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欧洲的伟大对话

插图1：斯蒂法诺·德拉·贝拉（Stefano della Bella），《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哥白尼》

出自：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年，封面图，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

“世界”的油画

威尼斯，1630年夏。漫长的一天接近尾声，环礁湖吹来的晚风拂过余热未消的屋瓦。微风让三个在海报前据理力争、各持己见的男人渐渐冷静下来，他们就一个宏大的主题已经探讨了整整一天。他们讨论的正是两大世界体系：一个是由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äus，约100—约170）提出的自古希腊以来就为人所接受的地心说，一个是由尼古拉·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提出的还不到100年历史的学说——它将地球降级为绕太阳转动的星球。作为此轮讨论的发起者，萨格雷多（Sagredo）以一场光荣的演讲，回溯了过去几个时期人类在思想、科学和艺术领域出现的激烈思辨，为此次讨论进行了总结。他赞颂着人类的技艺：既能从一块大理石中削除余部，挖刻出藏匿其中的美好形象，又能调和色彩，于方寸画布之上合理分配，使一切可见之物都跃然呈现，恰如一个米开朗琪罗、一个拉斐尔加上一个提香所做的。萨格雷多发现需要赞颂的发明多到不可胜数：音乐创作、文学创作、建筑艺术、航海技艺。但有一样发明从这些值得盛赞的发明中脱颖而出：印刷术。“那些发明者到底具有怎样深邃宏大的精神，才能发明出这样一种让深刻的思想可以直达任何人的方法？即使时空划出巨大的距离将人们分隔——无论他身在印度，还是尚未出生，甚至千万年之后才出生。这是一种怎样的敏锐——仅仅通过将20多个字母以不同的秩序排列于一纸之上……”

在这一番虚构的威尼斯的场景背后，隐藏着一位伟大的作者，即伽利略。这一场景出现于163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书中，出现了学者萨尔维亚蒂（Salviati），他代表伽利略登场，同时也是哥白尼世界观的捍卫者；画中的主人萨格雷多，他扮演着主持人的角色，和萨尔维亚蒂一样是哥白尼的追随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伽利略；还有古老的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支持者辛普利西奥（Simplicio，约490—560）——他被伽利略讽刺成是一个“呆瓜”（einfaltspinsel）。伽利略设置的情节闪耀着幽默的光芒，渗透出辛辣的嘲讽。由于作者想要说服有识之众，因此书中呈现的是讲演之道，并非数理知识。他借“发言人”萨尔维亚蒂表达的论点虽然并非时新，也不总是言之凿凿（比如他认为，潮汐涨落可以用以佐证地球运动），但论据的精巧远胜于实证的检验。

但这亦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代表着一种学术讨论的风格，这种风格深深烙印着好奇发问、允许质疑且无惧争辩和声势浩大论战的美德。伽利略首先采用了这种形式，并用他的知识储备来维护。然而这场伟大的对话却长时间处于欧洲范围之外，直到得益于印刷媒介，大半个欧洲才能参与进来。伽利略的文章反映了这一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进程。它的作者不仅发现了新事物，还用了新方式进行论证。虽然这种“西塞罗风格的对话”拥有更深远的历史渊源，其精髓却根植于由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在公元前5世纪就示范过的讨论实践中。以这种形式找寻智慧已经成为一种获得科学认知的方法。苏格拉底和西塞罗也因此作为静默的客人，出席了这场由伽利略讲述、发生在威尼斯夏日傍晚的研讨会。

许多他所称颂的发展，都可以纳入“革命”这一强有力的关键词。随着13世纪迈出机械化的第一步，一种根本性的变革也随之而来。古登堡（Gutenberg）的发明触发了媒介革命；而在此之前，演讲与书写主题的多样化进程刚刚开启，它由缓至快，发展得越来越快，其中的主题也越来越世俗化，尤其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讨论有关。基于此，我们称之为“话语革命”。改革之后紧跟着是一场宗教革命。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最终使宇宙学和物理学出现了革命。概而言之，这场革命可谓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所作所为缔造了“现代”，确切地说，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西方特有的版本。

如果没有与古希腊罗马时期进行对话——对话的内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即我们将要呈现的主题——之后的一系列变革将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针锋相对地对话，没有思辨地讨论和公开地责难，无论是民主，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丰富的技术革新和科学认知，无论好坏，都不会出现。正如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所评论的那样：“口中呼出的气息会化为他人精神世界里的油画，以及我们思维与情感的类型。”“人在世界上所有想到的、想要的、做过的和将要做的一切，都与这一丝流动的气息相互依存。”我们这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些伟大的对话、知识的流通，以及构成文艺复兴的理念和实践。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场以男性为主导的精英事业。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所创想出的一切，改变了这个世界。本书想要重新建构出文艺复兴实现的过程，并试图衡量它带来了哪些结果。没有它的思想和创造，也许我们的现代不一定是一个糟糕的现代，但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现代。

如果想知道我们是谁，以及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那么就必须完成一段漫长的旅程。对比其他地区的情况，应该可以让我们更接近上述问题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让不足世界土地面积2％的欧洲拉丁区发展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它三面环海，向东通往俄罗斯和希腊的东正教文化区，与今天的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匈牙利以及更南边的巴尔干地区接壤。

一种可能性的历史

文艺复兴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是延续了对话艺术，并产生了“争论原则”。争论暴露了论证的薄弱之处，以及存在于科学大教堂基石中的裂缝；批判性的对话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论辩艺术也伴随着知识的变革孕育而生：一种名为“经院哲学”的方法论范式出现转变，改变了原来的知识表达风格，它沿袭了从古代习得的修辞学以及伽利略的思想论述。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承袭古罗马时期的繁盛，继续思考，发现新知，并最终超越旧识。几乎一切知识的领域都经历过类似科学经历过的彻底变革。中世纪当然不会只讨论神圣的事物，但正是文艺复兴促成了众多世俗领域的战利品的出现。借由各种媒介——书籍、图画、传教和讨论——这场伟大的对话席卷了一切人能够想象到的事物。在大学的教室、贵族的别墅、侯爵的官邸，甚至修道院和天主教势力的心脏（例如梵蒂冈），一场对话正从独一无二的维度——无论是关涉的主题，还是参与的人数——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对话艺术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

由于思考、演讲和书写的“林中空地”的日益增加，对话艺术得以在一个原本平静乃至乏善可陈的世界里实现自身。在这个世界里，生存斗争让人忘却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围绕宗教的纷争将一切其他牢骚埋藏于身下。为什么会出现“欧洲奇迹”，以及导致“西方”——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这里主要指的是欧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从世界的其他部分中分离出去的“大分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语〕，成为一个最具争议性的历史学问题。欧洲的“成功”难道首先得益于资本主义的结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借此剥削他人从而羞耻地获利吗？它的驱动力源自被奴役民族的鲜血吗？自17世纪以来亚洲经济的衰退中，欧洲人始终在被动地牟取暴利吗？他们自己就没有在200年以来的霸主地位中有任何功绩吗？

从这些已有的预设出发，这本书将以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本书将中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变革视作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欧洲历史的进程绝非一场庆祝胜利的大游行。西方基督教的后代在世界范围内奴役、谋杀其他民族，摧毁各种文化。与其他“欧洲的世纪”不同，19世纪在收支平衡表中显示出借贷方的盈余：比如在民主制度、解决饥饿问题、战胜疾病和发展实用技术等方面。其中有许多都输出至其他地区，带去的不仅仅是坏的结果。这一切是否都在证实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非但不是，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被欧洲——这片仍留在我们今天时代起点的血染土地——提出来过。我们不想诱导，只想如实讲述。我们的意图只在于尽可能地描绘一幅多层次、多维度的欧洲图景。

在仍有争议的现代性的历史里追问文艺复兴的意义，不是这本书提出的唯一问题，但却是最重要的那个。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即其他地区是出于何种原因并未发展出与之相比拟的事物，并不意味着要妄下断论：一个绝无仅有的西方现代，切断了世界其他地区本应经历类似发展的道路。明白这一点便可以追问：为何工业革命没有解放非洲、新几内亚，也没有解放南美，而是在澳大利亚发展出繁荣的经济？为什么困境——例如土地稀少、降水过剩和洪水频发——令荷兰人创意泉涌，对亚马逊三角洲的印第安人和长江流域的农民却另当别论？如果人们只着眼于现代性的历史，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不得而知。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经历了漫长时间才成为可能的。总的看来，它们显然是专门针对欧洲的。

在结尾，我们将列举出各种情况下的所有可能，它们将描绘能够在时间和地理上定义的可能性空间，即允许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的各种既有条件。历史上可见的结果，比如一种发明、一场革命或者一件艺术品，表现为可能性的实现：用数学的语言来说，便是将可能性转化为了事件。各种前提和先决条件筑起了可能性空间不可逾越的高墙。通常，它涵盖了一切可想象的事物，以及可能发生但并非必然发生之事。偶然事件作为一种复杂且难以看穿的一系列因果链条的结果，与那些次要的、非必然发生的和无意识的事物一起，被囊括在可能性空间里。只有奇迹才能推倒这座高墙。我们无法计算出其中哪些事件一定会发生，因为事件与可能性空间中与其他一起流动的“潮流”〔约翰·W. 金顿（John W. Kingdon）语〕也密切相关——毕竟发生的事，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或根本没有发生过）——从而作为各种因由中的一种而获得重要意义。

可能性空间不断变化的结构是数百年来经常出现的潮流和个体行为的结果。事件发生在一个有时限的“机会窗口”之中。各种潮流相互转变可以孕育出创造性的成就，而新事物又反过来扩展了可能性空间，直至它几乎与先前的完全不同。人们可以用“出现”“浮现”“显现”这样的词语来理解。在这个复杂系统中，不同因素共同游戏，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它从这个复杂系统里的各个因素的总和中得出结果，这些结果既不能完全解释得通，也不可预见得到。

这本书首先要探究可能性空间的形成过程，在这其中，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颠覆世界的革新得以出现。我们跨越广泛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充满斗争与冲突，却也潜藏机遇。这些机遇有时也会被抓住；然而必然性就如同事件背后只有一个原因一样罕见，例如，尽管资本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出现可能很重要，但它只是处于复杂相互交换关系中的诸多因素之一。人们喜欢用“关键性维度”（Killer-Kriterien）来解释欧洲的崛起，“竞争”、“司法保障”、“科学革命”、“医疗进步”或者“自由”都被算作其中。但依然没谈及的是，为何这样那样的因素整合起来就偏偏在西方发挥作用。是什么情况使之成为可能？这本书将反复讲述那些弯路、缓冲和对抗运动：在冰冷的理性与炽热的信仰、自由与傲慢统治之间所爆发的斗争。当书中偶尔提及“落后”时，涉及的都是客观的事物，比如经济或技术。其他地方的人们并不比拉丁欧洲（Lateineuropa）的聚居者愚笨，好几种文化——诸如中国或者伊斯兰地区——曾经历过充满希望的觉醒。但它们之后却停滞了下来，而西方则开启了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进程。

西方觉醒的深度历史：现代的七个前提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欧洲崛起之路最基本的前提：地理和气候条件。它们是一切后续历史的先决条件。拉丁欧洲崛起大业的第二个必要前提是：它在中世纪便已经是一个邦国林立、政治和文化竞争激烈的大洲。此外，在承载文艺复兴伟大对话的七大支柱中，还有另外三个在中世纪就已立起来。

在机构的合理性、经济实力、技术和军事力量方面，欧洲国家远远逊于亚洲多国。11世纪托莱多的穆斯林学者曾经评价欧洲是“来自北方的蛮夷”，认为它“缺乏敏锐的理智和清晰的思想；他们充满无知、莫名其妙和愚蠢”。但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山口”，欧洲起初只是缓慢爬升，接着便越发迅疾地攀升。经济条件在变好，欧洲的人口数量在增大，欧洲城市初具规模，发展出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比较来看仍然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城市中产阶级和横向结构在各个领域内的影响，成为文艺复兴的第三根支柱。权力的横向结构被视作其纵向结构的典型对比。两者几乎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即使在独裁和君主专制国家中，也总是可以发现对个人集权式统治的反抗。反过来，在市民社会中也依然可以发现许多纵向结构的痕迹，例如经济不平等或行政官天然的影响力造成的结果。尽管如此，横向结构还是普遍适用于欧洲社会。在这里，它们出现得更早，且比其他任何地方使用频率都高。

抛开其他因素，市民能自由地书写和讨论要归功于对宗教的牵制和由此而来的第四个前提。而这一点早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就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标志。基督教不是科学和进步的敌人，在中世纪，宗教机构对知识的保护和丰富甚至做出了突出贡献。欧洲的伟大对话所极力达成的，正是避免圣职权力的滥用并将其制约于有限范围内。这场与古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的哲学和科学进行的批判性对话，成为正在到来的现代变革的第五个前提。只有欧洲能从那两种世界文化，即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汲取经验，二者兼有自己的和其他文化圈子的知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甚至部分中国。与一些聪慧的古代异教徒和穆斯林对话的可能性得以完全打开，也有赖于前文提到的欧洲“大业”的前三个前提。没有关于古希腊修辞学和写作实践的“重生”，那么在中世纪便已现身，并在拉丁欧洲蔓延开来的话语文化是不可想象的。思潮与传承从未停滞，那场与古人的伟大对话从未完全停止，并且还在12世纪以后急剧蔓延开来。若是用曲线图来演示，它将会自这一点起陡然上升。

欧洲现代的第六根支柱是由古登堡触发的媒介革命。它的成功反映出中世纪在演讲术与书写上的变革。新的技术使拉丁欧洲拥有了此前在其他文化中还未有（或未使用）的交流技术。借助这项技术，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获得了颠覆世界的意义。欧洲也成为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思想共同体。

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真正的范式转换需要跨越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不要将本书理解为反对非洲历史学家理查德·瑞德（Richard Reid）提出的“唯今主义”（Präsentismus）：当人们研究几十年前的过去时，不难理解当下的想象，却忘记了历史的深层结构。因此，我们的这种行为可以被称作“考古学”或是“深度历史书写”；清晨的曙光是历史学家最爱的“狩猎”时间。通过研究“沉淀的清除”（de-sedimentationen，雅克·德里达语）不难发现，文艺复兴实际是一种文化，其精髓在于重拾古典理念和形式。而米歇尔·福柯这位狡猾的词语征服者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个概念恰是它的反义词。我们反过来理解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适合历史学传统领域的语言形象：历史的考古学是到深处去做回声探测，然后再一层一层地挖掘上来。它将词语和人造器具感知为那些过去的理念、家园的寻觅、权力、劳动和战争，以及生活中早已布满尘埃的残余。它对文化的环境充满兴趣，探究如何在战争、国家建立、帝国的崛起和陷落的混沌中发展出精彩的事物，比如一场理性和自由的对话。

虽然考古学很清楚所有事物的起源都消失在看似无尽的因果链条与群星闪耀的神话中，或者于形而上学的气雾氤氲中，但它仍旧追问前提和起源。任何单一因果的解释——譬如基督教是“西方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无助于洞见重大历史现象出现的先决条件。即便有的观点听上去既具煽动性又优雅——譬如文艺复兴的开端是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独一无二的著作《物性论》——但对于一个有学识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几乎完全不能被接受。这些现代之初的变革——古登堡的革命、哥白尼的科学、工业革命等——从不同的出发点相互重叠，然后发展至顶峰：各种因果关系相互关联纠缠，又相互影响。

身处现代的我们却正在挖掘现代性的根源，这是自相矛盾的行为。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中看，现代性存在于通信社会和监管机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多边主义，或是理性和世俗化、原教旨主义和区隔化之中。我们的讲述试图去把握它的几个前提，可以用一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画来审视这“破茧成蝶”的过程。处于中心的始终是欧洲与古希腊罗马和伊斯兰高级文明之间的那场伟大对话的历史，对话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点。如果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遗产没有找到通往中世纪拉丁欧洲的道路，世界历史则将走上另一条道路，因此我们需要循迹前往这些道路，并赋予那些思想史的背景和文化传播以举足轻重的分量。

我们以一次深度造访“伟大文艺复兴”前史为开端，将视野投向欧洲那多样、五彩缤纷的图像世界，纪念它的场所与史诗一起从黑暗的远古中露出端倪，在罗马神话中找到了一种与历史书写同等效力的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探寻将以地理条件为出发点，它是一切事件几乎无可动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