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机制

1.生产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的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实际上指的就是生产方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也分析了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生产其他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因此，经济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的转型也要变革生产方式本身。生产合力是由生产资料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组织形式共同构成的，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也要围绕这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如何变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需要支出体力和智力，因此，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提高包括劳动者的身体机能增强和技能技巧提高。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因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因此，变革劳动者更多的是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智力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因此，向劳动者传播科技创新成果，普及科技创新知识，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是如何变革劳动资料。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可见，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主要以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常常伴随着生产工具的重大变革。生产资料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中介，相当于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实质上是智慧的物化，而智慧的变革要依赖科学技术，因此，生产工具的变革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一定的技术，自然资源和人的劳动就处于分离状态，就不可能进行生产，也不可能有产出。因此，生产资料的变革需要加强技术的创新。

再次是如何变革劳动对象。马克思指出：“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人的劳动而发生形式上的变化情况下才是原料。”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深入开发和利用使劳动对象范围扩大、对已有资源新用途的开发以及对废弃物的重新循环利用等，都是把劳动对象变成生产原料的劳动。这些劳动现在单凭劳动者的体力已无法完成，因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不仅使人们对天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加充分有效，而且还能研制出自然界未曾有过的新物质品种，如新型的人造材料、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形成新的劳动对象。因此，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都必须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最后是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劳动组织形式在现实中常常以制度形式存在。在经济实践中，生产要素的结合以及生产要素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与经济资源的配置，不仅需要技术支持，而且需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一定的社会关系又取决于或直接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安排。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指出，不断进步的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种潜力，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要使技术得到有效和广泛的利用，并使技术本身的进步通过这种利用而受到激励，必须进行制度和思想意识上的调整。制度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是指经济制度，微观则更多地表现为企业家精神。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把企业家看成是敢于创新、敢冒风险的利润追求者，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往往就意味着“企业创建的精神”。当经济制度一定时，企业家的洞察力和魄力决定了企业的发展状况。影响企业家出现的因素，除了共同的基础文化之外，还必须具有适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制度环境。近几十年来，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已证明，只有具备适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企业家阶层才有可能涌现。为了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首先，应该着眼于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开放和宽松的创业环境，并创造更多的机会；其次，政府应该对创业者给予扶持和鼓励。伊特仲尼指出，企业家对社会变革的贡献程度，反映了社会本身赋予他们合法性的程度。社会对他们的需求量越大，对发挥企业家功能的资源配置量越大，企业家要素的供给就会越大。因此，要对创业者进行扶持和鼓励。此外，企业家群体的出现，还要求提供一种鼓励竞争、冒险、创新、敬业、追求成就感，以及容忍个性化意识和行为等的社会经济环境。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成为根本动力

马克思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为例，说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从而引起社会革命。马克思指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成果，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暂时性的和历史性的，这也就决定了生产关系必然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社会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在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时，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关系上，而应更加重视生产力这种根本动力的作用，要研究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什么样的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怎样发展生产力才能使其更具活力。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具有前瞻性的思路。

3.其他要素

马歇尔（Marshall）认为，经济发展是渐进的、演化的和连续的。经济进步有时虽然会因为政治上的变化而停滞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绝不是突然的。并且，他认为应该通过经济发展过程的纵向“涓流效应”和横向“扩散效应”，将经济发展的利益惠及社会的全体成员。马歇尔是最先把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学家，他论述了组织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他非常重视资本积累、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最有力的生产力。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经济自由。而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自动机制，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解决的。凯恩斯（Keynes）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未必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他强调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哈罗德（Hardd）和多马（Domar）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力图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的分析。他们两人的基本结论是相似的，即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假定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索洛（Solow）和斯旺（Swan）等人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加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会使经济有可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的轨道移动，说明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源泉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产业演进、经济周期发展的根源。舒尔茨（Schultz）、明赛尔（Mincer）和贝克尔（Becker）等经济学家阐明了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并特别研究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他们深入分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经济的影响，并测算了其影响的程度。保罗·罗默（Paul M.Romer）、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等人的新增长理论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以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程度所体现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对经济政策这种外在动力的研究进入了实证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