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本书的成书过程历时颇久，在本世纪初初具雏形。那时我与C. H. 贝克出版社刚达成合作意向，准备撰写一本关于17世纪欧洲历史的书。那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时期：世界笼罩在小冰河时代的阴云之下，饥荒和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受到欧洲最后一次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的重创，德意志地区几近荒芜。与此同时，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地区处决了许多女巫和异教徒，英国则爆发了革命，仿佛世界各地都一同被卷入了起义的浪潮中。中国同样遭受着这场全球性危机的困扰。1641年，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陆世仪在《志学录》中记载道：“江南素无此灾。”而后不久，明朝灭亡。清代学者姚廷遴在《历年记》中也曾回顾道：“至今见死人而不惧者，因经见多也。”

这一时期的光明面则是，科学革命在西欧且仅仅在西欧不断推进，新技术层出不穷，理性主义哲学在这里发扬光大。焚烧女巫和异教徒的火刑架渐渐熄灭。事关信仰和权力的战争无法澄清孔子所谓的“天命”是什么。启蒙运动正是在这一混乱不堪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它宣扬宽容并要求获得权利，即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呼吁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人们应该用言语去发现真相，而不是借助于武器。

书写17世纪的历史无疑是吸引人的。但诸位将会注意到，我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我看来，这个“钢铁世纪”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末期，其历史以及由其引发的向现代世界的迈进将在本书最后几章中进行讨论。为了理解科学技术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我们有必要回溯历史的更深处。于是，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关注的焦点，这是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明确探讨的一个时期。

尽管布克哈特的书问世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对我而言，它仍然是最重要的历史书籍之一，而且一直激励着我。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包括1979年出版的中文版。在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博士65岁生日之际，C. H. 贝克出版社邀请我与其他同人一道集文成册以表祝贺，我选择的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仍是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这部经典，上大学时这本书就让我心潮澎湃。布克哈特为那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富有启发性的全景图。他为修辞高雅的史学书写树立了典范。他唤醒了我对意大利的热爱，我也曾有幸在那个国度工作多年。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无论如何，一些评论家将《文艺复兴全史》这微薄的贡献与布克哈特的经典相提并论，这让我深感荣幸。

我的研究兴趣的转移——更确切地说是拓展——不仅是因为我借此重觅旧爱。况且，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大分流”的起因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从13世纪到20世纪，所有真正重要的技术和科学突破都发生在这个小小舞台之上，从全球来看这片地区堪称狭小：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中部，向西延伸至不列颠群岛，向东延伸至波兰。欧洲的这部分地区是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空间”。这个概念对我的论点至关重要。我想以此强调，某些发展显然可以在这里实现——否则也不会成功——但不是必须在这里出现。

这个堪称“伟大创新之地”的地区与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实际上，我们可以辨认出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集聚在其他地方是寻不到的：国家与城邦共和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嘉许成就并提供擢升阶层机会的相对开放的社会，螺旋压力机和活字印刷机的广泛使用，推崇理性的罗马律法，以及其他种种。不同于非洲，欧洲出现了大型城镇，且有许多会读会写之人；不同于伊斯兰世界，欧洲的教堂和国家、宗教和政治是分离的；不同于中国，欧洲自10世纪以来再未遭遇外族侵袭。

本书详细探讨了科学革命和工业化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尽管后者在中世纪曾远胜于西方的国度。伟大的中国研究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是文化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与欧洲的革新地区不同，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没有继承希腊人的知识遗产。古代思想的“重生”为“欧洲奇迹”〔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语〕奠定了基础，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也是本书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依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发明和发现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也为福祸相依的现代铺平了道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欧洲国家征服了半个地球，奴役那里的民众，抢夺他们的土地。随工业化发展而来的技术使现代战争变成了屠戮数百万人的怪物。

另一方面，没有人希望自己生活在现代之前的那种环境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常饔飧不继。我们将对世界一无所知；我们也将负担不起长途旅行。在家徒四壁的小屋中，我们要忍受极寒和酷暑，被虱子和跳蚤淹没；唯一的安慰可能是，我们不必忍受太久便能早早撒手人寰——有时候仅仅是普通的传染病就足以致死，而它们在今天用几颗药丸就能治愈。

我们偶尔会读到，其他文化中也出现过“复兴”。当然，人们常常只是用这一概念来表示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无疑是符合的。欧洲的文艺复兴与所有其他“复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古代的尊崇”，而其他被称为“复兴”的时期却仅此而已。具体地讲，欧洲之外的复兴理念涉及古代典籍的重新发现，对古代习俗、古代艺术和文学的赞赏。

但欧洲的复兴并没有停滞于对古代遗产的连连称奇和对祖先创造之物的模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不断检视最著名的古代权威的学说——宇宙学、物理学、医学。未通过试炼的观点都被弃之不用，可以被驳斥的观点都失去了拥趸。经验、实验和逻辑思维征服了古代巨人。人们认识到，只有当旧事物退让，新事物才能出现，且新者往往优于旧者。

那些如今被击败的权威锻造了这把获取胜利的武器：批评的艺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之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不啻于孔子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他珍视怀疑的美德。他的批判方法塑造了希腊哲学，并进入科学领域。没有批判，科学革命的巨大范式转换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希腊人，我们可能仍然坚信地球是宇宙的固定中心。

批评和怀疑的胜利导致西方不仅不会尊重权威，也完全不会重视年长。当然，西方国家的人们会向父母表露爱意和敬意（且这种情况在南欧比北欧更为明显）。总而言之，“年长”在西方没有什么特殊价值，而“孝”也不是首要美德。

例如，大学研讨会上经常出现激烈的、有时候甚至是论战式的争论。尽管教授的年龄是学生的两倍，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们批评教授。在中国，如我自己所经历的那样，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我曾受邀在中国的大学演讲，东道主对我礼遇有加。在一次会议上，我主持了一个小组报告，欧洲的与会者们讨论并表达了与我相左的观点。在随后的晚餐时间，有三位学生来到我的桌前并向我鞠躬，他们尊称我为“老师”并表示他们想向我致歉，因为我“被攻击”了。我大为诧异，因为同事之间这样的讨论在欧洲或美国是极其正常的。无论如何，我认为他们完全没必要道歉，但我当然也感到非常荣幸并感谢这些年轻的同事。

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中国的另一次演讲——那次的主题与本书一致。报告和讨论是同传进行，所以耗时颇久，但在结语之前没有一个人离开报告厅。我询问主办方：听众们一直待在这里是因为这个主题真的很有趣吗？她说是。又或者——我继续问道——只是因为在教授发言时提前退场可能不太礼貌？她再次微笑着表示赞同。我在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演讲时，几乎找不到这样耐心的听众！在意大利，如果讲座时间太长，人们甚至会去附近的咖啡店来杯咖啡！

我的惊讶是一个“大洋彼岸”的人的惊讶，我是在“希腊式”不恭不敬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也许西方可以从东方借鉴这一点，多一些文明和尊重，这在彼此交往中是有益的。反之，中国可以通过西方认识到，即便是针对“老师”，公正的批评也不是一件坏事：认真对待长者并与他们公开讨论也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寻找真理关乎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威。这一条定律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开展的“伟大对话”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可以想见，深陷于“灵魂的精神分裂”（李约瑟语）而摇摆不定的欧洲人的故事必将在中国引发特别的兴趣。郑和下西洋六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启程走向世界。据悉，中国国家航天局的第一个小行星探测任务可能以郑和的名字命名，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海军将领。历史一息之间，数百年已成过往。

自此又当如何？也许俄罗斯科学家列昂尼德·格里宁（Leonid Grinin）和安德烈·科罗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是对的，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大“融合”时代的开端。2019年，我在参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陆港口岸霍尔果斯时有了深切体会——这里是“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一环。来自连云港的货物在这里重新装箱，三周之内就能到达欧洲的最西端。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在十年前还只是一片茵茵草原……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对此深表钦佩；本书多次对这些历史进行梳理。《文艺复兴全史》的中文版即将问世，令我深感自豪和欣喜。非常感谢本书第1～22节的翻译向璐女士和第23～49节的翻译高原女士，感谢读客文化对本书的信任。中国有句老话叫“开卷有益”，我希望《文艺复兴全史》也能如此。但愿这本书能为读者开辟一个花园，诸位可徜徉其间采摘美丽的花朵和丰硕的果实。

贝恩德·勒克　

2021年3月于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