底，或许围绕这位大王的死亡之谜，促使该事的讲述者渲染那些被一些人视为冈比西斯生平所做的冒犯之举。

T.小奎勒·扬（T.Cuyler Young，Jr），

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长

师学良译，张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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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朗人是确定近代近东三大民族—语言群体之一，其后是阿拉伯人和突厥人（Turks）。据此便可说明，伊朗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的首次兴起标志着西亚政治与文化上的新旧交替。

[2] 关于希罗多德著作可靠性的学术观点几经变化，最早或许始于克泰西亚斯的著作。为本卷撰稿的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各异。本文虽然确实对希罗多德的任何陈述都持怀疑态度，但最终仍以乐观态度相待。关于截然不同的意见，参见B 5。关于希罗多德作为希腊人的偏见这一问题，参见A 14（对其评论，参见A 46）。

[3] 关于亚述诸王文献译文的重要史料仍为B 304，但其大部分内容现已过时。B 276提供了至阿淑尔那西尔阿普利二世[Assur-nasir-apli Ⅱ，即阿淑尔那西尔帕（Ashurnasirpal），公元前883—前859年]统治末期的最新材料。文献中散见对后来诸王铭文的提及，且价值各异。另参见 CAHⅢ 2.1，第22—24章。

[4] 关于近期公认的专门研究这一重要问题的初步成果，参见B 268。

[5] 关于这些信件，参见B 283，B 353以及最新的B 319。关于卜文，参见B 286和B 287。埃兰语史料散见于各种辑录本。关于乌拉尔图铭文，参见B 291。更多关于新亚述史料的概述，参见 CAHⅢ 2.1，238-244。

[6] B 90，88.

[7] 关于早期西部灰陶和青铜/铁器时代分野，参见B 226，70-72。关于不同观点，参见B 136。

[8] 关于把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文化变化与伊朗人到达西部地区联系起来的尝试，参见B 228。与此相关的进一步讨论，参见B 135和B 232。

[9] 赞同高加索山脉为米底人和波斯人所取路线的最新说法，见B 75。但使用该著作要格外谨慎；参见B 231。

[10] 呼罗珊大道[偶尔也称作丝绸之路（Silk Road）或大道]是经扎格罗斯山脉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地区与伊朗高原的最重要通道。它沿着迪亚拉（Diyala）河至扎格罗斯山麓，经“扎格罗斯隘口”（Zagros gates）通过第一道山脊，逐渐升至现今的克尔曼沙（Kermanshah）地区。穿过比希敦附近的扎格罗斯山脉最高峰“巨链”（chaine magistrale），该大道通过坎加瓦尔（Kangavar）山谷，经阿尔凡德（Alvand）山穿越另一座重要关口后，至现今的哈马丹[Hamadan，即古代的埃克巴塔那（Ecbatana）]和伊朗高原。关于后来该路线的各个驿站，参见卡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的《帕提亚驿站》（Parthian Stations，参见B 183）。

[11] 关于最新证据，参见B 124A；另参见B 76，151及注释85。关于加喜特人与中西部伊朗的关系，另参见B 164。

[12] 关于铁器时代 Ⅱ 和晚期西部灰陶，参见B 226，74-78。

[13] 例如，参见B 142。

[14] 参见B 123。

[15] 关于巴巴扬的陶器和一些小型发现物及其外部联系，参见B 77。

[16] 关于马利克，尤其参见B 147-149。

[17] 参见B 72（夏尔克丘Ⅵ或墓地B）。另参见B 226，61-62；B 61，201。

[18] 关于巴比伦此时的财富衰减，参见 CAHⅢ 2.1，301-309。

[19] 关于扎格罗斯山脉的基本地形，特别是与这一阶段有关的历史地理，参见B 122，5-14。

[20] B 226，12.

[21] B 191；B 122，16-22.

[22] B 123，173-176.

[23] B 307，157.这些“王”无疑是一些部落酋长或城的统治者，不应理解为是拥有大权或富有的王室人物。

[24] 关于乌拉尔图的概述，参见 CAHⅢ 2.1，314-371。

[25] B 61，202-203；CAHⅢ 2.1，341-342.

[26] 关于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沙尔玛尼瑟三世统治的更多详情，参见 CAHⅢ 2.1，253-269。

[27] CAHⅢ 2.1，269-279.

[28] B 291，40，90；B 122，111.

[29] B 304，Ⅰ，271-272，§§766-768.关于从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至萨尔贡二世这一阶段的历史，参见 CAHⅢ 2.1，第22章。

[30] B 304，Ⅰ，§768，以及诸如“……我把比特哈姆班一世（Bit HambanⅠ）带入亚述边界”和“我任命我的一位官员为他们的总督……”的表述。

[31] B 122，118-119。旧说把比克尼山与德黑兰东部的德马凡德山（Demavand）混为一谈，现在完全可以否定这种说法。

[32] 关于中西部地区，尤其参见萨尔贡第6年的征战；B 304，Ⅱ，4-6，§§10-11。著名的第八次征战进攻的是乌拉尔图；参见新著B 124及其详尽参考书目，以及 CAHⅢ 2.1，352-355。

[33] B 304，Ⅱ，6，§11.

[34] 这一新情形由撒玛利亚（Samaria）陷落后以色列俘虏被迁徙至“米底诸城”所证实[《列王记下》（ Ⅱ Kings），17：6]。此类人口迁移只可能发生在亚述稳固统治的各部分领土之间。

[35] B 123，179-182.

[36] B 287，nos.1-15；B 286，nos.1-8，12-13.

[37] 这些史料中不断提到米底人诸多的“王”，例如《埃萨尔哈东的属国条约》（B 360）。

[38] B 228，12-13及注释12。

[39] 关于出现在亚述史料中的帕尔苏亚位置的研究史，参见B 122，106-109；B 138。

[40] 在众多早期学者中尤见B 32，179。

[41] B 228，19及注释59。请注意希罗多德此处的错误提示，即在扎格罗斯西北、中部以及帕尔萨有一支帕尔苏亚人。

[42] 关于这一地区的位置，最合理的推断依旧见于B 122，112，作者认为该地区“位于扎格罗斯中西部、马西达什特（Mahidasht）西北，而且它包括马西达什特北缘”。

[43] 该年代据《巴比伦编年史》确立。希罗多德著作中米底历史的年代是一重大问题且是学界广为讨论的原始资料，例如，参见A 56，129-161；A 39；A 7；A 13。

[44] B 90.

[45] ABCChronicle，7.ii.1-2.

[46] ABCChronicle，3.29-47.

[47] 显然，首先提到这一点的是B 114，20-21，为诸多研究者沿袭；其他参考文献，参见B 90注释11。

[48] 参见B 90，第86页及注释13中所列参考文献。

[49] B 118.

[50] B 32，177.

[51] B 32，177-178.赫尔姆（Helm，参见B 90，86及注释21）指出了卡尔卡斯和加喜特人与纳姆里（Namri）——可能是迪亚拉河中游的哈姆林（Hamrin）地区——的联系，但于史无证。

[52] B 90，86及注释23。

[53] B 360，82，以及例如B 304，Ⅱ，215，§540。

[54] B 304，Ⅱ，28，§56.

[55] 这一名字在努兹（Nuzi）的胡里特名字中很有名。但是，该名的结尾“-ukku”可能是伊朗语。B 131，46；B 180。

[56] 关于曼内亚的概述，参见B 17。要注意的是，虽然曼内亚和米底在亚述史料中是不同的政治体/群体，希罗多德著作中显然并未对它们做出区分；希罗多德对曼内亚一无所知，而且认为曼内亚直至公元前7世纪晚期实际疆域都是米底的一部分。由于米底人曾吞并曼内亚，所以米底人很可能也吸收了与戴乌库相关的曼内亚王室传统。

[57] 例如，参见B 32，232，表5。

[58] 参见B 90，87以及注释27。

[59] 参见B 228，20及其参考文献；B 196，290-293。

[60] B 287，no.29.巴尔塔图阿可能是希罗多德著作（《历史》，Ⅰ，103）中的普罗托图埃斯（Protothyes）。B 313，360；B 360，9-19。

[61] B 32，216-219.

[62] 非常有趣的是，公元前8世纪末期的扎格罗斯地区显然有一位无足重要的王（可能属于一个米底群体），名为乌克萨塔尔（Uksatar）/库亚克萨莱斯，参见B 304，Ⅱ，76，§147；B 32，153。早期伊朗王族名字或许并不罕见；参见下文关于阿淑尔巴尼帕尔时代库拉斯（Kuraš）的论述。

[63] 关于成功运用次生国家形成的模型来解读米底帝国的兴起，参见B 25，332-367。

[64] ABCChronicle，3.5.

[65] 铁器时代 Ⅲ 等同于晚期浅黄陶层（the Late Buff Ware Horizon）；B 226，72-74。

[66] 关于戈丁 Ⅱ，参见B 229，23-32和B 233，29-36；关于巴巴扬，参见B 77；关于努希彦，参见B 47，B 195和B 194。

[67] 关于哈桑鲁、兹维耶和曾丹伊苏雷曼，参见B 226，图12和第80—81页。关于巴斯塔姆（和位于阿塞拜疆的相关遗址），参见B 117。关于马西达什特地区，参见B 124A。

[68] 在阿尔廷丘（Altıntepe；笔者亲见）。另参见B 117，165。

[69] 大体上，这一铁器时代 Ⅲ 的陶器传统以其显著变化，代表了与铁器时代 Ⅱ 陶器传统的明显中断（相反观点认为“这两个时期之间不存在彻底的文化断层”，参见B 226，59）。但是，在铁器时代 Ⅲ 和Ⅳ之间（大致为阿契美尼时代），陶器传统有着显著的连续性；B 230，192。

[70] B 228，33-34.

[71] The Cyrus Cylinder（ANET315-316）；另参见B 221，2-8；B 239。新近关于早期阿契美尼家族的深入讨论，参见B 138；比较B 24。

[72] 大流士的族谱部分亦见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历史》，Ⅶ，11），在该处薛西斯（Xerxes）叙说了其家世。但这段文字本身存疑，且无助于解决此处讨论的难题。阿契美尼的另一族谱断章取义地出现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Aeschylus，Persae，765-782）。

[73] 例如，参见B 64，75；B 68，79。先前一位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参见B 120，493；另参见B 218，1132-1144。

[74] B 142.

[75] 参见B 32，31注释28对各个旧地址的概述。与以往一样，卡梅伦（Cameron）质疑了传统观点并提出了被证明是正确的见解。

[76] 关于埃兰时代把马利安等同于安珊的看法，参见B 165。

[77] 关于铁器时代安珊的地望，仍有必要保持适度怀疑。在马利安没有发现任何铁器时代或阿契美尼时代的遗存，而且我们认为，马利安在公元前一千年时是安珊，其原因是它显然处在埃兰时代中期。另参见下文注释98。

[78] B 217.

[79] 较新论述参见B 44，8-9。

[80] 相同看法参见B 138。可以认为，既然阿淑尔巴尼帕尔文献所载的地理在细节上涉及了最有可能是胡泽斯坦东南和东部的诸多地点，那么，被提到的帕尔苏阿什也应该位于这一大致方向，即在法尔斯。然而，中西部的帕尔苏阿什或许同样在亚述大规模征服埃兰中受到威胁，埃兰这一政治体卷入胡泽斯坦北部的卢里斯坦的程度和它与伊朗西南低地东部的诸地区的牵涉程度一样。

[81] 一些可靠论据表明，居鲁士这一名字甚至不是伊朗语；参见B 63的全面论述。名称所证实的语言和民族混杂早已有充分文献记载。例如，中央扎格罗斯地区埃利皮的塔勒塔（Talta），此人可能是胡里特人，有两子：一个名叫伊斯帕巴拉（Ispabara），这是典型的伊朗语名字（作“*aspabara”），另一个名为尼伯（Nibe），可能不是伊朗名字；B 228，13注释16。关于阿如库的不同观点，参见B 131，156。或许应注意到，在这一背景中，阿利亚拉姆奈斯和阿萨麦斯都是见于后来文献中的典型的阿契美尼名字，但仅就作为大流士先祖的诸王来说，这些名字被用于阿契美尼家族的王号（假定这两位名人都是大流士所声称的事实上的王）。

[82] 参见B 86，127，印章no.93；另参见B 103，300-301。

[83] 参见B 3，15；另参见B 138。

[84] 关于以不同方式对这一证据所做的相似论述，参见B 44，8-10。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居鲁士自称为阿契美尼族人（若古波斯书体创制于大流士统治时期且帕萨尔加德的铭文由此定年在大流士统治时期或更晚；参见下文第2章注释16）。

[85] 例如，参见A 11，37；然而这并不可能。至少，苏萨几乎可以肯定是新巴比伦帝国的一部分。巴比伦人控制着地域较广的埃兰（胡泽斯坦）的多大部分是另一个问题；参见下文第120页注释64，以及B 44，30-31。

[86] 关于法尔斯阿契美尼波斯人定居的精彩概述，参见B 197。

[87] B 315，250；另参见B 346，351-352。

[88] 一些论者（例如A 11，37）会将这一文本解释为时人对未来的期待。如此一来该文本就被视为巴比伦尼亚和波斯结盟反对米底人的证据，而巴比伦在哈兰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继而就可理解为援助居鲁士进攻阿斯提亚盖斯的牵制动作。

[89] ABCChronicle，7.ii. 3-4.

[90] 关于这一点的旧解，参见B 302，纳波尼都斯 no.1。

[91] 例如，ABCChronicle，22. iii. 20。

[92] 例如，ABCChronicle，2.i.29。

[93] 必须肯定的是，传统解释绝大部分赞同这一主张，即帕尔萨或法尔斯的波斯人曾是米底人臣属且居鲁士的确如希罗多德记述的反叛过阿斯提亚盖斯。不过，我们所据的原始史料没有证实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一点仍是事实，应记住，希罗多德至少是在距这一事件4代人的时间后写作。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历史》，Ⅰ，102）将米底人最初征服波斯人定年在弗劳尔特斯统治时，这使得人们不禁起疑，或许那些曾臣属米底、其故事构成希罗多德撰述基础的波斯人是否不是那些中西部地区扎格罗斯的帕尔苏亚/帕尔苏阿什/帕尔苏马什的波斯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据的楔文史料合理地表明，那些波斯人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时的确曾被并入米底王国或联盟。

[94] 《巴比伦编年史》的记述仅是由推断而定年的。该文献中直至纳波尼都斯第七年时不含明确的年代，而居鲁士战胜阿斯提亚盖斯在第七年的记载之前；B 274，105-106。

[95] 关于哈兰铭文及释读，参见B 270。塔德莫（Tadmor）令人信服的论道（B 346，352-358），铭文中与哈兰重建活动有关的年代不能视作文献证据，而应视作一种文学渲染。因此，《巴比伦编年史》中的公元前550年这一时间是可靠的。

[96] B 270，76-77.加德（Gadd）将这一条约定年在公元前548年。

[97] 亚述帝国先前被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分割的方式目前仍不清楚。当居鲁士取代阿斯提亚盖斯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多大部分（如果有的话）属于米底人、继而属于波斯人，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意见。与本文观点不同的看法，参见下文第120页。

[98] ABCChronicle，7.ii.15-16，以及下文第282页。此前，居鲁士在巴比伦尼亚史料中一直被称作“安珊之王”。这或许是首个提到帕尔萨即是法尔斯的楔文材料。将该字符读作“Lu”争议较多。按：正是这一读法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是否有萨尔迪斯陷落的确定年代，如 B 42。在绝大部分最新论述中，对这一年代持保留态度的有：B 44，28；B 45，211；B 317，539（不过该处最终接受了公元前546年春这一说法）。马洛温（Mallowan）对此持否定态度（B 30，404-405，注释5，414）。B 68，92未论及这些疑点。B 685，33，95，以及第2章，注释1中强调了这一不确定性。

[99] 例如B 30，404-405，注释5。

[100] 关于公元前547年攻占内城一事，考古证据有限且不尽如人意，参见B 713，101。

[101] 参见下文第170页，而另一个不同的解释，参见B 44，29-30。

[102] 《圣经》安克本（Anchor Bible）译文，译者麦肯齐（J.L.McKenzie）[译按：汉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关于巴比伦犹太人中居鲁士和波斯宣传战的这一大问题，参见B 190；关于在巴比伦尼亚宣传的概述，参见B 341和下文第123—125页。若不论其用词，以赛亚的语调令人想起《纳波尼都斯梦书》（参见上文第30页）。

[103] The Cyrus Cylinder（ANET315）.

[104] B 270，79-89.

[105] ABCChronicle，7.ii.5-6，下文第120—126页对此后的内容有更加详细的讨论。

[106] 关于“米底墙”，见最新出版的B 285。

[107] ABCChronicle，7.ii.17-26.

[108] The Verse Account of Nabonidus（ANET315）；见下文第115、123页。

[109] The Cyrus Cylinder（ANET316）.

[110] 参见下文第121、127—128页。

[111] 关于在巴比伦的各处阿契美尼王宫，参见B 280以及本书第115页，注释16。

[112] B 193.

[113] Gershevitch B 193，280-281附录，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充分概述。

[114] B 193，11-23，146-159.

[115] 参见图版卷，图9；B 193，44-55；以及图44-46。

[116] B 153.

[117] 参见图版卷，图10；B 193，24-43；以及图19-39。

[118] The Cyrus Cylinder（ANET316）.

[119] 在出征埃及前，冈比西斯和平统治巴比伦尼亚。有趣的是，他的王庭似乎在乌鲁克（Uruk）而非在巴比伦城；参见B 332以及下文第128页。

[120] 关于冈比西斯在埃及时的精彩概述，参见A 11，82-90；另参见下文第255—261页。

[121] B 873，1-26；B 836.

[122] B 790.

[123] B 901，32-33.

[124] Cowley，AP30.

[125] B 873，35-36.

[126] 这一解释似乎可由巴比伦语《比希敦铭文》证实（B 212，15）；亦参见B 49，146-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