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居鲁士大帝治下波斯帝国势力的兴起

一 早期阿契美尼家族

现仅存有两份居鲁士二世（即居鲁士大帝）的族谱，确有必要详加审视。居鲁士本人告诉我们，他是冈比西斯（Cambyses）之子、居鲁士之孙以及泰斯佩斯（Teispes）的后代（或曾孙）。冈比西斯一世、居鲁士一世和泰斯佩斯均被冠以“大王、安珊（Anshan）王”的头衔，而且居鲁士二世评论道，他出自一直执掌王权的家族。[71]这一最早的族谱格式部分地由大流士一世在《比希敦铭文》中加以重述。《比希敦铭文》告诉我们，大流士的父亲：

……是希司塔斯佩斯（Hystaspes）；希司塔斯佩斯之父是阿萨麦斯（Arsames）；阿萨麦斯之父是阿利亚拉姆奈斯（Ariaramnes）；阿利亚拉姆奈斯之父是泰斯佩斯；泰斯佩斯之父是阿契美尼（Achaemenes）

……因而我们被称为阿契美尼的后人。很久以前我们是为贵族。很久以前我们家族有诸多王者……我们家族的八人之前（是）为王；我是第九位；我们已有九人相继为王。（大流士《比希敦铭文》，第2—4节）

从这两段文献清晰可见，居鲁士和大流士似乎有同一个祖先，即泰斯佩斯，且在重建早期阿契美尼世系时，通常认为这位泰斯佩斯、安珊王是居鲁士和阿利亚拉姆奈斯两人的父亲，因而是大流士一世的高祖。亦有观点认为，大流士评说自己为阿契美尼家族第九位王时，他的计数包括了居鲁士二世一系（居鲁士一世、冈比西斯一世、居鲁士大帝和冈比西斯二世），并未把他的父亲希司塔斯佩斯列入，我们知道希司塔斯佩斯从未为王。[72]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流士自称是其家族第九位王的说法有问题；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大流士也就认为阿萨麦斯和阿利亚拉姆奈斯均为王，但这两位要人至少部分而言和居鲁士一世和冈比西斯一世是同代人，而依据居鲁士二世的佐证，居鲁士一世和冈比西斯一世亦为王。一直以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常规做法是假设泰斯佩斯统治的疆域在其死前被分割，居鲁士一世在安珊统治，阿利亚拉姆奈斯在波斯统治。然后，冈比西斯一世在安珊继承父位；阿萨麦斯则在波斯继承父位。当居鲁士二世宣称控制了波斯诸部落而起步建立帝国时，阿萨麦斯丢失王权；居鲁士二世之前仅自称为“安珊之王”，此时则说自己是“安珊与波斯之王”[73]。

虽然对该问题的上述回答或许是言之有理的假设，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仅是假设。当载有阿利亚拉姆奈斯和阿萨麦斯的古波斯铭文的黄金板据称在哈马丹出土时，乍一看这个假设被证实了，原因是在这些文献中两人均自称是波斯王而且的确未提及安珊。但很可惜，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两篇铭文可能是伪造的，或属古时（也许是公元前4世纪）或属近代（大量据称出自哈马丹的“阿契美尼”的赝品扰乱了许多当代伊朗艺术研究）。[74]

近期，已有的一个事实或许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这个假设。迄今我们仍不知安珊的准确位置。过去对此的若干见解中，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安珊位于离胡泽斯坦不远的卡尔凯（Karkheh）河谷某地。[75]但现在已知，安珊是座城[现代的马利安（Malyan）][76]，且据推断，也是以该城为中心的政治体，坐落在离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帕尔萨或波斯的阿契美尼各王都——不足100千米处的马弗荒漠（Marv Dasht）平原。以安珊在胡泽斯坦附近某处而言，波斯和安珊各为王国从地理角度而言有些道理；但如今似乎清楚的是，古代安珊可能仅是称为波斯的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这一从地理上来说的必然结论使得泰斯佩斯死前将其王国分为安珊和波斯的假设不再那么吸引人。基于这些情况，最合理的看法或许是，安珊为古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兰名称，范围至少包括现代伊朗帕尔萨地区的一部分，这一地区在波斯人定居和统治之后才被称为帕尔萨或波斯。因此，该地区可能仍旧在居鲁士统治初期由美索不达米亚书吏所写的文献中被称作“安珊”，甚至在一篇由居鲁士亲自下令而成的文献中也是如此。可能这一地区以波斯之名为世人周知仅是在波斯帝国建立很久之后。若按这一思路，我们自然要承认，当大流士说他是阿契美尼家族第九位王时，我们对大流士此话的含义还没有明确解释，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再有两个由居鲁士一世和阿利亚拉姆奈斯统治的王国，即安珊与帕尔萨。[77]

另有观点认为，至少居鲁士二世之前诸王中的一位见载于另一资料，这与居鲁士和大流士提供的族谱不同。通常认为，居鲁士一世（疑为泰斯佩斯之子或后代）就是一篇新亚述文献中提到的国王，它记述了阿淑尔巴尼帕尔破坏埃兰的结果（约公元前646年）。该文献称：“库拉斯（Kuraš），帕尔苏阿什之地的王，听闻了我（阿淑尔巴尼帕尔）曾取得辉煌胜绩……”并派遣其子阿如库（Arukku）携贡品到尼尼微。[78]大部分学者赞成亚述文献中的库拉斯就是阿契美尼的居鲁士一世[79]，但这种对应存在问题。

正如泰斯佩斯之后王国分裂的假说一样，如果这两个王国由阿契美尼家族统治，居鲁士统治安珊和阿利亚拉姆奈斯统治波斯，如果亚述文献中确有其人的库拉斯和居鲁士一世同为一人，那么，为何居鲁士会被称作“帕尔苏阿什之地的王”呢？根据支持大流士是第九位阿契美尼王的假设，居鲁士一世本应是安珊王，这是亚述书吏熟知的国家。但另一个问题是，将这一处提到的亚述名称帕尔苏阿什等同于阿契美尼人的故乡帕尔萨或波斯，仅是现代著作中长期流行的假设。基于之前对亚述文献中帕尔苏亚的认识，或许如下假设亦同样合理：阿淑尔巴尼帕尔文献中的库拉斯的帕尔苏阿什，是扎格罗斯中西部的波斯人群体，通常在文献中与米底人有关。[80]最后，如果阿如库之父库拉斯是阿契美尼人居鲁士一世，那么略显奇怪的是，他的长子亦即冈比西斯一世的兄长却没有用波斯语甚或印欧语名字。但考虑到这一时期伊朗西部特有的民族混杂程度，这一说法或许无法构成有力的反驳。[81]基于这些情形，至少应该追问的是，该文献中的库拉斯是否与法尔斯的帕尔萨王室有关系。

图1 （疑为）居鲁士一世的印章图画，出自波斯波利斯（铭文略）
（采自B 86，图E5a-b）

关于居鲁士，最近或许有更多的独立证据可资利用。《波斯波利斯城防铭文》（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简写为“PF”）中的5篇（PF 692-695与2033）上有带文字的印章图画，印文读作“居鲁士，安珊人，泰斯佩斯之子”（参见图1）。一些学者由此认为，此人必定是居鲁士一世即居鲁士二世的祖父。[82]但奇怪的是，该铭文并未断言这位居鲁士是王或其父泰斯佩斯曾为王。该铭文中的这一缺漏令人疑惑：如同在诸多由王统治的国家，或许在古代波斯，王族名字是否常用在普通人身上。或许在这枚印章上，我们面对的是波斯波利斯国库的一位官员，他的家族为纪念其历代阿契美尼家族首领而采用王族名字。即使如此，当我们考虑这一印文的图画和样式时便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大体而言，这一印文与大流士一世时期所刻的印章最为接近，而且即便没有这一铭文，这篇印文的年代可能也属大流士一世时期。[83]

总之，若慎重起见，则我们的结论必定是，除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的铭文所记之外，关于早期阿契美尼家族诸人很少有确凿证据，而且这两种史料显然有一部分相互矛盾。除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外，居鲁士大帝仍是该王朝的第一位王，这有可靠的文献证明。同时，也要遗憾地指出，虽然泰斯佩斯将其王国分为安珊和波斯的看法是有吸引力的观点，但这个假设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现代学者的创见。

从传统解释来看，这些结论过于谨慎，但不会对我们造成过多困惑。一则，众所周知，即便是历代国王在几代时间里保持族谱完整也会遇到困难。再则，同样广为人知的是，这些王时常发现编创族谱或为政治目的篡改族谱是有用的。居鲁士不必这样做，且人们可能不必质疑他自称是冈比西斯、居鲁士和泰斯佩斯等早期诸王后代的说法。另一方面，因篡夺王权，大流士完全有理由篡改族谱，故而，就他在《比希敦铭文》中对其先辈的记述，我们必须持怀疑态度。甚或，正是大流士在谋求统治合法性时，他才知道与该王朝同名的人物阿契美尼，而居鲁士却没提到此人。[84]

二 居鲁士大帝：军事行动与征服

居鲁士大帝的军事行动和征服或可划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559年居鲁士登上波斯王位，包括公元前550年他大胜阿斯提亚盖斯及米底人。第二阶段包括公元前547年与吕底亚冲突并获胜，以及萨尔迪斯（Sardis）陷落后对伊奥尼亚军事打击这一时期。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546年至前540年，据信，在此期间，居鲁士在伊朗东部、中亚和阿富汗（Afghanistan）四处征战。第四阶段包括征服巴比伦和公元前539/538年巩固波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居鲁士大帝卒于公元前530年，而对他统治最后7年或8年的记载却几乎告阙。

可惜关于居鲁士非凡地执掌帝国权力的四个阶段的史料，在质与量方面都极为不均衡。除希罗多德的著作外，我们仅有关于米底战争和征服巴比伦的某些材料。一份非古典资料中提到了与吕底亚的战争，但下文会指出，这些材料很成问题。关于东部征战，我们几乎没有相关信息，除了推测居鲁士曾在这一地区活动，但这是基于大流士后来获得王权时所称。就阿契美尼帝国初期发展的所有四个阶段而言，关于这些惊人的重大事件，其诸多历史详情主要出自希罗多德的《历史》，但征服巴比伦的某些方面除外。

波斯的统一和米底的灭亡：公元前559年居鲁士登上王位时，按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仅是米底末王阿斯提亚盖斯众多封臣之一。居鲁士在伊朗西南的王国那时有多大现在无从知道；其王国可能囊括了大片疆域，而不仅限于安珊城周边及帕萨尔加德平原；有人甚至认为，居鲁士依然统治着埃兰。[85]关于幼年居鲁士、与阿斯提亚盖斯的家族关联、承续冈比西斯一世王位后逐步加强对波斯部落的掌控等，这些均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充分细描。居鲁士幼年及其与阿斯提亚盖斯关系的故事可作为传奇来看，部分是因为这些记述中的很多因素是按照众人皆知的王室传记、希腊人讲故事的模式，例如，居鲁士早先隐匿的王族出身在与其他十多岁的孩子游戏时暴露的趣闻（希罗多德：《历史》，Ⅰ，114—116），或者如，阿斯提亚盖斯将哈帕古斯（Harpagus）之子的部分尸体炖为肉食让哈帕古斯食用，以此作为哈帕古斯没有听从王命杀死幼儿居鲁士的惩罚（希罗多德：《历史》，Ⅰ，119）。但是，有关攻击米底人前居鲁士在波斯等待时机、建立权力根基的记述可能包含一些史实。毕竟，从居鲁士接替冈比西斯一世至公元前550年推翻阿斯提亚盖斯的统治约9年。按希罗多德的记载（希罗多德：《历史》，Ⅰ，125），居鲁士以其部落即帕萨尔加德为基础建立了扩张力量，其中，阿契美尼家族是为统治家族。马拉普伊（Maraphii）人和马斯皮（Maspii）人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效忠，并且和帕萨尔加德部落一起为居鲁士开启的征战提供了主要兵员。另有6个部落，令人好奇地均分为一半是农耕者、一半是牧人，据记载均是波斯人，且很快加入到居鲁士不断壮大的联盟中。

上述说明中没有多少细节可被视为合于史实，但这一点却可能是实情，此时波斯的基本社会和政治组织是部落性质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超过希罗多德所认为的）波斯人是半游牧状态的牧人。近年来，虽然在马弗荒漠平原、法尔斯邻近山谷包括帕萨尔加德的山谷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和一些发掘，但没发现多少这一地区在帕萨尔加德建立前（公元前550年后不久）的若干世纪里有定居活动的确切证据。阿契美尼时期的一些非王室遗址已为人知，但至少铁器时代中期（公元前9—前8世纪）的遗址却不见痕迹。对上述资料的解释之一是，这些遗址不是迅即在阿契美尼时代之前的时期形成的，其原因是，这个地区主要是由部落牧人占据，而不是由定居农耕者占据。只有定居农耕者才会留下其存在的确凿考古证据。因此，希罗多德关于居鲁士统治、波斯人在征服米底前的生活方式的故事，其基调或许反映在考古证据中。[86]

居鲁士与阿斯提亚盖斯之间的冲突是首个在阿契美尼历史上有充分文献记载的事实。有三份材料涉及此事：《巴比伦编年史》、著名的《纳波尼都斯梦书》（Dream Text of Nabonidus）以及希罗多德的故事。严格来说，这三份史料可惜并未记述完全一致的故事。

巴比伦王纳波尼都斯声称在统治初期曾做了个梦。[87]梦中，纳波尼都斯被告知，正是因大神马都克（Marduk）和辛（Sin）的意愿，他要在哈兰为辛重修神庙。纳波尼都斯愿做此事，但却说道：

曼达人[即米底人]正在围攻该神庙，这神庙正是您令[我]去[重]修的，且他们的武力十分强大！

马都克答复他：

你说到的曼达人，他们、他们的国家和[全部]诸王、他们的同盟将不复存在。

至此，这个梦似乎结束，而纳波尼都斯又说道：

[且事实上]当第3年过去时，他[马都克]使居鲁士崛起反对他们；居鲁士，安珊王，他[即马都克]的年轻仆人；他[居鲁士]用其小股军队逐走了众多曼达人，俘获了曼达国王阿斯提亚盖斯，把他们绑缚带至他的[居鲁士的]土地上。这是伟大的主马都克的行迹，他的命令不能更改。[88]

更为简洁、疑问较少的史料《巴比伦编年史》记载称：

[阿斯提亚盖斯]召集[他的军队]进攻安珊王居鲁士[二世]，意在征服……这支军队反抗阿斯提亚盖斯，阿斯提亚盖斯被俘为囚。

该文献接着谈到，居鲁士洗劫了埃克巴塔那，为安珊赢得了战利品。[89]

据希罗多德（《历史》，Ⅰ，127-129）记载，波斯人曾在一段时间内为米底臣民。阿斯提亚盖斯在得知居鲁士有意反抗后，便召他入宫；在这位波斯属王拒不前来后，阿斯提亚盖斯遣哈帕古斯带兵剪灭叛乱。自然，哈帕古斯对这位让自己炖食了亲生之子的国王毫无敬爱之情，带兵投了居鲁士；少数米底人斗争，但大多数则径直变节。阿斯提亚盖斯亲自召集另一支军队，“率领他们进攻波斯人，但在此战斗中完败”。

希罗多德和《巴比伦编年史》在两点上一致：其一，正是米底人进攻波斯人，其二，事实上，即便不是全部米底军队，也有大批米底兵士叛投至居鲁士麾下（该编年史可能暗指根本没有发生战斗）。另外，《纳波尼都斯梦书》或许暗示着正是波斯人向米底人发起了进攻。不过，这点却不是现有文献中主要不同之处。从历史角度讲，或许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纳波尼都斯梦书》和《巴比伦编年史》均没有谈到，作为阿斯提亚盖斯属臣的居鲁士反抗米底统治。《纳波尼都斯梦书》的一些早期翻译把居鲁士视作阿斯提亚盖斯的属臣，但新的解读认为，“年轻仆人”这一短语指的是居鲁士与马都克的关系，而不是居鲁士和阿斯提亚盖斯的关系。[90]即便如此，《巴比伦编年史》却很明确，因为它记载，阿斯提亚盖斯进攻居鲁士“意在征服”（这个阿卡德文短语“a-na ka-šá-di”在别处被译作“征服”）。[91]尽管没有提到叛乱，但《巴比伦编年史》还是记载了类似于叛乱的事件。[92]

因此，厘清这些文献仍然存在问题。我们所据的第一手材料没有言明波斯人是米底的属民。事实上，至少《巴比伦编年史》强烈暗示，米底出击征服波斯人，为的是使波斯人成为其属民。关于早期米底人征服波斯人和叛乱之王居鲁士，仅存的相关二手史料出自希罗多德。倘若仅依据原始史料复原这些事件，则我们的研究所得应仅限于此：阿斯提亚盖斯统治的米底和居鲁士治下的波斯之间发生了战争、波斯虽在人数上处于明显劣势，但仍然获胜；阿斯提亚盖斯被生擒；埃克巴塔那被占且遭洗劫；居鲁士获米底王权。[93]

上述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并不明确。纳波尼都斯在《纳波尼都斯梦书》中提到其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编年史》则暗示说这一事件发生在纳波尼都斯第六年。[94]或许，采用这两份材料做出合理复原是可能的。纳波尼都斯和巴比伦人均清楚，纷争在波斯人与米底人之间酝酿，因此才有了巴比伦王的想象或者说“梦”：外部纷争将削弱米底对哈兰的掌控，纳波尼都斯将能控制哈兰并重修月神辛的神庙。正如《纳波尼都斯梦书》中“梦之后”结尾部分所记载的，米底和波斯于纳波尼都斯第三年即公元前553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持续长达两年多但不超过三年，结束于公元前550年，即《巴比伦编年史》中纳波尼都斯第六年。同时，据纳波尼都斯的《哈兰铭文》所载，巴比伦人占领了哈兰，纳波尼都斯实现了重建辛神庙的“梦想”。[95]纳波尼都斯和居鲁士两方缔结了条约，而在巴比伦人看来，居鲁士至多是米底人或曼达人的新王。[96]波斯人和巴比伦人是否曾结盟对付米底人——一些学者认为如此——仍不清楚。

如若波斯人和巴比伦人确有此类联合，那么就巴比伦的长期利益而言，这反映了纳波尼都斯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暂时进驻哈兰，作为回报而参与居鲁士治下创立统一伊朗的波斯人和米底人的活动，并不是一桩好买卖。古代近东出现一股新势力，不再受米底末王残喘统治，据一种传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2a12），这位末代米底王势弱，热爱和平，但却受到居鲁士的严密控制。居鲁士是为阿契美尼政权建立者，也是亚历山大大帝出现之前世间最活跃、最杰出的将军。同处一代的政治家可能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公元前7世纪末期新亚述统治崩溃后，在近东地区便形成了米底人、巴比伦人、吕底亚人和埃及人之间微妙的均势，而这种均势可能会被上述事态变化打乱。当然，事后才可知道，至阿契美尼人完成征服古代近东四大重要王国仅再需25年（公元前550—前525年）。

反击吕底亚：在击败阿斯提亚盖斯和与吕底亚交战（公元前550—前547年）期间，居鲁士可能耗时三年在一些地区建立统治，这些地区以其征服米底的结果而归属波斯。米底王国的确切疆界尚无从知晓。其疆域向东可能延展至伊朗高原，至少远及现今德黑兰的周边地区。传统观点认为，米底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以西，远至哈里斯（Halys）河，而吕底亚和米底以这条河为界。古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平原大部可能属米底，但米底向西的统治扩展至何处并不确定；但米底人确实曾间或控制了哈兰。[97]不论如何，吕底亚和波斯之战的表面原因，正是克罗伊索斯（Croesus）越过哈里斯河进军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因为这个举动被居鲁士视为是对其疆土的进攻，原因是他征服了米底。当然，居鲁士个人的野心同样是公元前547年波斯西进的合理解释之一。

居鲁士的进军使其进入古代亚述地区，穿过阿比拉城（Arbela，或作“Arba'il、Erbil”），从城南渡底格里斯（Tigris）河，沿日后著名的王室大道一线至萨尔迪斯，越西里西亚关口（Cilician Gates）后进入卡帕多西亚。此处给出的路线，部分是推测的，部分依据的是《巴比伦编年史》的枯燥记述。相关记载如下：

在尼桑努（Nisannu）月（公元前547年4月），帕尔苏国之王居鲁士召集军队，在阿比拉城以南渡过底格里斯河。在伊亚尔（Iyyar）月（5月）[他进军]至吕□□□（Lu…）并击败其王，夺取其所有，[且]安置其驻军[于此]……[98]

曾有意见认为，这篇铭文中“吕□□□”之后缺失的字符应补作“Lydia”，由此，这段文字就是对波斯征战吕底亚的记述。除聚焦于这些字符原貌的读法外，反对意见集中在《巴比伦编年史》相关文段与希罗多德所载故事的明显纪年冲突上。[99]按照希罗多德（《历史》，Ⅰ，81—82）的说法，似乎直到公元前547年11月萨尔迪斯才被攻占；《巴比伦编年史》则说，居鲁士5月时在“吕□□□”，但是这一反对意见不成立，因为它把原始史料和二手资料相对立。无论如何，《巴比伦编年史》并没有明言，“吕□□□”的国王在5月被击败，它仅说居鲁士在5月向这个王国进军。由此，我们或可从这一证据得出如下结论：除二手资料外，《巴比伦编年史》的这段记载是另一份少有的提及居鲁士活动的文献。

希罗多德（《历史》，Ⅰ，76—91）对波斯—吕底亚战争的记述提供了一些细节。在卡帕多西亚的首战胜负未决，第二天早晨两军仍固守原地。由于已在征战季节的末期，亦因为断定敌军已被牢牢牵制不能前进，吕底亚王克罗伊索斯决定停止本年战事。在回师萨尔迪斯、解散非吕底亚人军队后，克罗伊索斯派遣外交使团前往斯巴达、埃及和巴比伦，请求其盟友及时为春季再战提供兵力。另外，若必须在冬季作战，居鲁士会无以应对。令吕底亚人十分意外的是，在让敌军获得足够时间于冬季四散后，居鲁士西进至萨尔迪斯。克罗伊索斯不得不再次以残兵投入战斗，并且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吕底亚马军的攻击上。居鲁士采取他所信任的米底将领哈帕古斯的建议，将辎重骆驼排布在波斯军队前锋位置，由此挫败了这次进攻。骆驼散发的恶臭强烈刺激了吕底亚战马，以至于吕底亚一方的进攻陷入混乱，波斯获胜，而克罗伊索斯撤进萨尔迪斯的内城。在萨尔迪斯，克罗伊索斯打算等围城结束，期望盟邦尽快驰援，盟邦此时已集结前进，即可联合作战。但是，波斯人找到了登上一段未设防城墙的路径，猛攻夺取了内城，俘获克罗伊索斯，获得了吕底亚王室财宝及其全部所有。这之后发生在克罗伊索斯身上的则是传说。[100]

虽然我们所依据的材料仍然是希罗多德的《历史》（Ⅰ，141ff），但发生在埃奥利斯（Aeolic）和伊奥尼亚诸城的或许更多的是历史事实。这些城邦要求享有在吕底亚治下的类似地位——即作为属国，但因之前居鲁士要求它们援手反对克罗伊索斯无果，居鲁士告知这些城因其无所作为无法享受此种优待。不过，居鲁士准予米利都某种特别地位，这便从一开始就挫败了伊奥尼亚人结成统一联盟抵制波斯人的诸多努力。亚洲希腊人的这种联合遭到打击后，致使他们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人拒绝调遣一兵一卒，但是他们确实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居鲁士处，声称他们不会容忍任何针对伊奥尼亚希腊人的敌对行为。据记载，居鲁士的回答是，“斯巴达人何许人也？”（希罗多德：《历史》，Ⅰ，153）。欧洲希腊首次介入波斯的亚洲事务显然没有给波斯大王留下深刻印象。

居鲁士班师，任命波斯人塔巴罗斯（Tabalos）为总督掌管萨尔迪斯，将吕底亚财物委托给名叫帕克提亚斯（Pactyas）的当地人（像米底人哈帕古斯一样，这或许是居鲁士尝试新政的又一例，即信任被征服民族和个人，以期他们在政府管理中与波斯人成为合作者）。然而，帕克提亚斯发动叛乱，用吕底亚财物招募雇佣军，将塔巴罗斯围困在萨尔迪斯内城。居鲁士派兵返回吕底亚解围，显然也俘虏了帕克提亚斯。其后，征服吕底亚反抗力量和伊奥尼亚诸城的战争正式爆发。不久，哈帕古斯接管波斯军队指挥权，并且可能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逐渐围攻和占领了所有沿海诸城，由此将伊奥尼亚人牢牢置于波斯统治下。最后，正如克罗伊索斯寻求是否攻击居鲁士的建议时德尔菲所预示的那样（希罗多德：《历史》，Ⅰ，53），成功击败克罗伊索斯不仅导致强大帝国（吕底亚）的覆亡，而且还促成了一个更强大的波斯的建立；至此波斯能够对抗巴比伦尼亚以及西亚北部和东部的低地地区。借用《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的话来说，“字迹开始出现在墙上”。

东部战事：关于居鲁士的活动，将近7年的时间完全没有文献记载。但通常认为，在此期间，他完成并强化了阿契美尼帝国对东部地区的征服，但详情无从知晓。现今已知，在大流士获得王权时，东部已受波斯控制，而且我们认为，冈比西斯二世根本无暇征服该地。因此，大流士把若干东部民族列于《比希敦铭文》，作为其统治伊始的帝国的一部分，这些必定是居鲁士创造的阿契美尼遗产的一部分。[101]这些民族是：帕提亚、德兰吉亚那（Drangiana）、阿利亚（Aria）、花剌子模（Chorasmia）、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狄亚那（Sogdiana）、犍陀罗（Gandara）、斯基泰、萨塔古蒂亚（Sattagydia）、阿拉霍西亚（Arachosia）和马迦（Maka）。

当然，上述征服东部的活动可能由居鲁士领导完成，但却发生在占领巴比伦之后。我们对居鲁士从离开巴比伦至卒于公元前530年之间的活动一无所知。此外，希罗多德笔下的传统说法称，居鲁士在与奥克苏斯河地区某地的东部部落交战时阵亡。然而更为可能的是，正是在吕底亚战争至进军巴比伦之间，东部地区才被纳入波斯帝国。显然，居鲁士既是出色的战术家，亦是杰出的战略家；与西亚现存最强大的王国巴比伦较量，而不防守腹背遭东部和中亚的可能入侵，他可能深知其中的危险。伊朗高原的门户在东北方向，后来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血淋淋地证明了这点。对波斯君王而言，在确保伊朗高原东部安全之前，把目光集中在近东低地地区，无异于冒极大的军事风险。

至于东部地区有多少地方是首次被征服的，以及有多少地区已被米底人控制，如前文所述，尚不明确。帕提亚可能已属于波斯帝国，居鲁士或许已任命大流士之父希司塔斯佩斯为那里的总督。可能的是，居鲁士渗入米底控制未及的地区，成功征服东部地区，深入远至如犍陀罗的山区，从这里他能够俯览印度河上游的富庶河谷地带（后被大流士攻占）。此时，波斯军队东进之远，几近从其故乡远至西部的吕底亚，所有这些发生在十年间，之前波斯人的将军仅是一位不知名的安珊王。

征服巴比伦：如前文所示，就战略而言，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始于征讨吕底亚，这加速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孤立。从战术上讲，甚至当大王在东部时，这一地区的孤立还在继续。居鲁士决定，在投入军队与这一最古老王国较量之前，应利用以纳波尼都斯王为代表的巴比伦统治阶层的每个弱点。由是，波斯人针对纳波尼都斯发起了宣传战，结果证明，这场宣传战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强大的巴比伦几乎未经一役便已陷落。

希伯来伟大先知第二以赛亚（Second Isaiah）也许读过并掌握了这次宣传战的内容。即便不论其实际用语，这一宣传战的语调也许见于他给美索不达米亚被囚犹太人的部分信息中。

我——耶和华（Yahweh）所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以赛亚》：45：1—3）

或者：

我凭公义兴起他（居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

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赛亚》：45：13）[102]

简言之，居鲁士被神、耶和华召唤去占领巴比伦，解放被奴役的犹太人，且据推断会允准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当然，这是的确发生过的。进一步讲，这几乎与居鲁士本人和其他楔文文献描述为已发生的事一致。

征服其古城后不久，居鲁士以对方语言向巴比伦人解释了何以他的入侵和征服大获成功。居鲁士道：

（纳波尼都斯）日常惯于对他的（即马都克的）城作恶。他以未见减轻的徭役[折磨]其[居民]们，他毁灭所有人……诸神之主盛怒，[他离开]他们的地区，（同样）与他们生息的（其他）神祇离开了他们的居所，愤怒于他曾将[他们]带入巴比伦城。（但是）马都克……审视、看（过）所有国度，寻找一位正义统治者愿意带领他（即马都克）（出现在年度游庆中）。（然后）他说出安珊之王居鲁士的名字，宣称[他的]名字将会（成为）世界统治者……且他（居鲁士）的确曾一直竭力以正义对待黔首（民众，即美索不达米亚人），这些人是他（马都克）曾让他征服的。[103]

换言之，波斯征服巴比伦之发生，原因在于巴比伦城之神马都克曾命其发生，且征服是由居鲁士指挥的。马都克何以被刻画成向外邦人出卖了他的城和王国？以世俗眼光看，为什么巴比伦城里的不满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波斯人利用动荡便能够轻易地征服美索不达米亚？

此时，巴比伦统治家族不是本地人。纳波尼都斯、支持他的军队以及其派系的贵族均是外族人，即南方的迦勒底人（Chaldean）。倘若纳波尼都斯不是政治愚人和宗教狂的话，这本身或许不难理解[这对王朝建立者那波帕拉萨尔（Nabopolassar）来说并无任何问题]。他是月神辛的虔敬崇拜者，其对宗教的关注似乎在哈兰的月神庙（参见上文第30页）。纳波尼都斯忽视了巴比伦诸神及其宗教仪式，特别是马都克和新年节庆，他还曾执意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泰玛（Teima），而不是巴比伦。[104]

对于《巴比伦编年史》中少量简洁评论文字有必要加以深究，以便理解它们对巴比伦人意味着什么。

第七年：国王（曾在）泰玛，（而）王子、诸官（和）军队（在）阿卡德（Akkad）。[国王]没有[在尼桑努月]来到巴比伦。那布（Nabu）没有来到巴比伦。贝尔（Bel）没有显现。[阿基图（Akitu）]节庆[没有举行]。[105]

就是说，当纳波尼都斯停留在泰玛时，王储及军队则在巴比伦，以维持王室权力。由于国王本人没有来到巴比伦，阿基图节庆即新年节庆不能举行。国王没有紧握本城之神的手，不仅没有重申王位及权力，而且没有重申土地的肥沃和年度诸事的适宜循环，这是他本该做的。《巴比伦编年史》继而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该王统治的第九、十、十一年，而且可以推测其他年份均是如此，仅有一年例外。接着，突然在第十七年，《巴比伦编年史》记载道，纳波尼都斯人在巴比伦，新年节庆正常举办，但美索不达米亚各城的所有神祇被带出其神庙，送往巴比伦。

简言之，纳波尼都斯曾突然在忙乱之中做出反应，以弥补虚耗的时间、修复与巴比伦人的联系，但此举为时已晚。巴比伦城全然对其国王和统治家族不满。长期以来，巴比伦城的事务由其王储，即《但以理书》中声名狼藉的伯沙撒（Belshazzar）掌控，而纳波尼都斯则去寻拜邪神。内政长期遭到忽视，结果，巴比伦本地人如被俘犹太人一样，很容易便相信了对第二以赛亚影响至大的波斯宣传。显然，巴比伦的大部分人会欢迎波斯入侵，乐见纳波尼都斯垮台。

波斯大举进攻前，战争可能已爆发。但是，关键战役始于公元前539年10月。居鲁士率军前进，其军队一翼由名为乌巴鲁（Ugbaru）的将军指挥。乌巴鲁在《巴比伦编年史》中被称为“古提乌姆（Guti）总督”，但此人极有可能是一名巴比伦叛逃者。他乌巴鲁即是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中的戈布吕亚斯（Gobryas），据这一后世传奇，此人在遭到“亚述人”残酷虐待后投奔了居鲁士。当然，它与哈帕古斯及其逃离阿斯提亚盖斯的故事相似性令人质疑。

此次征服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巴比伦城最北部，在著名的“米底墙”邻近地区，该墙大概是在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时为防御米底人而修建的。[106]战役中的唯一一场战斗于10月初发生在奥皮斯（Opis），在阿卡德人撤退前，巴比伦军队显然没有抵抗多久。“他（居鲁士）夺走劫掠物[并]杀害民众”。《巴比伦编年史》中提到这一点表明，波斯人完全夺占了纳波尼都斯的主要营地，而且一如既往，交战中的真正杀戮发生在巴比伦人深陷恐慌和撤离战场之后。凭借这一策略，居鲁士成功突破了“米底墙”，通往巴比伦城之路洞开。乌巴鲁此时被派进攻巴比伦城，10月12日入城，未经任何战斗。居鲁士进军至西帕尔（Sippar），于10月10日攻占这一重镇，也未经任何战斗。纳波尼都斯在逃回巴比伦城后被俘；乌巴鲁率领的古提乌姆军队维持巴比伦城和平直至月底。

关于居鲁士到达巴比伦城和他作为马都克神土地上的新国王统治初期事件，《巴比伦编年史》接着给出了相当详细和引人注意的记述：

在埃萨吉拉（Esagila）或（其他）神庙没有中断（各种仪式），且（庆祝）的日期没有错过。在马尔彻斯凡（Marchesvan）月的第三天，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城……城中和平，居鲁士向巴比伦城的所有人致以（他）的问候……从基斯勒夫（Kislev）月至阿达尔（Adar）月，纳波尼都斯曾带至巴比伦城的阿卡德诸神各归其位……在这个月……国王之妻卒。从阿达尔月第二十七天至尼桑努月第三天，在阿卡德[有]（官方）哀悼期。所有人裸露头部。在第四天，当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去往埃基得利卡拉姆苏姆（Egidrikalammasummu）……那布之手……[107]

从这一简短记述中可以获知很多信息。巴比伦未出现军事欺压，情况恰恰相反。乌巴鲁和在居鲁士军中服役的古提乌姆军队的占领对这座名城的正常运转扰乱甚微，故而埃萨吉拉和其他神庙的宗教仪式正常、准时进行。因此，当最终进入巴比伦城时，居鲁士受到了民众和平地欢迎，原因在于他信守诺言，正如战前宣传中向巴比伦人传播的。比之纳波尼都斯，新国王愿意保留所有特定仪式。另外，纳波尼都斯从其本城带至巴比伦的诸神造像也被归还原处。由此，居鲁士证明自己不仅准备成为巴比伦城的称职统治者，而且还希望在整个巴比伦尼亚履行他的宗教职责。

该文的最后几行残破文字表明，公元前538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二世事实上接替其父被立为巴比伦之王。他紧握那布之手，举行了所有古老和必要的仪式，这些仪式都是为真正的本地巴比伦王而定。巴比伦书吏记载道：

一颗（欢乐的）心现在已被给予巴比伦的[居民]；

[他们就像囚徒]当囚牢被打开时；

[自由复给予]那些曾被压迫包围人；

[人人喜悦地]视他为王。[108]

犹太人亦非常喜悦，居鲁士在同一年（当时他可能在埃克巴塔那）颁布了著名的敕令，允准犹太人返回故土。正如居鲁士归还了波斯治下美索不达米亚各民族的神祇一样，他下令犹太人应被允许重建其神殿，它在40年前巴比伦人洗劫耶路撒冷时被毁（《以斯拉记》，Ⅰ，1—4）。

关于被征服的巴比伦和平并入阿契美尼帝国的故事，大部分由居鲁士记载于上文提到的著名柱印上。其中他自称：

世界之王、大王、合法之王、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大地）四个地区之王……贝尔和那布钟爱他的统治，他们想让此人为王以使他们的心愉悦。

在同一篇文献中，居鲁士稍后提到这次征服以及将美索不达米亚并入波斯帝国的诸多政治含义：

从上海（Upper Sea）至下海（Lower Sea）整个世界的所有王，那些坐在王宫中的人们，（那些）居住在其他（类型建筑里的）人们以及西部地区居住在帐篷里的王，携带重礼并在巴比伦亲吻我的脚。[109]

简言之，远不止巴比伦，甚或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南部在纳波尼都斯被推翻后均落入居鲁士之手。至此波斯帝国可能控制着这些地区：整个巴比伦帝国，包括叙利亚和近至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疆域辽阔，其中有定居城镇、许多小封邑和由居于帐篷中的游牧者占据的大片地区。

由此，至公元前539年，三大王国中的两个，即与米底人共占近东地区的吕底亚和巴比伦尼亚均落入波斯之手，仅埃及尚存。

居鲁士的帝国组织、建筑规划及居鲁士之死：据希罗多德（《历史》，Ⅰ，201ff），居鲁士离世前（据巴比伦语文献，时在公元前530年）正在讨伐伊朗东北边境地区的马萨盖塔斯人（Massagetae）部落。除此外，关于他在征服巴比伦后的统治，史料付诸阙如。对他最后8年间的各种活动我们只能略作猜测。

在此期间，居鲁士肯定费时创造了一种体制以组建、控制和统治帝国，但不能确认上述诸端哪些是居鲁士所为。据文献可证，公元前522年初冈比西斯卒时，帝国划分为23个地区或民族集团，至少其中一些是由总督掌控。可能的是，组织工作部分是由冈比西斯完成的。但基于两点考虑，它更可能反映出建立帝国组织的尝试至少主要是在居鲁士统治时完成的。其一，现有关于冈比西斯的史料——尽管是二手史料——甚至均未表明他曾耗时关注埃及之外的帝国组织；其二，冈比西斯于公元前526年至前525年入侵埃及，并在其余统治时期完全忙于埃及事务，这使他仅余有限时间致力于帝国的组建。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当时的行省组织主要由居鲁士完成，公元前522年由大流士继承。

无疑，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正如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后所统治的帝国——的和平与繁荣，亟须创建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征服米底前满足波斯统治之需的部落组织定然不足用，所以，居鲁士在获得权力初期可能已开始发展某种将其加以改变的、作为政治组织的行省体制。可以确信的是，居鲁士在与吕底亚交战结束时为萨尔迪斯任命了一名总督，这位总督可能同时控制着吕底亚和东部希腊人。此外，《巴比伦编年史》提及居鲁士任命总督或名为“Gubaru”的“地区长官”，后者又任命了巴比伦的其他地区长官。[110]因此，似乎不仅王储冈比西斯短期作为巴比伦实际统治者掌权，而且巴比伦也被组织为行省，自有其总督（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听命于冈比西斯）。

但相比于居鲁士创造的任何统治形式，他所采用的政策更加重要，因为那些统治形式是在政策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该政策极为宽容，尊重个人、民族、其他宗教和古代王国。对那些习惯于新亚述和新巴比伦帝国统治手段和理念——诸如“在土地中撒盐”等例证中所描述的冷酷的破坏手段，或大规模流放——的人们来说，这种尊重无疑是一种惊奇。

如上文所见，在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前后，新政已在执行。它最早得以证实是在波斯对米底人的态度上，米底人事实上自阿斯提亚盖斯倒台之日起就几乎被接纳为伊朗人建立帝国荣耀的合作者，其米底诸将如哈帕古斯和马扎莱斯（Mazares，他被派往指挥解救帕克提亚斯围城萨尔迪斯的军队）均被视为国王信任的官员且委以重任。任命吕底亚人帕克提亚斯为克罗伊索斯宝库的看护人是个著名的事件，在此居鲁士试图以信任争取敌人的政策未能奏效，原因是帕克提亚斯反叛。但此类举动显然在居鲁士统治时很少发生，并且没能使居鲁士改变他的政策。当然，居鲁士对外邦人表现出同样的信任，当时他派遣乌巴鲁——可能是巴比伦本地人——带领古提乌姆军队占领巴比伦，而居鲁士则进攻西帕尔。当居鲁士通过宣传向所有人明确表示他将作为巴比伦合法国王而不是外族征服者统治巴比伦时，这一政策更大规模地在巴比伦推行。波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当地宗教节庆和仪式的尊重、居鲁士令各地神祇回归本城（包括耶和华），体现了一种关于统治的根本态度，它超越了有效宣传的层面，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总而言之，居鲁士的组织政策可做如下表述：如缴付税赋、对大王表达适宜的敬意、继续做帝国的忠诚子民且至少在某些情形中服兵役，即可沿袭自己的习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行自己的统治方式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其目标是在帝国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大体而言，正如在第二章将进一步讨论的，这种政策通行至帝国末期。

大概是在攻占巴比伦与其离世之间，居鲁士必定对所征服属地的组织多有思考，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居鲁士极有可能非常关注他在帕萨尔加德的建筑规划。新政权通常大兴土木，其规模与新王所掌权力相称。居鲁士承袭了这一做法，但他发现自己处于某种窘境。一方面，伊朗有本土建筑传统，但另一方面，这里确实没有只经扩展便可满足帝国诸多需要的高度发达的波斯建筑风格。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事实是，从无任何近东国王曾统治如此广阔的疆域或者如居鲁士一样有权势。他的建筑需求，正如建筑者—国王传统所要求的那样，远比先前任何一位王所面临的更为庞大。居鲁士需要与其荣耀相称的建筑计划。

当居鲁士放回被俘神祇至其本城、可能由王室支付修葺和重建其神庙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兴起了诸多建筑活动。至少修葺工作甚或新建活动，肯定也在巴比伦城的若干重要王宫、行政和神庙建筑处进行。[111]虽然少有或几乎没有居鲁士统治时苏萨进行建筑的证据，但有理由认为，在第一位伟大的阿契美尼统治者治下，一些建筑活动已在这里开启，这是因为苏萨毫无疑问已是帝国的都城之一。不过，对波斯本地帕萨尔加德的建筑，居鲁士投入了绝大部分精力。从这处遗址，我们能对居鲁士本人及其世界观有所认识；也能够据此追溯阿契美尼王朝独特的纪念建筑物起源，其成熟的式样后来见于波斯波利斯和苏萨，成为古代近东文化的非凡创造之一。[112]

居鲁士王都帕萨尔加德这一名称显然取自一个波斯部落名，阿契美尼家族是这个部落的统治家族。按照一种可能的古波斯语形式——希腊人将之讹写为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来解释这个名字的各种尝试层出不穷，这些解释通常试给出一种译法，以使该译法能够和意为“波斯人营地”这一名字的旧解吻合。事实上，由于该地的设计极像一座军营，故而这一译法相当有吸引力。而现代学界通常认为，这种译为石头的“帐篷城”可能正是这种建筑群，正如人们预料的，牧人和半游牧民族不得不尽快在其故乡建造这种永久的权力中心。然而，近来对这个名称的全面可信讨论提出，古波斯语的“Pasragada”有若干可能的读法。这或许表明，该部落名称以及该地名称最好译作“那些挥舞大棒的”。[113]

传统认为，帕萨尔加德建在居鲁士大胜阿斯提亚盖斯的战场上。不论选址原因为何，达什特伊莫加布（Dasht-i Morghab）或帕萨尔加德平原天寒风烈，如今海拔1900米处的开阔地草木皆无，是法尔斯最北面的平原，与西部和南部有相当便捷的交通联系。这里幸好水源充足；普尔瓦（Pulvar）河自北向南常年流经该地，是抵达古波斯核心地区波斯波利斯的西部开阔地区的一条坦途。

正是这条河使得居鲁士可以修建他希望的那种都城。这条河以西，十处大型建筑的遗址散布在平原上（参见图版卷，图7—10）：居鲁士王陵、建筑群主门（建筑群的一个门侧上是著名的翼神浮雕）、两座主殿、两座亭子、一座桥、所谓的“囚牢”（Zendan）、圣区以及筑有防御工事的山顶平台（“王权山”，Tall-i Takht）。显然，从已发现的水道、桥、亭子及其与王宫的天然联系来看，该遗址的主要居住区设计得像是一座花园，这是波斯式乐园的首个已知范例。诸王宫在某种程度上极像亭子，因为它们的大型柱廊，占地与封闭式中央柱厅一样或者更大，显然是为了适应露天的活动和生活方式。当然，这些柱群本身曾是、后来也是阿契美尼王朝建筑最独特、最具原创性的特征之一。然而，作为总体构想的组成部分，建筑的整体设计和对户外空间的使用也是其特点，而且在形式上经改进，仍是历史上波斯建筑和使用空间方法的特征。除了正确的波斯名称，希腊人所说的帕萨尔加德的意思是“波斯人营地”。

晚期阿契美尼建筑的另一独特特征是石制平台，初见于“王权山”。在建筑群北部边缘的天然岩石露头处建有一座大型石制平台，这为修造堡垒建筑提供了必要的平坦区域。居鲁士可能曾打算在这座平台上建一座带有防御工事的纪念建筑物，但在他离世后这些计划均告搁浅，这个地方仅成了城堡和储藏室。在“王权山”北面，矮山丘蜿蜒孤立的山脊部分构成了一块盆地状区域的界线，沿此山脊而建的大部分防御墙毫无疑问曾与平台 上的堡垒连在一起。由此，城堡与围墙一起形成了一块相对易于防守的广大区域。始于居鲁士统治时期的这些建筑在整个阿契美尼时期及之后的时代里得到了改造、重建和扩建。[114]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知，在大流士把波斯都城迁至波斯波利斯时，帕萨尔加德作为旧址根本没被遗弃；事实上有观点认为，正是在帕萨尔加德，或许在圣地，历代阿契美尼国王依次在这里加冕，由此象征性地表明居鲁士对该王朝不绝的恩情。

地图3 法尔斯

虽然帕萨尔加德建筑群的大部分起源于阿契美尼人治下的波斯，但至少就装饰细节而言，它从其他艺术传统借鉴良多。例如，埃及样式显然就用在主门的翼神王冠上。[115]在其他复原的诸多浮雕残片上以及翼神的翼上，可以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特征的痕迹。乌拉尔图建筑被认为给修建平台建筑群提供了灵感。希腊风格和技艺对柱基、浮雕皱褶、切石和建造技术的影响显而易见，尽管该论题多有争议。[116]居鲁士召集被征服者帮他建造，像艺术家一样汲取他们的传统，意在帮助创制第一份阿契美尼帝国艺术宣言。不过最终，帕萨尔加德作为建筑群具有波斯特色，且在古代世界十分新颖。借鉴帝国境内诸多个别特色并将之塑造成新鲜的波斯统一体的这种折中艺术模式，延续至帝国末期，不过它也是阿契美尼帝国独特的贡献，这要归功于其创建者居鲁士的天赋。

居鲁士陵是帕萨尔加德唯一经希腊人记述的建筑物。[117]各种记载述及王陵上曾刻有的铭文，按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Ⅵ，29）的记载，该铭文意为“人啊，我是冈比西斯之子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是亚洲之王。因此，不要嫉妒这座丰碑”。当虑及居鲁士是阿契美尼政权建立者、当时所知的最大帝国的创造者、向后代要求甚少的这样一个人时，亚历山大深受感动，下令整修这座王陵及其所谓的宝库。当然，现代学术研究会质疑有任何类似铭文的说法。但本身就是建筑物的这座王陵，以其在平原上令人瞩目的位置及朴素的样式和装饰，无须言语之助，便与上述评说吻合；而且，亚历山大或许是其时代中唯一一个从个人和内行的角度充分欣赏居鲁士大帝功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