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湖北省乐园公社创办农村合作医疗

追随老师坚定不移推进农村合作医疗

我叫李兴成，1966年我14岁，刚上初中，我们大队召开群众会，我的父母参加了会议，庆祝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合作医疗正式开业。当时我们每人每年交1元钱，以后每次看病吃药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我们当时非常高兴，因为再也不会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而犯愁了。1968年12月初，听到大队通知，要所有村民4日晚上注意收听广播。当时村民们非常高兴，都相互转告，说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得到毛主席的批示，《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都要报道我们乐园的合作医疗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广播。没过几天就通知我们到大队参加庆祝会，会上学习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乐园合作医疗的文章《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当时我也参加庆祝会了。

1969年1月，大队通知我到大队卫生室上班，我当时初中还差半学期毕业，可是卫生室等着要人，我只好放弃最后半学期来到卫生室。一到卫生室，大队安排我跟随覃祥官学医，跟随廖玉阶学药。

我进卫生室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我们杜家村大队是乐园公社合作医疗试点村，是最先开始办合作医疗的。其余5个大队都是1967年才开始办的，乐园公社又是全县合作医疗的试点。我的老师覃祥官原先在联合诊所当医生，1966年参加县卫生学校进修回来以后，为了响应乐园公社推行合作医疗的号召，与大队党支部书记覃祥成商定，设立大队卫生室。他回大队当医生，不拿工资，和村干部一样记工分。实行“三个一点”的办法：即大队积“一点”，群众凑“一点”，不足的部分卫生室自己种药材补“一点”。管理办法归纳为：“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三土（土医、土药、土洋结合）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群众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药费在合作医疗基金里报销”。确定好后，大队迅速组织干部群众筹集合作医疗基金，干部带头集资，社员群众积极参与，没有几天就筹集到400多元，大队从公积金中拿出部分资金购买了药柜和器械，并分给卫生室半亩田种植药材。合作医疗于1966年8月正式开业。

我最初主要跟随廖玉阶学药。廖玉阶是一位老医生，当时就已快80岁了，一直卧病在床。我一边跟他学药，一边照顾他的起居。约两年后，廖玉阶因无人照顾，就到恩施建始县与他儿子在一起居住了。卫生室就只剩下覃祥官和我两个人。由于确实忙不过来，后来村里又新增加一名女同志叫黄家秀。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乐园合作医疗以后，全国各地到我们这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969年2月，武汉空军医疗队来我们乐园巡回医疗，支援帮助我们，并开办了培训班，大队安排我去学习了3个月，使我学到了不少医学理论知识，医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覃祥官是远近闻名、有口皆碑的好医生。在跟随覃祥官学医的这几年中，我受益匪浅。在他身上我不仅学会了医疗技术，而且我懂得了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务人员，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五保户”覃菊香，与老师非亲非故，但老师经常把她的身体健康放在心上。一次覃菊香得了重感冒，老师在她床头守护了几天几夜，直到老人好转才离开。

那个时候，条件很差，没有公路，不管去哪里全部靠步行。老师有时一天出诊好几户人家，到晚上还顾不上吃饭。有一天晚上，他刚出诊回家，端起饭碗要吃饭，听说社员覃发望病重，他把碗一丢，一路小跑来到病人家。只见病人面色蜡黄，嘴唇青紫，脉细欲绝。老师赶紧取下出诊包，给病人注射了急救药，喂服了中药，并用火烤暖了病人的手脚，直到半夜病人清醒后，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没有吃饭。第二天清早他又赶到病人家中，查看病人恢复得怎样了，这让病人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老师创办合作医疗，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后，他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后来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去菲律宾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区域会，还先后出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卫生局副局长。他的地位变了，但他那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本色没有变，只要一回村就坚持在杜家村卫生室上班，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级组织照顾，给他恢复国家医务人员身份后才到乐园卫生院工作。1993年退休后，他又回到他的老家杜家村，2008年因心脏病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

我认为老师一辈子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他的这种坚强信念深深地激励了我。后来合作医疗受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冲击，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老师经常鼓励我，和我一起想办法，最终把合作医疗坚持下来了。合作医疗创立之初，基金收缴还比较容易，但到后来，就诊病人越来越多，基金入不敷出，往往一个病人就把全年的基金用完了。1983—1989年，农民共交合作医疗基金10 807元，药费开支13 896元，收支相抵，累计超支3 089元。超支的缺口怎么办？我们主要采取4个办法：一是，经营好2亩药田，我们种植了党参、黄柏、当归、独活、芍药等，可增加一部分收入。平时我们只要有时间就到药田劳动，曾经成功栽培藏红花、杜仲、厚朴、枣皮、丹皮等20多个品种，20多年累计收入近5 000元。二是，我们经常上山采药，自己用不完的可卖一点赚一些钱。三是，凭借我们的技术吸引外地病人来看病，来增加卫生室的收入。四是，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经常把大队付给我们的劳务报酬补充到合作医疗基金中。我们用这4笔收入填补缺口，略有些节余。要做到这一步，如果医务人员没有责任心、没有奉献精神和吃苦的精神是很难办到的。

1990年我到卫生所工作后，村卫生室又增加一名年轻同志——李发丛。卫生室医生一直保持在两人以上，能够满足全村的医疗需要。这些措施使我村合作医疗一直坚持到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在合作医疗进入最低谷的时期，全县仅我们杜家村一个村仍在坚持办合作医疗。就是凭着一颗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把合作医疗办好，乐园合作医疗这面红旗才能够永远飘扬，这也是我跟随老师学艺获得的最大收获。

全程见证合作医疗创办

我叫钱继文，是1965年跟随肖光照开始学医的。1966年2月，原县卫生局下派工作组到乐园公社，准备在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试点。1966年8月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第一个试点在杜家村大队创办成功。公社决定其余五个大队必须在1967年1月开业。当时我被安排到大队卫生室开始筹办合作医疗。我们当时主要推广杜家村的做法，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积金中人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经过认真的筹备，合作医疗成功开业。

1968年12月，接公社通知，12月4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报道，要求组织全体村民听广播。我们大吉岭只有生产队保管室才有广播，那天下午，我们都来到保管室，当时，村民们都非常激动，后来大队又召开庆祝会，集中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文章。

从此，我们大吉岭变得热闹起来，经常要接待外地来学习的参观人员。记得1969年武汉空军医疗队到我们这里搞巡回医疗，还办了两期培训班，我参加了第一期。我不仅学到了解放军的好技术，也学到解放军的好思想好作风。由于来乐园公社参观的人员越来越多，县政府拨款在我们大吉岭修建了招待所。

我以前跟随老师主要是学的中草药治病方法，在培训班里我又学到不少现代医学知识。我从培训班回来以后，与公社卫生所医务人员一起，参与研制中草药的膏、丹、丸、散，获得成功。我们大吉岭卫生室后来成为全公社中草药改革剂型、开发中草药资源的科研阵地。

我行医五十余年，一直在大吉岭这一带。我对当地的村民都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也十分信任我，我也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他们还给我送来了锦旗。合作医疗也确实为广大农民解决了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合作医疗要长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村民每年集资1元，村集体公积金解决一部分，但数量非常有限，合作医疗基金经常出现缺口。为弥补基金缺口，我们经常上山采药，每次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吃干粮、喝山泉。后来我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了，也就很少上山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合作医疗很难维持下去，农民来看病我们只能减免部分劳务费，药费需要他们全部自己出了，那个时候整个乐园公社就只有杜家村一个村仍在坚持。这也说明，合作医疗必须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