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研究的最新进展

新新贸易理论更关注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和FDI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经营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新新贸易理论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样的企业会选择出口？出口能否增强企业的绩效和竞争力？贸易自由化给企业、产业和国家带来哪些效应？企业如何在出口和FDI之间进行抉择？新新贸易理论有两个分支：一个是以梅里兹（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另一个是以安特拉斯（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主要解释为什么只有部分企业从事出口贸易；企业内生边界理论主要解释决定企业选择公司内贸易、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两个理论分支都研究决定企业选择以出口方式还是FDI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主要原因。

（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伯纳德（Bernard）和詹森（Jensen）（1995）关于美国企业的研究以及伯纳德（Bernard）和瓦格纳（Wagner）（1996）针对德国企业的研究是对异质企业的最早研究，可以算是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起源。他们对美国与德国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研究均得出类似结论：只有少数企业开展出口贸易，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出口企业的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技术水平更先进、工人技能更熟练和资本密集度更大。

梅里兹（Melitz）对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梅里兹（Melitz）（2003）率先建立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极大地推动了异质企业贸易的发展。梅里兹（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以克鲁格曼（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和昊鹏海恩（Hopenhayn）（1992）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放宽了企业生产率同质的假设，以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同企业的差异化行为选择。梅里兹（Melitz）的异质企业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国家，两国均有一个生产部门和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同时存在生产沉没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在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的企业拥有不同的生产率以及不同的生产沉没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企业只有在权衡了生产率、生产沉没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之后才会做出出口决策。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在本国销售甚至退出市场。梅里兹（Melitz）（2003）根据生产率的不同将企业化分为三种不同类型——X型企业［出口企业（Export Firms）］、D型企业［内销企业（Domestic Firms）］和N型企业［退出企业（Non-producers）］，X型企业的生产率最高，同时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销售，D型企业的生产率居中，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N型企业劳动生产率最低，放弃生产，退出市场。梅里兹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还提出贸易自由化促进产业生产率增长的产业内资源重置效应——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促使低效率企业退出以及市场份额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实现产业内资源重置，进而提高整个产业总生产率水平。国际贸易使资源重新配置并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由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得了提高，这种类型的贸易福利是先前贸易理论没有解释过的贸易利得，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

在梅里兹（Melitz）研究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对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进行了大量创新和发展。伯纳德（Bernard）与伊顿（Eaton）、詹森（Jensen）和考图姆（Kortum）（2003）放宽了梅里兹（Melitz）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采用竞争结构，建立了一个新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简称BEJK模型），重点研究异质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关系。基于出口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较低、出口企业规模更大和生产率更高等事实，伯纳德（Bernard）等模拟了全球范围内贸易壁垒削减5%的情形，研究结果显示：在此情形下国际贸易额将上涨39%，总生产率也由于低生产率企业倒闭和高生产率企业出口扩张而上升；在同一产业内，较低的贸易成本和产品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反应，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可能倒闭，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选择出口。赫尔普曼（Helpman）、梅里兹（Melitz）和耶普尔（Yeaple）（2004）拓展了梅里兹（Melitz）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将异质企业引入多国多部门的贸易与投资模型中，分析企业国际化的行为选择——选择出口、对外直接投资或只在国内市场销售。赫尔普曼（Helpman）、梅里兹（Melitz）和耶普尔（Yeaple）的研究结果显示：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结合，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选择在国内市场销售，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被挤出市场，同时各个产业的对外开放都会使产业内的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产生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和再配置效应（redistributive effect），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贸易国之间的福利水平。异质企业的引入可以将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区分为从事出口的企业和跨国公司，因此，赫尔普曼（Helpman）、梅里兹（Melitz）和耶普尔（Yeaple）对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贡献与梅里兹（Melitz）对异质企业国际贸易决策研究的贡献同样杰出。耶普尔（Yeaple）（2005）将技术选择和雇佣工人选择等因变量引入梅里兹（Melitz）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内生了企业异质性，最终生产技术和工人的不同组合产生了企业生产率的不同，并以此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成本与企业的进入、技术选择、是否出口和雇佣工人等四方面决策联系起来，模型能够解释国际贸易对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和能观测到的产业层面上生产率变化的影响。鲍德温（Baldwin）和大久保（Okubo）（2006）将企业迁移引入梅里兹（Melitz）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中，重点分析了贸易国为大国和小国不同情形下异质企业的行为选择和效果。鲍德温（Baldwin）和欧库伯（Okubo）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大国存在规模经济和较低的交易成本，企业会以对外直接投资、外包和撤离母国等形式向大国不断的迁移，大国会得到企业跨国迁移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而小国的市场规模被挤占，但自由贸易对小国来说依旧是有利的。赫尔普曼（Helpman）（2007）在异质企业的假定下将FDI分为水平FDI和垂直FDI，建立了一个分析跨国公司一体化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出口与FDI的选择问题。跨国公司一体化战略选择模型假定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两个同质的北方国家和一个异质的南方国家。赫尔普曼（Helpman）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最有可能从事FDI，它们在南方国家生产中间投入品并组装为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北方国家；劳动生产效率居中的企业从事部分FDI，它们在南方国家生产中间投入品，然后进口到本国后再组装为最终产品，随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其他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劳动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不从事FDI，在本国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然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其他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赫尔普曼（Helpman）、格罗斯曼（Grossman）和费金巴姆（Fajgelbaum）（2009）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探讨，引入了消费者收入异质、偏好异质和产品异质的假设，分析了这些情形下异质企业行为选择带来的不同贸易选择和福利分配。

综上所述，梅里兹（Melitz）创立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后经伯纳德（Bernard）、耶普尔（Yeaple）、鲍德温（Baldwin）和赫尔普曼（Helpman）等对该模型的扩展和延伸，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的重要理论依据，其基本结论是：具有生产率优势的异质企业倾向于出口，低生产率企业往往选择内销，最高生产率企业出口大市场，较高生产率企业出口小市场，异质企业的出口行为决策会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进而提高产业的生产率。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企业同质性的基本假定，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贸易理论延伸到贸易的微观基础——异质企业本身的异质性和行为选择，并结合国际贸易的固定成本，解释了出口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不同行为选择的原因，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当然，从梅里兹（Melitz）（2003）建立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算起，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仅10多年，理论体系并不完善，贸易壁垒、关税、补贴和贸易政策等影响异质企业行为选择的相关变量并没有纳入模型当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主要解释企业是否应该以及选择哪种方式（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或外包等）进入国际市场的国际化决策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很多企业的国际贸易行为并非发生在不同企业之间而是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内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为此，一部分学者根据20世纪90年代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从单个企业的组织选择问题入手，将国际贸易理论和企业理论结合在一个统一框架下，形成了企业内生边界理论。

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同样强调企业的异质性（技术先进、资本密集和组织制度完善等）在企业国际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最早起源于安特拉斯（Antras）（2003）的研究。关于企业边界有两个相对较为基础的模型，一个模型是将科斯（Coase）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应用在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中；另一个模型是采用格罗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莫尔（Moore）的产权分析方法。安特拉斯（Antras）（2003）对企业边界理论进行了创新，将格罗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莫尔（Moore）的产权分析方法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Kmgman）的贸易理论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不完全竞争假设和产品差异化假设下的企业边界产权模型来分析企业的国际经营一体化决策，模型中的企业会权衡国际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来决定是否采取一体化策略。企业边界产权模型显示：中间投入品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垂直一体化的方式对企业就越有吸引力，因此，资本密集型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将采取垂直一体化形式，而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将采取外包的形式获得中间投入品。所以，资本密集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主要通过企业内贸易解决，而劳动密集的中间投入品主要通过外包解决。安特拉斯（Antras）通过对美国进口企业和出口的研究分析发现，企业内部进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很大，企业内出口占美国出口的比例也很大，出口企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比进口企业更高，并依此得出结论：企业的异质性在企业国际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采用企业内贸易最重要的原因是降低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是出于保持技术垄断地位或管理优势的需要，以及规避风险和市场管制的需要。

在安特拉斯（Antras）（2003）研究的基础上，一批学者对企业内生边界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安特拉斯（Antras）和赫尔普曼（Helpman）（2004）构建了一个南北贸易模型来解释企业外包的选择问题，假定北方国家生产差异化产品，产业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是不同的，企业国际一体化战略是企业对企业边界的自发选择，基于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企业会选择是否通过一体化或外包来获取中间投入品：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采用内部一体化——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从南方国家获取中间品，较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采用外包的形式从北方国家获取中间品。安特拉斯（Antras）和赫尔普曼（Helpman）的南北贸易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着越来越集中的资本和技术垄断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一体化程度远远落后等问题。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2005）建立了一般均衡外包模型，在安特拉斯（Antras）和赫尔普曼（Helpman）（2004）南北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更多的解释变量，在不完全契约假设下分析国内外市场中间投入品的供给情况、每个市场的相对搜寻成本、一国合约制定和保护的环境等对于企业外包选择的影响。一般均衡外包模型的结论是：南方国家的发展以及产业内贸易的推进能够促进外包发展，但投资技术的改进对外包的影响不大，除非南方国家的技术改进速度比北方国家更快，南方国家法律环境的改善会增加来自北方国家的外包。安特拉斯（Antras）和赫尔普曼（Helpman）（2006）放松了安特拉斯（Antras）和赫尔普曼（Helpman）（2004）南北贸易模型的假设，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高生产率企业自我选择是否实行一体化或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进行外包，并决定在哪个国家进行。他们的研究发现：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存在不同的均衡点，并依次选择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进口国，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国际一体化，较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外包，契约制度的好坏也将对企业的国际化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安特拉斯（Antras）和考斯蒂诺（Costinot）（2009）把中介贸易商引入标准的两国产品的李嘉图贸易模型，构建了一个简单中介贸易模型，分析了中介贸易商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贸易过程中便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中介贸易商对跨国公司贸易模式选择的影响。

综上所述，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企业内部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对企业边界是如何影响贸易模式和投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企业内生边界理论的基本结论是：企业生产率差异使得企业可以进行自我选择，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国际垂直一体化，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同时，高生产率企业海外分支机构规模较大，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随之增加。安特拉斯（Antras）、赫尔普曼（Helpman）、格罗斯曼（Grossman）和考斯蒂诺（Costinot）等学者探讨了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边界战略选择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企业组织形式对FDI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分析了跨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对企业内贸易的影响，为研究异质企业全球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

伯纳德（Bernard）和詹森（Jensen）（1995）对美国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企业从事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相比，美国的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不同，出口企业规模都相当大、生产率较高、支付较高的工资、雇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较高。伯纳德（Bernard）和瓦格纳（Wagner）（1996）又对德国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德国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同样存在上述差异，异质企业的出口行为是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出口市场的国际固定贸易成本主动选择的结果。克莱里季斯（Clerides）、莱茨（Lach）和泰伯特（Tybout）（1998）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三国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伯纳德（Bernard）和胡（Aw）（2000）等对中国台湾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伊顿（Eaton）、考图姆（Kortum）和克拉马日（Kramarz）（2004）对法国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结论：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明显，出口是异质企业凭借较高生产率主动选择的结果。

安特拉斯（Antras）（2003）在对美国产业面板数据和国家面板数据分析中都发现，企业内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非常高。安特拉斯（Antras）（2003）还借鉴了卡森（Casson）（1979）、拉格曼（Rugman）（1981）、埃塞尔（Ethier）和马库森（Markusen）（1996）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配置在企业国际化决策中的作用。

伯纳德（Bernard）、詹森（Jensen）、雷丁（Redding）和肖特（Schott）（2009）利用美国企业贸易交易链接数据库［U.S.Linked/Longitudinal Firm Trade Transaction Database（LFTTD）］——该数据库把美国的单个贸易交易与美国企业对接，对于每一笔进口和出口的交易，他们观察了10位码的海关数据分类体系、运输商品的名义价值和数量、运输日期、目的地或来源国、运输模式及贸易伙伴的性质［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出口：持股10%以上的公司之间；进口持股6%以上的公司之间）］。他们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交易以及短期和长期等角度，分析了美国出口、进口的贸易边界。他们发现尽管从较短的时期（1年）来看，集约贸易边界在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变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从更长的时期（5年或10年）来看，扩展的贸易边界在贸易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时，通过比较关联方和非关联方贸易企业的数据发现：无论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还是跨部门的交易来看，集约贸易边界对关联方贸易的影响较大。此外，他们还考察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进口和出口行为，发现：尽管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扩展的贸易边界出现大量的变化，但是集约贸易边界的变化却是此期间出口下降和进口上升的主要力量；而且关联方的表现明显不同于非关联方，关联方的进口和出口的集约贸易边界增幅明显高于非关联方。

陈文芝（2009）利用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制造业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特性差异，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更大的规模、支付更高的平均工资，但是出口企业的人均资本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并没有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

李春顶（2009）研究了企业异质性国际化路径选择，将我国分行业企业数据指标与国外同行业企业数据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对比的结果表明：我国整体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不高，尚没有达到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生产率状况决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

总之，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并推动了其发展，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进一步应用到实践中，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和经验支持。

（三）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创新点

一方面，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界定了比较优势的新来源。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不同。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其基本假定是完全竞争和产品同质，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不同来解释国际贸易，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的产品生产成本的不同是一国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在完全竞争和产品同质的基本假设下，传统贸易理论缺乏对异质企业的研究，假设产业内所有企业是同质的，因此，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只能来源于产品生产率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不同，只能解释产业间贸易现象不能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在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基础上增加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产品差异性。新贸易理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设下，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产品差异性来解释产业内贸易，规模报酬递增和产品差异性成为比较优势的新来源。虽然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Krugman）的差别产品模型对企业的规模做出了限定，但为简化起见，其选用的是代表性企业，同样不考虑企业间的差异。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中，异质企业成为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新来源。新新贸易理论放松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关于同质企业的假设，其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和产业层面转向企业层面，以生产率差异作为企业的主要特征，从微观层面详细剖析了企业的出口和对外投资等国际化生产组织行为，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来源提供了新的解释。企业是否出口是异质企业在相似的外部环境下做出不同行为选择的结果，而影响异质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生产率、产品差异性和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不同国家的异质企业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产业内不同国家的异质企业也是不同的，因此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除了来自劳动生产率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外，也来源于企业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揭示了贸易福利的新来源。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福利来源于各国根据比较优势所进行的专业化分工导致的分工经济。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福利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性。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层面的贸易自由化是贸易福利又一个来源：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张或进入国际市场，以及低生产率企业的萎缩或退出国际市场共同促进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率。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所带来产品产量增加形成的贸易福利，新贸易理论注重研究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性，很少关注企业带来产业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证明，实施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优质资源向异质企业集中，会促进产业生产率更快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