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一（序言）
为什么要返求旧道德？
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一上来就要来追问：梁启超当年为什么要编选这本书？
这无疑意味着，就在1905年的前后，他的立场又发生了陡然的转变。有学者详细地统计过，在仅有五十多年的生涯中，梁启超的立场即有“十变”。这曾引起过外间广泛的物议：“因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当时便遭对立方面和自己营垒的种种非议。孙中山痛斥其‘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骂他是‘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严复批评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经热烈赞扬梁启超的黄遵宪，隔了两年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1]而他当年的学生郑振铎，也曾经未置可否地对此总结道：“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2]
可无论如何，我们又必须同情地理解，这种“善变”却未必就是缺点，相反倒可能是梁启超主动追求的。——他在早岁就已自觉到了这一点：“《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3]而到了梁启超生命的后期，他更在对比中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4]
正因为这样，针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追求，我们就不能只盯住他的这种“善变”，或者说是“太无成见”，还应当更深一层地去考察：在那些富于戏剧性的转变中，他的思想是不是越变越丰富了，他的立场是不是越变越稳固了，他的环顾是不是越来越周全了，他的见识是不是越来越可靠了？——而一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就需要先来回顾一下，弄清他在转变前的思想和立场。
这就要先来回顾梁启超的“新民说”了。——想当年，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他曾率先提倡过“道德革命”，其逻辑可以简明地总结为：想要“新国家”就先要打造“新国民”，而想要“新国民”就先要倡导“新道德”：“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澳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5]
这样一来，他就此所提出的“道德革命”，也就不言而喻地要求着他，必须对传统的“旧道德”大加讨伐，而这样的批判，还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开花，不留死角。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结，尽管他在《新民说》的前几节中也曾说过，“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6]可在细思之下，正如一位当代学者就此所总结的，他当年发出的批判却谈不上“平心之论”——“西人说中国‘野蛮’，梁启超持之以为绳尺，作《中国积弱溯源论》，从历史的中国里搜寻爬梳，翻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切割支离之词，用来说当时中国的‘病源’。论其字义，这些词汇虽各示诋抑，而相互之间其实并无一定的联结。以数千年中国的漫长和复杂作对照，它们被梁启超大而化之地编连为一体，显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国历史本身和真能统括中国历史全体。但从二十世纪初年的思想背景求因果，则梁启超之所以选定这些词汇，正在于由此编成的大而化之鲜明触目，能够一一对应地描绘出时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为‘野蛮’作佐证。然而历史的中国既可以操弄，真实的中国也因此而成了一种越来越远的东西了。”[7]
所幸的是，这位学者跟着又追加了一句：“梁启超是一个善于自我纠错的人，所以后来半途知返，并力为阐扬中国历史中的光明一面。”[8]而这就要归结到我们刚刚讲过的，他的那种不惮“流质易变”、绝不固执己见的突出个性了。无论如何，如果后来承袭了梁启超思路的鲁迅，也同样曾经相当片面地，把“国民性”给归结成了“国民劣根性”，那么我们从学理的深层，也不难去反驳这类的“呵佛骂祖”之论，指出其在思想方法上的“以偏概全”。比如，虽说已不能“起鲁迅而问之”了，我却常爱引用他的下述说法，来对照他那些招牌式的极尽挖苦：这也同样算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吗？而这样的“国民性”也同样需要改造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9]
再回到当年的历史关头，我们又应设身处地地体察到，梁启超这种“善变”的个性，还曾遇到过一个关键性的触媒，那就是1903年的那趟美洲之行，他从中得到了始料未及的惨痛教训，由此才从“新派人士”的行为做派中，幡然醒悟到了“旧道德”仍属不可少离的。这一点，正如他的《年谱长编》所描述的：“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10]也正因为这样，一旦我们再从《德育鉴》的正文中，读到宋代大儒吕祖谦的下述语录：“处大事者，必至公血诚相期，乃能有济。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轻受事任，或虽知其非诚，而将就借以集事，到得结局，其敝不可胜言。”[11]紧接着，我们也便会读到梁启超就此写下的、充满了激愤之情的案语：“近今新党共事多不能久者，蔽率坐是。”[12]
此外，我们还可从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下述文字中，从他的具体观察中，了解到“新派人士”当年如此戏剧性的、令人扼腕的蜕变：“在数年前，自命为爱国志士，同人亦公认其为爱国志士，而今也，或以五六七品之头衔、百数十金之薪俸，而委蛇以变其节也；或征歌选色于都会，武断盗名于家乡，而堕落不可复问也，则必指名戟手而唾之曰：‘某也某也，其平昔所谈爱国皆伪也！’设其时，有旁人语我曰‘数年以后，恐足下其亦如彼’，则我必艴然怒也。庸讵知彼辈自始固非尽出于伪，如吾所谓自暴自弃、甘心为小人也。”[13]这帮人，简直是一摸脸就把面具给换了，不禁让人想起庄子的“梦蝶”之疑，弄不清他们究竟是“退化”到了这般地步，还是这才“还复”到自己的本然面目。
看到这里，一般人或许只会想当然地觉得那不过是“热情消退”罢了。然而，梁启超却要从中再深究一步，直接追究到人们的“道德心”本身。针对这一点，又有一位当代学者曾在《中国学术》杂志上，比对着章太炎和梁启超不约而同的体验—尽管这两人隶属于壁垒分明的不同阵营—总结出了他们当年所共同遭遇到的“道德两难”：“要之，以掀翻既有秩序和既有道德为目标的革命，即所谓道德革命已必然包含其中的革命，却必须以道德行之，这就是革命与道德之间的两难。”[14]而我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也曾在《卷首语》中就此做出过归纳：“本文通过细致的辨析，认为任公有关‘道德革命’的言论，与太炎关于‘革命道德’的论说，存在着对应性的潜在关联。这中间，既有因据于不同阵营而相互攻驳的内容，也有因学术意见相异而做出的对立回应，甚而，更有因思路相似而殊途同归的结论。由此，也就反映出上世纪初的中国新知识界，都看出了在‘革命与道德’间的两难，即以掀翻既有秩序和既定道德为目标的革命，却又必须以道德之心来施行之，否则就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15]
如果再往自己身边打量，我们又不难发现前述“两难”，居然还在被原封不动地复制着，由此便可知灾难深重的人类历史，从来都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所宣扬的“破旧立新”，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而传统的价值也便随之被弃如敝屣。可另一方面，又正因太过执迷“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撕裂、更加败坏，往往像是回到了霍布斯的“丛林时代”。也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到，梁启超在呼唤过“新道德”之后，何以又回到了《德育鉴》的编选中，而情不自禁地呼唤起“旧道德”来。正是在编纂于1905年的这本书中，他对照着提倡“致良知”的阳明学，以及王学后人对其先师的追忆，愤然发出了“今不如古”的慨叹：“我辈生后先生数百年，中间复经贱儒伪学，盗憎主人，摧锄道脉，不遗余力。微言大义，流风余韵，澌灭以尽，人欲横流，举国禽兽。而近者复有翻译泰西首尾不完、字句不明之学说输入，学者益得假以自文，欲举我神明千圣之学，一旦而摧弃之，而更何有于先生？”[16]——而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是，甚至就连这一点也同样是“无独有偶”的，因为它也很像当今兴起的“国学热”，正如我曾在一篇访谈中对此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