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与欧、蒋相呼应，青年鲁迅1908年以“令飞”为笔名在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刊物《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一文，站在社会进化论的立场上就中国诗史中为什么少“争天抗俗”之声而多“顺世和乐”之音进行了思考，发表了意见。他说：
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按：即不崇奉社会进化论）。心神所往，辽远在于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
又说：
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
“不撄人心”即不触动人心。人心不愿为任何事物所触动，自然也就平和喜乐了。
与此同时，如果出现了具有“撄人之心”这类思想情感的天才（“性解”），专制统治者和中专制之毒的民众就要将他捕杀，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入，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亡。
帝要“保位”，民要“安生”，自然要将“撄人”之声扑灭，将发出“撄人”之声的天才扼杀。鲁迅认为，只有“平和”之声而无“撄人”之声的国度是“帝道”的国度而非“人道”的国度。如果“撄人之心”的天才诗人出，“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彻于灵府”，使所有的人“皆举其首，如睹晓日”，“高尚发扬”其“伟美强力”，“污浊之平和，将之以破”。而“平和之破，人道蒸也”，维护“帝道”的“平和”就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上至天帝，下至舆台”，也就是当惯了奴隶主的帝皇和当惯了奴隶的民众万万不能允许的，所以他们必然对“撄人之声”及表达它的天才“协力而夭阏之”，以“永保其故志”。
如果不能绝灭“撄人”之诗和天才诗人，则要“设范以囚之”，制定种种规范来囚禁它：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比如中国的诗歌，用《尚书·尧典》里记载的舜的话来说，是用来抒情言志的。按照这个观点，人们自然可以用诗歌自由地抒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情感，包括能“撄人之心”的思想情感在内。但是，后来儒家的所谓“贤者”，却不说“诗言志”，而说诗歌是用来约束人的性情的，孔子也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三百篇的主旨。这样，诗歌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言志”受到了约束，“人志”受到了囚禁。人们获得的，便是皮鞭镣铐下的“自由”。所以，中国千古诗坛，只有一片污浊的“平和”之声：
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无可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乎？
这样，歌功颂德、胁肩谄笑之作，隔膜拘谨之作，可有可无之作，就充斥于诗坛。如果越雷池一步，就会遭遇“交口非之”的命运，更不用说“反常违俗”了。即使偶尔出现个把屈原式的人物，“抽写哀思，郁为奇文”，虽无“反抗挑战”之心，但因“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也不能在后世找到真正的知音。人们欣赏的不过是《离骚》中的“鸿裁”“艳辞”“山川”“香草”而已，仅仅“着意外形”而“不涉内质”。其结果便是“孤伟自死，社会依然”。所以：
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这样，千古以来，在历史退化观、“无为而治”的社会观的浸淫下，在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禁锢下，中国就没有了震人耳鼓的“伟美之声”，而只有“鞭策羁縻”之下的“平和之声”。这对我们理解中国为什么很少或没有悲剧而多喜剧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