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人头堆成一座山

卢植继续做攻城准备，左丰空手而归。

左丰咽不下这口气，向灵帝汇报情况时说了卢植的坏话：

“广宗城里的贼兵很容易被消灭，但卢植只修营垒，不让出兵，说什么不用打贼兵自会被老天爷消灭（以待天诛）。”

灵帝大怒，我这边急死了，你整天睡大觉？他本来就不喜欢卢植这样的人，当即下诏将卢植革职审查，派一辆囚车到冀州前线，把卢植押解回洛阳（帝怒，遂槛车征植）。

囚车到达，卢植也傻了，只有长叹无语。

卢植离开前线，最失落的恐怕要数公孙瓒和刘备了，卢老师出事，他们也帮不上忙，老师这一走生死难料，今后他们将何去何从，心里也感到茫然。押回洛阳就落入了宦官之手，卢植一向瞧不上宦官，宦官早就想收拾他了，这一次他真的凶多吉少。如果宦官们来点儿阴的，说卢植与黄巾军串通一气，不攻城是想伺机谋反，那卢植就没命了。

幸好，接替卢植的人水平不怎么样，并没有像左丰说的那样三两下拿下广宗，这才救了卢植一条命。

接替卢植的这个人名叫董卓，众所周知的坏蛋。

汉末三国，论牛人第一名还排不上他，但要论猛人、恶人，无人出其右。通常，说起牛人是指有勇有谋，有雄才也有大略；说起猛人，是指有勇无谋，有雄才无大略，而恶人当然是人品极差，节操随便就能碎一地的人。

董卓就是那种人品极差的猛人，是被史书骂得最狠的一个人。

史书骂他罪恶滔天，冒犯了天、地、人这三个常道（干逆三才），还骂他凶狠残忍，暴虐而不讲仁义，自打有文字记载以来，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大坏蛋（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客观地说，这些话不像史学家的用语，况且，也不符合辩证法。

其实，董卓至少是个本事的人，他也为朝廷做过贡献，至少到现在为止，他干的坏事没有好事多。

董卓之前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在“凉州三明”的手下他都干过，而且得到了这几位领导的一致好评，官也升得挺快。卢植被免职时董卓正担任河东郡太守，灵帝大概看中董卓很能打，就改任他为讨伐兵团的东中郎将，让他接替卢植指挥冀州刺史部境内的讨伐行动。

董卓前去上任，按说他比卢植生猛，对付区区黄巾军应该不在话下，但是，一上手却打了败仗。不是董卓不用心，也不是黄巾军突然变厉害了，说起来是两种不同战法造成的。

董卓长期在凉州与胡人、羌人作战，擅长骑兵和野战，属于速度型和力量型选手，把这种战法拉到河网密布的冀州大平原上，难免找不着感觉。河网、湖泊、山林，这些都能成为黄巾军与朝廷军队腾挪、缠斗的有利条件，你想一口吞掉我，我就用游击战对付你。

董卓多次试图主动出击寻找张角的主力决战，但张角不跟他硬碰硬，总扑空。灵帝急了，因为左丰告诉他的是，只要一顿饭工夫朝廷军队就能拿下广宗。卢植怯战，换董卓上去，难道还怯战不成？

当时有关部门正对卢植进行审查，董卓的表现救了他一命，因为这印证了当初他稳扎稳打的战略是正确的。

于是，卢植只受到了免官的处罚。

董卓有点儿发毛，他怕自己成为卢植第二。董卓干脆向灵帝上书，直接表明自己实在无能，有辱圣眷，请求治罪，并向灵帝推荐皇甫嵩代替自己。在凉州，董卓也曾是皇甫规的部下，皇甫嵩算是老首长的侄子。

董卓被撤职，不过他很快又会复出。

冀州刺史部前线走马换将，皇甫嵩上任。

应该说，只要皇甫嵩继续实行卢植所采取的正确策略，对付张角还是有把握的，大不了打几场硬仗，黄巾军想翻盘已无可能。

而在这时，张角意外地死了。张角是因病去世的，他是黄巾军的主帅，是天公将军，也是黄巾军的精神领袖，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他的意外去世，让黄巾军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

皇甫嵩想趁势一举拿下广宗，结束战斗，但这场战斗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黄巾军在张角的弟弟张梁、张宝率领下继续战斗，张梁也很精勇，广宗城无法攻克。皇甫嵩下令关闭营门，让将士休整，待城里的黄巾军有所懈怠时，趁夜出兵，在鸡鸣时分到达黄巾军阵前，战斗到下午，将黄巾军击破（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

张梁战死，黄巾军共牺牲了3万多人，还有大约5万人投河而死，焚烧辎重车辆3万多辆。

这是黄巾军损失最大的一战，投河而死的大批人员应该大多是随军行动的老年人、妇女和孩子，黄巾军习惯流动作战，走到哪里家眷就跟到哪里，一旦战败，男女老少都跟着遭殃。皇甫嵩下令将张角剖棺戮尸，把张角、张梁的首级传送洛阳。

张宝率黄巾军余部退保曲阳，皇甫嵩和钜鹿郡太守郭典等攻击曲阳，城破，斩杀张宝。两场战役下来，朝廷军队共获黄巾军将士首级10多万级。

在另一边，留在南阳郡的朱儁就没有皇甫嵩这么好的运气。

张曼成死后，南阳郡一带的黄巾军经过短暂的沉寂又重新兴起，他们推举赵弘为首领，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达到10多万人，并重新占据了宛县。南阳郡属荆州刺史部，朱儁和荆州刺史徐璆、南阳郡太守秦颉等人合兵，攻打宛县。

只从兵力数字上说，朝廷的军队并不占优势，黄巾军有10多万人，而朝廷的军队只有18000人，按说黄巾军是以众击寡，他们的人数虽多，但真正能打的人不多，10多万人的数字可能连家属等非战斗人员都算上了，面对朝廷军队的围攻，他们采取了固守。二攻宛县，朝廷的军队遇挫，从这一年6月到8月，一直都没攻下来。这让朝中的宦官们找到了借口，想趁机把朱儁也来个撤职查办（有司奏欲征儁）。朱儁没有重蹈卢植的命运，因为有人替他说了话。

名将张温此时担任司空，他上疏灵帝：

“过去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过一年甚至几年才打败敌人（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朱儁之前讨伐颍川郡的贼人立了功，现在引师南向，战略已确定，临军易将是兵家所忌，应该再等等，督促他尽快建功。”

“凉州三明”之后就数张温在军中的影响力最大，张温说话了，灵帝很给面子，没有马上追究朱儁。

朱儁加紧攻城，虽然没把宛县攻破，却在交战中斩杀了赵弘。黄巾军又推举韩忠为首领，仍以宛县为据点对付朱儁，朱儁手下兵力不足，只得在宛县城外修筑营垒，起土山，居高临下，对城里实施猛攻。

等火候差不多了，朱儁命鸣鼓，佯攻西南，看到城里的黄巾军都往那里调动，朱儁亲率5000精兵，突然从东北方向发起猛攻，一举入城。

宛县城里还有内城，称小城，韩忠退守到那里，之后主动请降。

徐璆、秦颉以及朱儁的手下都主张接受韩忠的投降，朱儁不同意：

“用兵有形同而势不同的，从前秦项之际，老百姓没有定主，所以赏赐来归附的人，用来鼓励那些尚未来归的人。现在海内一统，只有黄巾作乱，接受投降不能劝善，讨伐才可惩办为恶的人。现在受降会助长作乱的思想，那样一来贼有利就进战，不利就乞降，这样就会放纵敌人助长寇乱（钝则乞降，纵敌长寇），不是好主意。”

朱儁这番话很有道理，在如何对待归降的问题上，朱儁很讲原则，认为不能轻易接受投降，不能让乞降成为起义者的一种斗争手段。这番话有个人应该好好听一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这位仁兄命比较苦，大家公认他比汉灵帝刘宏聪明勤奋也贤惠多了，但他的命运更差，结局更悲惨。崇祯在位时也是遍地农民起义军，他派了无数大军去征剿，却越剿越多。

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常常被打得跑路，也常陷入绝境，但他们发现一个好办法，就是打不下去的时候就投降，朝廷似乎也乐于招抚，一投降就给钱给官给武器。

等日子好过些再趁机起事，又打不下去的时候，也没关系，那再次投降。朱儁看出了招抚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上面的那番话记录在史书中，崇祯真应该找出来好好读一读。

现在，朱儁下令继续急攻。

可是，黄巾军很顽强，连战不克。

朱儁登高瞭望，看出了门道，对手下人说：

“我知道了，贼人外围坚固，但内部其实很着急，求降不得，想也想不出好办法，所以他们作殊死战。万人一心，尚且不可挡，何况是10万人呢？强攻不行，不如把包围撤除，韩忠看见了一定会自己出来。只要他出来，敌人的斗志也就散了（出则意散），也就容易进攻了。”

朱儁下令解除对小城的包围，韩忠果然出战，朱儁指挥人马出击，将黄巾军打败。黄巾军向北方向逃去，朱儁率军追击，一口气追了几十里，斩杀黄巾军1万多人。

韩忠最后还是投降了，南阳郡太守秦颉一向痛恨韩忠，没有请示朱儁，自作主张把韩忠杀了。韩忠一死，黄巾军余部感到恐惧不安，他们又推举孙夏为首领，继续在宛县一带打游击。朱儁只得率部再攻孙夏，孙夏败走鄂精山，被打败，又斩杀1万多人。

南阳郡一带的黄巾军这才被打散，无法恢复元气（贼遂解散）。

身在洛阳的灵帝几乎天天都能收到前方传来的捷报，他挺高兴，虽然花了他西园小金库里不少钱，但这个钱花得不冤枉。除了收获捷报，各地还源源不断地有一样东西送来，这种东西量很大，但极恐怖。

这就是“蛾贼”们的首级。

南北两个主要战场，前后斩杀黄巾军将士十几万，皇甫嵩、朱儁命人把这10多万个首级先后呈送到了洛阳。这些脑袋有的面目全非，有的瞋目怒对，有的披头散发，负责押送的人，胆小的显然不行。

这倒不是皇甫嵩、朱儁变态，这么做是因为请功的要求。

秦代以来实行军功制，杀了多少个敌人记多大的功，多少颗脑袋可以换什么样的爵位，这些都有明文规定。

秦代设军功爵位20级，要想一步步往上走，你就得拼命杀敌，不用走后门，不必看上司的脸色，随时呈报，随时兑现。秦军能打遍天下，靠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军功制。

报功凭的不是纸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敌人的首级。所以，将士打完仗，马脖子上经常挂着从敌人身上割下来的脑袋。后来嫌麻烦，有以耳朵代替的，只是2只耳朵才能算1个人，遇到只有1只耳朵的敌人只能算倒霉。

10多万个黄巾军将士的首级先后送到洛阳，堆成了一座小山。

灵帝下诏把它们集中在洛阳城南，上面覆上土，真的成为一座假山，取名叫“京观”（筑京观于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