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处开始

理查德·豪威尔斯（Richard Howells）在谈到摄影媒介的特质时指出：一幅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可能性：第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所记录的客观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外界事物的窗口，并形成一系列与这些事物对应的主题；第二，摄影图像不仅仅是一扇观察这个世界的窗户，也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感知到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基本面貌；第三，摄影图像在呈现拍摄者意图的同时，映射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信息，以及潜在的文化基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幅照片，都有可能反映出摄影师的生活态度、文化信仰以及个人观念这些综合要素。[1]

摄影的第一个层面，相比其他视觉艺术形式来说，摄影媒介的机械成像客观性特征，更容易使人忽略这种图像背后的主观和人为因素。即使是在数字算法优化和软件后期修改如此流行的情况下，其真实性，还是没有被人们从根本上广泛质疑。这也许正是摄影能够被艺术家持续喜欢的原因之一，因为拍摄者可以更方便地采用一种观众熟悉的“真实”的视觉效果来支配图像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比如谭秋民的作品《和谐》，这是我们当下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幕。图像中的每个细节，都提供了极为可信的时间和空间证据，这些证据在获得观众信任方面是非常有用的。只有在注意到垂落的商品价格标签时，大家才有可能会意识到，这只是某商场中的一个虚拟的生活场景。

关于摄影的第二个层面，诚如贡布里希（Gombrich）在其著作《艺术的故事》开篇所言：“没有所谓的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这种观点在摄影艺术领域虽然会引起诸多争议，然而摄影术诞生至今，那些伟大的摄影艺术家却证实了事实可能同样如此。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摄影作品，与其说是客观现实，不如说是无数摄影师的个人化视觉图像。每个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依据自己的判断，对现实进行有意无意地选择和截取，更何况还有后期不同趣味倾向下的修正与优化。这一点在强调个人意志和观点表达的艺术摄影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即使受到摄影本身机械性、技术性的影响和限制，最终的图像形式与风格仍然会因人而异。

摄影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在艺术家主观性与客观现实的关联方面。对此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主要集中在对摄影图像类型的认知上。由此引发出我们在本文探讨的一个核心，即摄影由于应用途径的不同，因此需要采用差异化的解读与阐释方法，从而正确认识其不同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我们需要从形态艺术的角度，来寻找可能的媒介认知与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

举例来说，大部分时候，人们会倾向于将纪实摄影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客观记录，而不是体现摄影师主体意志的个人作品。无论媒体从业者还是观众都会认为，在这种类型的摄影中，摄影师应该尽可能隐藏自己的个人主观意识，以便客观地呈现事件本身。然而事实上，摄影史上无数反映时代精神的伟大作品，均是由某个摄影艺术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来完成的。这些展现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阶级的群体图像，带着某种宗教性的崇高或哲学性的思考，浓缩成一件又一件令人赞叹的作品。比如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的《创世纪》（Genesis），或是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彰显艺术家主体性的作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心理或传记式的描述，而是更为广泛的文化、时代精神与社会形态的视觉证据。个体艺术家此时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特例，而是与其所处现实紧密联系，是一个完整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1]Richard Howells, Self Portrait: The Sense of Self in British Documentary Photography,University of Leeds, UK,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