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重重迷雾中的《第一哲学沉思集》

一、围绕着《第一哲学沉思集》的诸多谜团

1641年8月，《第一哲学沉思集》首次在巴黎出版，封面上呈现的是：“勒内·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其中证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1]1642年5月，该书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再版，封面上变成了：“勒内·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其中证明上帝存在及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区别。”[2]两次出版前后相差不到一年，何以标题会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看来，这本书一面世就留给读者一个巨大的谜团。

其次，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笛卡儿本人有公开的与私下的两种说法。在该书正文之前的《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之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因为，尽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教的人来说，光凭信仰就足以使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一起死亡的，可是对于什么宗教都不信，甚至什么道德都不信的人，如果不首先用自然的理由来证明这两个东西，我们就肯定说服不了他们。”（AT Ⅶ 1，AT Ⅸ 1，CSM Ⅱ 3，中译本，第1页）显然，笛卡儿公开宣称自己写这本书是出于护教动机。可是，在1641年1月28日写给友人马兰·麦尔塞纳[3]的信中，笛卡儿声称自己在这本书中证明了上帝存在之后，却加上这样一段话：“但是，我认为除此之外我还列入了许多其他内容；并且我要告诉你——仅限于你我之间，这六个沉思包含我的物理学的全部基础。但是请不要将此告诉人们，因为想让那些亚里士多德[4]的支持者们赞同这些是非常困难的。”（AT Ⅷ 297—298，CSMK 173）我们吃惊地发现，笛卡儿非但私底下对友人说撰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为自己的物理学奠基，而且特意告诫友人这一点秘不外传。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第二个巨大的谜团：难道笛卡儿可以在同一本书中完成两个如此不同的任务？他写这本书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不仅如此，这本书一面世就引来各方的批评，这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批评：笛卡儿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因为他一方面说“只有存在一个完满的绝不骗人的上帝，我们才能肯定我们清楚明白地知觉到的东西是真的”，另一方面又说“我们之所以肯定上帝存在，只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上帝存在”。这个批评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后面所附的第二组反驳[5]及第四组反驳[6]中都出现了。要知道，第二组反驳来自笛卡儿最信任的麦尔塞纳神父，第四组反驳来自非常敬重笛卡儿的安托万·阿尔诺博士[7]，友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制造问题来刁难他。笛卡儿虽然也回答了两人的批评，却让人难以信服，致使后世学者不断重提这个问题。[8]可是，笛卡儿乃是天才的数学家，他掌控运用逻辑的能力是惊人的，他到底出于何种原因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

当然，围绕着《第一哲学沉思集》最主要的谜团还是集中于笛卡儿在书中是不是成功地完成了他所宣称的护教工作。早在1640年3月，这本书的正文——六个沉思——已经完成，可是笛卡儿根本就不急着付印，他只是把一些抄本寄给友人和那些他信任的不维护学院派错误的神学家。不过反馈的结果并不能令笛卡儿满意，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居多，保守人士的攻击就不必说了，就连友人都对笛卡儿的证明提出诸多质疑，无论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似乎都不满意他提供的护教证明，[9]还有一些笛卡儿原本非常期待的与他私交不错的教会人士则保持沉默。面对各方的异议与批评，笛卡儿丝毫没有表现出要重审或修改自己的观点的意思，他一一答复了这些反驳质疑，虽然有时候显得很不耐烦，最后他把所有的反驳与自己的答复都附在正文后面一起付印。后人的评价是：《第一哲学沉思集》所收获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0]逻辑与常识是在持异议者一方。[11]种种迹象表明，笛卡儿撰写《第一哲学沉思集》是干了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不顾各方的异议执意要出版这本书更不是一项明智之举。

于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围绕着《第一哲学沉思集》我们有一系列难以破解的谜团：笛卡儿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本为自己惹来巨大麻烦的著作？他本人为何对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天才的笛卡儿先生为何在这本书中会犯低级的逻辑错误？他又出于何种原因要更改这本书的标题？

二、笛卡儿思想之谜

谜团如此之多，看来要破解它们绝非易事。我们暂且把这本书放在一边，先来看看人们如何评价笛卡儿的思想。

一般的哲学史教材几乎都是这样评价笛卡儿的“近代哲学之父”的地位：他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拉开了近代主体革命的序幕，他的观念论成为后来英国经验论的先驱，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所持的机械论立场代表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他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关于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二元分立的思想留下的理论困难，成了后来欧洲大陆唯理论着力解决的根本难题。然而，哲学史教材对笛卡儿哲学的这番描述几乎是碎片状的，他的思想被劈成毫无关联的几个部分，对于这些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的明显冲突，哲学史家是这样解释的：“笛卡儿身上有着一些动摇不决的两面性：一面是他从当时代的科学学来的东西，另一面是拉夫赖士学校传授给他的经院哲学。这种两面性让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于丰硕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逻辑的哲学家所能及。自圆其说也许会让他仅仅成为一派新经院哲学的创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12]原来逻辑矛盾是身处时代转折点的人物身上无法抹去的先天烙印，这样的说法倒也能满足那些不求甚解的人们的肤浅的好奇心。

然而，只要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就发现人们对笛卡儿思想的评价可谓五花八门。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不同的教派的基督徒对他的评价就相去甚远。最小兄弟会的神父马兰·麦尔塞纳是笛卡儿一辈子的友人，詹森派的阿尔诺和他的若干朋友被笛卡儿的思想征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教会方面的人士对他的思想非常推崇。他生前遭到的最强烈的攻击来自两个人物，一是天主教耶稣会的皮埃尔·布尔丹神父[13]，质疑笛卡儿的宗教信仰，还有就是加尔文派的西斯伯特·沃埃[14]攻击笛卡儿是无神论者。笛卡儿死后，越来越多的教会人士开始攻击笛卡儿哲学，这些攻击最终导致罗马方面在1663年11月对笛卡儿的部分著作发布禁令，[15]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天主教官方正式将笛卡儿思想宣判为无神论。

并非巧合的是，到了18世纪，反对宗教的人士把笛卡儿奉为先驱。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16]写道：“固然笛卡儿有过许多错误。但他毕竟知道动物本性：他第一个完善证明动物纯粹是机器……在我看来，这一伟大承认弥补了他的一切错误。因为，不管他怎样大唱特唱两种实质的区别，显然，这毕竟只是玩弄手法，只是笔头花招，用来促使神学家们咽下只有他们自己才看不出来、隐藏在一种类比之下的毒药。正是这一强有力的类比，迫使一切学问家和真正有判断力的人们承认：这些骄傲虚荣的生物，与其说是由于‘人’这个称号，不如说是由于傲慢而优异的生物，实质上只是直立爬行的动物、机器。”[17]法国大革命期间，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都发表法令，宣布笛卡儿是他们的先驱，[18]1791年他们甚至考虑把笛卡儿的遗骸从天主教堂抢走，安放在先贤祠。[19]

到了19世纪，笛卡儿似乎成了各方竞相拉拢的宠儿。先是空想主义者对笛卡儿推崇备至，[20]然后是实证主义者将笛卡儿奉为先驱。[21]而维克多·库辛[22]的出现则将笛卡儿哲学带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顶峰：他将《谈谈方法》的出版视为现代哲学的诞生时刻，在他看来，法国因为有了笛卡儿才得以成为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他首先出版了笛卡儿全部著作，还利用他的政治权力让笛卡儿哲学在当时法国的哲学课程中占据了核心位置。[23]

另一方面，天主教对笛卡儿的根本态度并未发生改变。虽然从一开始天主教内部就不是铁板一块的，不同教派不同人物对待笛卡儿的态度原本就很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天主教主流的、官方的态度都是反对和攻击笛卡儿。1879年教皇莱昂八世颁布通谕提出复兴托马斯主义，在这场运动中笛卡儿基本是被批判的对象。比如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马里丹[24]认为笛卡儿应该为现代社会的无价值负责：笛卡儿哲学导致了人与上帝的决裂、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离异、人和自然的离异，产生了放荡的唯物主义与脱离世俗的纯洁主义的双重异端。[25]可是，就算马里丹及其周围的人如此激烈地攻击笛卡儿，还是有新托马斯主义者提不同意见，比如艾蒂安·吉尔松[26]就认为笛卡儿是一个中世纪神学家。[27]

虽然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说法，作品一旦面世就不再属于作者、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种作品，但是后人对笛卡儿思想给出的解释如此之迥异与冲突还是令人震惊。我们不难发现，3个多世纪过去了，世人对笛卡儿的解释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那就是笛卡儿到底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还是最后一位中世纪神学家？笛卡儿哲学中关于上帝与灵魂的那些说法到底是欺骗教士们的笔头花招还是真诚的护教文字？

三、生平与写作之谜

我们已经发现了围绕着笛卡儿的哲学以及《第一哲学沉思集》的诸多奇异谜团，破解这些谜团的第一步应该是去了解笛卡儿的生平事迹以及写作经历，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据此初步把握一个哲学家的性格特点以及他的核心关注之所在。

1596年，笛卡儿诞生于法国普瓦蒂埃的一个世代信仰天主教的大家庭，祖辈中法官居多，而且当时这种官位可以世袭，也可以买卖。笛卡儿8岁进入耶稣会的学校接受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为主的经院教育，他在学校里只对数学感兴趣，觉得经院学术空洞无物。16岁从耶稣会学校出来他又学了几年法学，但对当法官毫无兴趣，1618年他去荷兰的勃雷达城参军。其实他也没有真正扛枪打仗，只是在军事学院学习一些攻城术和弹道学。

1618年11月，他偶遇荷兰人伊萨克·贝克曼[28]，两人热烈地讨论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使笛卡儿重新燃起了对数学的兴趣，1618年12月，笛卡儿把自己撰写的《音乐简论》（Compendium Musicae）的手稿送给贝克曼。贝克曼还鼓励笛卡儿写几本书，不过他并没有动手。与贝克曼的交往似乎使笛卡儿进入了一种思如泉涌的兴奋状态。1619年3月26日，他致信贝克曼说：“想向您老老实实、痛快地谈谈我正在构造什么，我想出产什么……是一种可以说是崭新的科学，它可以解决关于任何性质的连续量和不连续量的一切问题……确实，那是无穷无尽的事业，不是单独一个人凭不可思议的野心办得成的。不过，透过我这门科学的谜团，我已瞥见难以名状的光明，凭借它，我想我能驱散最浓密的黑暗。”[29]与此同时，笛卡儿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正如喜剧演员刻意遮盖脸上的赧色，便以角色的服装为遮盖，同样，当我登上至今我一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的世界舞台的时候，我戴上面具行走。”[30]日记里的相关内容还有：“现在，科学是戴着面具的。一旦卸下面具，它们将显出极其美丽的面貌。从科学之链来看，人们将发现，对于心智而言，掌握科学并不比掌握一系列数字更难……智慧的教导可以归结为极少量的普遍规则。”[31]4月笛卡儿离开勃雷达，10月来到多瑙河边的诺伊堡。整个冬天他都躲在一个暖和的房间里构想怎样凭借自己发现的新方法探究世界，甚至不出去散步，不许人来访，进入了一种激动狂热的状态。11月10日，他狂热不已地躺下，夜里连着做了三个奇怪的梦，前两个梦情景恐怖，出现了幽灵、狂风、甜瓜、教堂、魔鬼、雷电、火花等，最后一个梦则甜蜜惬意，出现了拉丁诗集、小肖像等。梦醒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记录了梦的内容而且自己试图去解释这个梦，他自己把这篇文章命名为“奥林匹亚”，并且特意写上标注：“1619年11月10日，在充满狂热的时候，我发现了那可赞叹的科学的基础……”[32]

我们这里不想重复笛卡儿对这个梦的解释，后来还有人请弗洛伊德解释这三个梦，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梦至少反映了笛卡儿内心惴惴不安、充满犯罪意识。[33]虽然有不少研究者试图根据这个梦寻找进入笛卡儿哲学的秘密通道，但我们还是不要对此过多纠缠，因为，期望借助幽昧昏暗的梦境破解笛卡儿的思想之谜似乎不符合哲学所要求的理性与严谨。我们在此只想指出：根据1619年笛卡儿写给贝克曼的信、他在私人日记中的说法以及他将那篇解梦的文章命名为“奥林匹亚”的做法[34]，我们至少可以推出，笛卡儿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新方法，这个新方法可以帮助人类获得之前以为不可能获得的知识，而人类一旦掌握了这种知识就很可能突破了之前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根本局限，笛卡儿很担心自己的这种说法会被教会指责为骄傲僭越，所以他决定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过，笛卡儿似乎很快就从发现新方法带来的狂热及惊恐中恢复过来，此后的9年间，他在欧洲各国游历，行踪不定，与知识界的名流交谈他的新发现，人们对他的思想感兴趣，怂恿他写出来，却总不见他的著作问世。事实上，笛卡儿在这期间确实写了一些东西，却没有最终完成，这就是后人在他的遗物中找到的《指导心灵的原则》。[35]1628年10月，笛卡儿再次来到荷兰，此后他在荷兰住了20年，这期间回法国所待的时间只有15个月。从1628年10月到次年7月，他集中精力撰写了一部形而上学的著作。[36]这让人颇为惊奇：迄今为止，并非形而上学，而是数学以及形而下的科学才是笛卡儿的兴趣所在，然而，被人催促了9年，他才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写了一篇未完稿，却在几乎没有预兆的前提下，只花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篇形而上学论文，这让人觉得他快刀斩乱麻般地处理了一个在心中留存很久、不能回避但又不太感兴趣的问题。可惜的是，这部著作没有留下手稿。1629年6月之后，笛卡儿向朋友宣布自己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下了决心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即整个形而下学。”[37]这部著作就是《论世界》，之后，他又撰写了一部关于人的本性的著作，以后被称为《论人》，是《论世界》的续篇。这两部著作贯穿一致的主题是用物质的广延和运动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包括人体构成以及人体的生理、心理活动，把宇宙以及人体都视为运转精密的机器。

行事拖沓的笛卡儿还没有来得及誊清他的新作寄给友人，1633年，罗马发生了一件大事，伽利略因撰写《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宣扬哥白尼[38]日心说，而被迫身穿悔罪衬衣跪在地上宣布放弃日心说。这无异于晴空霹雳，几乎把笛卡儿胆儿都吓破：“我大吃一惊，以至于差不多下了决心烧掉我所写的一切，至少不让人看见那些材料。因为我不能想象伽利略仅仅由于大概是想确认地球运动就被定为犯罪……我承认，假如这一学说错误，我的哲学的一切基础也就错了，既然这一学说显然是用那些基础来证明的。这一学说同我的论文的各部分都联系密切，我因而不可能去掉它而不使所剩部分残缺不全。”[39]伽利略事件让笛卡儿整个1634年都处于惊惶而无所事事之中，1635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从手稿中提取一些“不会引起重大争论的材料”，[40]发表“一部可以使其仇人恕他无罪而友人也不致过于失望的著作”。[41]这部著作的总题目是“一种能提高我们的本性至最高完美程度的通用科学的方案”，附：“屈光学，天象，几何学；作者所能选来证明他提出的通用科学之最有趣材料皆阐明得使即便未曾学过的人都能懂得”。[42]著作的主体后来被称为《谈谈方法》，阐述的核心思想是笛卡儿自1619年就向外宣布的他所发现的新科学的方法。拖延了这么多年，中间又经历了伽利略事件的打击，可以想见笛卡儿在它最终面世之前是怎样字斟句酌地修饰装扮它。

尽管如此，笛卡儿将《谈谈方法》分送给权贵、教会领袖及知识界名流之后收到的反馈意见还是让他非常失望，人们不但指责这本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脆弱而含糊，而且对其中的自然科学思想提出了诸多疑问，笛卡儿被迫每天写大量的回信，这让他恼火不已。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笛卡儿甚至其家人的平静生活，以至于他的父亲非常不满地说道：“我何必生这么个儿子：他那么可笑地把自己搞成众矢之的！”[43]在《谈谈方法》的结尾处，笛卡儿原本已经信誓旦旦“我已下决心，把今后的时间专门用来求得一点自然科学知识”。（AT Ⅵ 78，CSM Ⅰ 151，中译本，第59页）然而，他显然不能如愿，只能扔下这些问题，一头扎进了形而上学，花了大约1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哲学沉思集》。

1640年3月，《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六个沉思完成，笛卡儿原本计划该书在荷兰出版，同年5月，笛卡儿将抄本寄给荷兰的友人们请他们提意见。但是，1640年7月，麦尔塞纳神父写信告诉笛卡儿，克莱芒公学的布尔丹神父在巴黎对笛卡儿发出攻击，先是唆使学生批评笛卡儿的《屈光学》，接着匿名攻击笛卡儿的方法违抗宗教信仰。这件事让笛卡儿非常紧张恼火，他立即向公学的校长于连·埃讷夫[44]神父写信喊冤，并且给布尔丹本人也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信寄出还没多久，7月30日笛卡儿就写信给麦尔塞纳，告诉他自己改变了《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出版计划，他请麦尔塞纳帮他送一些抄本给巴黎的那些不维护学院派错误的神学家们。笛卡儿寄给公学的校长与布尔丹的信都没有得到回复，这让笛卡儿备感焦虑，于是在9月30日写信给麦尔塞纳，说自己打算请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作为《第一哲学沉思集》的保护人。[45]1641年8月，《第一哲学沉思集》在巴黎首次出版，内容包括致索邦神学院神学家们的信、前言、六个沉思的内容提要、六个沉思的正文、六组反驳以及笛卡儿对这些反驳的答复。然而，布尔丹没有停止对笛卡儿的攻击，沉默了18个月之后，他写下了一篇很长的对六个沉思的反驳，1642年5月《第一哲学沉思集》在阿姆斯特丹再版，增补了布尔丹的第七组反驳、笛卡儿的答复以及笛卡儿致迪内神父[46]的信，这封信详尽讲述了作者的苦恼。

笛卡儿原本在《谈谈方法》的结尾承诺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可是此后他没有兑现承诺而是忙着撰写《第一哲学沉思集》。让人颇感奇怪的是，笛卡儿似乎一改往日的懒散拖拉之风，突然变得勤奋起来，他把这本书的手稿寄往巴黎之后又立即动手撰写一部表述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哲学原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无非就是重复《谈谈方法》中第四部分以及《第一哲学沉思集》的那些内容。《第一哲学沉思集》刚印好，他开始写后面的部分。这本书原本预定写六个部分：一、关于认识本原；二、关于物质事物本原；三、关于可见世界；四、关于地球；五、关于动植物；六、关于人。不过，后两部分最终没有完成。[47]这本书被认为是按照圣书的文字整理出来的10年前压在箱底的《论世界》，[48]1644年出版。

还必须提及的一桩事情是，从1643年5月开始，伊丽莎白公主[49]致信笛卡儿，请求他清楚地回答自己在阅读《第一哲学沉思集》之后产生的一个严重困惑：既然灵魂与身体是完全异质的，那么灵魂如何能够推动身体？笛卡儿此后和伊丽莎白保持了7年的通信，讨论了一系列哲学乃至数学、自然科学问题，正是这种通信导致笛卡儿撰写并于1649年发表《论灵魂的激情》一书。

《第一哲学沉思集》出版之后，笛卡儿感到自己在荷兰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乌得勒支大学的西斯伯特·沃埃一向对笛卡儿心怀敌意，1641年他谴责该大学的医学教授亨瑞克·瑞吉乌斯[50]是无神论者，并指出他的幕后操纵者是笛卡儿。面对他的指责，笛卡儿致信向自己早年在拉夫赖士学习时的学监迪内告状。沃埃并不肯忍气吞声，他又指使学生撰写一本攻击笛卡儿哲学的小册子，他甚至以笛卡儿致迪内神父函为依据，向乌得勒支法院控告笛卡儿诽谤他。面对控告，1643年4月，笛卡儿赶紧搬到荷兰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6月23日乌得勒支法院传笛卡儿到庭受审，笛卡儿拒绝出庭。1644年5月笛卡儿回了一趟阔别16年之久的法国，这次回法国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皮埃尔·沙尼[51]，11月他又返回荷兰。1645年沙尼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任命为常驻瑞典代表，同年12月，沙尼抵达斯德哥尔摩。1646年，他向瑞典女王呈献《第一哲学沉思集》，女王对哲学非常感兴趣，此后通过沙尼向笛卡儿请教哲学。这边笛卡儿在荷兰的处境日益艰难，1646年原来追随他的瑞吉乌斯开始反对他，这让笛卡儿非常恼火，1647年莱顿神学院的一帮人又开始攻击他。这一年6月笛卡儿又回了一趟法国，因为有人隐约表示他有可能获得一份王室津贴，直到1648年笛卡儿再回了一趟法国，他还是没有得到那份年金，法国境内一片混乱，8月他又赶紧回到荷兰。正当笛卡儿恓惶不安地奔走于法国与荷兰两地之时，1649年3月，笛卡儿收到瑞典女王邀请他前往斯德哥尔摩的信，这对他而言无异于天降的喜讯，当年10月他就到达瑞典。但是，笛卡儿孱弱的身体受不了瑞典的寒冷，1650年2月11日因病去世。

总结笛卡儿一生，我们发现一些奇怪而有趣的现象。首先就是他逃避世人的一生。他的座右铭是：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他几乎一辈子都在逃离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法国，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旅居荷兰，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商业气息浓厚，笛卡儿认为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因此非常惬意安全。[52]一旦笛卡儿感觉到在荷兰的日子不好过了，他竟为了得到瑞典女王的庇护而不顾身体孱弱远赴寒地以致早早丧命。非常明显，笛卡儿是个胆小谨慎的人，他似乎一直在逃离世人，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无论来自哪个教派的对他的思想的批评都让他惊恐不安。种种迹象让我们忍不住心生怀疑：如果不是内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触犯了基督教信仰，他又何至于此呢？

其次就是他对发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奇怪态度。早年的笛卡儿似乎对发表作品丝毫不感兴趣，从1619到1633年他的写作都是私下进行的，根本就不肯公布于众，《谈谈方法》的出版也是受盛名所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一旦他的思想受到了批评质疑，他似乎一下子性情大变，忙不迭地接二连三发表著作，一副急于洗白自己的架势。而且，根据他与友人的通信来看，他的主要兴趣所在是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他甚至明确地对伊丽莎白公主说不要在形而上学上花费太多时间。可是，完成《谈谈方法》之后，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撰写形而上学著作、与人进行形而上学辩论上。这样的言行让我们禁不住要猜想，也许笛卡儿是迫于某种压力才讨论形而上学问题，他必须通过这种讨论给世人留下恪守传统的印象。

这种种奇怪的现象让我们不由得回想起1619年笛卡儿的言行：那一年他号称自己发现了可赞叹的科学的基础，那一年他宣布自己要戴上面具行走，那一年他因为担心自己触犯了基督教的信条而噩梦连连。如果这一切都是可信的——当然至今也没有研究者对此表示过怀疑，那么就可以推断出笛卡儿或许真的借助伪饰与包装的写作手法来撰写形而上学著作。这也就印证了拉美特利所说的笛卡儿耍了笔头花招来欺骗教士们。

然而，这一切都还只是猜测。到此为止，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处于重重迷雾之中：《第一哲学沉思集》留下了一系列未解之谜，笛卡儿到底是新世界秩序的奠基者还是固守传统的老学究尚未有定论，笛卡儿那行踪不定、躲避世人的一生让人不能不满腹狐疑。看来，近400年的时光竟未能驱散重重迷雾让我们得见这位伟人的真容。今天，我们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笛卡儿，是不是太过胆大妄为？然而，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谨遵笛卡儿的教导，凭借理智的自然之光努力冲破黑暗与迷雾。我们相信，笛卡儿并不希望自己的想法永远不被后世的人们理解，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不会留下作品，而是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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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丁文原文是：Renati 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in qua Dei existentia et animae immortalitas demonstratur。转引自C. F. Fowler O.P.， Descartes on the Human Soul：Philosophy and the Demands of Christian Doctrin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p.35。

[2]拉丁文原文是：Renati 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in quibus Dei existentia et animae humanae a corpore distinctio demonstrantur. Ibid，p.35。

[3]马兰·麦尔塞纳（Marin Mersenne，1588—1648），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音乐理论家，最小兄弟会的神父。旅居荷兰期间，笛卡儿与法国知识界的所有通信都由这位神父转交。

[4]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5]原文是：“既然你还不确实知道上帝的存在，而你却说，如果你不首先肯定地、清楚地认识上帝存在，你就不能确实知道任何东西，或者你就不能清楚、分明地认识任何东西，那么这就等于你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在思维着的东西，因为，按照你的说法，这种认识取决于对一个存在着的上帝的清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你还没有在你断言你清楚地认识你是什么的那些地方证明过。”（AT Ⅶ 124—125，AT Ⅸ 160，CSM Ⅱ 89，中译本，第128—129页）

[6]原文是：“我只剩下一个疑虑了，那就是，对于他所说的话，只有由于上帝存在，我们才肯定我们所清楚明白地领会的东西是真的，他怎么辩护才能免于陷入循环论证。因为，我们之所以肯定上帝存在，只因为我们对这件事领会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因此，在我们肯定上帝存在之先，我们必须先肯定凡是我们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东西都是真的。”（AT Ⅶ 214，AT Ⅸ 282，CSM Ⅱ 150，中译本，第216—217页）

[7]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17世纪詹森派的重要人物，关于他对笛卡儿的友善态度，参见皮埃尔·弗雷德里斯（Pierre Frédérix），《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Monsieur René Descartes en son temps），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3页。

[8]参见《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219页，另参见盖瑞·哈特费尔德（Gary Hatfield，1952—）《笛卡儿与〈第一哲学沉思集〉》（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尚新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7—180页。

[9]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219页。

[10]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230页。

[11]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229页。

[12]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isophy）下卷，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92页。

[13]皮埃尔·布尔丹（Pierre Bourdin，1595—1653），耶稣会神父，克莱芒公学的自然哲学及数学教授。

[14]西斯伯特·沃埃（Gijsbert Voet，1589—1676），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副校长兼神学教授，加尔文派信徒。他的姓名还有一个拉丁文拼写Gisbertus Voetius。

[15]禁令的原文是：“［禁止］勒内·笛卡儿以下著作，直至其被纠正：《论第一哲学》，其中证明［原文如此］了上帝之实存，以及人的灵魂与肉体之区别。另附各位博学之士的反驳以及作者的回应。阿姆斯特丹，1650年。某一短文，1654年［原文如此］年底出版于比利时，标题为《人类心灵解释，或论理性灵魂［原文如此］》，其中解释人类心灵是什么，又可能是什么。致耶稣会法兰西分会皮埃尔·迪内（Petrum Dinet）书信一封。致尊敬的西斯伯特·沃埃（Gisbertum Voesium［原文如此］），其中评价了沃埃的两本近著。两本书均在当时编辑出版。此人为马利亚兄弟会（Confraternitate Mariana）会长，笛卡儿哲学的反对者。《论灵魂的激情》，法语小册子，由列入本禁令的同一作者写就，经他人之手，由H.D.M.I.V.L.迻译为拉丁文，阿姆斯特丹，1650年。”转引自C. F. Fowler O.P.， Descartes on the Human Soul：Philosophy and the Demands of Christian Doctrine，p.9。

[16]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医生。

[17]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3—4页。

[18]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4页。

[19]不过，这个计划最终未能成功实行。参见弗朗索瓦·阿祖维（François Azouvi，1945—），《笛卡儿与法国》（Descartes et La France），苗柔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165页。

[20]参见弗朗索瓦·阿祖维（François Azouvi，1945—），《笛卡儿与法国》（Descartes et La France），苗柔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5—168页。

[21]参见弗朗索瓦·阿祖维，《笛卡儿与法国》，第197—199页。

[22]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国哲学家，19世纪30年代起法国思想界与政界的重要人物，在哲学上试图融合笛卡儿与康德哲学还有英国哲学，自称折中主义者。

[23]参见阿祖维，《笛卡儿与法国》，第203—215页。

[24]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天主教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25]参见阿祖维，《笛卡儿与法国》，中译本，第370页。

[26]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国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者，主要研究中世纪哲学。

[27]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4页。

[28]伊萨克·贝克曼（Isaac Beeckman，1588—1639），荷兰人，以私人札记和书信留下有关笛卡儿的第一手材料而留名后世。

[29]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38—39页。

[30]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40页。

[31]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42页。

[32]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48页。

[33]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52页。

[34]“奥林匹亚”这个篇名意味着笛卡儿相信人这种生物赋有某些功能未曾使用，而它们是可以使人达到与神相等的地步的。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53页。

[35]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91页。

[36]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13页。

[37]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33页。

[38]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始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者。

[39]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78页。

[40]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89页。

[41]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92—193页。

[42]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91页。

[43]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213页。

[44]于连·埃讷夫（Julien Hayneuve，1588—1663），天主教耶稣会在法国的重要人物。

[45]参见C. F. Fowler O.P.， Descartes on the Human Soul：Philosophy and the Demands of Christian Doctrine，pp.20—24。

[46]迪内神父（Jacques Dinet，1584—1653），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重要人物，是笛卡儿少年时期在拉夫赖士学习时的学监，后来成为耶稣会法国区的教长、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忏悔师。

[47]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 ，第232页。

[48]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 ，第355页。

[49]伊丽莎白公主（Elisabeth Simmern van Pallandt，1618—1680），波希米亚的流亡公主。

[50]亨瑞克·瑞吉乌斯（Henricus Regius，1598—1679），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医学教授，曾经是笛卡儿信任的友人与追随者，但后来也因观点的分歧而与笛卡儿反目。

[51]皮埃尔·沙尼（Pierre Chanut，1601—1662），法国驻瑞典大使，笛卡儿的朋友。

[52]参见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儿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