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经验

中国政治传统中重精神或重道德的哲学伦理背景，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制度研究以文化为核心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西方政治文化术语，源于对西方政治学成果的介绍。[39] 最初是王沪宁在其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对“政治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随后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设置研究机构并进行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推动了该研究的发展。总体来看，尽管中国的学者在引入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时，对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情绪、政治习惯和政治态度等概念有所引用，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属目标却是与欧美学者不同的。无论是综合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三个层面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比如公丕祥、李义生、朱日耀和郑敬高等；或者纯粹考量政治心理和意识层面的价值影响力，比如戚珩、刘泽华、葛荃、胡象明等；还是完全引用西方政治心理学、行为学研究范式分析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如赵军等，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苏联的研究范式仍有很大联系。苏联学者对政治文化研究也有所察觉，不过，他们对于政治文化的属性的认知，从根本上与欧美学者不同，是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40] 与欧美学者从个体政治心态认知国家政治结构的过程不同，苏联学者是以经济和阶级利益为基础，将政治文化视为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精神文化，其阶级性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政治文化是可以纲领化、制度化的，可以用于引导社会和国家思想建设的，所以，社会主义所理解的政治文化，应当是可以被规定或制定的。[41] 中国学者也认同政治文化生成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认为政治文化虽然是积淀于民众心理层面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但是以政治制度为载体，应当是可以制度生成的，如同依附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传统政治文化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强调主体和制度对政治文化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这与西方研究中强调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反应性是不同的。

到目前为止，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1）政治文化的结构剖析、内涵界定及价值、实质与属性分析，比如赵军、戚珩、孙正甲、刘彤、柏维春、马文辉、丛日云、王卓君、童世骏等；（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础、特征、内容及政治社会化、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如徐大同、高建、朱日耀、孙西克、葛荃、刘泽华、刘刚、孙晓春、金太军等；（3）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比如公丕祥、李义生、王运生、胡象明、俞可平、王沪宁、马庆钰等；（4）实证性研究，诸如闵琦、张明澍、范雷、朴广熙、蔡定剑等；（5）制度背景与行动者文化选择的关系，比如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等；（6）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及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如潘一禾、刘圣忠、杨光斌等；（7）新政治观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如公方彬、王长江、周淑真、萧功秦、徐祥临、佟德志、许耀桐等。当然，在引进的研究范式中，也不乏以调查为基础进行的实证分析研究，其中以闵琦于1989年完成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的调查研究，张明澍于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的课题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政治人”》一书为代表性研究成果。最具有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特点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涉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三类观点：一是将其限定为历史和过去。刘泽华等学者指出，“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与传统的 ‘政治系统’ 相对……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于研究现代政治文化。现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现实人的政治心态为主……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已消失……要通过分析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展现出历史人的政治心理、情感和意识”。二是将其界定为“发展到今天的东西”。朱日耀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人们既是传统文化的承受者，又是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把传统政治文化看作清中叶以前的文化，而更应该注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我们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体认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文化上，而应着重研究积淀于现时代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倾向于把其认作“从过去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东西”。三是认为“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传统”是不同的。庞朴于1993年发表的《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后来李慎之对此加以更明了的解释，他说道：“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它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因此，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这些研究，恰好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另外，就目前资料看，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化的研究，有学者从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国家功能观和政府职能观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观念层面的变化。[42] 也有学者从地理环境、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的构建方面进行理论阐述。[43] 还有许多学者认同，政治体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和理想的产物，是一种现代观念上的选择。但随着客观历史进程的自身发展，这种观念上的选择有许多已经僵化、过时，在反思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首先必须从客观维度上建立政治文化建构的新框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也是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途径。[44] 这些学者主要还是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制度改革间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概括性的分析和阐述。另外，针对具体政治形态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涉及“中国政治文化对政府组织人员选拔的影响研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威性”“德治”理念以及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场”现象对人员选拔的影响。[45] 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潘一禾的《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曾小华的《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等。在结合国外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尝试性地从外交制度或普通文化意义的角度，阐述文化与制度的基本理论、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与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