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家经学与儿童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建构

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利用卦画、卦象、卦辞、爻画、爻辞和《易传》诠释的独特话语系统而呈现出天地宇宙、万事万物的生发流变过程。《易传·系辞上》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六十四卦具有极大的统摄性，人世间任何事物均可以从中找到存在根据与意义源泉。孔子阐述天道，力主使用融合理性与情感、勾连学理与现实、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方式，而不是抽象、空洞、概念化的哲学叙事方式，把天道做了精细化、清晰化、人伦化的加工和处理，“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人文传统。《周易》不是一套玄妙深奥而让人捉摸不透的晦涩学问，相反，其中还渗透着上古中国许多政治、军事、宗教、文化、伦理生活丰富而新鲜的内容。“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二卦是原初宇宙发生的阴阳道体。至《屯》卦，“雷雨之动满盈”，万物滥觞，事相发生。而这一切又必须依赖人类意识的形成和自我认知的觉醒。《蒙》卦卦辞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蒙虽幼稚，却有亨达之理，只要教化得当，便可走出蒙昧而通向光明。“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圣功”等所蕴含的关于儿童天性、精神、求知、教化的深邃智慧，岂不正是西方现代儿童哲学理论所追求的旨意和圭臬嘛！而探讨《蒙》卦的易学诠释体系，无疑将有利于我们建构和确立中国本土化的儿童哲学叙事。

哲学学科一向被看作是舶来品，(1)儿童哲学的缘起最早也发端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李普曼被誉为“儿童哲学之父”，他创始了“儿童哲学项目”（the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Program），主要内容是“思考的思考”（to Think about Thinking），关注对儿童逻辑技能（Reasoning）的训练。他在《教室里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Class-room）中对儿童哲学教育的目的、方法、实践和主题等进行了系统论述。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哲学教授G.B.马修斯受到M.李普曼的启发，1994年出版了《童年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一书，正式提出“童年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的概念，将“童年”和“哲学”联结在一起。G.B.马修斯说：“正像《纽约人》封面上的美国鸟瞰图一样，我将儿童视为小小哲学家的观点也一样是扭曲。但是传统童年观认为，童年就是经历过一系列与年龄大致相关的阶段、以成熟为目标的发展；这种童年观也是一种扭曲。有时候，似乎纠正扭曲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反向的扭曲来矫枉过正。”他把儿童视为小哲学家，强调儿童也有自己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这不仅是对以往哲学研究的突破，还刷新了过去狭隘的儿童观与教育观。G.B.马修斯又出版了《哲学与幼童》（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与小孩对话》（Dialogue with Children），充分阐释了“童年哲学”的思想内涵。

哲学不再只是成人或哲学研究者的专利，儿童也有自己的哲学，甚至哲学因他们而变得活泼、灵动、率真。6岁忙着舔锅子的蒂姆说：“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切不是一场梦呢？”3岁的史蒂夫不喜欢吃香蕉，对爸爸说：“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林德宏记录了儿子苗苗3～5岁时提出的问题，如1978年6月29日：“爸爸，为什么你比安云哥哥大，却没有他高呢？”1979年11月11日：“世界上哪个数字最大呀？”周国平记录女儿啾啾的言语：“妈妈，要是你生的是笑笑怎么办？为什么正巧生的是我？”“有时候我老觉得自己在做梦。会不会一直在做梦，还没有醒来呢？”“我困得都睡不着了”“我都累精神了”。儿童出于自然天性的好奇发问与有趣思考并没有降低哲学形上、超越的高深特性和终极地位，反而是对哲学学科的一种反转、唤醒与补充。儿童哲学关注孩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为人们更好地发现儿童、教育儿童、研究儿童开辟了新的路径与向度，这无疑是一种哥白尼式的转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儿童哲学以来，迄今不足40年，儿童哲学在教育学领域基本已被普遍认可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儿童哲学的本土化一直是个大难题。中国的儿童哲学研究还一直处于向西方学习、吸收、模仿的阶段。高振宇说“儿童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文化去改造儿童哲学”，中国的儿童哲学少不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和推动，尊重儿童哲学理论本质的同时，还要关注自身所处的文化境遇与哲学传统。今天的儿童哲学研究多基于欧美的儿童哲学学科体系，致力于抽象的思维训练、批判精神和真理追求，以西治中，重洋轻本，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儿童哲学道统。熊秉真说：“关于历史上的孩子，中国还藏有一份最丰富而宝贵的资产，向来少人挖掘。”中国孩子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老祖宗留下了大量的智慧结晶，值得我们好好咀嚼和消化。民国时期的儿童教育家黄一德说：“我们中国人已成了一只‘迷羊’，一部分的人更其生了‘迷羊’病。”21世纪，我们仍是“迷羊”，中国的传统经典博大精深、意蕴悠长，但愿意扎根于中国自身的儿童文化而深入钻研下去的人屈指可数。儿童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中国儿童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儿童哲学有没有契合之处？如果有，是偏向美国的“推理与思考”，还是欧洲的“分析与判断”？或者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气质的儿童哲学道路？儿童哲学的本土化构建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还要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求资源、找灵感、寻出路。

一

“尽管中国古汉语里没有‘哲学’这个词汇，但是中国古代一定有可以于西方哲学相匹对的这门学问”，中国同样没有“儿童哲学”的说法，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与西方儿童哲学相对应的儿童学问。目前，已有学者对儿童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了有益探索，但尚未提出具体实施路径。高振宇说：“西方哲学传统的儿童哲学课，是以强调逻辑推理、审慎论辩为主要特点的，所反映的是一种追问到底的精神，意在养成批判分析的态度，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风格是有所不同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铸造了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民族气质与思维方式，儿童哲学自然也有不同的生长根基与存在方式。谢遐龄说：“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嫁接到中国社会上不能成功？因为那是西方人之外化，对中国人，那无异于异体器官移植，不因此而引起败血症，就算是幸运的了。”我们不否认西方倡导儿童哲学的重大意义，但不能随意将其嫁接在中国孩子身上，必须致力于确立中国自己的儿童哲学，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儿童哲学。虽然中国哲学中仁、爱、道、心、理、气等概念可以注入儿童哲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去，但若不能唤醒中国儿童哲学的自觉意识，就无法确立其自身的主体地位，终究还是以西为本、以中为末，治标不治本。

近年来，中国学者为引进儿童哲学理论做出了诸多努力，包括接受外国的培训，参加国际儿童哲学委员会（ICPIC）会议，翻译作品，撰写论文，出版专著，推广实践，等等，这些成绩虽得到了国际认可，但在全球化的儿童哲学盛会上，“亚洲的声音非常薄弱，基本上处于‘作为学徒’的状态”。我国儿童哲学研究现状主要趋势是引进欧美的研究成果，缺乏本土化叙事，没有将中国传统智慧植根于儿童哲学的学科建制当中，自身童年文化的特色与优势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发挥，底气不足，自信不够，使得儿童哲学难以彻底完成本土化构建。同时，儿童哲学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魏润身明确提出：“儿童哲学课还是不开好”，“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一个孩子凡事都要‘把一个概念放在与另一个概念的关系中，加以辩证的思考’的时候，他还天真吗？他还是一个赤条条的孩子吗？”儿童哲学强调的抽象思维训练与童真童趣之间还很难保持良好的张力和融合度。在本土化的教学实践中，儿童哲学还常常被界定为一种思维训练课，而较少关注儿童哲学素养与精神世界层面。教师普遍缺乏哲学素养与教学经验，对儿童哲学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断章取义，刻意扭曲，有的学校甚至还打着儿童哲学旗号来美化传统的封闭教学方式，这种异化现象不得不让人担忧。

究其原因，中国儿童哲学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儿童哲学自身缺乏完整的学科系统；另一方面，儿童哲学的研究领域太局限、太保守、太封闭，有儿童无哲学，有哲学无儿童。不仅中国哲学界尚未将儿童（童年）哲学视为一个“合法”领域，而且在儿童学研究领域，“儿童哲学的价值也未充分显现出来，主要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项目来看待，因为关注儿童哲学最多的群体基本来自教育界。”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统中，哲学思考与教育实践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彼此交融，儿童哲学研究还没有将这一文化特征落到实处，因而难以形成与中国气质相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哲学观。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儿童观、教育观，就决定了我们会建构怎样的儿童哲学教育观。”要弄懂儿童哲学，必须先回归中国哲学，要弄懂儿童哲学教育，必须先回归中国的儿童教育。如果把中国哲学与教育学的学科精粹吸收到儿童哲学中，为其奠定坚实可靠的学科基础与文化前提，儿童哲学研究才能立得稳、站得高、走得远，否则就是个空皮囊，没有灵魂，没有主心骨，被带有西方特质的外来文化推来推去，东倒西歪，最后还不知道会成为何种奇怪的模样！“中华民族究竟会变到哪里去？究竟会在多大限度内采纳西方创造的、表现着西方人之本性的文化产品？都是关系到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儿童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走一步我们都必须保持坚定的文化立场与自主精神，否则只会把自己走丢了，把别人走偏了，不伦不类，弄巧成拙，最终一事无成。

二

构建中国儿童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就应该把更多精力和关注点放在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叙事层面，从传统文化里去寻找支撑资源，而不是完全依傍于西方，更不是用西方儿童哲学的理论、范式来套解中国的儿童教育实践。高振宇强调为“儿童哲学正名”，儿童哲学也有自己的规定性。《广雅·释诂》曰“命，名也”，王念孙《疏证》曰“名、鸣、命古亦同声同义”，根据事物之命名或指称来确定名之基本含义。《释名·释言语》曰：“名者，名实事使分明也。”名之本义强调自身与他物的区别。儿童“具有原始的哲学思维”，他们的哲学源自与生俱来的禀赋，天底下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哲学，这是儿童之为儿童的共性所在，而把儿童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其称谓、含义和蕴意则大有不同，譬如，“婴儿”与“baby”，“童蒙”与“children”，“道”与“philosophy”，在中、西方的话语系统中各有韵味。为儿童哲学正名，就是要确立儿童哲学自身的学科地位与本土特色。

儿童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必定有其生长的根或本，古希腊有“爱智慧”的求真精神，中国有追寻做人最根本的仁与道。如果哲学可以区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那么儿童哲学也应有西方儿童哲学与中国儿童哲学。前者适应于西方儿童的逻辑思维，强调对真理的探究；后者适应于中国儿童的性情涵养，强调对大道的追求。关于追寻中国传统经典中关于儿童、童年、童心的观念和智慧，刘晓东曾经基于对M.李普曼、G.B.马修斯、雅思贝尔斯等人的儿童哲学研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童心”为切入点，把先秦的老子、孟子，明代心学中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李贽串联起来，试图打通中国古代“童心”“赤子”概念与J.J.卢梭的“自然人”。这姑且算开辟了儿童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向度。L.维果斯基认为：“儿童心理发展的高级机能是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儿童心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构建都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熏陶。在我看来，儿童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儿童也应该有中国儿童自己的哲学，我们要在了解欧美儿童哲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儿童哲学发展路径。

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童年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强调对儿童的精神世界与心灵世界予以关注，研究中国的儿童哲学就必须聚焦中国孩子的身体、心灵和精神，进入中国儿童的生活世界，挖掘中国儿童的行为特征、习惯倾向和思维方式，总结和概括出中国儿童的概念系统和形上学说。反思儿童哲学在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我们不够了解自己的儿童。詹栋梁提出“从历史中去了解儿童哲学”的理念，今人不认真读中国儿童的历史，也没有好好研读关于儿童的经典文献，而是不经理性选择和深刻反思地依赖西方心理学、生物学、卫生学、神经学等领域的成果。西方以学科见长的研究范式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教育儿童，但把儿童放在显微镜下分成一个个模块去探究，好像他们是由不同零件拼接起来的机器人似的，凭借这种方式所获取的儿童知识好比“盲人摸象”，实在太有限了。西医治病高效、精准、快速，胃不好治胃，腿不好治腿，脑不好就开颅，而中医不舍得把人分离开，“天人合一”的观念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紧密关联的生命联动体，治病还要考虑到天气呢。西方文明的科学化、精确化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模糊性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儿童哲学在西方率先兴起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西方人能够把真理与生活、物质与精神、思想与实践分开对待的思维倾向不无关系。而在中国人看来，儿童是一个圆融的整体，不可随意切割，儿童哲学与儿童的生活、行为、思想和精神水乳交融，很难像西方那样将儿童剥离开来专门去讨论他们的精神世界。

三

如果说儒学哲学是“性情哲学”，那中国的儿童哲学也应该有性情的一面。西方自笛卡尔以来，几乎不把注意力放在性情上，康德的“纯粹理性”（reinen Vernunft）和“实践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均不允许有“情”的介入，一切普遍的道德法则（moralische Gesetz）均要摒弃情的主观成分。而中国哲学里的“情”是“性”之用、“性”“接于物”之后所生发出来的现象存在。《荀子·正名》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杨倞注曰：“‘精合’谓若耳目之精灵与见闻之物合也。‘感应’谓外物感心而来应也。”人与生俱来有感知万物之官能，世间万物自然而然进入人心世界谓之性，情是人心加工之后随性而出的主观产物。《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人生来有性，性接于物自然就会产生情，从性到情是人从本体境界流向现象世界的必经过程。韩愈《原性》总结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乃人之本体自在，而情是人来到现世后与万事万物发生关联之后而产生的，性好比水之源，情好比水之流，水流之急缓、清浊皆因其接于外物所致。

正因人有这种性情特质，儒家才极力倡导以礼治情、以德养性，使人在接物、待人、处事的过程中能有所节制、守住底线，从而流露出人性中善的一面。余治平说：“或许是因为没有性情，西方哲学才能够产生出系统、成熟的认识论，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奠定必要的理性根基。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完全不同。儒学哲学里，性情的问题几乎涉及生活在世、安身立命、成家守业、社会交往、道德修持等人生实践的方方面面，所以始终备受关注。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不懂性情就无法理解中国人，也无法把握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性情的问题牵动着整个中国哲学。”人之性情与日用生活的点点滴滴紧密交融在一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中，每个环节都是人之性情活生生的展现与考验。这种扎根实践的生活愿景区别于西方绝对抽象的道德律令，始终重视对人的情感关怀。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天真纯一而与世隔绝，儿童生来自带的美好天性也必须要进入现实世界并被其洗礼和塑造，而不是道家“以万物为刍狗”“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地把自身完全封闭、堵塞起来以直击生命纯粹本然的无为状态，更不是佛教那样把情识和欲望全部禁锢、灭除掉的涅槃（nibbāna）境界。儿童哲学与孩子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相伴共生，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生机勃勃的人道学问。没有性情读不懂中国儿童，更读不懂中国的儿童哲学。

儒学的人性根基异于柏拉图强调的灵魂中的理性（Reason），而建立在人们日用生活的感性亲情之中，因而儿童的精神世界与身心世界也从来没有分开过，身心不离，知行合一，这是儿童哲学在中国的基本存在方式与精神风貌。《论语·学而》曰：“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钱穆解说：“培养仁心当自孝悌始。”孝、悌乃人之本性的情感源头，是人之为人最原初、最自然的性情因子，一切善性、伦理、道德统统发端于此。柏拉图在《欧绪弗洛篇》中也讨论过孝道的问题，苏格拉底通过“产婆术”与控告自己父亲杀人的欧绪弗洛对话，以引出欧绪弗洛对虔诚观念的偏见：“如果你对什么是虔诚、什么是不虔诚没有真知灼见，那么你为一名雇工而去告你年迈的父亲杀人是不可思议的。”欧绪弗洛没有认识到虔诚的绝对真理就不能控告其父亲，苏格拉底对其告父的忤逆行为十分反感，“认为告父本身就是不虔敬，就是一种罪恶。”父子之亲是通过论证虔诚之真理而得以凸显的。而在中国的性情文化中，孝是源发于个体内在善性而表现于言行的一种功夫修炼。《三字经》曰：“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东汉9岁的黄香冬天为父亲暖被窝的举动就是孝，人人皆当以此为榜样来效仿。“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子女当及时答应父母的呼唤，认真对待父母的命令和责备，不懈怠，不拖沓，不懒惰。孝道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而不是空谈一堆大道理。古代儿童侍奉父母之孝心，放在当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我们越来越缺乏践行的功夫。没有亲身经历事亲的磨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的孝道，更不可能达到儒家对孝的规定与要求。

四

儒学哲学里的性情几乎渗透在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儿童在极富性情气质的文化熏陶中成长，其内在天性的发挥与精神世界的构建离不开日用生活中的行为磨炼与实践经验。高振宇说：“从本质上来说，儿童哲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或其他能力而已，而是要通达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处，使他们学会关心和照料自己的‘灵魂’，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享受理性之光的照耀，最终实现‘灵魂’的健康成长与卓越。”与西方所强调的形式主义的儿童哲学观念不同，中国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如何掌握做人的基本原则与生存大道，儿童学习之目的不是为了穷追某种绝对真理，而是努力寻求一种情理交融、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以便好好做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儒学哲学不讲一套空泛抽象的概念系统与逻辑推论，始终抓住“人”这个主体，儿童有怎样的生活情状就会产生怎样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风貌。

中国的儿童从小就在行动中体悟孝悌、仁爱、正义、诚信等美德，在实践中诱发真挚情感、启迪美好心灵。《礼记·内则》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儿童从学会吃饭、说话开始就要根据相应的礼节行事，就连应答之辞也有性别区分：男用“唯”，女用“俞”。儿童身上佩戴的荷包，男孩以皮革为材，象征勇武之意；女孩以缯帛制成，象征女红之事；六岁开始识数、辨认方向；七岁开始男女有别，坐不同席；八岁出入、饮食有礼，长幼尊卑有序，等等。儿童自幼就要懂得各种礼仪规矩，他们是在一种有伦有序、有度有节、有仁有爱的生活秩序中去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王稚庵所编的《中国儿童史》从智编、智编续、仁编、勇编四辑记述了中国古代16岁以下儿童的故事总集，各类“好模样”儿童总计1 018个人。黄一德在序中说：“对儿童讲抽象对名词，如学术、谋略、气概、廉洁、果决等，有的虽能了解几分，有的简直要莫名所以。教师可以借这部书，对儿童引证一二，作为示例和示范的说明；儿童读这本书，就能‘哦！廉洁是如此的！我们应该有此廉洁；哦！气概是如此的，我们应该有此气概……’的充分了解和效法。”儿童在一个个历史中好榜样的引领和驱动下，亲身践行，真切体会，从而去理解和感受各种抽象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在《中国儿童史》封面题记中说：“小朋友，这是您们自己的历史，请您们自己看，自己去玩味吧。”儿童也应该像成人一样，学习自己的历史，继承自己的文化，在过去儿童那里延续一种向善的生存方式。

儿童哲学被认为是一门应用哲学，而非纯理论的学问，这与儒家的工夫论、实践教育学有相通之处，儿童哲学应该融于孩子们的生活，而不是干巴巴地进行思维训练，没有实践的儿童哲学很难算是中国本土的学问。中国古代儿童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学习如何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以养成温厚务实、彬彬有礼的行为习惯与德性品质。在西方，儿童外向的性格被认为是一个优点；而在东方，儿童从小被教育要克制和沉默。中、西文化的差异塑造了儿童不同的历史形象与性格特征，也酝酿出了不同的儿童哲学气质。儿童的精神世界不是受自由、奔放、独立的主体意识激励而成的，也不是靠惊讶、闲暇、自由的“贵族哲学”传统思辨而来的，而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孝亲敬长的功夫修炼中铸造、升华而成的。不同于西方儿童哲学抽象、超越的文化特征，中国的儿童哲学在文化基因上就散发着务实、中和、内敛、诗意的学科气质，只有深入中国儿童教育的历史文化中，才能找到儿童哲学本土化研究的突破口与发力点。

五

儿童哲学学科的基础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溯到上古的儒家经学文献中去，《周易》无疑是我们自己的教育智慧宝典。《周易》六十四卦中序列第四的《蒙》卦（），是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绕不过去的重要经典，其以独具特色的易学系统展现着先祖圣贤对儿童教育的高深思考与独到解读，从哲学、教育学、伦理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个向度启发当今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建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形”的层面，还要由“形”升华至“道”，即脱离感性事物而实现一种理念化、本体化的精神超越。在易道的诠释系统中，儿童不仅仅是人们凭借感官所认识的扎着小丫角、满口娃娃音、活蹦又乱跳的小人儿，也不是压缩版的小大人，更不是一个刻板冰冷的年岁规定，其在天地大道中象征着人类生命的开端与起点，引领着人之为人的本性初心与精神归宿，是具有浓厚生命灵气与强大精神能量的宇宙存在体。《蒙》卦从形上高度为儿童哲学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根据与理论支撑。

《蒙》卦位列《乾》《坤》《屯》卦之后，《需》卦之前，代表着天地万物化生流变过程中的起始阶段与幼稚状态。《易传·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乾坤之气，氤氲一体，郁结未畅，混沌不分，盈满而动，万物始生，萌发之初，可谓《蒙》象。这种隐晦、深邃、微妙的“蒙”态又无法通过具体言语来准确描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言不尽意，辞不达志，为了尽可能完整、深刻、透彻地传达《蒙》卦的原初意旨，圣人采取借象明义的方法来诠释卦义。王弼曰：“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言到象，从象到意，层层推进，逐步深入，“最为神秘的莫过于卦象”，故研究卦象最能接近圣人设卦之本义。《蒙》卦的卦体结构为上艮（）下坎（），《说卦传》曰“坎为水”“艮为山”，以“山水”之象隐喻蒙象。干宝曰：“施之于人，则童蒙也。”于人而言，是将童蒙置于山水的自然表象符号中予以解读，泉水涌动，高山静厚，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儿童天真无邪、明净好动、自由活泼的本然特质，揭示了人之为人最初的精神状态与生命源头。因而，要读懂《蒙》卦须在察象求义的过程中融入艺术家的审美情操、文学家的浪漫性情和哲学家的通透智慧，否则就难以体悟其内在的思想精髓与易道神韵。

《蒙》卦以自身独有的符号话语系统与卦象诠释方式揭示了儿童天性之生发过程、特征呈现与教育路径，展开“何为童蒙”“怎样施教”的核心教育问题，启发了现代儿童哲学与儿童教育研究。一方面，从易学的原理与系统中去解读儿童、认识儿童。尽管《蒙》卦整个卦爻辞中没有任何关于儿童的概念义界，但其以特殊的结构体系（卦体、卦位、爻位）与独特的叙事方式（卦象、卦辞、爻辞、传解）赋予童蒙丰富的生命内涵与哲学意蕴。《蒙》卦之卦象从哲学本体层面昭示儿童是人之为人最本真、最源初、最纯洁的生命原型与精神胚胎。《象》辞以“山下出泉”的卦象结构呼应儿童纯洁澄明、活泼率真的美好天性。泉水突破险阻而喷涌奔腾，彰显出儿童内在强大无穷的生长潜能。《蒙》卦的卦辞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将儿童视为具有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的生命体。通过对《彖》辞“险而止”之卦体分析，又巧妙显露出儿童幼稚特征的发生缘由。《蒙》卦似乎已经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出了中国儿童的文化特质与精神风貌，在中国本土的易学话语系统中去解读儿童的精神世界，把儿童从西方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概念转变成一种天地交融、自然化生、精气流通、纯一向善的生命境界。山泉之性隐喻着儿童最真实的存在样态，他们的美好天性如同山间淙淙泉水，清澈明净，叮咚奔腾，源源不绝，意蕴无穷，像一本千年不朽的经典，又像一杯醇香浑厚的烈酒，让人读不倦、尝不尽。人们若想通过《蒙》卦去发现儿童的哲学，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去思考和体悟《蒙》之卦爻象、卦爻辞以及经传注疏中的微妙大义。今人把儿童视为幼稚、不懂事、知识少、愚昧无知之人，在《蒙》卦面前，显然太肤浅、太干瘪了。成人以教化名义施加于童蒙的社会性、知识性、伦理性内容必须予以清洗、剔除和还原，把儿童从蒙昧庸俗的观念中解救出来，才能深刻意会到《蒙》卦中精微高妙的儿童哲学精神。

另一方面，《蒙》卦将儿童纳入了一个恢宏而严谨的卦画符号系统中予以解读，经由卦爻辞诠释、卦爻象变化、爻位关系分析、卦体结构演绎，深刻全面地揭示了童蒙养正的发生过程与实施要求，并为其注入了丰富的人文价值与精神旨趣，从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时机到教学要求、师生关系等，几乎涵摄了儿童教育中所有的重要问题。《彖》辞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早在几千年前，儿童教育就不是一件小事，“蒙以养正”与“圣功”相提并论，足见古人对教化之事的慎重与关注。《蒙》卦初六、六三、六四、六五为阴爻，代表童蒙；九二、上九为阳爻，代表施教者。群阴有“初筮”“勿用取女”“困蒙”“童蒙”等致蒙之因，施教者有“发蒙”“包蒙”“击蒙”之教，蒙者情形各异，启蒙者因材施教。M.李普曼说：“应该知道人一生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一旦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我们就会有更多机会去享受人生的好奇和美好。”教育旨在启迪儿童认识和发现自己宛如泉水涌动般的生命本性，帮助他们解除蒙蔽、去污除垢、保护自心，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眸子，一个清醒的脑袋，从而欢愉雀跃地奔向光明，趋近至善。在《蒙》卦阴阳化变、动态演绎的易学系统中，儿童教育不再只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活动，而是上升到了人的精神追求与善性改造的高度，而凝练成一门涵摄天道与人道、交融自然与文明的生命艺术。

《蒙》卦以最精简的易学文字与符号系统昭示出高深的哲学智慧与教育精髓，为中国本土化的儿童哲学理论与教育思想奠定了可靠的学术根据与坚实的文化信念。以《蒙》卦为根基和切入点，延伸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蒙学读物，选择优秀的传世文本，精读一二，深刻领会，便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儿童的生活情状与精神世界，以寻求中国儿童哲学的思想本源。王稚庵说：“儿童教育首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主要条件是要训练贤父良母，使其制造儿童们的良好环境。次为幼稚教育和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和小学教育的重大使命，是要贤明的教师们去指导儿童们投入良好的环境中去。”从家训、启蒙教育到行为规范是传统中国儿童教育实施的基本脉络。《颜氏家训》教人如何做个好父母，《三字经》提供启蒙教育的实施指南，《弟子规》把待人、接物、做事的礼法要求渗透到儿童的日用常行之中，三者依次递进，可视为《蒙》卦的教育思想与儿童哲学精神的拓展与发挥。如何为经学《蒙》卦注入现代学术内涵与精神活力，则是中国儿童教育本土化建构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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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外来词汇的“哲学”，在希腊语中为，Philosophia，即爱智慧；在英语中为Philosophy；在德语中为die Philosophie，philosophieren。哲学相当于古代中国《易传·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见【明】来知德：《周易集注·系辞上》，第383页）指运用抽象概念去思考天地自然和人事世界的存在者，而形成的一套学术系统。1874年，日本人西周（にしあまね，1829—1897）把Philosophy译为平假名“哲学”，后经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引进才在中国日渐通行。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够脱离具象，单纯使用概念而运思的能力。中、西方文化中均具有哲学思维，但作为学科建制则最先起源于西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都试图效仿西方哲学，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进行套解而建立自己的哲学学科体系，但这种做法在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中遭到抵制和批判，回归中国传统本身的要求和呼声逐渐兴起。如果中国哲学有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儿童哲学亦当有存在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