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纸上谈兵
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这样轻松往往预示着坎坷在后头。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锻炼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1496）会试，他又落榜了。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侠客梦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
钱德洪说乃师在弘治十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王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从保存下来的评语来看，他评的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使它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二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相当大，不仅体现在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练兵为先，尤其表现为抱有仁政思想。他此时对《司马法》第二篇《天子之义》发挥性的议论就见其根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者也。
这是用“儒”释“兵”，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穰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王阳明此时的“知”变成了将来的“行”。
他只对《唐李问对》下卷做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说《尉缭子》“通卷论形势而已”。特别就“将理”重审囚有感觉，尤重视“兵教”：“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一点对胡宗宪、戚继光有非常之启发。他在江西就镇日练兵，逗得宁王的谋士直笑话他。
他谈得最多的是《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为兵家秘密藏，即下文所谓权也，诡也。”——“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首先需要破除的是一厢情愿的“揣摩法”，八股教育体制培养原理就是揣摩，揣摩总是以己度人、难免唯我唯心。而兵法首重一个“因”字。王阳明说：“因敌变化而取胜，谓神。”因利制权要有“先着”，如后来平宁王先制造假消息说大军来会剿、滞留宁王于南昌。而“相敌情有如烛照，得之机先，非关揣摩”。王阳明文人领兵没有文人病，起脚于阳明现在的“备课”啊。
其次是怎样保证全胜。这又分两个层面：一是平时治兵，二是打起来时的用兵。治兵除了平居教习有素，关键还在“治气、治心、治力”，塑造军魂以御众。用兵如神要有练兵如神在前面。王阳明说这叫“修治而保法”。能达到用众若使一人、若出一心，“则战未有不出死力气者”。临战则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他说这是《周易》的原理，“奇兵作用悉本于此”，而且要“奇而不杂于正”，因为杂于正就必沓泄，奇不起来了。“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的痕迹：
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有点儿禅韵了：虚胜实。他在另外一处说“有不战，战必胜矣”）。“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治气、治心、治力），“以静”（不可怒而兴师致战），“无要”（智者杂于利害），“无击”（恃吾有以待之），“勿向”（以分合为变），“勿逆”（因利制权）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非直能以不争胜争，抑亦能不即危，故无失利。
王阳明真是个心细如发、追求万全的智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术？王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术。兵道是最不能一厢情愿的，成圣又是最要一厢情愿的（“我欲仁斯仁至矣”），他是觉得只有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这也算王学的秘密吧。
儒生是当然的人治主义者，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嫉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因为他当然知道是一帮浑蛋在误国害民。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伙”，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他是带着问题来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马的大僚也被撤职。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王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为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先有一个求名避罪的念头就心里蒙了尘，想法出了问题，就看不出地形的利害、敌我情况的变化了。不敢说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是从王阳明这里来，却可以说这是历代志士仁人共奉的格言。王阳明说有了丹心就不愁能力。其实，真要料敌制胜，必须做足知己知彼的功课。阳明说不用乖觉的向导就不能得“地利”，“不爱爵禄，捐金反间，是一要着”——平宁王最关键的一步是把贼首叶芳拉过来，因为他的人马骁勇善战，他帮谁谁赢。宁王下了很大功夫，阳明下的功夫更大，早早给了他许多巨大的树让他广造房屋（临战不忍弃家从宁王），后又许诺把宁王府的财宝都给他。鄱阳湖决战时宁王等他出现，他出现了，冲垮了宁王的阵脚。当然王阳明也因此而沦于“说不清楚”的迥途。
王阳明对孙子的《用间》的议论，有点儿见利不见害，以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仅仅视间谍为索情之具，而忽略了孙子劝诫慎用间谍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他平宁王用间得手也愧疚终身。且不说那些死了也得不到抚恤的间谍，他派冀元亨去侦察宁王，却被朝廷作为私通宁王的证据，冀元亨坐大狱六年，出狱后五天死了。心学家倜傥简易，也难免失于轻率。
王阳明谈兵一“化约”，二“意会”。化约法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如他读《三略》《六韬》只抓“揽英雄”三个字，并且非常自信地说：“《三略》大义，了然心目矣。”寥寥三五句，即了账。他后来广招门徒就在“务揽英雄”。譬如，为罗致王龙溪，让人去跟他赌博。龙溪问：腐儒会玩这？那人说我老师天天玩这个。龙溪遂见王阳明，后来龙溪果然光大了阳明学。
“意会法”则像审美法。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嘿嘿昧昧”的意思是虚虚实实，让人琢磨不透，这样可以人不知己、己独知人，这样才能“其光必远”。虚与委蛇、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是兵法“诡道”。王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一语破的。他对《龙韬·农器》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发现兵民一体是胜利之本，悟透了农耕社会的养兵用兵之道，这使他后来创建了“乡勇”“民团”这条启示“路”。
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王阳明却说孔子已言兵。社会越变越复杂，简单拒绝谈兵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逐渐被人接受，以暴止暴，几成共识。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王阳明恰恰有伊尹之志。然而此时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问题呢。
(1) 后文中简称《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