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三

吕景山，我的学长。针灸走向世界的潮流，把我们从山西、上海推到一起。1964年，为给援外医疗队储备人才，国家卫生部委托北京中医学院举办针灸培训班，召集全国各地18名针灸医师进行强化训练。我和景山为此相处近1年。景山长我二三岁，待人处事较我沉稳，临床诊疗比我经验多。他努力继承传统经验和追求学术创新的治学精神，给了我积极的影响。我们都怀念这一段学习生活，珍惜在那时凝成的友谊，也深切感谢授课和指导临床的教师程莘农、杨甲三、贺普仁、陈佑邦、谢兆丰、姜揖君、肖友三和周汶等先生。

光阴荏苒，37年如白驹过隙，我俩从风华正茂的“新秀”变成满头染霜的老学人，逐渐淡出针灸学术界的主流舞台。但是，壮心未已的景山，仍手不释卷，执着于“对穴”研究。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后辈已成长起来，成为新一茬针灸学人。今年8月，我赴太原出席为纪念《中国针灸》期刊创刊20周年而举办的“回顾与展望——新世纪针灸发展研讨会”，很高兴地见到山西省针灸研究所医师、景山之女吕玉娥，她向我出示她编著的《吕景山对穴》书稿，并邀我为该书作序。基于上述背景，我怎能推辞！况且，我早就赞赏景山的研究工作。199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福建科技出版社推出《中国中医药50年》，在此书“针灸学”章中，我专门对景山的“对穴”研究做了介绍：“吕景山将临床常用腧穴的配伍经验进行整理，出版《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该书收集对穴223对，着重论述两个腧穴配伍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和升降相承等作用。‘对穴’之说，古未立论，仅见各家医籍零星记载。针灸对穴经验的归纳是一个尝试，对临床治疗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如今，女承父业，吕玉娥医师在此经验集基础上，将其父多年研究对穴之心得，进一步整理、扩充，以发展对穴经验。它让我看到新的希望。

从《针灸对穴临床经验集》问世，上溯至此前不久的吕氏著作《施今墨对药》，不难追寻到景山对穴学术发展的脉络。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中，他明显地受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学术思想的熏陶和启迪。在1961年毕业实习时，经其师祝谌予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首任教务长、施老之婿）的力荐，他得以侍诊于施先生左右，聆听教导，总结施老应用对药的丰富经验。随后他边读书边临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积累经验，历经多年提炼，终于完成《施今墨对药》一书，这为他研究对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肥沃的学术土壤提供的机遇，加之个人悟性和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造就了吕景山。这对当今针灸界局部地存在的期望一蹴而就的浮躁学风，不啻为一种有益的诫示。

显然，对穴之“对”者，具有两个含义，其一乃成双、配对之谓，这是形式，是外在表现；其二寓“互相”之意。这是关键，是实质所在。它揭示了对穴组成，绝非随意的简单的“拼盘作业”，而是基于相配两穴性能上“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开阖相济、动静相随和升降相承”的有机联系。这提示，以成双形式表现的穴位配伍，未必就是对穴。只有当它们符合上述条件时，才能被视为对穴，正如俞募、原络和八脉配穴等所提供的传统规范那样。对穴治疗作用也非配对两穴机械的相加或相减，这正是“成”“济”“随”“承”所达到的效果。

对穴组合所依据的两穴间的相互关系，是以长期临床观察、经验积累而提炼出的穴位性能为基础的。本人以为，对于穴位功能更深刻的了解和表述，应逐步过渡到以临床和实验观察相结合研究的科学结论为基础。现代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不同组合的对穴被同时刺灸时，两穴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原理。

实验（不仅动物实验）是比临床观察更为深刻的研究行为，更高一级的科学研究方法。只有深刻把握了上述规律和原理，对穴组合及其研究才会更为深刻和系统。江山代有新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个艰巨的任务将主要由吕玉娥们及其后的针灸学人去完成。我有信心地期待这一目标的逐步实现。

针灸学是一门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学科，要研究一系列针灸效应发生发展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因为制约针灸效应的诸多因素，构成了许多关系问题，如针灸效应与人体反应性（包括阴阳虚实状态、个体心理素质差异）、穴位特异性、针灸术式（包括刺灸时机和相关参数、不同针刺或灸术与穴位之间的关系等），针灸与并用的药物，其他还如经络现象与经络气血、腧穴结构与功能、穴位病理反应点与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等，阐明这些关系，有助于不断改进针灸疗法，提高疗效。本人以为，从这一视角考察，似可把针灸学视为“针灸关系学”。

对穴是针灸治疗配穴方法之一，但《吕景山对穴》视角独特，言人之所未言，填补了腧穴配伍文献的一个空白，丰富了针灸穴位处方学的内容，同时也提出诸多留待探索的课题。此书的出版，象征着对穴学术薪火传递新的一棒已交给了吕玉娥们，愿他们继续求索，努力奋进，期望中医·针灸学术与时俱进，人才辈出，一代更比一代强。