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初是抱着保全性命的动机，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镇）投奔郭子兴的起义队伍的。后来在南下定远扩兵和攻取滁州的途中，听取冯国用和李士元（后改名李善长）的建议，萌生谋取天下的思想，并做出先拔金陵（今江苏南京）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取得天下的战略决策。但是，要实施这个战略决策，必须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调遣部队的绝对权力，并且拥有数量可观的船只，这是当时的朱元璋所不具备的。只有待到计取和州，朱元璋进入巢湖地区之后，他才逐步创造出这样的两个基本条件，从而将其战略决策付之于实施。朱元璋在巢湖地区五个月的活动，无疑是其势力崛起的一个重要节点，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
计取和州之前的起义活动
元朝末年，是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普遍激化的年代。朝政腐败，土地集中，赋役和地租征敛苛重，水灾、旱灾、瘟疫频繁发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1]，广大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纷纷揭竿而起，开展小规模的反抗斗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廷征发13万民夫去修治黄河，派遣2万士兵监工。民夫在官吏和监工的督促下从事繁重的劳动，“手足血流肌肉裂”[2]，怨声载道。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乘机进行宣传鼓动。他们提出“复宋”的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3]的不平等现象，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捕牺牲。刘福通等率众突围，于当年五月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主要有活动于江淮一带的以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和活动于江汉一带的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南方红巾军。另外还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都各自为战而又互相呼应，共同对元朝的统治发起猛烈的冲击。
在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正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俞某、曹某和潘某四人起兵响应，二月攻占濠州，并称节制元帅，组建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穷和尚朱元璋，前往濠州投奔郭子兴，充当一名普通的步卒。未几，得到郭子兴的赏识，被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郭子兴每次带兵出战，他都“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4]，立下不少战功。郭子兴常召与谋事，久之甚见亲爱，“凡有攻讨，即命以往，往辄胜，子兴由是兵益盛”[5]。郭子兴遂将养女马氏嫁给他，收他为心腹，军中称之为“朱公子”。
濠州红巾军的五个节制元帅，孙德崖与俞某、曹某、潘某的名位皆在郭子兴之上。土豪出身的郭子兴，认为他们都“起自农亩，性粗憨”[6]，从骨子里瞧不起他们，加上他性“素刚直，不屈人下”[7]，“每议事，独与四人异，四人多不悦，协谋倾子兴”。朱元璋多方调解，总不见效，“自是意愈不协，至相猜防”。九月，元兵攻破徐州，徐州红巾军首领彭大、赵均用率余众投奔濠州。“二人本以穷蹙来奔，德崖等四人与子兴反屈己下之，事皆禀命，反为所制”[8]。彭大颇有智术，专权自断，赵均用唯唯诺诺，事无主见。郭子兴瞧不起赵均用而厚待彭大，赵均用因此怨恨郭子兴，亲近孙德崖等人。孙德崖等四人遂与赵均用合谋，乘朱元璋率部外出征战之机，派人逮住郭子兴，关到孙德崖家里，准备偷偷将他杀掉。朱元璋闻讯，急回濠州，找彭大求救。彭大带兵包围孙家，朱元璋爬上屋顶，揭瓦掀椽下到屋里，把他解救出来。到了冬天，元兵包围濠州，几个起义军首领才暂时抛开嫌怨，共同抵御元兵的进攻。
濠州的几个起义军首领都缺乏远大的斗争目标，只图剽掠财物，据地称王。他们不仅互不团结，常闹摩擦，而且驭下无方，军纪败坏。郭子兴、孙德崖的队伍常“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9]，彭大、赵均用也“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10]，因此队伍很难发展壮大。朱元璋“心窃鄙之”[11]，觉得他们将来难成气候，决心另行组建一支守纪律、听指挥的队伍。至正十三年五月，元军解围他去，濠州转危为安。六月，朱元璋即返回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老家招募徐达等700人为兵，被升为镇抚，正式成为一名带兵的小军官。年底，他将这700人交给别的将领统率，自己带着同乡汤和与在家乡招募的徐达等24人，南下定远扩展势力。他因病中途返回濠州，康复后于至正十四年五月被擢任总管，六月再度南下定远。由于他“每遇敌，智勇奋出，身先士卒”，缴获的战利品，又“皆无取，辄令分给群下”[12]，颇得部众的拥戴，因而所向克捷，先后攻克定远县城及驴牌寨、横涧山、洪山寨等，收降几支地主武装，并“倡农夫以入伍”，“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13]。朱元璋从招募的农夫和收降的地主武装中挑选精壮男子万名，严加训练，“令知纪律”，同心协力，“以建功业”[14]，然后率领他们杀向东南，于七月间攻占滁州。
在攻略定远、滁州的过程中，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冯胜）兄弟与李士元等先后前来投奔。冯国用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李士元“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朱元璋令冯国胜带兵打仗，而将冯国用、李士元留置幕府充当参谋。冯国用献策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15]李士元也进言：“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16]朱元璋当初投奔起义，不过是“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17]，“罔知王业之事何如，不过苟全性命而已”[18]，听取他们的建议后，眼界大开，开始萌生谋取天下，推翻元朝统治，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思想。而要谋取天下，除了“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之外，还需“先拔金陵以为根本”，也就是攻取龙蟠虎踞的金陵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因为在敌强我弱而又群雄并立的形势下，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并逐一击败对手，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拥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进行持久的战争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从此，一个先拔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取得天下的战略决策，在朱元璋的脑海里开始酝酿形成。朱元璋深知，自己目前只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小军官，既没有一支听从自己号令的武装队伍，更缺少一支数量可观的船队，无法将这一战略决策付诸实施。但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积极创造实施的条件。
就在朱元璋攻打定远、滁州之时，彭大和赵均用、孙德崖等人已领兵攻占了盱眙、泗州。赵均用与孙德崖还趁朱元璋不在濠州之机，将郭子兴挟持到泗州。他们几次想杀郭子兴，但碍于朱元璋在滁州拥有几万兵马，不敢动手，就派人请朱元璋带兵去守盱眙、泗州，拟就近将他除掉。朱元璋“以二人粗暴浅谋，不可与共事，辞弗往”。不久，郭子兴所依靠的彭大，在同赵均用的火并中死去，郭子兴的处境更加险恶。朱元璋忙派人去见赵均用，劝他不要忘记郭子兴当初开门迎纳的恩德，恩将仇报；否则，一旦郭子兴遇害，其部众不服，他自己也将难以安生。赵均用这才改变态度，“待子兴稍以礼”[19]。朱元璋又派人贿赂赵均用左右亲信，让他们替郭子兴说好话，赵均用终于答应放他去滁州。
七月，郭子兴带领1万部众来到滁州，朱元璋将自己的兵马献出。他“阅上（朱元璋）所将兵3万余，号令严明，军容整肃，乃大悦”[20]。但仅过一个月，由于听信谗言，加上其子郭天叙、妻弟张天祐的挑拨离间，不能容人的郭子兴又疏远朱元璋，不仅将他身边的将校和幕僚调走，而且不让他带兵出战。有一天，竟将朱元璋囚禁起来，断绝其饮食，幸赖马夫人偷偷送去炊饼，才未被饿死。朱元璋处处小心谨慎，对郭子兴毕恭毕敬，马夫人还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孝敬郭子兴的正室张氏，郭子兴这才逐渐消除对朱元璋的猜忌。
十一月，元右丞相脱脱统率百万大兵在高邮大败张士诚，分兵围六合。此时六合在赵均用、孙德崖手里，他们眼看挡不住元兵的攻势，派人来滁州求救。郭子兴与赵、孙有隙，拒绝出兵。朱元璋从大局出发，认为“雄虽异处，势同一家”[21]，而且六合与滁州唇齿相依，六合在滁州东南，是滁州的屏障，不能不救，劝郭子兴说：“六合受围，无救必毙，六合既毙，次将及滁，岂可以小憾而弃大事？”[22]郭子兴这才答应出兵。但诸将慑于百万元兵的威势，无人肯领兵赴援。最后还是朱元璋亲自出马，带兵前往六合驰援。经过一阵激战后，他用计诱骗元兵撤退。
郭子兴眼光短浅，“无意远略”，见元兵撤退，就想在滁州据地称王。此时，反元起义刚刚发动几年，元朝的军事力量尚占优势，百万元兵还在高邮，一旦据地称王，树大招风，就会引起元廷的注意，遭受元军的围攻。况且，滁州的经济、军事、地理条件也不理想，不是个长期立足之地。朱元璋极力劝阻，对郭子兴说：“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23]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据地称王之事只好暂时放下，静待时局的变化。
计取和州，升任左副元帅
至正十四年底，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脱脱被罢官，围攻高邮的百万元兵一哄而散。自此“元兵不复振矣”[24]，各地起义军纷纷乘机出击。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率领的北方红巾军，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在亳州建立政权，定国号宋，纪年龙凤。随后遣使联络各地的红巾军，力图把周围的起义力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元朝的统治发动更有力的进攻。
随着斗争高潮的再起，郭子兴、朱元璋主动出击，向外发展势力。当时郭子兴的4万多军队困守滁州，粮食非常紧张，几个首领集议出击的方向。“子兴言计多失”，朱元璋“数谏之，子兴不听”[25]，他郁闷异常而病倒。郭子兴派人召他商讨出师的计策，他以疾辞。郭子兴再三下令召见，他才勉强支撑病体前往议事。郭子兴命他定计，他从先拔金陵以为根本的目标出发，建议南下攻取和州。和州东临长江，为“淮南要冲，江表藩蔽。渡横江（在和州东南）而出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长江东岸），济滁口而向金陵，则长江不固矣”，是“建康、姑孰之门户”[26]。要想攻拔金陵，就必须先拿下和州。他对郭子兴说：“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和州治所，元代称历阳）可图，然其城小而坚，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历阳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城池虽小却十分坚固，又有元平章也先帖木儿带领重兵把守，易守难攻。郭子兴问他如何计取，他答曰：“向攻民寨时，得民兵号二，其文曰‘庐州路义兵’。今拟制三千，选勇敢士，椎发左衽，衣青衣，腹背悬之，佯为彼兵，以四橐驼载赏物，驱而行，使人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和阳兵见之，必纳无疑。因以绛衣兵万人继其后，约相距十余里，俟青衣兵薄城，举火为应，绛衣兵即鼓行而趋，取之必矣。”[27]郭子兴点头称“善”，于是命其妻弟张天祐率领穿着庐州地主武装“义兵”青衣的3000士兵，派赵继祖冒充慰问历阳守军的使者，导之前行，命耿再成率领万名穿红巾军红色衣裳的士兵继后，浩浩荡荡地向历阳进发。
至正十五年正月二十一，张天祐率领的青衣兵到达历阳西南的陟阳关，当地乡绅误以为他们真是庐州“义兵”，携带牛酒出迎。张天祐带领士兵从他道就食，未能按约定的时间抵达历阳。耿再成带领绛衣兵走近历阳，见不到火光信号，以为张天祐早已进城而自己迟到，即率众直趋城下。也先帖木儿下令关闭城门，用飞桥缒下元兵出战。耿再成率部与战失利，自己身中流矢而退。元兵追击三十多里，到千秋坝已日落西山，只好收兵返回。这时，张天祐率领的青衣兵刚好赶到，急忙追击，一直追到历阳城的小西门。城上守兵慌忙拉起吊桥，青衣兵一拥而上，总管汤和举刀砍断其绳索，张天祐等乘机飞速冲过吊桥，登上了历阳城楼。也先帖木儿仓皇失措，趁着夜色弃城而逃。
耿再成战败后，他的士卒回到滁州汇报战况，谓：“天祐等皆陷没”，郭子兴大惊失色。接着，又传来“元兵且至，遣使者来招降”的消息，郭子兴更加恐慌，急召朱元璋商量对策。当时城中主要兵力已派去攻打历阳，守备单弱，朱元璋令“合滁三门兵于南门，使填塞街市”，然后让元朝使者膝行入见郭子兴。众士卒想杀掉使者，朱元璋说：“兵出城虚，若杀其使，彼将谓我怯，杀之以灭口，是速其来也，不如纵之归，扬以大言，彼必畏惮不敢进。”郭子兴依计放走使者，“明日，元兵遁去”[28]。
滁州虽然保住了，但郭子兴没有得到张天祐等已攻拔历阳的消息，又命朱元璋率领2000士兵前去收集溃散的士卒，并规取历阳。朱元璋在半道收集耿再成的败兵上千人，加上自己带领的2000人，合共3000人向历阳挺进。度越陟阳关后，“命诸将皆息，期初昏人燃十炬为疑兵”。待诸将歇息后，他径自带领镇抚徐达、参谋李士元及骁勇数十人前往历阳。日暮抵达历阳城下，才知道城池已被张天祐等人攻克，便派人传呼张天祐。张天祐等急忙打开城门，迎朱元璋入城，“明日抚定城中”[29]。不久，元兵来袭，从城西门越过护城河，转攻北门。朱元璋下令打开北门，纵兵迎击，元兵被挡在护城河前，遭到惨败，狼狈逃窜。朱元璋派人向郭子兴报捷，郭子兴擢升朱元璋为镇守和州的总兵官。
朱元璋虽然升任总兵官，但年纪轻、资历浅，驻守和州诸将颇不服气，他们仗着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年岁又比朱元璋大，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特别是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不仅年岁比朱元璋大许多，而且历阳又是他首先攻克的，对朱元璋更不服气。只有同乡汤和、徐达等人对他格外尊重，奉命唯谨，还有比他长14岁的李士元，尽力为他斡旋，调解诸将的关系。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密令人悉撤去厅事公座，唯以木榻置于中”。“及五鼓，诸将皆先入，上独后至。时座席尚右，诸将悉就座，唯虚坐末一席，上即就座不为异。遇公事至，诸将但坐视如木偶人，不能可否，独上剖决如流，咸得其宜，众心始稍屈服”。接着，朱元璋与诸将商议修筑城池的事，约定每人负责一段，限定三天之内完工。过了三天，只有朱元璋一段由徐达督工修完，其他几段均未完工。他拿出郭子兴的令牌，严肃地对诸将说：“总兵，主帅命也，非我擅专。且总兵大事，不可无约束。今甓城皆不如约，事由何济？自今违令者，即以军法从事！”[30]诸将自知理亏，惶恐不安，谁也不敢吭声，朱元璋的威信逐渐树立起来了。
驻守历阳的部队，除了朱元璋原先训练的队伍具有严明的纪律外，其他队伍的纪律都很差。历阳城破时，“暴横多杀人，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31]，闹得人心惶惶。在滁州投奔的儒士范常，对朱元璋说：“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32]朱元璋即召集诸将，宣布：“今城破，凡有所得妇人女子，惟无夫、未嫁者许之，有夫妇人不许擅配！”[33]然后将军中所掠的有夫之妇，全部释放回家。历阳的民心很快安定了下来。
元兵不甘心历阳之失，出动10万大军，想重新夺回这个战略要地。朱元璋指挥1万军队，坚守三个月。他不时用奇兵出击，元兵连吃败仗，伤亡惨重，到夏天解围他去。此时，和州发生严重粮荒，元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及地主武装“民兵”元帅陈埜先又先后派兵屯驻附近的新塘、高望及历阳东北的青山、西北的鸡笼山等地，扼住通往和州的各处要道，使历阳无法得到粮食。朱元璋亲自带兵向西北出击，招降鸡笼山的元兵，重新打通了粮道。附近的元兵攻打历阳，又被李士元率众击败。不久，元兵渡江撤往江南，和州这才转危为安。
濠州节制元帅孙德崖正为缺粮犯愁，得到朱元璋镇守和州的消息，率部前来就食。他将部队安置在历阳城外的民家，自己带着亲兵请求入城借住三个月。朱元璋见他人多势众，只好应允。几个妒忌朱元璋战功者，向郭子兴进谗，说他投降了孙德崖。郭子兴立刻从滁州赶来，责问朱元璋：“汝罪何逃？”朱元璋说：“诚有罪，然家事缓急可理，外事当速谋。”郭子兴问：“何谓外事？”他答道：“孙德崖在此，昔公困辱濠梁，某实破其家以出公，今相见宁无宿憾？此为可忧。”[34]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算是解除了对他的怀疑。
孙德崖得知郭子兴到达历阳，心里非常不安，决定率部移往他处。朱元璋担心有变，连忙让郭子兴做好防备，自己赶去见孙德崖，对他说：“今两军合处城中，而一军尽起，恐下人有不谐者，公当留后，令军先发。”孙德崖答应。待孙德崖的部队离城后，朱元璋与几个饯行者一起出城为孙德崖送行。刚走出二十多里地，传来郭子兴与孙德崖两军相斗的消息，朱元璋忙策马而返，半道被孙德崖的弟弟逮住。孙德崖弟弟原想把朱元璋杀掉，随后得知孙德崖已被郭子兴逮捕，这才未杀朱元璋。后来，他听从部下的劝告，放朱元璋回历阳，“子兴亦释德崖去”[35]，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郭子兴当初逮住孙德崖，本想将他杀掉，以报上次在濠州被囚之仇，不想朱元璋为其弟所执，只得作罢，因此“心常怏怏，忧闷致疾”[36]，在三月间不治身亡。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代领其军。“孙德崖欲统其军，子兴之子闻之，惧不能辩，乃以书递上代辩之。上方与元兵战，诸将闻上欲往，不悦，乃止。”此时，宋政权丞相杜遵素从亳州派来使者，让去人商议论功封帅之事。诸将问张天祐：“公度自能率众御元兵乎？不然，公当往。”[37]张天祐自忖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只得动身前往亳州，朱元璋在历阳带兵戍守，并出击西南诸寨，接连获胜，巩固了和州的阵地。
四月，张天祐从亳州带回杜遵素颁给的小明王檄文，册封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明太祖实录》记载此事说：“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38]《明史·太祖纪》照抄这段记载后，加了一句：“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39]。高岱《鸿猷录》则谓：“上曰：‘大丈夫宁受制于人耶！’却不受。郭某、天祐受之”[40]。一支队伍的三个头领，不可能两个接受小明王的封号，而另一个拒不接受，还可一起共同指挥作战。既然郭天叙、张天祐接受小明王的册封，朱元璋也应该是同他们一起接受册封的。再说如不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又怎么能使用其年号呢？谈迁《国椎》则记为：“公子（指朱公子元璋）见檄不受，曰：‘大丈夫不副人！’诸将曰：‘明公方欲渡江，举吴楚，兼瓯越，今滁和间已属我，不受宋命，生一敌也，缓急犹可倚。夫公方举大事，奈何彼示外耶？公子仅用其元纪年。’”紧接着这段记载之后，谈迁有段评论，曰：“诸家云，圣祖不受宋命，则何以用其元也？汉之初臣于义帝，唐之初臣于突厥，区区一命，亦不足累也。[41]”综合上述诸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朱元璋起初看到自己的封号位列第三很不满意，又担心接受册封后会受制于人，想拒绝不受。但郭天叙、张天祐主张接受册封，朱元璋考虑到“林儿势盛可倚藉”，背靠大树好乘凉，现在自己的队伍实力不强，四面受敌，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可以利用他的旗号来掩护自己，借助他的威望来号令群众，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于是就和郭天叙、张天祐一道接受封号，奉龙凤为正朔，以号令军中。《明太祖实录》《明史》的记载，显然是一种避讳之词。
朱元璋和郭天叙、张天祐接受小明王的册封后，在和州建立都元帅府。元帅府的三个元帅，都元帅郭天叙年轻没经验，右副元帅张天祐虽然年岁大，但缺乏智谋，优柔寡断，指挥大权便落到左副元帅朱元璋手里。和州的部队，大多数是朱元璋招募或招降来的，并经过他的训练，听从他的号令，加上他身边又有一批亲信的战将如徐达、汤和、耿再成、冯胜、邓愈等及谋士如李士元、毛麒、冯国用、范常等的支持，因此他虽位居第三，实际上却成了都元帅府的主帅。“是时三帅虽共府置事，运筹帷幄皆自上裁。将士乐战，军民倾向，权归于上矣。”[42]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后，他名义上是宋政权辖下的一员红巾军将领，“纪年称龙凤，然事皆不禀其节制”[43]，实际上已成为号令一方的首领。
收编巢湖水师，筹划横渡长江
数万红巾军在和州一住几个月，粮饷的供应非常紧张。四月，在打退元兵的几次进攻后，“和阳乏粮”，发生粮荒，“上与诸将谋渡江”[44]。诸将之所以欲谋渡江，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粮饷的问题，因为以集庆路（治上元、江宁，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产粮区，距太平不远的丹阳湖一带即以盛产大米而著称，攻占这个地区，粮饷供应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朱元璋欲谋渡江，除了解决粮饷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就是夺取龙蟠虎踞、形势险要的金陵，以之作为四出征伐的根据地，进而谋取天下。不过，当朱元璋把渡江的谋划告诉李士元时，李士元虽然非常赞赏，却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说：“我兵众而食少，舟楫不备，不足以争江左，利姑小俟之。”[45]他指出，朱元璋虽然已经拥有一支听从自己指挥调遣的部队，但和州当前缺粮，士兵吃不饱饭，无法打仗，而且只有步卒，没有水师，缺少舟楫，根本无法横渡水域宽阔的长江，劝他先放一放，等待时机成熟再说。
正当朱元璋与诸将为粮饷和舟楫发愁之时，巢湖水寨的红巾军首领派遣俞通海间道前来求援。
巢湖地区很早就受到白莲教的影响。后至元四年（1338）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与其门徒周子旺曾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起义，失败后周子旺被捕牺牲，彭莹玉“逃淮西”，淮民“争庇之”[46]。他便在淮西住下，有时也到鄂东、湘、赣一带，继续传播白莲教，从事反元活动。刘福通发动起义、攻占颍州后，彭莹玉也于至正十一年夏在江淮发动起义，其门徒金花小组与赵普胜（因善使双刀，人称双刀赵）、李普胜（又名李国胜，别号李扒头）起兵响应，“人多应之”。巢县俞廷玉与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父子“亦操戈起田间，从其徒李普胜”[47]。“李扒头据无为州，双刀赵居含山，聚众结水寨，俱称彭祖家”[48]。此外，庐州的左君弼也聚众响应彭莹玉。赵普胜、李普胜联合附近的廖永安和廖永忠兄弟、赵仲中和赵庸兄弟、桑世杰、张德胜、金朝兴、华高等起义队伍，并与左君弼遥相呼应，共同抗击元兵。后来，金花小组战败，赵普胜、李普胜、俞通海父子等退据巢湖，结为水寨，“拥众万余，船千艘”[49]，还有大量粮食，左君弼则“独据庐州”[50]，双方发生矛盾。赵普胜、李普胜、俞通海父子屡被左君弼“出兵窘之，诸将郁郁不得志”[51]。至正十五年五月，他们担心遭到左君弼的袭击，派俞通海从小道前往和州，向朱元璋求救，“乞发兵为导，使凡三至”[52]。
朱元璋接见俞通海，俞通海表示巢湖水寨愿“以舟师万余，粮数万石请降”[53]。朱元璋大喜过望，对徐达等曰：“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当即亲往巢湖，与诸将会面，并实地考察水道。巢湖诸将迎朱元璋登舟，他即率水师东出湖口，直奔铜城闸（今安徽铜闸）。但尚未入江，元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已调集楼船阻塞马场河口，挡住去路，他们只好退屯黄墩（今安徽运漕）。不料，赵普胜又“阴蓄异志”，不想归附朱元璋，“通海父子与李普胜及将军廖永安、桑世杰、张德胜、华高、赵馘倾心，密露赵机”[54]。朱元璋脱身返回和州，调集一批商船，装载精锐猛士，再到黄墩，指挥巢湖水师发起攻击，一举击败蛮子海牙，然后乘大雨过后江水暴涨之机，从小港汊纵舟而出。“敌兵退，（赵）普胜不敢图”[55]，只好随船队一起行动。蛮子海牙挥师追击，无奈楼船高大，进退不便。俞通海、廖永安、张德胜等人素习水战，操舟若飞，再次挫败蛮子海牙，纵舟进入长江，驶抵历阳。
巢湖水师的归附，使朱元璋获得舟师万余，不仅增强了军事力量，而且拥有了一千艘船只和数万石粮食，解决了“兵众而食少，舟楫不备”的难题，具备了渡江的条件。李士元即对朱元璋指出：“渡江此其时矣！”[56]朱元璋立即着手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
一是组织将士练习水战。在归附的巢湖水师船队抵达历阳之前，朱元璋即“遣人诱蛮子海牙军来（历阳）互市，遂执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令其教诸军习水战”。巢湖水师的船队到达和州后，“命廖永安、张德胜、俞通海等将之”[57]，继续进行操练。
二是确定具体的渡江作战方案。起初，朱元璋召集诸将商议时，“诸将咸欲直趋金陵”，朱元璋认为这样做过于冒险，主张先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太平（今安徽当涂），然后再攻取金陵，说：“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图也！”[58]他的这个决策无疑是十分确当的，因为太平“控据（长）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在和州南长江岸边，与太平博望山隔江对峙）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太平治所所在地）为必争之地。东晋以后，尝谓京口（今江苏镇江）为北府，历阳为西府，姑孰为南州，而南州关要，比二方为尤切，地势然也”[59]。采石的江面比京口的瓜州要狭，自古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占到十分之九。从和州东南渡江，攻占采石，然后占据太平，击败据守此地及附近的元兵，既控其咽喉，又解除后顾之忧，然后攻取金陵，犹如破竹之势，即可稳操胜券。否则，不攻占采石、太平，而直趋金陵，采石、太平的元兵在后追击，金陵的元兵在前堵截，两面夹击，胜负就难以预料。后来朱元璋率部渡江，正是按照他制定的这个作战方案进行，并取得胜利的。
三是制定攻占江南地区后实行“寨粮”“检刮”的政策。这就是朱元璋在至正十五年六月渡江攻占太平后公布的一项命令：“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战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征粮于民的制度。考虑到渡江之初，“地狭粮少”，军饷供应十分困难，朱元璋规定，“除守城军士，四十日支粮一次，准作一月口粮，出征军士不支，总兵官给榜，听与敌境远近乡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纳粮草供给”[60]。所谓检刮，也就是抄掠。当时由元湖广平章阿鲁灰召至淮西镇压起义的湖广苗军元帅杨完者，就是靠抄掠来解决给养，元廷不向他们提供军饷。他们把抄掠叫作检刮，“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所过无不残灭”[61]。朱元璋的这种检刮政策，就是从苗军那里学来的，但他限定，检刮仅适用于对付“攻城而彼抗拒”的军民，检刮来的财物包括粮食“听为己物”；如果对方投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不能再搞检刮，只能实行寨粮。这是为了惩罚拒不投降的敌军，并激励自己将士的斗志，使之“人人奋力向前，战无不胜”[62]。
一切安排停当后，朱元璋于六月初二亲率水陆大军万余人、大小船只千余艘，横渡长江，实施其攻占采石、太平，再取金陵的作战方案，从而结束其在巢湖地区的活动，迈出了谋取天下的关键一步。
结语
综上所述，自至正十五年计取和州，被任命为总兵官，到六月初二率部横渡长江，朱元璋在巢湖地区的活动时间只有五个月。但是，就在短短五个月里，他先是继续发挥其优异的军事才能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化解内部的矛盾，击退元军的进攻，巩固和州的阵地，获得广大将士的拥戴，在郭子兴病逝后顺理成章地代领其部，寻被宋小明王授为左副元帅，名义上成为宋政权辖下的一员战将，“然事皆不禀其节制”，实际上已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调遣部队的绝对权力，成为号令一方的起义首领。接着，他亲至巢湖接受巢湖水师的归附，又在原有的步卒之外，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和数量可观的舟楫。至此，朱元璋终于具备了实施先拔金陵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取得天下的基本条件，于是便率部横渡长江，攻取采石、太平，迈出了谋取天下的关键一步。朱元璋在巢湖地区的活动，可以说是他早期起义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其势力的崛起具有重大的意义。
（原载《巢湖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