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拙著《散叶集》梓行之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个别篇什是此前几个集子漏收的，将其结集出版，酝酿于2017年的金秋时节，故名《秋实集》。
本集收录的40余篇文章，按内容和体裁，分为三辑。第一辑“史事考论”18篇，涉及的全都是中国古代史，主要是明史的论题，既有史实的考辨，又有史事的论述。其中，《刘基死因考》《胡惟庸党案再考》《蓝玉党案再考》三篇，涉及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笔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竭泽而渔地搜寻资料，通过细致的排比分析，去伪存真，力图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揭示真实之谜底。《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一文，是近年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写成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我开始研究朱元璋。由于尚未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对朱元璋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独尊儒术，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振兴文教、移风易俗诸多举措，都笼统地把它们作为强化文化专制的手段加以否定，不仅撰写《论朱元璋的文化专制》[1643]的论文，而且在《洪武皇帝大传》一书中辟有《残暴的文化专制》专节，详加论述和抨击。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的日渐解放，我意识到，对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这种评价不够客观，有失公允。因此，在撰写《洪武皇帝大传》的增订本《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时，就删去了《残暴的文化专制》一节，而将其倡导尊孔崇儒及施行礼法之治、振兴文教、普施教化等一系列措施，分散在有关章节加以论述，予以适当的肯定。但在最后一章末节《一生的功过评价》中，还只专条论述其“推行教化，振兴文教，淳厚风俗”的功绩，没有只字涉及对其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的评价，可见对他复兴传统文化之举的评价仍是有所保留的[1644]。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传统文化的价值日益凸显。笔者进一步认识到，朱元璋针对元朝统治者施行“内蒙外汉”、蒙古文化本位之基本国策，把儒学与儒士边缘化，压制与阻滞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重拾华夏文化的传统，大力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并辅之以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普施教化、移风易俗等措施，使传统文化开始全面走向复兴，他的一系列举措还被后继者作为“祖训”加以沿袭，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并且渗透到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当明朝的统治被大顺农民军推翻之后，入关的清朝统治者虽也坚守满族文化，并对广大汉族施行民族压迫，但实行的却是“外满内汉”的基本国策，儒学的独尊地位并未改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仍在缓慢而曲折地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决策及其相应的措施，我们看到的传统文化未必就是现在的面貌。所以，对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基于这种新的认识，2017年笔者推出《朱元璋传》一书，便将尊孔崇儒、振兴文教、施行教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作为朱元璋登基称帝后的四大历史功绩之一，充分加以肯定[1645]。随后，又结撰此文，对朱元璋的这一历史功绩展开全面系统的论述。第二辑“序言书评”18篇，除一篇是为家乡的陈氏族谱所写的序言之外，其余全都是为史学界同行或学生的论著所写的序言或书评。我认为，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有独到的创新之见的论著，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应关注本学科同行和相邻学科的研究状况与学术成果，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因此，凡有学生或同行邀笔者为他们的论著撰写序言或书评，我都未加推辞。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其学术成就特别是敢于突破前人成说的创新之见，同时也适当指出其缺陷与不足，冀其能更上层楼。第三辑“其他杂叙”10篇，内容较杂。《与中学教师谈论文的写作》是应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分社副社长李洁之约而写的。此前，我曾为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做过一个如何写作史学论文的报告，学生反映不错，认为对他们学习论文的写作很有帮助，有学生便整理出一篇简要的记录稿，放到历史文化学院学生会的网站上。李洁见到网上的这篇记录稿就找到我，要求笔者加以整理扩充，在前头加上一小段，论述中学教师在教学之余，应该搞点学术研究，交给他们的《课程·教材·教法》发表。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将稿子整理完毕，她带回编辑部送审。主编郭戈非常欣赏，把它作为特稿，发表在该刊2017年第8期。《猪见糠，喜洋洋》《从兴王世子到大明皇帝》两篇，记述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和明中期嘉靖皇帝的家世、藩邸生活及登基继统的过程。《怀念韦庆远教授》与《无尽的追思深切的怀念》两篇，记述笔者同韦庆远、张海鹏两位同行挚友的情谊，表达了对他们的无尽追思。最后的一篇附录，是中国文化报社记者对笔者的采访记录，反映了本人对朱元璋生平事功的看法。
书中的文章绝大多数此前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只有《从兴王世子到大明皇帝》是未曾发表的手稿。20世纪的90年代，我在《洪武皇帝大传》出版后，曾拟撰写一部嘉靖皇帝的大型传记，并草成开头的第一章《从兴王世子到大明皇帝》送某出版社审读，他们看过之后表示将来书成可予出版。我主张，撰写明代的人物传记，不能仅靠实录、正史和几本野史笔记的记载，而应全面搜寻当时的文集、方志以及相关的史籍，竭尽所能地穷尽所有的资料，再经过缜密的考订，细致的分析，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进而准确地把握传主一生的活动轨迹和思想变化，写出一个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不能仅限于记述传主个人的活动，还应写出当时的时代风貌与诉求，反映传主活动与时代风云的互动关系，说明他如何回应时代的诉求，是推动还是阻滞历史车轮的前进，对其是非功过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嘉靖皇帝在位时间仅次于万历皇帝，长达45年，许多大臣和文人的奏疏、文集都还存留于世，还有数量繁多的各种史籍。20世纪90年代，这些古籍尚未大量校点或影印出版，人们只能到各大图书馆去査阅、摘录。正当我拟出计划，准备系统地查阅这些史籍时，校党委组织部找我谈了三次话，要我出任历史系主任，主持创办“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我推辞不掉，只得走马上任，挑起这副担子。整天杂务缠身，系统查阅嘉靖朝古籍的计划只能搁置一旁。待到卸下系主任的担子，又忙于《黄河传》的写作和《洪武皇帝大传》的修订。此时，市面上除了已出的一部《嘉靖皇帝大传》外，又相继出现两部嘉靖皇帝的传记，我对嘉靖传的写作兴趣因此锐减，进而决定放弃。嘉靖传记的写作计划终于化为泡影，仅留下开篇第一章的手稿。现在拣出一读，回想这段经历，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欢愉，也有苦涩，更有遗憾，故将此文收入集子，作为这段经历的纪念吧！
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杰和编辑部主任杨彦玲，因约请笔者撰写《朱元璋传》而相识。她们不仅工作认真细致，而且待人热情诚挚。当我提出出版这部《秋实集》时，她们慨然应允，令我十分感动。书稿发到出版后，责编梁素娟又花费不少心血，认真细致地作了编辑加工。在此，谨对她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集子里的文章因为写于不同的时间，发表于不同的报纸杂志，注释的格式纷繁复杂，有页下注、篇后注，还有夹注，这次整理结集，一律改为页下注，并删去文章开头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但各篇文章征引的有些资料虽出自同一部古籍，使用的却非同一版本，因为这些古籍有许多是在图书馆査阅的，经常会遇到你这次查阅的是这个版本，过些时候这个版本让别人借走了，你只能查阅另一个版本的情况。这次整理文稿，各篇文章征引古籍所注的版本一仍其旧，不加统一。
陈梧桐
于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西路书斋
2018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